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匈牙利的统治下 那个年轻人的预言完全得到了证实,战乱从西部开始了。在苏台德区成为第三 帝国的附属的那一天,法西斯匈牙利也得到了一个“礼物”:德国人把我们整个曾 被称为“喀尔巴阡的俄国”的地区赠给了对他们卑躬屈膝、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匈牙 利(1939年10月1 日,根据英、法、德、意四国的慕尼黑协定,德国占领了捷克斯 洛伐克西北部的苏台德区。11月2 日( 而不是作者所说的“同一天”) ,根据第一 号维也纳仲裁书,斯洛伐克南部的地带(喀尔巴特鲁斯) 被割让给匈牙利。)。 我们已经习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相对舒适的生活,此时忽然发现自己生活在 外国人的统治之下,而且是一种我们从前闻所未闻的独裁者的统治。跟捷克人相反, 匈牙利人从不知道什么是民主。而我们,犹太人,从匈牙利占领我们的家乡穆卡切 沃的第一天起就感受到了这样的变化,并承受着它带来的痛苦。 新政府发布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条是要拆掉那块有“希伯来改革中学”字样的 牌子,换之以“匈牙利犹太中学”。如果仅仅只是牌子名称的改变,我们也许还能 够视而不见,但是一切都变了。绝大多数的老师都是新面孔,我们最好的一些老师 已经设法越过边境逃生去了。 学校如今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从占领的第二天起我走到哪里都听到匈牙 利语:在校园的走廊上、操场上和大街上。气氛改变得极其彻底,可我实在不能接 受我至爱的学校里的那些新法令。我怎么能够一下子改变我的性格呢? 我全心全意 地热爱希伯来语,根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新的教学语言——匈牙利语。 我和我的姐妹们,还有很多跟我们一样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为最高价值的人离 开了学校。我还要再上两年学才能拿到毕业证书,但是我放弃了,而那些把毕业证 看成他们的理想的人则留下了。 在德国人的扶植下,匈牙利人很快就组织起来了。 几天后他们就来到了我家的门口。我哥哥什洛莫收到了一份动员令。但是跟其 他非犹太男孩不同,他没有得到军装。在匈牙利人看来,犹太人是不配在他们可鄙 的身躯上穿上伟大的法西斯独裁者赫斯的制服的。他们征集犹太青年做苦力——伐 木工或是抽水工。犹太人只是匈牙利军队的后勤人员,事实上是他们的仆人。 有一天,匈牙利宪兵以征兵令为由,带走了什洛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们等待他的消息,为他的命运担心。但他从没有请假回家,也没有写信回来。没 人见过他,也没人能告诉我们他到底去了哪儿,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情。 新政府让我们忧心忡忡。温和一点地说,我们不喜欢匈牙利人。这不仅仅是因 为他们跟捷克人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不是每天我们都感觉到生活并非是前进发展, 而是倒退的,退为一种过时的更适合上个世纪的政权制度。在侵略者占领我们的国 家之前,我们在城里和周围郊区散步总觉得很自在——我们喜欢闲暇时在城里的街 道上散步,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然而转眼间,我们发现生活的世界整个变了样子, 不得不学习新的风俗,尤其是一些新的规矩。 因为私人汽车很少,我们通常都步行,也常骑自行车。一天,我跟几个朋友去 散步,有座桥前两天我们还可以随意通过,但这次我们走近时发现桥上站着一个士 兵岗哨,一个荷枪实弹的匈牙利士兵! 我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守着什么或是防 着什么人。从我孩提时代起这座桥就是自由通行的,河对岸有片林子长满绿树,穿 过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可以通到山上,山顶有一个修道院。我们一时之间反应不过 来发生了什么。看了一眼守卫,我们一言不发,脑子忽然就转过弯来了。第二天我 们换了一条路出城,一直走到砖厂。那里我们也看到远处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我们 去山上的古堡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甚至在从石板路走到通往古堡的泥路时也看 到士兵荷枪实弹站在那里。