第88节：“中间地带”的革命(88)

　　7 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详细地说明了他的考虑。他说：“自
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
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在华北已占据了四年，对大
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整，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
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每枪平均只有二十发，机关枪极少，炮则
更少，爆炸的黄色火药亦得不到”。因此，“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
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
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那（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
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取孤
注一掷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最大可能帮助苏联致周恩来
电》，1941年7 月15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第651 —653 页……

　　在这里，毛泽东对配合苏联作战问题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那就是，不论日
军攻苏与否，中共都不可能在军事上采取作战行动予以牵制。毛泽东明确指示各
地领导人说：“如日冒险攻苏，我之方针并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统一战
线，军事上在武器装备未改变前仍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时期的游
击战争。”因目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
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伤元气，于我于苏均
不利”《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 月
18日；《毛泽东关于自卫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致黄克诚、刘少奇电》，1941
年7 月30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第654 、656 页……

　　在这里，毛泽东和以往历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区别之明显，一目了然。他显
然没有把苏联的存在看成是中国革命存在和成功的前提，更不认为苏联才是自己
唯一的祖国。

　　毛泽东并非不关心苏联的死活。毗邻的苏联的存在对于中共革命意义之大，
没有哪个共产党人不清楚。仅仅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就一次性地得到了
莫斯科提供的100 万美元的援款。就已知莫斯科自1936年底至1945年抗战结束的
档案文献记载，在此期间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无偿援款应不少于500 万美元。转
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
年第1 —2 期。这种无偿的、每次需要申请的临时性的援款，虽然不及苏联政府
给国民党政府的贷款的数量大，也不像过去按预算逐月提供经费那样解决问题，
但是，它的象征性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清楚地表明，苏联无论多么需要蒋介石
领导中国进行抗日，但它终究还是无法相信蒋介石，而必须支持和寄希望于中共。
毛泽东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也深信中共革命本身的发动和任何一种进展，都离不
开苏联的援助。但问题在于，在他看来，无论苏联多么重要，和中共自身的利益
相比，苏联的安危都是第二位的。一方面，苏联即使在对德战争中会遭遇到失败，
相对于苏联深厚的国力和广阔的领土，再加上英苏结盟和美国参战，最坏也不过
就是“变为长期战争”，“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应
取长期斗争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 月18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第654 页。；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和日本两个强大的对手，弱小的中共如
果遭遇失败，那就注定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然而，如果苏联都要靠英、美的帮助才能摆脱困境，那么它还能有多大可能
来顾及中国呢? 事情是再清楚没有了。

　　博古揭发，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明令不能让毛泽东进入书记处

　　随着1940年秋天以后同共产国际发生意见分歧，经过皖南事变仍未解决，再
到苏德战争爆发，为了援苏问题与苏联发生矛盾，这迫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党内
路线问题，以调整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和苏共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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