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童年和少女时代 我对童年最早的记忆是父亲的工作台。那上面有许多型号不一的盒子,里面放 着各种形状的铁钉和木钉。 我喜欢把那些钉子重新整理,放到不同的盒子里。工作台不大,挂在两边的锉 子、凿子和其他工具总是吸引着我的注意力。 我坐在一张长凳上,在父亲身边注视他,看他敏捷地做着活计。我特别爱看他 为富家小姐做漂亮的鞋子,因为每一双都是定制的。他会调整好每只鞋子的楦头( 每只都不一样) ,加一块皮做双比较大的鞋子,或是剪掉点皮做双小点的。他主要 靠为农民制作工作靴谋生。 农民穿着这鞋走进泥泞的田地劳作,鞋子必须牢固耐用。父亲每做一双鞋,得 到的报酬并不多,但这活儿也并不太费时间。 每当给那些农民做牢固的工作靴时,父亲都要用木钉。而我更喜欢看他做漂亮 的女式鞋。那些鞋的鞋底都是手工缝制的。从准备工作开始,我注视着他的每个步 骤。先是给线上蜡,让线更细更硬,然后父亲就开始缝了。他原先用嘴衔着几个木 钉以节省时间,现在可以让嘴巴解放,放声歌唱。他很爱唱歌,声音非常好听,调 子也挺高。有时候他也会一边工作一边给我讲个故事。 那动人的歌声,尤其是精彩的故事,直到今天仍然在我耳边萦绕。有个故事是 关于一个吝啬的富人的:“在那些日子里有个规矩:每个犹太人,即使并不富裕, 只要有能力,都应该在星期五晚上邀请一个单身的青年到他家里共进安息日晚餐。 星期五早上,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去‘米克瓦’(希伯来语”MlKVAH,犹太人的澡堂, 做宗教性洁净仪式的场所。)——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这星期洗的惟一一次澡。 在‘米克瓦’,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人人一丝不挂,就像‘按照上帝形象’被 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一样(根据《圣经创世记》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出来 的。)。一天,两名年轻的经学院学生在‘米克瓦’遇见了,一名对另一名说起一 个富人,提醒他说虽然那家伙是城里最有钱的人,但也是最小气的。他应该对此有 所了解,牢牢记住,这样当他们请他喝鱼汤吃‘哈拉’(希伯来语“HALLAH”,安 息日食用的一种精面粉做的面包,呈麻花状。哈拉和鱼汤是安息日正餐常见的普通 食物。)时,他就应该抓住机会拼命多吃,因为主人不可能再给他这样的客人吃其 他什么东西。 “在‘米克瓦’,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人知道谁是谁,因为大家都赤身裸体。 正巧,他们提到的那个吝啬的富人就在他们俩身边,背对着他们洗澡,两人的对话 他一字不落都听到了。他对这种有辱他名声的传言非常恼火。很快,他就冒出一个 主意,他知道该怎样教训那个年轻人了。 “星期五年轻人来了。富人说着‘安息日平安’,邀请年轻人和他自己的家人 一块儿入席。主人的妻子蒙住脸,点燃了蜡烛(在安息日到来之前,家庭主妇点燃 安息日蜡烛。因为安息日不能点火灭火,所以这支蜡烛要燃烧一整天。)。主人给 年轻人倒了酒,吩咐给他上鱼汤和‘哈拉’。想起在‘米克瓦’听到的忠告,年轻 人掰下一块‘哈拉’蘸了鱼汤。他吃完一个‘哈拉’,新的便上来了。一喝完鱼汤, 乖巧的女仆又给他盛了一碗。年轻人不停地掰下‘哈拉’蘸着汤吃下去。他活像一 头喂饱了的肥鹅,坐在椅子上动也动不了,肚子胀得像个气球,随时都可能撑爆。 当他坐着休息时,有个女仆端了一锅鲜美的鸡汤从厨房里出来,后面跟着个端烤肉 的仆人,香气扑鼻。年轻人垂涎欲滴。紧接着又一名女仆端上一盘他从没见过的布 丁。他张大了鼻孔咽着口水,但再也吃不下了……” 还有个故事:“有个穷困潦倒、上顿不接下顿的人总是梦想着他最向往的食物 ——面条和奶酪。他是那么想吃,哪怕一辈子只有一次。一天他做了一个梦:他面 前有一碗堆得高高的面条,上面盖着亮闪闪的黄油和奶酪。他拼命吸着那香味,舔 着嘴唇,看他面前那个碗变得越来越大,充满了整个房间,整个院子,直到他的眼 里只有他最爱的面条。他站在这美味前,却一口也吃不了,因为他没有叉子。于是 第二天睡觉之前,他特地拿了把叉子上床……” 我们听父亲讲那些丰富多彩的故事,甚至比读《平安降临你们》(用意第绪文 编辑的犹太故事集。)还要早。 那些日子里,我们经常经济拮据,真正尝到了饥饿的滋味。母亲辛勤地工作着, 事实上成了这个七口之家惟一的生活来源。她总是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敞开家 门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朋友。她对我们的养育充满了爱心、温暖和无私。尤其当父亲 生病的时候,母亲的生活更是无比艰难。父亲患有溃疡,常常引发剧痛。发作的时 候他工作得少一些,但他仍然非常痛苦,他在工作台前坐着,坚持几小时,一阵疼 痛便会再次袭来。