我们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导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巨 大的变化,也不明白城里为何要布置那么多岗哨。 我和一些十几岁的朋友决定实施一个计谋:我们想去刺激他们,因为我们已经 了解了他们的一些弱点。我们仗着自己长得不像犹太人,把头昂得高高的,很自信 地走向那些士兵,在他们面前停下来。一个朋友对一个士兵用捷克语说了一些话, 这个士兵摇摇头说,“纳姆,阿特姆”( 匈牙利语,意为“不明白”——原注) 。 另外一个也问他,这次用的是俄语,问如何去某街道,他的回答同样还是“不明白”。 然后我们用英语、意第绪语、希伯来语——我们会说的一切语言来问他,所有的问 题都得到同样的回答。我们冲他友好地微笑。但也许这样的笑容惹恼他了,他失去 了耐心,气得脸色发青,咬牙切齿地啐了我们一口,说:“你们又算是什么东西? 连匈牙利语都不会说。”然后开始喋喋不休地诅咒我们。 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城里的经济情况也开始恶化,而犹太人自然而然成为首 当其冲的受害者。几个大商人通过欺骗当局得以继续他们的日常经营,他们的公司 打着“匈牙利所有”的幌子,还有些人把自己的店名换成一个非犹太名字来保证生 意不受影响。而像我们这样仅仅能勉强维持生计的犹太人,自然首先感到了占领带 来的压力。 我生平第一一次出去工作,挣钱养家。有人给我介绍一份看护孩子的工作,那 是富有的犹太人家的两个男孩,一个4 岁,一个6 岁。他们还没有受到新政府法令 的影响。对我来说,他们让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有钱人的生活。他们在主干道上有一 幢两层小楼,底楼有一间店铺,陈列窗里放着大量精美的瓷器和玻璃制品——都是 些昂贵的东西,大部分是进口的。这间店铺旁边的店面都高价租给别人了,二楼是 他们自己宽敞的居室。 我的工作是在他们父母外出的时候照顾他们,陪他们玩耍。我到他们家以后就 对被他们叫做“佣人”的帮工和厨师介绍了自己。我跟那两个孩子一起玩,给他们 唱歌。吃午饭的时候我们移到大厅的一角,厨师给我们上菜。那是我第一次这样吃 饭。厨师上完菜以后,就跟帮工一起坐在厨房里,他们在那儿吃饭。这样的社会等 级差别令我吃惊,出于天真,我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吃,而他们对我的邀请却更为 震惊——他们认为理所当然不能跟雇主的孩子坐在一张桌子边……还有一次我到“ 主人”的卧室去取东西,那是一问漂亮的房间,有用昂贵的陶土砌的壁炉,跟屋顶 一样高,添炭的炉门上竟刻着夜里做爱的图案。 我很反感他们对家里帮工区别对待的态度,而且一想到那些帮工的羞耻感,对 他们家就更觉得厌恶。有了我们单独用餐和在卧室里的经历之后,我便急切地巴望 这个月赶快结束。月底一拿到工钱,我就离开了。 不久,我们喀尔巴特鲁斯地区又换了主人,我们成了乌克兰人(1939年3 月14 日,沃洛申神甫宣布喀尔巴特鲁斯独立,成立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共和国。匈牙利军 队向沃洛申神甫的军队胡乱打了一阵枪,于3 月17日宣布吞并喀尔巴特鲁斯。)。 一天,忽然听到外面很嘈杂,枪声大作。 我们把桌子移到窗户下,设置了一道屏障,又把床架和其他一些家具推到桌子 上面。然而枪声很快就停了。 政府变了,政策也变了,直到匈牙利人重新回来掌权。在新政府的统治之下, 所有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都被禁止了,因此这些活动被迫转到了地下。监督人们是 否违法的眼线到处都是,两三个人在一起就被认为是非法集会,会被遣散。我们这 些“青年保卫者”的老成员就秘密地会面。由于任何形式的集会都是非法的,被警 察抓住以后就会被拘留,我们组织的成员就只能在家里见面,他们常常在我们家聚 集。 我们很紧张。每天都有新情况产生,而且一切都不可预见。只有一件事情是毋 庸置疑的:我们必须继续奋斗下去,找到出路,然后向前进。这时我们决定改变方 向,从地上转为地下。老成员的口号是创造新人——流自己的汗水、辛勤工作的人。 这也是我们在当局如此严密的监视下能够继续活动的原因。组织在农场的掩护之下 办了一些培训的基地,这样我们可以坚持当初的基本目标,为“阿里亚”作准备。 跟朋友们一样,我和妹妹哈娅离开家来到了布达佩斯。匈牙利的犹太人是没有 组织的,很多人已经被同化,只有极少数人能说希伯来语。即使是那些每天都祈祷 的也只知道鹦鹉学舌般念几句祈祷文或者读一读用拉丁字母转写的版本。他们听到 我和哈娅说希伯来语非常吃惊——这对我们来说很正常,而对他们却很新奇。