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德国村庄 我们逃离行军、进入树林时,为找到可以藏身的掩蔽所而高兴。现在,我们高 兴的是周围的树越来越稀疏,看来已经靠近树林的边缘了。但欢喜归欢喜,我们却 也很担心:为我们提供掩蔽的树林就要到尽头了,现在路上每个人都能看见我们。 越往前走,独立的房子越密集。走了没多久就来到了村庄。我们漫步在大街上—— 后来发现那是惟一的一条街,两边都有房子。我们一边走一边看每栋房子,猜想谁 住在那里,我们又应该把哪家的主人从睡梦中叫醒。有栋房子看起来特别奢华,我 们肯定住在里面的人不会同意让我们进去的,甚至还会被我们吓着。它隔壁是栋小 房子,看上去很简陋。即使它的主人慷慨和善,大概也帮不了我们。 我们只好继续玩孩子们玩的“找房子”游戏。但时间不等人,最后我们3 人一 致选中了同一栋房子。 我们重新戴好头上的方巾,用毯子裹在衣服上,准备好以后站在房门口。奥尔 加敲敲门,我的心突然跳得很厉害。“Wer ist dort? ”( 谁在那儿?)里面传来一 个女人的声音。“Wir fl n chtlinge .”( 我们是难民。) 奥尔加不假思索地回 答道。我们听见一把钥匙插进了锁里,门开了。电灯光照到我们脸上,使我们刹那 间什么都看不见了。一个女人站在门口,警觉地打量着我们,然后说了句“Grnss Gott。”( 上帝保佑你们。) 并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表示欢迎。她的手拂过前额、下 巴、右肩和左肩,然后合上双手,口中做着祷告。做完之后,她拘谨地对我们说: “难民,越来越多的难民,没完没了。该死的战争还在继续。”她不知道她提到“ 难民”这两个字是多么令我们兴奋。这大大鼓励了我们,增加了我们的信心。不经 意间她让我们知道村里真有难民,我们并不是惟一的。她使我们觉得我们编造的经 历和衣衫褴褛出现的原因都会被认为是可信的。她充满同情地看着我们每一个人, 说她非常抱歉,因为家里已经住满了难民、亲戚和其他流离失所的人,没地方给我 们住了。不过她保证为我们找个地方。 那女人在头上戴上一块大大的羊毛方巾,让我们跟她走。我们跟着她穿过了马 路,见她敲了敲对面邻居的窗户,喊道:“玛利亚,玛利亚,快出来开门! 又来新 难民了! ”我们轻轻地吁了口气,幸好还没人怀疑我们。她解下头巾披在头上,放 开卷发。邻居也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做了个祷告,我们便跟着她进了温暖明亮的房 子。我该怎么描述我那一刻温暖的感觉呢? 在黑暗中呆了那么久,灯一照我的眼睛 都睁不开了——我们还没有完全适应灯光,但觉得很舒适。我们走进去,现在头上 有个屋顶了。那女人请我们坐到桌子边,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垫在我们脚下的砖头发 出的暖气,这使我们僵硬的脚趾渐渐解冻,温暖传遍了全身。那个好心的女人不停 地关心我们,她把一块甜甜的圆面包放在桌上,还有喷香的黄油——我早已忘记黄 油是什么样了,还有果酱和一大壶热咖啡。她离开了一会儿,奥尔加警告我们要慢 点吃,尽管大家都非常饿,很难控制住自己不去狼吞虎咽那些诱人的食物。后来我 们发现奥尔加是明智的,因为我们听说很多饿了很久的人一下吃得太多,活活被撑 死了。 我们不拼命吃那些东西,也是怕引起那女人的怀疑。趁女人离开房间的机会, 我们从脖子上摘下刻着奥斯威辛号码的皮圈,打开炉门扔进去。皮圈烧着了,我们 赶快悄悄关上炉门,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奥尔加为她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暧手, 看着那女人的眼睛讲述她的“我们的故事”,为什么没有衣服,没有钱。女人手撑 着头仔细听着,不时摇摇头,注视我们的目光似乎分担着我们的哀愁。 我们坐在桌边慢慢地吃喝,那女人站起来,说要给我们准备晚上睡觉的床。奥 尔加赶忙起来追上去说,我们非常感激她的招待,也非常高兴,但我们不能就穿着 这身脏兮兮的衣服上她的床,至少得洗一洗。奥尔加的聪明才智在这里又一次体现 出来了。我们看见那女人深信不疑,她离开屋子,回来时给我们带来了干净的衣服 ——宽松的衬衫和男裤。她戴着羊毛头巾,围裙兜里的钥匙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便 这样充满精神地走出屋子,叫我们跟上她。我们走到院子的另一端,上了两级台阶, 进了一间小屋。屋子的窗和门靠得很近,正对着院子,可以从窗户里看见横穿村子 的大路。 我们都很兴奋。