他常常被迫中断工作,休息一会儿。我见过父亲忍受这样的痛苦, 对他的性格十分钦佩。每当疼痛过去,他就会回到工作台前,重新打起精神,哼着 歌继续干活儿,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母亲也默默地辛勤工作着。外人对我们家的事,包括经济上的窘迫都一无所知。 有些年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身衣服。母亲在家干完活后也得不到休息,她还要给我 们洗熨衣服,这样我们去学校时就能穿得整整齐齐。 衣服上这儿那儿虽常有些新补丁,但全都一尘不染。 我母亲的肚子不知怎么一天天大了起来。过了几个月,我们和所有看到她的人 连同她自己都肯定她又怀孕了。又过了些日子,她自己却开始有些疑惑,每天早晨 当她起床时,她都恶心不止,就像以前怀孕时一样,只是她怀5 个孩子那会儿都没 有现在这么严重。 直到有一天她无法起床,甚至难以移动时,她终于同意了父亲的要求,去看了 医生。医生一检查就发现母亲的胃里长了一个瘤,这令父母惊恐不已。母亲默默忍 受着痛苦,我们却无法掩饰对她的担心。母亲住进医院,第二天动了紧急手术,医 生从她体内取出一个大瘤,足有7 公斤,比任何一个婴儿都重。手术很复杂,手术 后母亲卧床休息了几个星期。 母亲痊愈前,哥哥埃利泽挑起了家里的重担。这是以牺牲他的学业为代价的。 他不得不经常旷课,留在家里做事。他的朋友们便把作业带回来给他做,他常苦到 深夜。他就像母亲一样照顾我们,帮我们穿衣、梳头,还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事,直 到母亲完全康复。 一次,在安息日之前,哥哥跪在地上用一把掸子打扫地板。门开了,他的两个 女同学走进来,她们看见他,便卷起袖子硬是夺走了他手中的掸子,把他推到一边, 说:“这可不是男人干的活儿。” 埃利泽还负责对我们的教育。我们非常敬佩他喜欢他。他高中毕业后去布拉格 继续深造时,仍不时来信指导我们,推荐我们读一些书。 我们读了不少书。那时去电影院看电影——默片电影——是非常昂贵的,我年 轻时看过的电影屈指可数。 我们经常从图书馆借书看。有些流行的书籍在朋友们的手中不断被传阅,它们 都是经典名著。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艾米尔·左拉的《萌芽》,纳博科夫、弗伊希特万格和其他不少优秀作家的作品。 他们让我享受了很多欢乐的时光,我常常读得全神贯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哥哥出去学习,我们这些孩子不明白家里缺少他意味着什么。我们所有的人还 在,只有哥哥走了。我们也是这么跟母亲说的。每当这时她总是痛苦地把双手绞在 一起,告诉我们她是多么想念哥哥。 哥哥列出的书单里还有捷克作家、总统的好友卡尔·卡佩克的《白色瘟疫》。 我对这本书的印象非常深。 哥哥有次回家时告诉我,他在布拉格的剧院看了一场根据这本书改编的戏剧。 哥哥的描述是那样绘声绘色,我似乎真的看到了那个令人惊奇的犹太医生,他有一 种独一无二的能够治愈绝症的药,但他只愿意医治那些无法负担医药费的穷人。恐 怖的白色瘟疫很快蔓延到全城乃至全国,包括皇宫。官里派使者去找这个医生,请 他立刻进宫,把药献给国王。但医生拒绝了,他们只得两手空空地回去。第二天, 使者又来求他过去,许诺说只要他能赶去救国王,多少钱都可以给他。医生让他们 回去禀报国王,说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国王保证立刻免去所有老百姓的苛捐杂 税。国王同意了。医生赶到皇宫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他们向国王哭诉他们 的病痛,求国王帮助。当人们看到那个医生的时候,突然变得怒不可遏。他们对医 生向国王提出的条件一无所知,却一块儿上前打他。骚乱中医生和很多人一样被推 倒了,他的公文包也掉在地上。愤怒的人们竞相上前践踏,惟一的救命药丸就这样 被毁了。 那时家里没有自来水,我们用院子中央一个手摇泵( 人们称作“嘭嘭”) 抽水。 冬日里,水滴下来就会结冰,地上非常滑。于是打水也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我总 是小心翼翼一步步往前走,稍不小心就向后滑倒。外面极其寒冷,地上结满冰霜时 就更麻烦了,水桶的把手也被冻住,我们不得不往上面浇热水让它化冻。直到春天 到来,冰雪消融,打水才不那么艰难。 我们把几个水桶放在家门口的长椅上,把它叫做“水椅”。水桶边上放着一个 杯子,我们就用它舀水,饮用、做饭和打扫卫生。地上还有个铝桶用来倒脏水。由 于冬天打水的条件不好,打扫卫生和做饭也就变得非常困难。 我记得那是秋天的日子,我等着狂风暴雨从树枝上摇下一大堆果子,然后和哈 娅迅速扎好外套,冲进风雨中捡果子。我们在雨里跳着,为这些珍宝快乐不已。但 我们良心并不坏,总是在地上留下足够的果子给房主。 他们是善良的捷克人,我们很喜欢他们,对他们的女儿瓦莱斯塔、儿子瓦洛德 亚也很友好。