他们 从来没有听过流利的希伯来语对话,在他们的要求之下,我们做了一场“表演”— —我们就站在那里用希伯来语说话。对我们来说也许有点好笑,但这却深深震撼了 他们。 我跟哈娅告别,启程去布达佩斯南部一个小镇附近的训练农场。我们的人在这 个大型的农场和附近别的农场干活。我被分派去做饭,所以就呆在屋子里。我在家 里帮母亲做过饭,所以在这里做这个工作并不生疏。我接受了这个挑战,尽全力用 我们极少的食物做出美味的饭菜来。 对于培训农场我有两段回忆,一段是痛苦的,一段挺有意思。 痛苦的是我没有结果的初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非常地纯洁。以往我的身边总 有很多朋友,在农场我结识了一个好朋友,跟他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但是 这次,跟我以前的男生朋友们不同,我们喜欢在一些被树丛掩盖的僻静的角落里、 河岸,或者拿着本书在公园里的长凳上单独相处,我们会拥抱和接吻,但是仅此而 已。 我喜欢平卡斯,他们亲昵地喊他“平卡莱”。农场的状况和我们的新生活让我 们可以有很多单独相处的时间。我们会并排躺在星光闪烁的夜空下,盖条毯子,紧 紧拥抱在一起,相互爱抚和接吻。我沉浸在爱情里,感觉很幸福。但我渐渐发现男 朋友对于我们的关系很不满足,他要求我跟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但我那时还 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因为把他更多地当成是好朋友而不是终生伴侣。 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的爱情会结束,我们像朋友一样分手了,大约在我离开农 场6 个月后,我得知他被一场车祸夺去了生命。这就是我的初恋。 其他人都会觉得我的第二段回忆很有意思,但是对我而言却悲大于喜。那时, 全国犹太复国主义年会在布达佩斯召开,我和另外两个人被选为农场的代表。我们 到布达佩斯以后,看到一座古老的建筑。那是匈牙利首都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布达 佩斯跟维也纳很像,但奥匈帝国的昔日风光已经没有什么痕迹了。我们走上二楼, 铺着厚厚地毯的楼梯踩上去毫无声息。每层楼的楼梯口都放着一面巨大的镜子。 上楼的时候我看见镜子里有个女青年,两个男青年挽着她,那女孩子看起来有 点眼熟。我们继续上楼,在另外一层,我又看到同样的情景:两个穿着会议规定的 白衬衫和深色裤子的年轻男子,还有一个穿着白衬衫和很新潮的打褶裙子的女青年。 我在镜子里看到裙子的皱褶在臀部被撑开了,那时候我才发现这条裙子不那么合身。 又爬上一层,我再次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简直无法相信我的眼睛。再上一层,毫无 疑问,镜中的女孩不是别人正是我。我完全惊呆了! 我记得整个过程中,重要人物 讲话的时候,合唱团表演的时候,我举起手来做“青年保卫者”式问好的时候,我 想的只有一个问题:我怎么会变得这么胖? 从小我就不苗条,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丰满。可怎么会变得这么胖呢? 我暗自思索,立即想到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后果。 在农场我负责做饭,每个人都咂着舌头对我的厨艺表示满意,但我从来没给他 们看过我自己那份。我有时候会尝一尝自己做的菜,但是不会多尝一点的。我的日 常饮食就是松脆的猪油渣夹在新鲜的白面包片中间(根据犹太教规,猪肉属于“不 洁之物”,禁止食用。但作者当时已经不再遵守这些教规。)。 这是用猪皮煎出来的美味,以前我从来没有尝过。这就是我的早餐、中餐、晚 餐。 农场的生活非常俭朴简单,我们甚至都没有一面真正的镜子,只有男孩子们用 来刮胡子的一小块镜子碎片。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也会对着这一小块镜子审视 自己,除了我胖乎乎的脸,其他什么也看不到,而在布达佩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 如此“尊容”。天哪! 我想着,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哪! 一切都是因为我对白面包片 和猪油渣的热爱! 由于父亲身体每况愈下,我回到家中,继续找工作,因为家里只 有母亲一个人挣钱。一段时间以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份看起来简直是为我度身定做 的工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优点,是我可以在家里做,这样就可以尽到长女的照 顾父亲的义务。