那间本来供女仆住的小屋简直就成了我们的宫殿。女主人为我 们搬来床和床垫。一等她围好头巾离开,我们就欢笑着拥抱在一块儿。我感觉很好, 也更坚定了信心:我爱的人们也会像我一样设法安全地活下来了。在黑暗中,我们 躺在床上,谈论着过去的经历,更主要的是明天会带来什么。重新回到房子里的感 觉真好,我却不自觉地回忆起自己被赶出来的家。 接着我甚至想到门会突然打开,德国人冲进来把我们抓走,或者直接把我们枪 杀。 不知道为什么,在我重新吃上正常的食物后,我的全身开始疼痛。我把疼痛的 地方叫做水泡,因为它们像变形虫一样在我身上到处移动。它们的颜色由黄变红, 迅速传遍了我的全身,从头到脚。我疼得要命,寸步难行,只能躺在床上,靠朋友 们架起我的胳膊扶我去厕所。我不知道这是由什么引起的。也许是因为我的月经已 经中断很长时间了,或者只是新陈代谢而已。我对村里发生的事情很好奇,但没法 离开小屋。夜里我疼得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只有到最后极度疲倦时才慢慢睡去。 “三个匈牙利难民! ”“可爱的姑娘们! ”“元首忠诚的法西斯战士! ”我在 小憩中被这些叫喊声惊醒。我们的女主人把她的客人告诉了全村人。我们立刻穿上 那女人给的大衬衫和男裤,而我们自己的衣服她已经烧了。这些衣服对我们饿得瘦 骨嶙峋的身体来说实在是太大了,我们不得不用绳子系上。我躺在靠窗的床上,掀 起一点窗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小小的院子里已经挤满了 村民,每个人都带了面包、香肠和各种各样的熏肉,还有个女人端来一碗热气腾腾 的“麦勒足普”,那是他们早餐喝的面汤。很快,我们的小屋里就堆满了村民们带 来的礼物,活像一个杂货店。村民们已经听见隆隆的炮火声,知道他们很快也得卷 铺盖离开。为了准备撤退,他们屠宰了所有的牲口,把肉做成香肠以便带走——现 在也给了我们一点。 奥尔加戴好头巾,这使她好看得多,她的样子也不像犹太人。她离开屋子,接 受村民的礼物。礼物还在源源不断地送来,她热情地接下来,充满感激地微笑着向 他们道谢。村民们一个接一个走出了院子,我从窗户里看见了一切,也听见他们说 话,但假装什么也听不懂。 这时我看见一个男人,他显然是从战场上受伤回来的,还拄着拐杖。他找来一 帮没被征召上前线的男人,大多都是受了伤或年老的,告诉他们说战争非常激烈, 前所未有,隆隆的炮声就能证明这一点。我听见他们谈论困难的局势,说在这种危 急关头一定要提高警惕,对每个来到村里的陌生人都要严加盘查。奥尔加回来后我 把听到的告诉她,我们都很害怕。本来很高兴能够自由,没想到新的危险又降临了。 每一个可疑的线索或是德国农民表示怀疑的一句话,都足以让他们杀死我们。那一 整天我们都没离开屋子,不敢见村民,也不敢被他们看见。 下午来了一个年轻的俄国姑娘。她告诉我们她并不是村里惟一的一个,从战争 开始时起,每家都有像她一样的年轻俄国人来工作。当德国人迅速推进到俄国的腹 地时,他们把俄国战俘都集中起来,挑选出其中健壮的男女送到德国乡下劳动,以 顶替被征召到前线的德国男人。他们叫其中的女人“娜塔莎”,那些男人他们则叫 做“帕维尔”。德国人会在一块儿谈论他们的帕维尔和娜塔莎。这些俄国人常来看 我们。在我们眼中,他们都是自己人,值得信赖,所以决定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都告 诉他们,这样他们就知道我们是从哪儿来的了。晚上收工后,他们来我们这里,我 们拿出吃喝的东西款待他们。我们对他们说罗塞尼亚语,那是俄语的一种方言,我 们和他们相互都能听懂。交谈的时候我们发现大家都会唱很多同样的歌曲,便一同 歌唱——我们用希伯来语,他们用俄语。我们的歌声唤起了内心的渴望,比如《伏 尔加,伏尔加》、《黑眼睛》,还有其他的歌。他们知道他们的军队节节胜利,非 常兴奋,隆隆的炮声告诉人们,战线已经越来越近了。 一天,我们正欢快地唱着俄国歌曲,门开了,我们的德国女主人站在门口看着 我们,吓呆了。奥尔加赶忙上前去搂住她的肩膀安抚她,使她镇定,又和她一道离 开了屋子。奥尔加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那女人听见我们用俄语唱歌,吓得要命。 但奥尔加告诉她我们在执行一项非常秘密的任务,她最好别跟村里任何人说,她这 才稍稍平静下来。奥尔加又一次展示出她足智多谋的天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她 都是值得信赖的。从此,我们每晚都在一块儿唱歌。每当我们请来俄国人,那女人 就会进来看看听听,然后离开,但从不问问题,也不说一句话——她脸上的恐惧已 经说明一切了。 “H aiiiH T a H K H c T bI eiiy T!”