那时即使他们看见我们捡果子,也会只当没看见,他们实在太好了。 男主人是市政府的职员,每次回到家都会立刻换下工作服装,解下领带,穿上开领 衬衫和短裤,拿上锄头或耙子,去花园照料那些花草。 我们和住在同一条街上的捷克孩子一道度过了很多时光。那条街名叫玫瑰街, 因为家家门前的花园里都长满了五彩缤纷的玫瑰和其他花朵。我们和邻居家的捷克 孩子玩捉迷藏和其他游戏。我妹妹哈娅和我会在藏身的地方用希伯来语互相提醒。 他们听见我们说话,便也学着我们用那句希伯来语喊:“小心! 小心! ”还有一个 特别的表演游戏:我们站成一圈,一人被选中担任售货者,假装背上一个包裹;大 家则打开音乐盒,唱“斯麻达利维,吉德……斯麻达利维,吉德”。我会和其他孩 子一块儿歌唱。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我那时唱的是“肮脏的犹太人,肮脏的犹太人”。 捷克人是善良的、心胸宽阔的民族,但看来对犹太人世代相传的憎恨已经深深植入 他们心中,甚至反映在一个看似无辜的儿童游戏里。 厕所在院子后面,那是一问用树枝搭起的小木屋,到处是裂缝。冬天要去方便 都挺麻烦,不过晚春和夏天却可以享受。我们会坐在那儿,即使并不需要,因为它 对我们来说就像天堂一样。它入口很小,也不完整,门和屋顶间有很大空隙,一些 梨树枝从那里长出去,水果的汁水滴下来。我会摘些果子好好享用。门和地也有空 隙,冬天风雪从这些隙缝中吹人,让我们受了不少罪。 寒冷的冬日里,我喜欢在每一处结了冰的泥潭上滑行。我稍稍有点负罪感,因 为我知道这会磨坏鞋后跟,而修理他们是非常昂贵的。但我不能自制,滑行时的美 妙感觉成了犯错误的补偿。我还和朋友一块儿去溜冰场,透过篱笆的缝隙观看快乐 的孩子们在里面溜冰。傍晚,当灯光照在溜冰场上时,景象尤其诱人。但我还是要 离开那里——我知道,我只能在泥潭上滑行。 父亲告诉我,冬天摸我们的耳朵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它们冻住了,就会从 身上掉下来,留在手里。一天,来了个邻居站在门口。父亲冲他吼叫,让他别碰他 的耳朵。我很害怕,想像着他那冻僵的耳朵掉下来躺在手里。 我喜欢我们住的街道。它远离市中心,非常安静。 路两边绿树成荫,墙上爬满了绿色的藤本植物,令邮递员很难找到门牌号码。 我们家的院子对面有一个大公园,长着很多树,树丛中还有各色的丁香花,那花香 令我陶醉。树丛的角落有一些长凳,有时我抄近路回家经过那里,会看到一对年轻 的恋人坐在这美丽的花丛中。 公园吸引了很多游人。中间的栗子树丛中,矗立着一栋大楼,政府部门就在里 面办公。 这栋楼有不少年头了。它在奥匈帝国时期是供王公贵族消遣娱乐的地方,也曾 做过德国皇帝的行宫。时代在变,它也随之变换着角色。匈牙利人占领我们这个地 区后,他们把它变成了刑讯逼供的场所,我们叫它审讯楼。那些戴着箭十字标志的 匈牙利宪兵比佩戴“卐”字标记的德国兵还凶残。他们把人带到公园深处的这栋楼 里,那些人的惨叫声就再也传不出来了。所有人都知道这事,但因为害怕政府的暴 力,没人敢谈论。 我父亲的溃疡发作时的剧痛,使他甚至无法吃饭了,家里的情况也就特别糟糕。 无论他吃任何东西,都只会加剧疼痛。他的病情已经恶化到丧失了消化能力。 我和妹妹哈娅别无选择,只得每天轮流带着锅去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奶奶家。她 是我班上同桌同学的外婆,每天都会给我们一锅鸡汤——这是我父亲惟一可以消化 的东西。我感到很可怕——我还是个孩子,却像乞丐一样站在那里乞求施合。我无 法描述那种感觉。但我需要帮助父亲,这战胜了我的羞耻心,我还是坚持去老奶奶 家。 当我走进这位慷慨的老妇人家里时,我第一次看到富人家的厨房是什么样的: 炉子上放着大大小小各种形状的锅。我站在那儿,贪婪地嗅着小锅里飘出的香气。 在我们家里,根本没有这些,只有两三个大锅。母亲只能用来烧一道菜,今天是豆 子,明天卷心菜,后天则是豆子烧卷心菜。 当父亲的疼痛稍微减轻,他感觉好些时,他又会变得很高兴。你无法想像他是 个忍受着病痛的人。他心情很好,回到工作台前,一边工作,一边哼着曲子或唱着 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直到下一次疼痛来袭。 尽管他身体不好,但家里每一分钱的花销都是由他来决定的。他优先考虑购置 的东西和一般穷人家的不一样,我们因此得到了一些“奢侈品”,比如一个金属浴 缸。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多数人只是每周去公共澡堂洗一次澡。所以我们很高兴家 里能有一个浴缸。我们还买了一个体温表,就是医生检查病人的时候用的那种。我 们每天都买匈牙利文和意第绪文(意第绪语是希伯来语和高地德语的混合语言,希 伯来语复兴前在东欧犹太人中广泛使用。)的报纸。我们还有一个书架,每当购买 或者从图书馆借了书,就把它们放到书架上。 父亲受过的正式教育只有在“哈德尔”里跟拉比学习的三年和四年的初级小学, 尽管如此,他仍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他思想左倾,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非常关心。 