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失去记忆的日子 我不顾自己的位置是否会被别人占去,站起身走到那个吸引我注意力的女人身 旁,来不及先寒暄几句,就很冒失地说:“你,对,就是你。我认识你,在奥斯威 辛。你跟我都在C 营。你睡在上铺,是在我对面的第三个,我可以看到你。你肯定 还记得那次大规模甄别吧,就是我们报数点名的那次。我跟一群女人一起被选中去 做苦力了。也许你知道留下来的人怎么样了,就是在病号区的人。”她看着我,情 绪很激动,回答道:“你问我知道不知道? 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把那些生病的女人带走。她们赤身裸体,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一丝不挂。我们听 到她们哭喊,然后我们看到火焰……” 我没听到她最后都说了些什么。后来我像做梦一般发现自己睡在长凳上,额头 上搭着一块手帕,还在往下滴水。迷迷糊糊中我听到她乞求原谅的声音。她说她真 是罪过,一切都是她的错,要不是她告诉我病号区那些女人的事情,我也不会吓得 晕倒。但是她,一个陌生人,怎么会知道那些人中间有我的妹妹哈娅呢? 哈娅的死 讯让我的精神大受刺激,我先是晕了过去,然后就陷入了一种似梦非梦的恍惚状态。 那个女人一直在我身边,安慰我,照顾我。我在恍恍惚惚中感觉到火车已经到了布 拉格。这之后她也没离开,到哪里都陪着我。我们一同走过伏尔塔瓦河( 拉贝河支 流,流经布拉格,被称为“捷克的母亲河”。) 大桥的时候,我注视着河水。河水 清澈见底,我的思绪也陷人记忆的长河中。我忽然记起了埃利泽去巴勒斯坦前最后 一封信,他在信中描述了布拉格恐怖的情形。那时候很多学者,最好的作家和艺术 家,还有各行各业的精英,为了免受德国人的铁蹄践踏,在这里毅然投河自尽。 那个女人跟我都是第一批被遣送回国的难民,也就是捷克人说的“第一批战争 幸还者”。捷克人非常坦诚,欧洲各国中,只有他们给了我们这些身无分文的战争 难民一本援助手册,凭那本小册子我们可以到饭店免费吃一顿,在旅馆免费住一宿, 可以免费理发,甚至还能免费搭乘电车。这些细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因为我当时 完全神志恍惚,那个女人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身边。她陪着我,直到我们遇见一个来 自穆卡切沃的我的同乡,她让她照料我回到家乡去。 回忆起来,那几天真可称作“迷失的6 天”,我一点儿也记不起来那6 天中发 生了什么。好像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6 天。直到现在我还只是记得我醒过 来的那个时刻,就像重回人世一样:那天我跟我的妹妹哈娅重逢了,就是在奥斯威 辛病号区的妹妹哈娅。她在战争中死里逃生了。当火车上遇到的女人告诉我所有的 生病女人都被送进了焚尸炉时,我昏厥了过去。而我妹妹躺在奥斯威辛病号区时, 一个女看守( 那种负责1000个女人的) 来看望她一个朋友。她贴着那朋友的耳朵说 第二天所有生病的女人都会被送进焚尸炉,她特地来报信救她的。哈娅是个聪明的 姑娘,她听后毫不犹豫地扯下了一块被单,当做围巾裹在头上,然后手持一个水壶 离开了病号区。一个守卫看到她,大声吼道:“你不知道这个房间不允许进出吗? ” 她把水壶向他扬了扬,说她只是来给一个朋友送吃的。守卫用鞭子抽打她,威胁说 如果再看到她就毙了她。她赶忙离开了,逃到另外一个房间,就这样保住了命。 我对迷失的这6 天实在没什么印象,只有些零散的记忆还比较可信,再有一些 就是梦境和现实交织在一起的片断记忆。我在穆卡切沃度过了两个月,但我一点都 记不得回来以后谁问候过我,我住在哪里,谁照顾我,还有我穿着什么。当我想到 自己神志这样恍惚,也许有人给我穿衣服,碰触我的身体,甚至可能趁机轻薄我的 时候,我就不寒而傈。 似梦似醒的记忆里有一段是我躺在一张吊床上,吊床吊在溢着气泡的浴缸里, 温暖得像是在母亲的子宫里一样。