( 我们的坦克就要来了) 可以听见报 讯的声音。报信人用双手砰砰地敲着门,还用脚踢。那时还是凌晨,周围一片漆黑, 我们全被喊声惊醒了。我从窗户向外望去,只见娜塔莎离开我们院子,跑向邻居家 传播这一消息,就这样一家家跑着。第二天一早我们还躺在床上,向我们提供屋子 的恩人垂头丧气走了进来,她的双眼哭得通红。 她说我们也应该收拾必要的行李,因为村里的广播让村民准备好随时离开。 她通知了我们,便急匆匆离开了。我们很担心,不知该怎么办好。好不容易逃 了出来,我们还能再次跟德国人去柏林吗? 可要是我们告诉那女人我们留下来不走, 又肯定会引起她的怀疑,我们的性命就危险了。过了几小时,那女人回来了,极力 躲开我们的目光。支支吾吾好半天,她告诉我们他们的马车已经装满了她家的人, 他们都只带了必需的行李,她很抱歉没地方留给我们了。她一面表示深深的悲痛, 一面让我们加入徒步行走的年轻人,马车上也没有那些人的地方。她补充说他们很 遗憾不能带走很多值钱的东西,因为马车已经负载过重了。突然,奥尔加毫不迟疑 地告诉她,我们非常感激她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很理解她现在的处境,但很可惜, 我们不能走。 奥尔加的回答也让我们吃了一惊。她对那女人解释说我生着病,不能跟他们一 起走,否则我们会加入他们的行列的。可现在,她俩不能扔下我不管。我捋起袖子, 给那女人看我胳膊上疼痛的地方,告诉她我全身都是这样。我说我同意两个伙伴跟 他们一块儿走,但我自己是走不了了。那女人看了看,明白奥尔加和安娜不会扔下 我的。她像往常一样划了个十字,就匆忙离开了我们,消失在夜色中。我们后来再 没见过她。 那时候,我们憎恶的穿军装的家伙的数目却与日俱增。路上的交通有两个方向 :村民们离开村子,而越来越多的部队驻扎进来。每个院子都成了军营,中心是炊 事帐篷。我们的担心也在增加,因为不知道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又会是什么。我还生 着病,村里的老百姓已经差不多走光了,只有一个老头来回走动,但没人注意他。 一天,我们院子篱笆的大门开了,我辨认出军靴的声音。我们脸色苍白,瑟瑟 发抖,默默地对视着。我们知道门很快就会打开,一个德国人会进来打死我们。我 的心跳得厉害,牙齿也格格作响。敲都没敲一下,门就开了,一个德国军官站在门 口。他啪地一拍脚后跟,直视着我们每个人,用一声“嗨,希特勒”致意。我的心 跳几乎停止。我们完了,我想。但那只举起致意的手突然指向了桌子,桌上全是村 民送给我们的食物。他像是面对一大群听众一样动情地说:“你们再也不用吃施舍 的食物了! 从现在开始,你们处在第三帝国的保护之下。你们为我们工作,作为回 报,我们会保护你们。”军官又啪地一拍脚后跟,我们又听见一声“嗨,希特勒”, 他便走了。我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对视着对方同样困惑的眼睛,不敢相信刚刚听 到的“美好”的事。但他确实说了,我们甚至没机会考虑这荒唐的处境,还有我们 凭什么跟德国人一道为第三帝国工作。看来我们是“元首忠诚的法西斯战士”的传 言也传进了他的耳中。 第二天,奥尔加和安娜去军营的炊事帐篷干活儿,我去了司令部。他们向我保 证说,在那里各种各样的工作中,他们会为我找到一个合适的,尽管我身体不好。 我走到门前,轻轻敲了敲,但里面嘈杂得很,没人听见。 我又等了一会儿,就打开门走了进去。当看见墙上挂着的一幅巨大的照片时, 我停下了脚步。画中人直视着我的眼睛,比真人还大——是希特勒。我无法移动脚 步,双脚就像钉在地板上一样。大厅里烟雾缭绕,我要去的那间办公室位于它的另 一头。我看见士兵们坐在桌子周围,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我站在那儿,还是没人 注意到我。我深吸一口气,尽量挺直身子,昂首穿过大厅。 我的心跳得厉害,但每往前走一步,我就增加了一分自信。耳边传来他们的声 音:“看那姑娘”,“一个黑发美女”,“典型的匈牙利人”。我什么也不需要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乐于被认为是匈牙利人。以前我很自豪自己是捷克人,但这次却 因被误认为匈牙利人而逃过一劫。 通过这第一道测试后,我高兴地走到大厅的另一头,敲了敲军士长办公室的门。 听到一声“进来”后,我走进了房间。就算我事先设想过一千次,也绝对想像不到 他的办公室里等待我的是什么:我面前坐着个鬓发灰白的军官,他的双肘撑在桌上 托着下巴,神情十分沮丧,然后他竟然哭了。我在一旁等着,他却继续低声哭泣。 过了一会儿,他坐直了身子,擦干眼角的泪水,向我倾诉他的痛苦。