那时候没有电视,我们城里也只有极少数人家有收音机。父亲从报纸上收集信息, 告诉我们世界上遥远的角落里发生的故事:哪里的火山爆发了,哪里的煤矿坍塌砸 死矿工了,这些消息都成为我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那些日子里,有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我们的状况非常 糟糕。当局派人来我们家征税,但我们根本付不起。他们就威胁要没收我们的财产。 可这种威胁也毫无作用,因为我们甚至连日常开销都无法支付。第一次法院的人拿 走了一个带抽屉的柜子,第二次他们拿了衣橱( 或者是另外一件家具) ,直到我们 只剩下一个灶台。那是嵌在墙里的,他们拿不走。留下的惟一一件家具是我父亲的 工作台。 那之后第二天,门突然开了,三个凶汉闯进来,直奔父亲矮矮的工作台。他们 拿起台子,好像已经是他们的了。父亲就站在旁边。他扔开给我们做的三腿小凳, 解下围裙扔到工作台上,从衣架上抓过夹克衫用力往肩上一搭,对他们说:“如果 你们拿走了我的工作台,我在这儿也没什么可做的了。把我老婆孩子也带走吧,好 好养他们,我走了。”父亲说着砰一声关上门离开了家。 那时将近中午,我们这些年幼的孩子躺在床上,盖着毯子。屋子里冷极了,床 是惟一可以保暖的地方。我看见母亲忧伤的面容,她无助地把双手绞在一块儿,眼 中噙满了泪水。直到看到那帮人两手空空地离开。母亲还是站在那儿,庆幸这次把 他们打发了,这时她听见父亲的笑声。他高兴地走进来,告诉母亲他这次又把他们 捉弄了一番。他还说他急着拿起衣服离开的原因是有个衣袋里有钱,那是他前一天 做鞋挣来的。 当我们感到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时,我们从一居室的房子搬进了稍大点的套间。 我和兄妹们未来的教育就在那里被决定了。 希伯来初级小学的创始人是哈伊姆·格拉瓦,在小学四年中他是我的老师。之 后我在希伯来中学继续学习。它的创始人和首任校长是哈伊姆·库格勒。他把全部 精力投入了喀尔巴特鲁斯穆卡切沃城的希伯来语和犹太复国主义教育中。在这里, 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也是个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被选为布拉格捷克议会中 犹太政党的代表,为犹太人的权利作斗争。他为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犹太复国 主义者而自豪,也得到了众多的赞誉。 他对我们家的第一次访问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巨大的变化。库格勒博士坐在我父 亲的工作台旁,劝他把儿子我的哥哥埃利泽送到希伯来学校上学。博士计划兴建那 所学校,但还没有建好。父亲很喜欢这个建议。他不仅同意了,而且很高兴,就像 听说任何可能促进发展的事物时一样。犹太人中也有一些人主动而热情地欢迎库格 勒博士。反对建立希伯来中学的意见来自另一个方向:宗教人士。他们听说了这个 “不合教规”的学校即将建立,便说这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作为严守戒律的教徒, 他们坚信神一定会维护他们的利益,也不会允许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异端”建立一 所学校。当他们看到学校一砖一瓦地建起来时,非常惊讶,实在不能理解上帝为什 么不把它给毁了。 学校的建立没有得到官方的法律许可,库格勒博士不得不艰难地同官僚主义作 斗争。他一度得到保证,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个保证并没有到来。尽管存在这些障碍, 在他的支持下学校一直在兴建,直到完工。但筹措资金并不容易。从官方的角度来 看,当局并不承认这所学校,所以不像对待其他学校一样给它财政支持。尽管如此, 这所希伯来中学深深地影响了全城和周围的环境。它建成后不久,城里的锡安青年 运动(犹太青年积极组织和参与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锡安山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 犹太复国主义(zionjsm) 因此得名,有时也被翻译成锡安主义。)开始兴起。在我 们校长库格勒博士的许可下,他们放学后就在学校里活动。 学生中有一些信教的男孩女孩,他们属于“米兹拉西”(“米兹拉西”和下文 提到的“青年保卫者”、“自由”等等都是锡安青年运动的组织。)运动。很快每 个青年运动都有了它自己的俱乐部。 有段时间“米兹拉西”俱乐部和我们的“青年保卫者” 俱乐部就在一层楼上。每当看到他们分成两个圈——男孩一圈女孩一圈跳舞的 时候,我们就会暗自窃笑。