我感到一个男人抱着我,一个儿时好友轻柔地跟 我说话,安慰我。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的拉海尔,最重要的是你已经回家了。 这样类似的记忆还有一些:我听到“达、达”的马蹄声,还有一个男人的低沉 的声音:“我的锯木厂里有几十个工人昼夜不停地干,我的财富每时每刻都在增值。 我还有一栋大房子,我们很快就到了。那里的厨师已经忙活了好几个小时,就等着 为我们献上一道盛宴啦。”我睁开眼睛,找寻声音的出处。是谁在讲话呢? 我发现 自己身上盖着羊皮,我的脚上裹着羊毛毯子,鞋子没有脱。我的手上还套着皮手笼, 那是以前寒冷的冬天里我们经常戴的。我转过身去,可是什么人也看不到。声音来 自坐在我身边赶车的那个人,他手持缰绳,马鞭就在我头上嘶嘶地飞舞着,时不时 地叫着“驾——驾——”。马儿在疾驰,马蹄“达、达”地敲在鹅卵石路面。这时 我看到他脱下手套,从怀里掏出一个装着戒指的小盒子。他用欣赏的眼光看着那戒 指,纯金在冬日的阳光中熠熠发光。他对我说:“答应我吧,这个戒指就属于你了。 我们立即就可以去见拉比(指结婚。犹太人结婚时需要到拉比处登记,方被认为有 效。)。”“这可不行,我只能在以色列结婚。”这些话就好像脱离了我的思想而 自己存在一样,就这么从我的嘴里蹦了出来。话说完了,四周又是一片黑暗,将我 和拿着缰绳的男人一起吞没。我就这样又陷入恍惚之中。 有一天我在玫瑰街上散步,我们以前就住这条街。 我用一根小棍子敲打着花园周围的尖桩栅栏,就这么一个人走着,因为孩提时 代我常沿着这条路上学回家。我停下来,回头看栅栏从哪里开始的,但是一眼望不 到头。我又转过身来,栅栏一直延伸着,直到消失在视野之外。忽然,所有的栅栏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倒了下来,我站在一条铁轨边上,铁轨蜿蜒不断。我意识到 未来完全是不确定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忐忑。 每天都会有年轻人加入我们的行列。他们熬过了这场战争,如今从各种不同的 地方归来了。我后来发现我是第一批回来的,因为我逃离了死亡行军,在战争还没 有结束的时候就回来了。回来的人数都有统计,我是第37个回来的。当年有17000 个犹太人住在市中心,那时候隔都还没有建立。现在有37个人先回来了。先回来的 人肩并着肩,在主干道上迈开大步欢迎那些新回来的人,喜悦中混合着泪花。他们 看到了我的状态,有个人建议带我回她家去,这样有助于我恢复记忆。我的朋友们 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我,我们踏着乡间小道来到我曾生活过的地方。当我们靠近老房 子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楼梯,可以通到地窖去的楼梯。那上面覆盖了一层 尘土。我后来发现直到战后,我们有的非犹太邻居还在挖来挖去,指望找到那些传 说中犹太人藏起来的财宝。 我站在那里,就好像看到母亲站在我面前一样,她把围巾裹在头上,金色的头 发从边上掉下一些小卷儿,父亲死后她就一直戴着那条围巾。她摘下那对我很欣赏 的耳环,放进管子,然后对我们说:“这样,你们,我亲爱的女儿们,回来以后就 可以用这些开始新生活了。”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过去,亲爱的母亲在对我说着这 些话。我看到母亲的眼睛里的希望,她要我们好好地活下去,她的眼睛里流露出的 是坚强的鼓励的神色。 我忍住眼泪,不让自己泣不成声。我一个个房间地走过来,每个房间里都有很 多非犹太人找寻财宝所挖的洞。 房子里已经被洗劫一空。厨房边上有个通风的壁橱是我们以前储存奶制品的地 方,壁橱里有架梯子可以通到阁楼上去,我们曾经把埃弗拉藏在那里,躲过匈牙利 宪兵的搜捕。在梯子下我看到了一块白色的东西,把它捡起来,拂去上面的灰尘— —那是父亲从布拉格写给我们的一张明信片,他去那里检查身体的时候寄回来的。 我们曾经把所有的信保存在阁楼上,现在找到这张明信片让我如获至宝,这是 父母亲留下的惟一纪念品。