他很担心柏林, 那里每时每刻都在响着警报,而他的独生女和外孙就在那儿,不停地钻防空洞。 形势令人绝望,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说完这些,又接着抽泣起来。 这时我自己也哭出声来了。我的眼泪已经忍得太久,从不敢让它们流出来,而 现在我也可以哭了。不是夜里在床上抱着枕头小声啜泣,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放声 痛哭。我的眼泪像决堤一样流下脸颊。我是真有值得哭泣的事情的。 工作结束后我们互相讲述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我跟朋友们说了那个军官,她们 也从士兵那儿听到,德国人是多么绝望,多么憎恶这场无休止的该死的战争。但使 我们真正感到恐惧的是村里穿军装的人越来越多。路上挤满了载着村民和他们行李 的马车。大多数马车被军队征用了,只有极少比较幸运的人还有马车。其他人只能 推着他们的手推车,拖着行李蹒跚而行——最重要的是逃离日益逼近的胜利者。在 另一个方向,俄国坦克在不断推进。而我们处在真正的危险中——尽管俄国坦克的 炮火已经使我们的窗户都在震动,但万一他们突然撤退了怎么办? 要是德国人回来 了,他们肯定会杀了我们的。 那个德国军官安慰我说,我的工作不会太多。他说仓库差不多已经空了,最需 要的物资还没有配好。将要发给士兵的是一些罐头、香烟和火柴,也许还有其他东 西,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当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很惊讶地看见一个背着枪的德 国士兵在那儿等着我。他向我鞠了一躬,说:“Bitte ,fraulein( 小姐,请吧) , 请让我护送你。”我大吃一惊,深吸了一口气。我的第六感告诉我不应该拒绝他, 我便同意了。“请。”我用耳语般的声音低声回答说。每当遇到令人惊讶的事情, 我都会回想起家里,我的父亲和亲戚,这次也是如此。如果他们是我,他们会怎么 做呢? 要是他们看见我和一个德国士兵一块儿走路,又会怎么反应呢? 我还没来得 及细细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就走到了我住的房子。我那忠诚的护卫举手向我致敬, 说了一声“Auf wiedersehen ”( 再见) 后离开了。 回去后我告诉朋友跟德国兵的故事,她们认为我的反应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时 刻表现出可信的样子,而这种场合下年轻的姑娘是不会拒绝一个士兵接近她的。第 二天,那个德国兵又在那儿等我。这次显得亲密得多了:他把步枪往左肩一背,用 右手挽住我的胳膊。我微微颤抖,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尽管天气寒冷,可我还在出 汗,热血涌上脑门,两颊通红。他可能把我的反应理解为一种兴奋,而他很喜欢这 样。我对他的举止十分惊讶,但他并没有恶意。他自我介绍说他叫麦克斯,可我已 经忘了他姓什么了。他告诉我他应征入伍之前是一名律师,他爱好音乐,尤其是古 典音乐。但一有空他就会读书,主要是诗歌。他说,没有比一首好诗更能吸引人的 了。他能够背诵歌德和海涅的诗歌。 两天后我们见面时,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要我晚上跟他约会。他补充说,等他 值完班以后,他会敲三下大门,叫我出来。同伴们看我回去时挺活泼,我便把这个 德国追求者的事告诉她们。她们都觉得我应该继续和他见面,否则我们可能会引起 怀疑。一个士兵业余时间找些消遣理所当然,而我要是拒绝了,弄不好他们就会怀 疑。夜幕降临后,我听见三声低低的敲门声,心里怦怦直跳。我抛却杂念,穿好衣 服离开房间。麦克斯很高兴看见我,幸运的是黑暗中他没看清我的脸上的表情。两 种情况使得我战争阴影下这强制的“爱情”稍微容易一些:一是晚上十分寒冷,不 可能在室外呆很久;二是麦克斯必须在8 点钟之前赶回营地。 麦克斯做梦也想不到8 点钟以后我们屋里发生的事情,他对来我们这儿的俄国 年轻人一无所知。屋里很暖和,那些俄国人脱掉他们的羊皮夹克,像剥洋葱一样除 去身上一层层衣服。他们是躲在附近森林里的游击队员,白天来到村庄,晚上就跟 我们呆在一块儿。他们问我们是谁,但我们不敢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只是告诉他们 我们是越狱的囚犯。