但我们跟他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们家的客人中就有 一位年轻英俊、富有教养的教徒。他很喜欢我们家的气氛,那跟他们家弥漫的那种 气氛截然不同。他的父母都信教,他有11个兄弟姐妹,每天从早到晚吵闹不休,他 从来无法给自己找到一个安静的、只有他独自一人的角落。当他来我们家时,他把 鬓角的头发藏到耳后,和我妹妹走进另一间房间。两人自由自在地谈论各种话题和 学习上的事,或是坐在一本书前一块儿读诗,并交换对某一个诗人或作家的看法。 这些在他家都被看做是不合教规的举动。 青年运动蓬勃发展,吸引了最优秀的年轻人。活动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学生 提供一个合适的做作业的地方,因为他们中大多数的家庭都人口众多,住处却很狭 小;二是可以面对面地展开讨论,为将来的“阿里亚”(希伯来语ALIYA ,原意为 “上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特指从世界各地向巴勒斯坦地区( 犹太人称为“ 以色列地”或“应许之地”) 的移民。)和在巴勒斯坦的定居作准备。 随着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壮大,我们学生和极端的年轻教徒之间的争吵不断增 加。我们常发生激烈的辩论,到最后往往演化成用石头对砸的“战争”。我们会在 星期六去学校活动,当我们离开大楼时,年轻的教徒就会攻击我们,追赶着向我们 扔石头;我们则奋起还击,直到他们离开。 库格勒博士很关心学生的前途。他希望通过学校给学生传授丰富的文理科知识, 以便他们进入大学后可以继续学习。学校名叫“希伯来改革中学”,是独一无二的。 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学生同老师的关系都相当融洽,无拘无束,没有任何障碍。 这是惟一一所学生把老师当朋友的学校。而在其他学校,老师被看做第三者,或是 某人的“荣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个青年组织“青年保卫者” 和“自由”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自由”组织指责我们“青年保卫者”的 成员过于骄傲,白以为是精英, 但我们并不应该被谴责。“青年保卫者”组织的成员大多是学生,而加入“自 由”组织的男孩却是学徒工,女孩中则多数都是裁缝。没人指导这些年轻人到哪儿 去,但事情就是这样,分隔也就产生了。 “自由”运动中有一个突出的人物,那就是我的中学老师梅纳赫姆‘伯根巴乌 姆。后来在以色列,他把姓改为“奥伦”(在欧洲,不少犹太人的姓是当局强加的, 带有侮辱性的意思。移民以色列后,大批犹太人纷纷改用犹太姓名.)。我喜欢他 超过喜欢其他任何老师,尤其欣赏他那一口优美的希伯来语。每当他叫到我的名字, 我似乎都听见了来自巴勒斯坦的声音。到达圣地后,他成为那种我们叫做“实现者” 的人。为了实现心目中酝酿已久的宏伟目标,他去了约瑟山基布兹。在那里,他和 自己的一个学生结了婚( 早在还是个中学老师时,他就爱上她了) ,组成家庭。他 过着积极而富于创造性的生活,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不幸的是,后来他在一场车祸 中遇难。 我们和他有过很多美好的经历。在学校里,他是老师。到了下午他经常到我父 母家访问,似乎就是我们家的一员。生活中很少能遇见他这样全心全意为别人着想 的人,他想方设法满足社区里每一个人的要求。这是他作为希伯来中学的老师和青 年运动辅导员的表现。 后来在一次希伯来中学的校友聚会上,放了一场关于他的电影。我们在电影里 看到,他的足迹遍布了喀尔巴特鲁斯的城镇村庄,他不遗余力地向那些生活在外邦 人之中的贫穷的犹太人传递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讯息。 战争结束后,我和很多移民一道登上“非法”移民船,抵达塞浦路斯(1939年, 巴勒斯坦的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发布白皮书,严格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大多 数犹太移民船被视为非法。英国当局禁止犹太人上岸,而是把他们安排到地中海的 塞浦路斯。)。我在那儿呆了一年多,等待着“阿里亚”。梅纳赫姆·奥伦作为巴 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的使者也来到了塞浦路斯。他是“自由”运动的辅导员和希伯来 语老师。我们分别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非常感人。 在经历过诸多磨难,即将回到祖国(指即将成立的以色列国。)时,我把自己 所有的心里话都倒出来说给他听。作为塞浦路斯的辅导员老师小组的成员,我们常 常见面。当然我们是不同组织的成员。