但是让我异常伤心的是,在我去巴勒斯坦的途中这张明 信片不幸遗失了。我收到哥哥埃利泽的几封信,他也幸运地逃过了这场战争,他的 信里附了一些父母当年写的信。 我把这些信收在一个抽屉里,经常拿出来看看。我为他们自豪,同时我也很感 激他们对我的教育,他们教我的东西让我享用终生。这些美丽的回到老房子的梦很 快就被另外的恍惚所替代,我深陷其中。 一天,我们照例肩并肩从主干道上走,欢迎那些新回来的朋友们。回来的只有 年轻人,大多数都是二十出头,孩子和老人们没有一个生还的。那天我恢复了神志, 终于清醒过来。大街上两个青年兴高采烈地对我们说:“听说哈娅也回来啦,正在 路上呢! ” 大家听了都很兴奋,只有我毫无反应。我以为他们说的肯定是哈娅‘玛麦尔斯 坦,我的好朋友,我前面曾经提到过她的好嗓子,她常在犹太社区唱歌的,她和我 妹妹同名。我想到了她,于是又退缩到自己的梦境里去,继续保持着沉默。我的朋 友们了解我的心理,对我说,“拉海尔,我们说的是我们的那个哈娅,哈娅查克啊”。 这是我的妹妹的昵称,他们在青年运动和在学校里就这么叫我的妹妹,因为她总是 笑盈盈的,生性活泼顽皮,跟我刚好相反,他们都说我严肃。他们一遍遍地重复这 个名字,我的头脑里终于云开雾散,渐渐听清楚了他们在说什么。每一个字我都听 到了,听懂了,我站在那里,对他们摇着头,喃喃地说:“那是不可能的。我知道 我妹妹怎么样了。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两个朋友陪我一起到站台上等我的妹妹,他们一见面就告诉她我的状 况。我们一同走过到大火车站的街道,在城市的另一端还有一个小火车站。我记不 得哈娅和我在那里站了多久,我们互相拥抱,彼此擦去泪水,我们都哽咽着,说不 出话。哈娅擦去我的泪水,我盯着她的眼睛仔细看。她在对我微笑,她总是这样笑 盈盈的,就像我记忆里的一样。我真正意识到我终于找到妹妹了! 我们走到市中心, 走进过去的犹太会堂。哈娅很细心,怕我看到那时的建筑心情会不好,于是把我的 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她给我看她的手表,告诉我说,当美国人解救她们那 个营的时候有个大兵送了她这块表。她发誓要把这块表送给她第一个重逢的姐妹, 她的小诡计成功了,我们走过那些曾经度过美好时光的地方。但我的目光却盯在了 这块小小的金色表上,表带是红色的,编成麻花状。当哈娅把它戴到我手腕上的时 候,她的嘴巴也没有停,给我讲这讲那,不允许我的脑子里想任何其他的事情。她 说道:“你不记得了吧? 我的拉海尔,我们在巴勒斯坦还有个哥哥呢。埃利泽跟帕 尼娜结婚了。他们还生了个儿子,叫雅亿尔(意为”他.将照亮前程“。)。这个 名字听起来还比较陌生,对吗? 我们以前还从来没有听过哪,不过很有象征意义。 我们都觉得他会让我们前途光明的。拉海尔,我们在家的时候是怎么梦想将来有一 天要去巴勒斯坦,在那里建一个基布兹的,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我渐渐地开始听 懂她在讲些什么,神志开始清醒起来。 我听说布达佩斯已经开始组织阿里亚。于是有一天我们离开家到那里去,希望 从那儿去巴勒斯坦。但计划是一回事,行动是另外一回事。中国人有句谚语说“谋 事在人,成事在天”。在布达佩斯,青年运动非常活跃。 为阿里亚作了各种方面的可能的准备,我的内心充满了梦想成真的希望。 我想听妹妹讲,她是怎么死里逃生的,而且就这样活生生地在我的身边。要知 道,大家都对我说她已经死了,我再也看不到她了。前面我已经提过她如何逃脱, 但我忘记还有一点——当她告诉守卫她不是病号区的犯人的时候,让守卫相信的决 定因素是她的长相。她有张圆脸,双颊因为发烧而显得绯红,掩饰了她实际的健康 状况,因此逃脱了。她没有回到病号区,而是到了另外一个营。我问哈娅她的胆结 石怎么熬过来的,在奥斯威辛她可吃了这小石头的大苦头了。她于是给我讲了她的 幸运遭遇。她逃进的那个营里的女人都相对年轻健壮,第二天就通过“甄别”,被 装上卡车运到附近城市的军工厂劳动。那个军工厂对于德军非常重要,因此她们也 享受了比较好的待遇。她们住在一栋两层的小楼里,虽然没有暖气,但是也足可以 遮风蔽雨,免受苦寒,配给的食物也相对多一些,这样她们才有力气干活。