从他们的眼睛里,我们看出了怀疑的神情,最终我们决定把真 相和盘托出——我们是怎样被赶出家门的、奥斯威辛、强制劳动——所有这些事都 一股脑儿说出来了。他们看着我们每一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我们发现他们 还是半信半疑。于是,奥尔加领头,我们都除去了头上戴的头巾,给他们看我们的 短发。在奥斯威辛被剃光以后,头发刚刚重新长出来。他们吃惊地看着我们,从这 一刻起我们之间的障碍完全消除了。他们拥抱我们每个人,不停地请求我们原谅。 我们不懂俄语,但是可以用家乡人说的捷克语和罗塞尼亚语和他们交谈。 村子里很安静,德国人走之前宰杀了所有家畜,做成肉制品带在身边。老百姓 已经走得一个不剩,只有军队还在这里,而士兵的数目也在日益减少。宁静的夜晚, 我们能听见炮声离村子越来越近了……朋友们鼓励我继续和那德国士兵约会,她们 希望能从他那儿听到重要新闻。奥尔加和安娜在部队厨房工作,也听见士兵们公开 谈论目前的局势。他们已经受够了战争,可还是看不到尽头。他们诅咒着战争,甚 至毫无顾忌地咒骂希特勒。他们也听到了不断逼近的炮火声,知道末日不远了—— 这从他们的脸上就能看出来。 一天晚上,麦克斯第一次跟我谈起局势。在此之前我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看我 的,但他非常信任我,严厉地批评了节节败退的德国军队和政权。我们分别时,他 久久地拥抱我亲吻我,告诉我说,如果几天后无法见面,也不要太惊讶。他对此非 常难过,他认为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看起来他别无选择。我眼里也流 出了泪水,要我哭是很容易的。我为自己亲爱的人哭泣。我不知道她们的下落,也 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告诉麦克斯我很担心他,希望跟他再见短短一面。他笑了,说已经有警报, 军队随时准备撤退。第二天晚上,空中挂着一轮满月,天非常寒冷。麦克斯把我搂 在怀里,比以往每次时间都长。他吻着我,而我仍在告诉自己,他吻的是莉莉,而 不是我本人。 下一个夜晚,我听见篱笆门被敲了三下,赶忙穿好衣服出去见他。每次我出去 时都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约会了。麦克斯非常悲伤,他没说几句话便抱紧了我,看着 我的眼睛,说他必须教我一首歌,作为对他的纪念。他用优美的男中音动情地唱道 :“Ich liebe die sonne .Die mOnd und die Sterne , am meisten dOch liebe I ch dich ”,意思是:“我爱太阳,我爱月亮,我爱星星。但我爱你胜过这一切。” 这可能是一首有名的情歌。我们一同歌唱,充满了感情。他梦想着和我的爱情, 而我想的却是我的亲人。 又一个晚上,麦克斯兴奋地赶来,两眼放光地看着我,说这次必须把见面时间 缩短,因为最后一批士兵即将离开村庄,有消息说就是今天夜里。如果是这样,他 就会敲三下大门,这是我们约会的记号,说明德国人离开村子了。他急匆匆地吻了 吻我,把一张折好的纸片塞进我手里,喘着粗气跑了。我的朋友很奇怪我这么快就 回去,我告诉她们这是最后一次约会了。我打开麦克斯塞给我的纸片,奥尔加大声 读出来:“……我爱你,莉莉小姐,我希望一生一世陪伴你,我亲爱的莉莉。所有 的一切都是因为这该死的战争。保重你自己,战争结束后我们将在下面的一个地址 相见。抱你,吻你。爱你的麦克斯。”纸片下面写了两个地址,一个在美国,一个 在巴黎,是他希望我们战后重聚并且结婚的地方。 我们个个惊恐万分,静静地躺了很久。我们都不知道早晨醒来后会看到什么。 村外大路上的坦克和其他重型车辆把我们的床震个不停。德国人的车不够多,很多 士兵不得不步行。 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听见三声敲门声,这是麦克斯向我道别,他和其他士兵一 道走了。我们一直醒着,听着汽车逃跑的声音,还有骚动声、咆哮声和命令声。这 一切都渐渐离我们远去。突然,周围完全清静下来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时,面对的是全新的世界。帐篷、士兵和他们那闪闪发亮 的皮靴都从院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德国人已经离开村庄,而俄国人还没有到来。 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我们心里忐忑不安,感觉如履薄冰。我们不知道下一 刻会发生什么。那是二月里一个寒冷的日子。