每当一天结束,学生们就寝以后,我们会在 营中散步、交谈,常常直到第二天清晨。 既然说到学校,就不能不提另一位老师阿瑞亚‘索拉。他在战前就移民到巴勒 斯坦,在那儿的中学继续教授希伯来文学、圣经和历史。和他相处,我遇到一点“ 问题”:他是我哥哥埃利泽的同学和最好的朋友,经常来我们家做客,也很受欢迎 :有趣的是,他和我父亲后来也成为好朋友,两个人无话不谈。于是在学校我就挺 尴尬,当我举手发言时,我总是冲他微笑。 一次,阿瑞亚把女友玛格利特带到我们家介绍给我们认识,非常想听听我父亲 对那姑娘的印象。她身材娇小,非常漂亮。阿瑞亚很爱她,希望得到我父亲的祝福。 后来他们结了婚,有了儿女和孙子女,直到阿瑞亚病逝。 玛格利特。索拉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内塔尼亚(以色列海滨城市,离作者生活的 基布兹仅1 0 公里路程.),我们去那儿时都会去拜访她。她说了很多我原来家里 的情况——她年纪比我大,记得很多我从来都不知道的事情。 当中学校长要求阿瑞亚去布拉格的大学进修教育学时( 当时缺乏能说希伯来语 的老师) ,他同意了。后来阿瑞亚回来当我们的文学和历史老师。 多少年过去了,他已经退休,但仍然继续着他那令人钦佩的工作。只要有人邀 请,他都会义务去开办讲座,我也曾邀请他到我们的基布兹。我为这位昔日的老师 和朋友感到骄傲。 回头再来说我的希伯来中学。它没能从政府得到资助,只有那些能付得起昂贵 学费的学生才能去上学。我们负担不起学费,但很幸运,我们也有机会在这个好地 方学习。校长了解我们的经济状况,免了我们的学费,他还推荐我们为那些孩子学 习有困难的学生做家庭教师,主要是教希伯来语——我们做得非常棒。 作为一个四年级的学生,我非常自豪地成为一年级学生的希伯来语老师。尽管 报酬很微薄,但我为自己挣回家的每一个便士感到高兴。我从没有抱怨过我们经济 上窘迫的境况,但有些时候我也不得不在班上“展示” 家里的困难。比如说,当要求学生买昂贵的课本和其他材料时,老师会让交不 起钱的学生举手,而我总是其中之一。尽管我并不是班上惟一的一个,但那种感觉 真的很糟糕。 我们实在太穷了,家里惟一的经济来源是我父亲做鞋的收入。长大一点后,我 们这些孩子也竭尽全力。埃利泽的帮助非常重要,当他在中学念书时他就给很多学 生辅导物理和数学以挣钱贴补家用。 后来他考取布拉格的大学以后,中学的老师们希望他学习文科,这样他毕业以 后就可以加入到他们中去。 他于是便开始了文科的学习,但第一个学期后他改变了方向。他和另外两个学 生同住,对他们的书表现出极大兴趣。他通读了那些书,第二学期便放弃了文科的 课程,转到了医学系。 他是个优秀的学生,也是学习上有困难的那些学生的辅导老师。他教书所得的 收入足够支付他的生活费、学费,甚至还能省下一点钱寄回家。那是一笔可观的数 目,供我们买柴买木炭取暖,还有交房租。他的学生的父母对他很好。一次他假期 回家时,他给我们看一块漂亮的手表,当时那种表非常贵,即使在今天也被认为是 件奢侈品。他学生的父母把这作为礼物送给他。 当他回家时,我总是无法控制自己,要打开他那本生物书。我翻开封面,就像 打开一幅巨大的地图一样,那上面有一幅男性器官图,还有箭头指向各个器官。我 慢慢合上这本大书,把它翻过来打开封底,那儿也有一幅很大的图片,是女性的人 体器官。有个假期哥哥从布拉格回来时,我看见父亲和哥哥像两个老朋友一样站在 窗户边,看着我窃窃私语。后来我发现他们是在谈论我。我哥哥已经把他自己看做 专家——“未来的医师”,他问父亲我是否已经“长大”了。 尽管我们很穷,但在家过节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们不是宗教徒,但我们 非常喜欢那些犹太习惯和传统,并且遵守它们。每个星期五晚上,母亲都会点燃蜡 烛,我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烛台,里面有支蜡烛。 当一个新生儿诞生时,烛台就会增加一支。我母亲站在蜡烛前,双手蒙住脸做 安息日的祝福( 根据犹太传统,这是为了感谢上帝让人点燃安息曰蜡烛。安息日不 能点火灭火,所以这支蜡烛要点燃一整天。) 。两个“哈拉”放在白色的桌布上, 上面盖着块绣花布。“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父亲拿出一瓶葡萄酒和一个杯子( 酒 是安息日必不可少的东西,被赋予了神圣的含义。安息日喝酒的仪式叫做“KlDDusH”。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出自《圣经·创世记》第二章第一节,是“KIDDusH ”中所 念的祈祷文。) 。蜡烛使气氛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并不认为这烛光是神圣的,我们 在烛光下写字,或者做其他爱做的事,而这在宗教家庭是严格禁止的( 犹太律法规 定,安息日有39种工作不能做,包括文中提到的点火灭火,写下或擦去两个字母等 等。) 。我们有自己过安息日的方式,我们只是从传统中选择那些我们喜欢的东西。 吃完晚饭后,我们会围坐在一块儿,在曼陀铃、吉他或是其他乐器的伴奏下唱安息 日歌曲。 