哈娅跟 那里的一个护士交上了朋友,她帮她搞了点合适的食物和止痛药。哈娅的工作是清 洗用过的子弹弹壳,这样弹壳就可以重新利用了。我亲爱的妹妹在那种环境下还在 写诗( 她写的儿歌在儿童刊物上发表过,经常能在电台里听到) ,她用悲痛的诗句 描写她被迫进行的劳动,她是那么不情愿,但又那么无可奈何,她被迫为德国人制 造武器,而这些武器将被用来对付她的家庭乃至全人类。 我们相见以后,一同去了匈牙利的医院。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哈娅送到最大 的最好的犹太人的医院去。 因为哈娅患了重感冒,手术不能立刻进行。我们等了好几天,直到她不再发烧, 体温恢复正常以后才把她送上手术台。我还记得她病床边桌上的一只小碗里放着的 那几块灰色的小石头——我一直以为胆结石只是口头上的一种称呼,没想到真的是 石头,有大的有小的,裹在胆囊里。就是胆囊里的石头让哈娅承受了那样可怕的疼 痛,让她的生活那么悲惨。在隔都第一次胆囊疼痛的时候,她是那么坚强地忍耐着, 一声都没吭。在那样暗无天日的岁月里,谁能来给她医治呢? 我在医院里看过哈娅 以后,在回住所的途中遇到了一个同乡。我们都喜出望外,互相询问了各自的家庭 成员团聚了没有。我很惊喜地听他说起他曾经在布拉格遇见过我哥哥什洛莫,他看 到他站在一家军医院的门口,拄着一副拐杖。因为这位同乡行色匆匆,我们约好下 次我再去拜访他,然后告别了。我再去医院看哈娅时,她的精神状态很好。手术过 后她恢复得很快。我把什洛莫也将从战争中回来的好消息告诉她,她非常高兴。她 说她觉得好多了,一切都正常,我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所以最好立即去找什洛莫。 自从他在家里被匈牙利宪兵抓走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得到过他的消息。我拥抱了 哈娅,然后依依不合地离开了。把她一个人扔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觉得非常不放心, 但她强烈要求我立刻去找什洛莫。 手袋里装了纸巾和几件必需品,我告别了布达佩斯,穿过站台上拥挤的人群, 坐上了去布拉格的火车。火车开动之后,我处于兴奋之中,耳边火车隆隆行进的声 音似乎也变成了喃喃私语的声音:“什洛莫还活着——什洛莫还活着。”就这样, 我一边为即将见到哥哥而兴奋,一边为离开妹妹而担忧,哈娅仍躺在病床上呢。我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幻想着跟哥哥团聚的场景,车厢里的拥挤并不能影响我 的心情。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位置,但过了一会儿,一个几乎站立不住的女人走 进了这个车厢,我便把位置让给了她。我为自己的幻想所激动着,并没有注意到火 车经过了哪些站,直到忽然听到一声长长的汽笛,隆隆行驶的列车缓缓减速,开进 了布拉迪斯拉发( 斯洛伐克的首府) 车站。 车厢门开了,只有几个人下了车,而许多人又挤了上来。我被挤到两排位置的 中间,看见站台上一群俄国士兵正从人群中推推攘攘地挤向我们车厢。他们在地上 和走道上坐下来,占据了所有的空间,不停地跟同伴粗俗地大声说笑着。在布拉格 我曾听说过他们都有收集手表的嗜好,便赶忙察看了一下手表是否还在手上,转念 一想又把表摘下来藏到文胸里面。这块手表是哈娅送我的珍贵礼物。 俄国人四处查看,看到有人戴着手表就凑过去,伸出手粗鲁地嚷道“Ⅱa B a n II a c bI!”( 手表拿来) 他们整条胳膊上都戴满了手表,沾沾自喜地欣赏着。 我默默地站在边上,心里很害怕。在我身旁的地板上坐着一个老农,穿着羊皮袄, 身边放在一篮咯咯叫着的小鸡。我靠近他,在他身边坐了下来,装成好像是他的孙 女一样。我相信我如果遇到麻烦的话,他会保护我的,就像保护他自己的亲孙女一 样。因为恐惧,我有些气喘。我能感觉到一个士兵的身体紧贴着我的后背,他粗重 的呼吸就在我脖子后面。