如果有一点阳光出来,同伴们就让我 坐在椅子上到门口晒太阳。我身上盖得严严实实,但我喜欢那冰冷新鲜的空气。村 子里一片寂静,鸡犬之声早已绝迹——所有的家禽家畜都被杀光了。 突然,我们听见马达的响声。声音从大路的方向传来,离我们越来越近。一个 俄国侦察员开着一辆摩托车,停在村子中央。那些俄国年轻人像老鼠出洞一样,从 各自工作的德国人的房子里冒了出来。他们亲吻着那个侦察员,紧贴在他身边,好 似藤上的葡萄。男孩子和女孩子们拥抱着他,喜极而泣。他下了车,和其他人一同 走进最近的一座房子。奥尔加和安娜也跟着他们。侦察员打开一张地图,边界和战 况的发展都在上面做了标记。男孩子立刻被动员起来了;而女孩子,包括我们在内, 被告知几个小时后将被带往后方。但俄国女孩儿很坚决,最后和男人们一块儿走了, 而我们留在了村里。 第二天我的同伴去遗弃的房子里找东西吃。她们回来后告诉我一个故事,令我 想起我们离开家的那个早晨。她们走进一栋房子,桌子是摆好的,食物还没有吃完。 那些村民是在吃饭吃到一半时离开家的。他们和我们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是自己 离开家,而我们是被人强行赶出家门的。村庄里一片沉寂,只有乌鸦的叫声偶尔打 破宁静的空气。同伴还告诉我,她俩见到一对四五十岁的德国夫妇,他们看见她俩 时,很自豪地向奥尔加出示证件,证明自己过去是共产党员。他们向我的同伴微笑 着,对自己的安全很有把握。后来我们找过他们,但已经不可能找到了。他们见到 的第一个俄国人对他们的证件毫无兴趣。在愤怒情绪的支配下,他杀死了他遇到的 每一个德国人。 装甲车和运送士兵的卡车浩浩荡荡开过村庄,路上的交通一刻也不停息。这次 是俄国人。有时,运送士兵的车辆会开到我们的房子前,我们热情地欢迎他们,给 他们送食物和饮料。这些东西我们还有不少。有个士兵留给我们一本小册子作纪念, 那差不多是一本“行军祈祷书”,每个士兵都配备了。小册子的封面上印着斯大林 的照片,下面是粗体字的口号:“为了斯大林,为了一祖国。”小册子里是一些鼓 励的诗歌。我们夹杂着捷克语和俄语跟他们交谈,每当一个捷克语单词使他们联想 起俄语里的某句脏话时,他们就会爆发出一阵笑声,但每次都能听懂。他们很乐意 解下子弹袋,脱下沉重的大衣,坐下来吃点东西填饱肚子。“好客之家”的传闻通 过士兵之口很快在行军路上传开了。每当他们走进我们的房子,烟囱里就会冒出炊 烟。一开始他们是一个一个地来,后来是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地过来。 一个高个儿士兵悄悄走进来。他必须低下头,否则就会碰到门楣。他的肩上有 军官徽章,胸前挂满了勋章。他走进来和我们一道吃喝,每时每刻都郑重地看着我 们。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没有急匆匆吃完就离开,而是坐到桌子对面,问我们是谁, 在这废弃的村庄干什么。我们已经在这种场合经历过太多的艰险,这是第一次我们 不用害怕说出真相,大家都急于讲自己的经历。 奥尔加首先开讲,我三言两语地补充,就连一向寡言少语的安娜也不住插嘴。 我们不能等了,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争先恐后讲了些故事。军官让我们冷静一点, 不要着急,他没听完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是不会走的。“谁年纪最小,让她先讲。” 他说。我便开始了我的故事:从我们被逐出家门的艰难时刻到奥斯威辛和强制劳动 营,我说得很慢,确保他都能听懂。我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变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突然他站起来,走近我们,拥抱着我们三人,用意第绪语动情地说:“I ch zend dach Yiddishe meidelach .”( 原来你们都是犹太姑娘。) 我们抱成一团,心情 激动万分,直到冷静下来才止住泪水。大家重新坐下,他开始向我们讲述他自己。 就因为是犹太人,他在部队里受到歧视。我们倾听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那种政权下怎么也会有歧视呢? 他看见我们有所怀疑, 便指了指他的军装,给我们看他的勋章。他说,他完全可以当一个高级将官了,但 他谢绝了晋升。这是由于他的那些部下:他们公开对着他的背后指指戳戳,不忘加 上一句“犹太佬”。 我童年以来就一直梦想着的世界突然倾覆了。我曾经多么向往它,信任它,就 像一个虔诚的教徒信仰上帝。