在树木新年(犹太民历5 月15日,在公历1 、2 月间来临。按照传统,犹太人 在树木新年要吃一巴勒斯坦地区产的水果。)之前,母亲会买稻子豆、无花果和葡 萄干。这些食物我们都很喜欢,而且带着尊敬的心情去品尝,因为它们都来自以色 列的土地——至少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还拿稻子豆玩游戏( 后来当我来到以色 列时,我发现这是用来喂牲口的) 。 我喜欢逾越节(犹太人最古老的节日,纪念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 在犹太民历7 月1 5 曰( 公历3 、4 月间) 。)之夜。节日到来之前,我们和信教 的邻居一样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尽管在家里我们可以偷偷吃发酵的面包,在外面我 们还是遵守传统的。母亲把所有的面包屑清到一个木簸箕里,和所有发酵的东西一 道扔进炉火中。(逾越节期间,犹太人只能吃无酵食物。在此之前,不仅要准备好 无酵饼,还要扫除家中一切有酵之物。主妇会清查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找出面包屑, 收集到木质簸箕里然后烧掉,表示家里已经清除了酵母,从房子到人都清洁了,之 后再烤无酵饼。) 我们遵守逾越节之夜的传统,读《哈加达》(希伯来文原意为“故事”、“传 说”。是一本有关以色列入出埃及的故事集,解释逾越节所吃的各种食品的含义, 描述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难和出埃及的艰辛,还有节日要讲的祝贺词和要唱的 赞美诗。)的故事,晚餐前把酒杯斟满。之后埃利泽和什洛莫的朋友会来,我们唱 歌、游戏直到深夜。我们没有忘记偷“阿非考曼”的游戏(“阿非考曼”是逾越节 所吃无酵饼的碎片。节日之夜把一些碎片藏起来让孩子四处寻找,使他.们不至寂 寞.),不过那只是象征性的,没什么礼物。 还有一个普珥节给我的印象很深。普珥节送礼物的习俗和故事我已经讲过了。 在这个特殊的普珥节时,我还是个小姑娘。我看到父亲站在炉子后面哭泣,泪水从 他的双眼流了出来。我害怕极了,跑去告诉母亲。她向我解释说父亲从不喝酒,他 适应不了酒的味道,就算是喝一杯对他来说也太多了。 我很喜爱学校和希伯来语。有个小组标志上的标语是“犹太人——说希伯来语”, 我是它的成员。我们把标志贴在学校的围墙上、走廊上和教室里,因为很多学生一 离开课堂就立刻忘记他们会说希伯来语,而是说着匈牙利语、德语、捷克语或是其 他在家里说的语言。而我是认真履行标语要求的极少数人中的一员,而且非常自豪 地传播这一语言(在两千年的流散生活中,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使用希伯来 语,它成为一门近乎死亡的语言。直到1 9 世纪末20世纪初,在以埃利泽·本耶胡 达为首的一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推动下,希伯来语得到复兴,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 日常生活中的通用语言。而当时在欧洲,绝大多数犹太人仍然使用居住国的语言或 者意第绪语。)。 我们的学校就像大流散中的一个以色列小岛,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心脏地带的 一个孤岛。它是全国惟一的犹太学校,很多附近村镇的犹太人,甚至包括遥远的捷 克首都布拉格和斯洛伐克的犹太人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这个惟一的学校上学。因为 学校的目标是先进的,它被认为是实现犹太复国梦想,为移民巴勒斯坦的先驱做准 备的一个必要步骤。 我小时候也很爱看捷克人逢年过节时身着五彩服装的游行。他们行进时穿着漂 亮的蓝、白、红三色服装,那是他们国旗的颜色。我喜欢捷克人的每一件东西,尤 其是他们的国歌。歌词的第一句是:“卡达多磨布莫伊” ( 我家在何处) ,这也是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 其中我尤其喜欢的是童子军的表演。那些自豪的捷克少男少女们向人们展示着 他们的自信和对祖国的热爱。我们学校的学生和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友好。 而当我们从游行中回来时,也要列队穿过整个市中心,走很长一段路。我们为 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感到骄傲,总是昂着头高声唱着希伯来语歌曲。捷克的童 子军会在学校边的集合地点等我们。当我们从郊游或是奥迈尔第33天(“Lag Ba‘ omer”,犹太民历8 月1 8 日( 相当于公历5 月) ,是逾越节后第三十三天。1 3 世纪以来,被看作是犹太青年的节日。