我觉得后背被他顶了一下,脊背上顿时蹿起一股凉意。我 非常惊恐地移开了,挥着手臂推开一条路,越过那些坐在地上的士兵,就好像逃离 火场一样。直到我挤出了车厢,踏到连接两节车厢的铁板时才停下来,大口大口地 喘着气,牙齿仍因为恐惧而打颤。一股冷风迎面吹来,我几乎难以呼吸。随着火车 高速前进,冷风吹得更猛了,但是我的心里却充满了胖胜利逃离的欣喜,又一次成 功的逃脱了。可是两手空空,装着东西的包早已不见了,最糟糕的是,我的外套也 落在刚才的车厢里了。但我很清楚,绝对不能再回我刚才逃离的地方去。 我就抓着车厢连接的铁链,站在铁板上面度过了我的旅程。长长的鸣笛响起, 有规律的活塞撞击就缓慢下来,火车终于到达了终点。我抵达了布拉格,但两手空 空,身无分文,举目无亲。我默念着此行的目的,出发去寻找我的哥哥。我来到一 个挂着红十字的建筑前,辨清楚是一家医院就走了进去。一个护士很有礼貌地接待 了我,听我说明来意以后,在一张名单上查找我的哥哥的名字:什洛莫‘弗里德曼, 捷克语的名字叫亚历山大,但是没有找到。我有些失望,但并没有动摇继续找哥哥 的决心。战后的布拉格几乎每一所学校都飘扬着红十字旗帜,都是临时的军医院。 我挨个寻找,疲惫不堪,情绪也很沮丧,我怎么才能找到哥哥呢? 后来我几乎不抱 希望地来到一家临时医院,接待的人却告诉我什洛莫就在那里,而且我很快就能看 到他。终于达到了此行的目的。一个护士将我带到走廊尽头的一个小房间门口,然 后离开了。我抬手敲门,心狂跳起来。我站在门口,在房间的那一边,一个拄着拐 杖的士兵站起身来——一个年轻的瘦削的士兵,制服不合体地搭在身上。但他的卷 发和凝视我的绿色的眼睛立即让我确信他就是我哥哥——他的笑容多么熟悉啊。我 们拥抱在一起,一边流泪一边亲吻。我还没有从见到他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就又大 吃了一惊。他用捷克语对我说:“见到你真是太好啦,洛珊可。”洛珊可是我名字 的捷克语叫法。“我亲爱的妹妹,我知道你在这场战争中吃了不少苦,你能够挺过 来,而且我们还能团聚我真是高兴啊! ” 他用捷克语说话,用外语而不用希伯来语,希伯来语可是我们的母语啊,我们 在家里从来都说希伯来语的。从他开口开始,我们之间的对话就好像是在两个聋子 之间进行的,因为我说希伯来语,而他坚持只用捷克语跟我说话。他仍然坚持他的 左翼信仰,甚至比过去更为狂热。他努力对我描述他的信仰,说要实现全世界所有 国家和民族的平等。他是一个激进的共产主义者。 我发现很难让自己相信他的那一套信仰,因为久别重逢,我差点都忘了告诉他 我们的妹妹哈娅的情况。他听说哈娅也逃过了战争,平安归来,非常高兴。我脑中 灵光一闪——也许让他跟我去布达佩斯看看妹妹能让他改变人生道路。我对他说我 必须得回去照看哈娅,希望他能跟我一起回去。我希望兄妹三人的团聚能够唤起他 以往的家庭记忆,从而让他放弃共产主义的计划跟我们在一起。 什洛莫对我微笑着摇了摇头。“就回去看看她吧,” 我坚持说道,“这样她会康复得更快些的。”但是他固执地不肯答应,我非常 心痛。他说如果哈娅要看他的话,随时可以来看他。过了一会儿,他就像洞察我的 心思一样对我说:“拉海尔,你看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法西斯一败涂地灰飞烟灭, 我们还去巴勒斯坦干什么呢? 试试说服我吧,我亲爱的妹妹。我为什么只关心犹太 人呢? 捷克人,俄国人,其他国家的人会怎么样呢? 我相信一切人类都是平等的。 你也是相信社会主义的,就像父亲一样。现在就是为全人类战斗的时候啦。”有人 轻轻地敲门,一个肤色略深的姑娘探进头来。她穿着一件红十字护士服,头上戴了 一块方巾。“进来,安娜,让我介绍我心爱的两个女人相互认识吧! 来见见我的妹 妹拉海尔,你以前也听我说过她很多啦! 拉海尔,你来见见我心爱的安娜! ” 这个姑娘把手里的托盘放在桌上,很温柔地拉了拉我的手。她跟我哥哥互视了 一眼,友好地跟我点点头就关门出去了。什洛莫看起来挺大方的。他以前就在十八 九岁的小姑娘中间很受欢迎,看来在这里也一样,即使他现在看起来不那么英俊, 健康状况也不好,姑娘们还是喜欢他。