可现在,这一切似乎都已消失在空气中,好像从来就 没有存在过一样。尽管那军官看上去不会撒谎,但我还是难以接受他所说的一切。 他知道他的话在我们身上产生了效果,引起了我们的疑惑和恐惧,便索性把事情和 盘托出——这也是为我们好。他说一次偶然,他救下了两个必死无疑的犹太姐妹。 当时他看到一个俄国士兵一边举枪向她们瞄准,一边骂道:“你们这些犹太贱货, 能把身子给德国人,就不能把身子给我? ”这时士兵看到了军官,不得不放下枪, 她们这才得救。我们的惊讶显而易见,我们不能相信一个俄国士兵会这样做。那军 官说他不是有意吓唬我们,但他有责任向我们描述这场悲剧,这样我们今后才能特 别小心。他还给我们一条忠告:“……俄国军队和捷克军队有良好的关系和全面的 合作,但不要告诉任何人你们是犹太人,最好说自己是捷克人,直到你们到达安全 的地方。捷克姑娘在哪儿都会受到欢迎。”我们欣然接受了忠告,后来才发现这是 多么正确。 士兵们继续来我们这儿做客,我们像往常一样邀请他们一道吃饭。一天一辆满 载士兵的卡车来到了村庄。 他们占据了所有的房子,带走了所有能带的值钱东西。 他们也来到了我们的屋子。我们邀请他们进来坐下,像对待先前其他人一样做 饭给他们吃。这伙人很快乐,不断开着玩笑,我的两个同伴也加入了他们。后来安 娜和一个士兵离开了房间,奥尔加跟着另外一个走了。他们也邀请了我,不过我谢 绝了,我生着病,这是个好借口。 他们一看见我全身溃烂的伤疤,就急匆匆地离开了。他们受到过疾病的警告。 大约过了l 小时,我的同伴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她们两眼放光,双颊泛红,告诉我 说她们和士兵度过了一段销魂时光。 第二天士兵回来,吃完饭以后他们又和我的同伴离开了。……她俩没有回来, 我从此再没有看见过她们,也不知道在她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一个人在屋里,躺 在床上。天色已晚,夜幕开始降临,我的同伴却没有回来。她们就这样消失了。我 一次又一次呼唤着她俩的名字,但一个也没回来。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放声大 哭。我冻得瑟瑟发抖,脚实在疼得厉害,下不了床,我无法往炉子里添火,在寒冷 和恐惧中蜷缩成一团。最后我安慰自己说,炉子熄了最好。因为如果士兵看见烟囱 里冒烟,就知道屋里还有人,很有可能进来。这是我极力避免的。 坦克、重型车辆和卡车昼夜不停地开过村里的那条马路。一天,一辆满载士兵 开往前线的卡车在村里停下了。士兵们抖落身上的雪,走进屋子。我指了指桌子, 夹杂着捷克语和俄语让他们吃。他们看到我胳膊上的溃烂的伤疤,吓得退了两步, 想起要远离疾病的警告,赶紧离开了屋子,甚至没尝尝食物。 突然,我听见沉重的脚步声,简直要把楼梯震碎。 门被一脚踢开,狭小的门口被一个巨大的身躯堵死了,他的眼睛几乎把我刺穿。 他穿的衣服肮脏不堪,混合着汽油、煤油和酒精的味道充满了整个小屋。我看见他 已经醉了,一步步逼近我,眼睛从没有离开过我,我只有一个念头——逃离这儿。 我就这样跑出了房间。 我身上只穿着睡衣,赤着脚在雪地里行走,到了大路上。在冰天雪地里,我忍 不住号啕大哭。泪水在脸颊上流过,就像冰水一样寒冷刺骨,我冻得瑟瑟发抖。一 辆军车在路上行驶,当它开近时我奋力向司机挥手。司机命令我走开,但我像块石 头一样一动不动。他继续冲我咆哮,问我为什么在他向前线赶路时挡他的道。我无 助地站在那儿,祈祷他从我身上轧过去,这样就可以彻底结束我的痛苦了。 我指了指刚刚逃离的那栋房子。司机见我没反应,便下了车。他看我这么冷的 天只穿一件睡衣,便脱下他的军大衣披在我身上,向房子走去。我看见他把那个士 兵扔进院子,不断用沉重的军靴踢他的背,愤怒地咒骂他。司机回来时把我扶上车, 让我坐在他身边。我渐渐恢复过来了,看着我的“救世主”,不住感谢他。“c n o c H 6 o ”。他发动了引擎,我们出发了。司机在司令部附近一个停车场把我放 下来。他们给了我一把椅子坐下,长桌旁坐着士兵和军官。我开始了一生中最长的 一次“演讲”。我说的是捷克语,一个士兵翻译成俄语。 我告诉他们,当他们推进时我兴奋极了,天天祈祷他们获胜。我甚至想,只要 他们能打赢战争,我被炸死也在所不惜……他们仔细倾听着,向我保证说我会明白 俄国人善良的一面的。 我走进一个红十字会医疗点,出来的时候从头到脚缠满了绷带,像具木乃伊。 因为没法走路,我被抬上一辆马车,他们向我保证说路上每到一个医疗点都会给我 换绷带。每次换过绷带,我的感觉都有所好转,可以走几步了。我很高兴自己正一 天天恢复过来。战争很漫长,所有机动车辆都被征用了,只剩下一些抛锚的车辆。 我们就坐着他们给的马车回家。 前线的战事还在继续,我不知道我们在哪儿。但不管怎么说应该离西里西亚的 奥得河不远。