不仅如此,我把它看做一项创造性的工作,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 那个冬天,从挪威和瑞典来的针织潮流席卷我们这个地区,那是一种名叫“瑞 典针织”的很具装饰性的手工。一天,我路过一家羊毛店的橱窗,一件织得很精致 的衣服吸引了我的目光。它新颖而别致,陈列出来是为了吸引过路人进去看看,这 样他们就可以卖出更多的羊毛衫。这家店雇用了很多织工。我走进去,对他们说我 可以织一件衣服来卖。我把售货的小姐拉到外面去,指给她看那件别致的毛衣,保 证说我也能织一件类似的。 她给了我羊毛,我于是抽空就织毛衣。几天后,我把我的第一件作品拿给他们, 他们显然很惊讶也很高兴,当场给了我更多的羊毛,并且承诺可以长期雇佣我。 晚上,我做完了家务活就坐到桌前,点一盏油灯,开始在一张方纸上设计图案, 有些是生活中的实物,有些是我想像出来的形象。画好后开始数毛衣的针数。就这 样黑色的安哥拉羊毛在我手中变成了一件毛衣,上面的图案是一只鸽子嘴里衔着一 个贴着邮票的信封,还有一件毛衣的图案是一只长着长长犄角的驯鹿。我编织的每 一件毛衣都是不可复制的原创品。 我的编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订单纷至沓来,令我应接不暇。商店的老板把编 织衣服背面和袖子这种简单一点的活儿交给了其他工人,这样我就可以专门设计图 案以满足订单需要了。根据那个时代的标准,我的报酬是很高的,因为人们肯为一 件新颖的羊毛衫出大价钱。 但是只有一小部分钱归我,大部分都归了老板。 后来,有位老师介绍给我一份很好的工作,而那时父亲的身体也好多了。于是 我接受了这份工作,离开了家。虽然这份工作非常合适,我还是犹豫了一段时间是 否要跟家里人分开。最后,我前往南方一座城市,到了一户很受尊重的匈牙利犹太 家庭。他们已经被同化了,只是因为换了新的政府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的信仰和身份, 开始明白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在忧虑中觉醒的犹太人开始关心自己的命运,尤其关心他们的孩子。他们觉得 绞索已经挂在脖子上,前程一片惨淡,所以他们想为到时候离开这个国家作准备。 他们找希伯来语老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人介绍了我,他们便邀请我到他们 家同住,教他们全家希伯来语,还有照顾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8 岁,一个10岁。 他们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我只能说希伯来语。课后,当我给孩子们讲巴勒斯坦 的故事时,家长们也一块儿听。 他们对那里的事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之前他们对这个地区知之甚少,甚至闻 所未闻。现在回忆起来,那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那对夫妇都接受过不错 的教育,为人谦和,令人钦佩。他们把我带到家里,让我觉得这里很需要我。一天, 他们为我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样每天我就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去骑车了。家里有人来 访时他们总是让我一起见面,他们带孩子出游时也带着我。 我喜欢跟孩子们一起出去骑车,他们的数学家庭教师也一起参加,他很注意我 们的行动。他每天都到家里来教孩子们数学,家长对孩子的进步很满意。这是我和 这个数学老师间美好的友谊的开始。孩子们在我们前面起劲地蹬着车,我们就在后 面看着他们。时间长了,我和他四目相接,开始交谈,一直聊到晚上——当然是只 有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去的时候。在他之前也有些人追求过我,他却跟他们都不一样。 我希望他的态度跟我一样,不要那么认真。他从一开始就取得了我的信任,我们的 关系很真诚美好,亲密但是守礼——那时候的关系都是这样的。我很喜欢他,也感 觉得到他对我的感情,我们的友谊更加稳固了。晚上,我们久久地拥抱接吻,合不 得分开。我们开始谈论未来。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我 们的关系忽然就结束了。 我接到家里的信说父亲病重,母亲要求我快回去,因为父亲的病情不断恶化。 