虽然我很为他的健康担忧,而且为我们之间 的疏远而感到痛心,但看到他身边至少还有个女人,我还是感觉挺欣慰,至少还有 一个人爱他,能够悉心照料他。我跟什洛莫约好明天再来看他,然后就离开了。晚 上在旅馆里我辗转反侧,不能人眠。我的心情很沉重。 我怎么会说服不了他呢? 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吗? 我相信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 一定能够说服他跟我一起去布达佩斯看哈娅的。不巧的是我第二天不得不回去看哈 娅,我承诺说我会很快回来看他的。 我别无选择地离开了。离开什洛莫两周后,我回到了那家医院,直接到走廊尽 头的那问小房间,敲了门,没人应,于是走了进去。安娜蜷在椅子上,没有发觉我 进了门。过了一会儿,她缓缓地抬起头来,我看到她脸上悲戚的神色。她看着我, 慢慢地说:“……我那天晚上在医院值班,他来的时候发着高烧。我全心全意地照 料他,就这样他来到我的生命里,从来没有人像他一样爱我。我以前也有人追求, 可是他的爱把我整个都融化了。可是在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却忽然走了, 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他是那么爱我,我们一起睡觉一一原谅我,但是感觉的确很 好。我遇到他以后就离开了我原来的男朋友,我把一切都给了他,我惟一的梦想就 是跟他,我最爱的亚历山大一起生活。你可以看到我这个简陋的房间,我没有什么 东西,但我们说过我们拥有的一切已经足够。我梦想有一间带花园的小房子,我们 说过就算什么都没有,我们至少还有爱情。爱情……” 她泣不成声,夺门而出。她再回来的时候还在擦着眼泪。她给我一张卷着的纸 :“我做了那么多的梦,他给了我那么多的承诺,看看他最后给了我什么。我那天 早晨起来就发现这个,卷在他平时喝水的杯子里。”我展开那张纸,开始读:“安 娜,我亲爱的,当你读到这张纸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我的声音颤抖起来,我 说不出话只默默地读下去,“我想让你知道,我年轻时曾经有很多像你一样的姑娘, 我爱她们就像爱你一样。她们也跟我心心相印。你知道我有一个挚爱的梦想,我必 须继续去行动了。除此以外我什么都不爱,当你思念我的时候,想想我们曾经的幸 福吧。直到我死去,我都会在心里记着你。爱你、吻你的亚历山大。” 我艰难地读完这张纸条,眼泪掉出来,浸湿字迹了。我们抱在一起,彼此安慰 着。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描述当时的感觉,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我的哥哥,可是见了 他一面他却又消失了。 我坐在安娜身边,听她讲哥哥从家里被匈牙利宪兵抓走以后的经历。他先做了 伐木工人,后来又逃跑了。 他逃过边境到了苏联。他相信到那里他们就会张开双臂接受他,因为他也是一 个共产主义者。但是当他到达以后,他受到了刑罚折磨,还被判做苦力。他跟其他 一些囚犯一起,站到没至肩膀的冰冷河水里干活,把木材运到河对岸去。跟他一起 工作的朋友很困惑地看着他为一个折磨他的党派卖力地干活。他的身体饱受摧残, 变得很虚弱,他的同伴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时还那样狂热地追求他的信仰。他被送到 布拉格休养,但就是在布拉格他也没有休息。虽然医生禁止他外出,他还是溜出来 向人们作激情洋溢的演说。 在这以后的很多年,每当我和哈娅还有埃利泽见面的时候,我总会谈起跟什洛 莫见面的经过,提到我跟他那短短的对话和他忽然的失踪。我觉得很内疚,我是全 家人中惟一一个在战后跟他见面的,可是我没能说服他跟我一起回到巴勒斯坦。我 认为他逃避再次跟我在布拉格见面也许是因为他的信仰。但是埃利泽不同意我的意 见。他们兄弟俩感情很好,埃利泽深信如果什洛莫还活着的话,就算他远在俄国或 者西伯利亚群岛上,他也会给我们送信的。