在路上我们遇见其他一些年轻人。他们中有灭绝营、强制劳动营和监 狱的幸存者,有游击队员,还有从藏身的地方逃出来的人。有的孤身一人,还有的 三两成群,都是回家的。他们把孩子放在马车上,而我已经不需要它了。我很高兴 自己可以重新行走。我们共有大约3 0 人,白天赶路,夜幕降临后男人和女人分别 找空房子睡觉。在跟我们一块儿走的人中,有个名叫雅克的法国人。我渐渐了解了 他。我会说好几种语言,但不包括法语。我很喜欢它音乐般的声音,梦想有一天能 学会它,但这和我小时候其他的梦想一样,早已烟消云散了。我在中学学过英语和 一点拉丁语,不知为什么我和雅克互相都能理解。一天雅克和另一个年轻人走进一 座废弃的房子寻找食物和衣服,出来的时候他很兴奋。他拿着两本词典,一本法英 的,一本英法的。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聊天了,甚至觉察不到时问的流逝。 一天黄昏,我们停下来准备晚上睡觉,雅克用胳膊搂住我,让我陪他去一座小房子。 他觉察到我的反应,看着我的眼睛,把我抱紧了一些,要我相信他:没有我的许可, 什么都不会发生。我很喜欢他,他个子很高,头发乌黑,有些清瘦,而现在完全是 皮包骨头了,但可以看出他曾经非常英俊。他的世界观和我的十分接近,他因为自 己的共产主义观点被投进监狱,送进了集中营。我感到我们俩心灵相通。 但是,一条巨大的鸿沟把我们俩分开。我是犹太人,从小到大都是一名坚定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我知道我永远也不能越过这个障碍,以弥补我俩之间的裂痕。 他是个外邦人,我对他的反应似乎和我的思想相抵触。 我拒绝了他,因为他不是犹太人。我内心的责任感不允许我找一个非犹太丈夫。 ( 犹太教规定犹太人不能与外邦人通婚。) 因为缺乏共同语言,我们难以自由交谈。 我不知道当我拒绝和他发展更亲密的关系时他是怎么想的,但我们的友谊还在继续。 一天,雅克从一座房子找食物回来,给我带了一把大曼陀铃,这令我感动得流 下了眼泪。我双手接过曼陀铃,用左手把住琴身,右手拨弄琴弦。我胡乱拨弄所有 的琴弦,使它发出很大噪音。我想喊,想哭,想表达所有无法表达的情感——我终 于回到生活中来了。但它同时也给我带来了伤痛,让我回想起安息日之夜和家里过 节时的情景:我们一同歌唱,演奏曼陀铃和其他乐器,直到第二天清晨。雅克看见 我时而大笑,时而痛哭,但我没法向他解释。我调准琴弦,开始演奏那时欧洲流行 的小旋律歌曲;所有人都伴着演奏,用自己的语言加入歌唱。人们唱着《伏尔加, 伏尔加》和《黑眼睛》,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 我们听见火车汽笛的声音,知道已经到了一座城市。以前我以为它名叫陈司托 克霍瓦,但几年后我在地图上找这个地方时发现自己错了,而它的真正名字我已经 记不得了。火车又开始运行,我听见汽笛声时立刻轻松了许多——这下不用再走路 了。站台上嘈杂混乱,很多的大人小孩东奔西跑,有的拉着同伴的手,有的呼喊着 走失的孩子的名字。我转向身边的人们,问他们从哪儿来,也许曾经听说过关于我 家人的消息。但很遗憾,他们都不知道。我看见一块牌子指向去布拉格的火车,而 去巴黎的火车在对面的站台。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嘈杂和匆忙中进行的。开往巴黎方 向的火车机车警卫发出开车的信号,我把曼陀铃放在脚边站台上,跟我的朋友雅克 告别。我双手向他挥动着,直到火车在转弯处消失。 他和我共同走过了一段特殊的旅程,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现在我又只有一个人了。我还没来得及为离开这个好朋友难过,汽笛又响了, 去布拉格的火车就要开了。 我看见旗子挥舞出发的信号,兴奋极了,立刻从地上抓起包袱,匆忙挤进车厢。 过道上十分拥挤,人们都在找好座位。我在一排椅子的角落找了个狭窄的地方坐下, 十分高兴,尽管被挤压到车厢壁上,但我安慰自己说,毕竟有个座位了。 随着汽笛一声长鸣,车轮开始慢慢滚动,逐渐加速。我的心狂跳不止。我在车 上,就要回家了。我闭目养神,想着将会发生的事情:我回去以后等待我的是什么, 我会先到哪儿去。突然,我发现曼陀铃不见了。我记得把它放在脚边的月台上的, 当我奔向火车时就把它忘在那儿了。我伤心透了,这是雅克在路上给我留下的惟一 的纪念。‘像往常一样,我遇见一个人就问有没有看到我的家人。我坐在那儿,被 邻座和车厢壁挤得够呛,只能看着前面的座位。我已经记不得当我看见她时是真的 大叫了一声,还是只不过想大叫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