前面我没有提到爸爸跟埃利泽去过布拉格,埃利泽希望找位外科医生替父亲检查一 下,或许可以治愈。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治疗父亲的胃溃疡的办法。我成天在他床边 照顾他,就是在这段时问父亲教会我下象棋。他体力不行不能打仗了,因此下棋赢 了他就很骄傲。 因为父亲的病,家里的困难状况没有好转。一天,父母商量,决定让母亲到捷 克斯洛伐克卡尔斯巴德一家有名的温泉宾馆做清洁工,那里报酬很高。母亲接受了 这份工作,离开了关心她的家人,启程去了卡尔斯巴德。温泉宾馆从封建王公时代 起就非常有名,那时有钱人经常夫妇同行去我们今天认为“有点偏远”的地方度假。 母亲长着一双蓝眼睛,脸上常挂着微笑。她很漂亮,工作也很努力,宾馆的经 理和同事都很喜欢她。有钱的客人们也喜欢她,用欣赏的眼光打量她,称赞她。 她喜欢被人称赞。但也有些客人让她很反感,他们会藏在房间里或者门背后等 她,然后抱住她强吻。这种人大多数很胖,喝得醉醺醺的,这让她更加深恶痛绝。 可母亲不敢拒绝他们,因为他们一句抱怨就可能让她失去工作。 她默默地忍了几个月,常在夜里哭泣,最后终于决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给 父亲写了信,把一切都告诉了他,详细地描述了她的痛苦。父亲看信后大发雷霆, 母亲的情况让他很担心。他非常爱她,觉得必须帮助她,必须去干涉,可他不知道 如何去做。父亲只是告诉他一个做印刷工的好朋友关于母亲来信的事情。 那时候印刷还是用老式的排字方法。有家日报的排字工是父亲的老朋友了,他 答应用一个计谋来帮助父亲。在为一份报纸排版的时候,他加了一些话:“某某病 重,已卧床不起。其妻见报请速归。” 母亲比任何人都了解父亲。她看到报纸后就开心地笑了。她把报纸拿给了宾馆 的经理,然后脸上带着很悲伤的表情把那条消息指给他看。经理很同情她,把她叫 到办公室,按她的工作时间付了薪水,尽管她这样离开违反了合同。他甚至还给了 母亲点奖金,因为母亲工作尽心尽责。而母亲也为能再次回家团聚感到幸福。 父亲组织了镇里所有的象棋高手开展象棋马拉松的比赛。星期六,镇上一些真 正的象棋高手到我们家,父亲逐个地跟他们下,结果局局胜出。他下棋的时候坐在 那里,因为沉思而眉头蹙了起来,不吃也不喝,完全沉浸在象棋世界里。晚上所有 的挑战者都离开后,父亲感到很疲倦就躺下了。母亲走到他身边,发现他正发着高 烧,昏迷不醒,还想像着在棋盘上挪动棋子。我们关切地站到他身边,母亲不停地 用湿毛巾敷在他的额头上,但是一点作用也没有,最后我们决定请医生。医生来检 查了一下,让我们大家放心,说父亲只是下象棋下得入迷了,休息一个晚上就会康 复如初。 胃溃疡在那个时候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前面我已经说过埃利泽在布拉格读书时 父亲到那里去做过检查,结果那儿的医生说这个病是无法治疗的。我们的家庭医生 建议送他去医院。入院后医生认为父亲必须进行手术,但当时我们城里的医院没有 能做这种手术的医生,他们建议父亲去附近贝尔霍沃的医院。那里被匈牙利人叫做 贝尔佳茨,那儿有个医生可以做这样的手术。 手术一直延迟,我们陪着父母在那个医院等了好几天,直到冬天一个寒冷的早 晨,父亲终于被推上手术台。手术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们一直在外面等,从手术室 回来以后也一直在他身边守着。父亲的眼睛睁了一下,又合上了,我们焦急地等着 他从昏迷中苏醒。 大多数时间里他都躺在那里,苍白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他说话的声音很小, 我只能把耳朵贴过去听。 他说手术后的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令他生活悲惨的病痛终于过去了。他说 得很慢,喘息声很重,也许他心里想着很多以前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现在他会恢 复健康,只要一出院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完成那些事情。 母亲和我轮流在他身边看护。她累了就去休息,由我来替,她回来了我就在边 上的长凳上打个盹儿。手术后的第三天,我去问医生父亲的情况如何,他鼓舞人心 的回答让我很高兴。他说,第三天是手术后最关键的一天,如果父亲能够平安度过, 手术就成功了。母亲听我转述了这个消息后就安心去休息,我等医生们进行例行检 查以后继续陪在父亲身边。父亲又睁开眼睛,但只是一下就又合上了。他的呼吸显 得特别沉重,甚至盖在身上的毯子也会随着呼吸上下颤动。他把手微微地抬了一下, 让我去打开窗户。我不懂他的意思,房间里的暖气不足,而且很冷。但我还是站在 椅子上把小窗打开了,一阵冷风吹进来。父亲仍然抱怨说房间里空气不足,他喘不 过气来。