埃利泽在我们到达巴勒斯坦之后找到了 我和哈娅,然后我们就想办法找寻什洛莫的行踪。埃利泽保存着什洛莫写给他的最 后一张明信片,写于1945年6 月28日。那时候什洛莫在布拉格,托一个来自巴勒斯 坦的士兵带来了这张明信片。 埃利泽一直跟布拉格的一位女士保持联系。他会给她寄一些她急需但在捷克斯 洛伐克买不到的药品。那些药我们在以色列也买不到,他因此甚至为她从瑞士或者 美国订购,她自然心怀感激。很多年以后他们重新联系上,埃利泽告诉她什洛莫的 事情,关于他如何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事情。这位女士的丈夫是位退休的捷克将 军,应妻子的请求,他查找了地下室里的一些军事档案。他找到一份很重要的文件, 上面说什洛莫请求从捷克转移到俄国的军队中去,并且于l945年6 月28日离开布拉 格去了俄国。在那张明信片上他说,他途中会在穆卡切沃停留,看看家里人是否回 来了。几年前,我们去斯洛伐克皮士切尼温泉度假前的两周,埃利泽收到一封来自 布拉格那位女士的信,信中说什洛莫最后葬在了斯洛伐克卡洛米尤茨公墓。我们后 来发现什洛莫乘坐的列车出发了,但是永远都没有抵达目的地。在战争即将结束的 那些日子里,那列火车被遗忘了。我们抵达宾馆以后,打了电话给公墓,请求跟管 理公墓的女士见面。 我们恳请她延迟时间关门,因为我们可能会迟点到。那个地方是完全陌生的, 我们根本不认识路,也不知道那里会是什么样。我们离开旅馆前租了一辆的士,在 上面装满了工具和各种清洗材料。我还在一家路边的小店里买了些花、花盆还有蜡 烛。我们行驶了不到1 个小时,两个斯洛伐克的边境警察从路的两边抄到我们前面, 他们问我们要签证,可是我们没有。离开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两个地方之 间还有边境,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在宾馆里呆一个星期等签证,更别说专程去布拉迪 斯拉发签证了。我们必须得赶时间,因此我跟那个年轻的警察谈,而我丈夫泽夫在 一边跟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警察争论起来。因为时间紧迫,泽夫没有耐心继续争下去, 干脆把我们的护照扔给他们,他们看到我们居然舍得把护照留下,非常惊讶。他说 边境在七点就戒严了,如果我们迟了的话必须得在那边过夜了。 我们又开了一段路,这才发现我们做了多么愚蠢的事情。每过一小段路就会有 警察来查问身份,而我们居然早早把护照给扔了,看来这个假期得在监狱里度过了。 我们不停地催司机快一点。他很紧张,因为他知道他是不是该载我们这两个没有签 证的人。但在我们的美元利诱之下,他心甘情愿担这么一点风险。我们的车驶得飞 快,终于准时到达了公墓。管理公墓的女士正在门口等我们,我们跟着她来到了她 的小办公室,把所有从以色列带来的东西都交给了她。我们很惊讶地发现这样一个 年轻漂亮的姑娘负责管理公墓,她带我们四处看了看。我们沿着一排高高的栗子树 走,看到两边都是望不到边的十字架。转过一个弯以后,走了一小段路就到了军方 墓地。我们带来的东西都是多余的,因为这里很干净,管理得很好,一点都不比以 色列的阵亡将士公墓差。 我很伤心地站在哥哥的墓碑前:“亚历山大·弗莱德曼,生于l920年,死于1945 年6 月。”我们将鲜花放在墓上,并把它们放到十字架顶上去,泽夫把花盆埋到墓 两边的地里。负责的姑娘看到我们如此伤心,答应我们说冬天她会把花盆放到她的 办公室里防寒,等春天再拿出来,如果我们需要的话她还会经常来察看一下。 我们点燃了悼念的蜡烛,站在那里拍了一些照片。这件事也很了不起,因为只 有我得到了在哥哥墓前哭泣哀悼的机会。我从各个角度给墓拍照,拍个没完,我们 都知道我们再也不会有机会来看什洛莫了,所以很合不得离开。我在心里跟他说着 再见,然后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我转过头去看最后一眼的时候,看到一位身材矮 小的弓着腰的女人在整理我们放在墓上的鲜花。她让我想起哥哥年少时的情人安娜。 那一瞬间我又觉得她是安娜,我哥哥最热烈也是最后的爱人。