犹太学校在这时放假一天,学生们走出教室 去野外郊游,或是组织各种军事对抗游戏。)的庆祝活动回来时,他们总在那里长 时间地鼓掌欢迎我们。他们穿着节日的盛装,乐队也为我们演奏希伯来语歌曲。直 到大家围起了很多圈子跳霍拉舞时,我们的聚会才宣告结束。 我很欣赏捷克民族和他们的文化,那是与周围国家的文化截然不同的。我们也 愿意居住在一个民主国家,而那时我们的邻国还在忍受独裁政权的统治。 我还喜欢捷克的国旗和民族服装。后来我加入了“青年保卫者”组织,从那时 开始我也有自己的国歌国旗(指的是后来成为以色列国旗的大卫星旗和国歌《希望 之歌》。)了,还有我昼思夜想的祖国。 学校里每个教室的入口处都有一个“蓝盒子”,那是一个画着巴勒斯坦地图的 金属盒子。学生们会按照自己的能力往里面捐钱,我们为此甚至放弃在课间买糖果 吃。月末这些盒子会被隆重地打开。捐钱最多的班级将赢得奖品——胜出的班级可 以组织下一次安息日活动,那时这被当做一个极大的荣耀。 在四年级或五年级时我爱上了一个男同学。我坐在最后一排,他的正后方。他 名叫泽夫- 摩根斯特恩,后来改姓夏哈尔。我是那么喜欢他,以至跟他在一块儿时 都感到羞涩,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给他留个好印象。 所以,每次我不得不举手说明我没钱买什么东西时,我的手总是举得还没有肩 膀高,一面怯生生地看老师有没有把我计算在内。 很长时间,我们每年都开中学的校友会,但这种聚会越来越少。在一次重聚中, 我坐在泽夫·夏哈尔边上,向他透露我当年的爱情,他非常惊讶,也很抱歉当时一 点不知道。 我在学校读书的日子是幸福快乐的时光。每个方面的梦想都成为老师和学生的 动力。我们创作了大大小小的歌剧。我们有位名叫瓦克塔勒的老师认为,像我们这 样优秀的学校应该创作希伯来语歌剧。他是那种认真对待计划的人,果真作了词曲, 表达的是对祖国故土的深切感情和我们的行动。从音乐的角度来说,我们对咏叹调 更为熟悉,但我们的歌剧中,歌词惟一的功能是表达我们的梦想和希望。比如有一 段是这样的:“我们先造房,只有帐篷,那些帐篷——然后去工作……葡萄成熟了, 我们把它摘,把它摘——丰收多美妙”,等等,等等。 这些活动基本上是在低年级时进行的。到了高年级,课业负担日益加重,但先 锋精神依然存在。 我们的学校只收犹太孩子,但有一个例外。马吉特和约瑟·施特劳斯,住在我 们城市的一对基督徒夫妻,对我们学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里独一无二的社交空 气深深地吸引着他。他请求校长收下他的儿子,校长真的同意了,这是我们中间惟 一一个非犹太孩子。 几年以后,当反犹迫害开始,大屠杀即将到来时,这位基督徒邀请一位圣经课 老师的儿子阿摩斯到他那儿住,尽管他非常清楚带着一个犹太孩子将威胁到他自己 的生命,两位父亲都无法想像很快将会发生什么。那个犹太孩子阿摩斯因此安全地 住在一个基督徒家里,那基督徒从没有忘记老师对他的优待。整个战争期间,阿摩 斯像他们家的亲戚一样住在那儿,基督徒挽救了一个犹太孩子的生命,而他成为被 流放之前住在隔都(①当时欧洲犹太人在城市中被限制居住的特定区域。)的犹太 儿童中惟一的幸存者。 战争结束后,我是第一批返回穆卡切沃的人之一,这些人中没有老人和孩子, 阿摩斯是惟一幸存的犹太孩子。他的父母被分别送到不同的死亡集中营,但他们都 非常幸运地活了下来。回到穆卡切沃后,他们直接奔向那个基督徒家里,和他们的 独生子团聚。看见阿摩斯时,他们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 希伯来文“YAD VASHEM”,位于耶路撒冷赫茨尔 山附近,是为了纪念二战时在纳粹大屠杀中遇难的犹太人而建立的博物馆。) “义 人林”(以色列对纳粹大屠杀中拯救犹太人性命的非犹太人授予“义人”称号。为 纪念他们,在大屠杀纪念馆中种植了一片树林,称为“义人林”。二战时帮助犹太 人逃离纳粹魔掌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2000年被授予了“义人”称号。)左边第一棵 树上,挂着一块牌子,刻着“纪念马吉特和约瑟·施特劳斯”。 关于波兰反犹浪潮的传闻不断传进我们的耳朵,但那似乎非常遥远,我们宁愿 忽略它。我们根本不相信这也会在我们身上发生,直到一个年轻的犹太人的到来。 他在被送上一列目的地不明的火车之前成功穿越边境,逃了过来。他坐在我们 中间,用意第绪语向我们描述他在波兰农村的家庭和平静的生活。他那双充满憧憬 的蓝眼睛回忆着已经失去了的美好的东西。他给我们唱了首歌,后来想想似乎是个 警告,但当时大家都没有在意。 他深沉地唱道:“阿尔贝特,阿尔贝特,迪埃散根,翁迪埃库希斯,哈特曼克 兰根”,意思是“工作工作,小麦收获,丰收声音,镰刀传播”。今天那声音已经 绝迹,犹太人再也不在那儿种地了。 他唱完歌,坐了很久,默默地看着我们。面对我们的漠然,他走之前决定再警 告我们一下,他说:“这次听我的,我不是吓唬你们,但你们必须离开。忘掉一切 现在忙着的东西,立刻离开吧! 也许你们还来得及逃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