我急忙去找护士,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她去病房看了以后又喊来另外一个 医生和护士。我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但我知道父亲的情形不好了。他们在父亲床 边的抢救让我心惊肉跳。护士让我到外面去等。我心头一沉,脑子里一片空白,所 有的希望似乎都要破灭了。我非常担心父亲,颤抖着在外面等着消息。 门开了,医生走了出来,他扶住我的肩,要我赶快去见父亲,说现在还赶得及 跟他告别。父亲的喉咙里发出很可怕的喘息,眼睛紧紧闭着。我一边抽泣一边不停 地发抖,不知所措。我害怕极了,就那样一个人站在父亲身边。我知道这是我看到 他的最后一刻,我将终生铭记这一刻,可我却是那么地不知所措。多少年来,这一 刻的情景时时在我脑中重现,在清醒的时候,在睡梦中,还有非常想念他的时候。 我很气恼自己最后没有跟他告别。 等候母亲来的那段时间像是没有尽头。我只想着一个问题:我该怎么跟她说, 怎样把这噩耗告诉她。当母亲来了,看到了我。她向父亲的床边冲去,但他们不让 她过去。父亲去世了。母亲抱着我,我们两个哭成一团。 我能感觉到母亲的心跳,她的眼泪流到了我的脸上。她为听信了医生过于乐观 的估计而懊悔不已,谁的安慰也听不进。她只不过离开父亲去休息了一会儿,可就 这一会儿父亲就过世了。医生对她说他们原来真的很乐观,手术也很成功,但父亲 的心脏承受不了。 窘迫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们把父亲的棺木运回家,他被葬在了异乡那个他做手 术的地方。葬礼很凄凉,只有母亲和我们姐妹三个陪伴父亲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 度过了最后的时间。我还记得墓地里的小路,记得那么清楚,直到现在我还能找到 那条小路。但是去墓地的路在记忆中却模糊了,其他的事情也记不得了,棺木和葬 礼都消失在记忆深处了。 回家以后母亲像换了一个人。她曾经的笑容不见了,眼睛中埋藏着深深的悲哀。 她还在头上扎了一块黑头巾以示哀挽,她的面容也因此而显得更加悲戚。这跟我们 以前印象中的母亲截然不同。失去了父亲的生活对我们来说非常痛苦。 埃利泽很久以前已经离开了家,匈牙利人把什洛莫抓去做军队的苦力,也不知 去了什么地方。现在家里只剩下母亲和三个女儿了。没有了父亲的屋子显得空荡荡 的,原来放着他的床的房间一角现在空了出来,本来我们叫那里为“会客处”,父 亲在那里可以看到家里发生的一切,但现在什么也没有。 生活没有善待母亲,她退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了,默默地悲伤着,就像父亲生 病的时候她承受的一样。我们想法设法地安慰她,拥抱她,亲吻她,在经济情况许 可的前提下给她买些小“奢侈品”,我们不时地给她些惊喜,比如从糕点店买些蛋 糕。 我们很喜欢吃母亲烘烤的点心,那些点心就是用发酵的面做的,加了些其他成 分,虽然简单,但很可口。 不过我们也只有在安息日和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那样的点心当然不能跟糕点 店里买的相比了。 父亲去世后不久,我们听说了邻国发生的事情。据说犹太人被人从家里驱逐出 去,但没人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也有人说城里的男人都去当兵了, 工作没人做,农村里更是如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很可能被送到其他城市去工 作。 1944年3 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的军队进入我们地区,第一道法令是命令所 有的犹太人在衣服上戴上黄星,这样德国人认出犹太人就方便了。(二战中在纳粹 占领的地区,犹太人被迫在衣服上戴上黄色的犹太传统的大卫星标志.以示区别.) 我每天在街上亲眼看到犹太人受到的肆意侮辱和虐待。我们曾经听过德国人对犹太 人的态度,但不相信这些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然而现在这些都已成为事实。德国 人每到一处,第一步行动必然是难以置信的残酷行为。他们第一批迫害的就是犹太 特征明显的人。这些犹太人遭到可怕的攻击。德国人拉扯犹太经学院学生们鬓角的 头发,还去拔每个犹太人脸上的胡子。 毫无疑问,恐怖的事情即将发生,每天情形都在恶化,我们知道时局只会越来 越坏,我们开始担心自己可能也很快被驱逐,如同传言所说的波兰和斯洛伐克的犹 太人一样。 现在,只剩下我们四个人,处于惊吓和忧虑之中,没人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