我们回到办公室以后, 负责的姑娘对我们说我们很幸运,什洛莫乘坐的那趟列车跟另外一列火车相撞,几 百个士兵的尸体都撞烂了,难以辨认身份,随后他们都葬在了普通的墓地。什洛莫 是能够确定身份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我们非常感激她。 从布拉格回布达佩斯的路上,我情绪低落。我向哈娅讲述了跟什洛莫见面的经 过。我们见面的时候是多么快乐啊,可是结果竟是他不辞而别,还给他的女人留了 那样一封信。回来以后我们立即开始准备去巴勒斯坦的阿里亚。我的计划很简单, 但运动的领袖另有打算。这一次,又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运动面临着很 多艰巨的工作——成千上万的人盼望着阿里亚,而我们这些运动成员必须留下继续 工作,等待自己的机会。我和哈娅再次分别了,但这次是主动积极的,我们觉得自 己是去完成一项使命。哈娅被派往匈牙利一个省城米实考茨,那里有个犹太社区, 但是他们已经被同化了,不会说希伯来语,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也一无所知。 我跟一些资历比较老的运动成员一起被派到布达佩斯南部巴卡斯切克瓦一家孤 儿院,有些孩子只有单亲,无力抚养他们。战争中这些孩子躲藏在各种各样的地方, 修道院,教堂,还有布达佩斯的一些机构里。我们把他们从这些地方找回来聚到一 起,又当爹娘又做老师,解决他们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负责带10个女孩,她们给自 己的小组起名叫“家园”。她们的年纪都是12岁左右,我教她们希伯来语。她们觉 得这门语言非常难学,于是我给她们唱歌让她们熟悉希伯来语的发音。早晨,我弹 起曼陀铃,音乐同时也是她们的起床号。我顺着每一张床走过去,直到那些女孩子 睁开惺忪的睡眼对我微笑。 我们跟孩子们一起等待着阿里亚,准备都是秘密进行的。由于孩子们忽然从学 校里面消失容易引人怀疑,我们只能在家里辅导他们,但没有任何课本和书面材料。 下课以后,孩子们帮我们一起整理家务,12岁左右的孩子每天从公共食堂给我们带 来食物,小一点的孩子就帮忙清理厨房。 最小的孩子只有6 岁,是我们的小“宠物”。他非常讨人喜欢。虽然他是个小 不点儿,我们都叫他“大比尔”。现在他跟他的妻子居住在耶路撒冷。大比尔有个 哥哥叫约瑟夫·奇莱格,我跟他多年来一直有联系,而且因为他妻子的哥哥就住在 我们这个基布兹,他也时常来拜访我们。本杰明·哈恩是我们的邻居,经常提醒我 一些我已经忘记的事情。 我们就这样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一天晚上,一辆盖着油帆布的卡车终于来接我 们了。我们先把孩子们抱上去,然后才爬上去,盖上帆布帘子。我们的目的地是维 也纳,在途中我们告诫孩子们不能说话,这样在过边境的时候就不会被发现了。一 个小女孩说:“这是多么美好! ”另一个孩子说:“多么快乐! ”还有人说:“在 山岭上。”( 这些话都是希伯来语歌中的) 。我听到他们说这些话,很为他们的学 习成效感到高兴。他们自己不懂得这些单词,所以也就认为别人听到了也不知道他 们在说什么。这次一共有42个孩子,连我在内一男三女负责照顾他们。惟一的男士 阿瑞尔掌管财务。我们抵达维也纳,还没重新组织好的时候,阿瑞尔就带着所有的 钱到城里去了。几小时以后他回来时,我们没有认出他来,他打扮成了典型的狩猎 者,穿了件很高雅的皮夹克。他拿走了他的背包,然后就此消失了。他卷走了我们 所有的钱。 在维也纳受到的盛情接待,让我们忘记了身无分文的现实。维也纳之行对我而 言是一次美妙的经历,对于孩子们来说更是如此,他们觉得那里是伊甸园。我们是 第一批到达的犹太幸存孩子,因此受到了格外热情友好的接待。犹太人联合会、圣 地联合促进会和其他的一些慈善机构都无微不至地关照我们。 我们被安置在斯切布隆宫附近的一所大房子里。他们不但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 美味食品和糖果,还安排了娱乐项目,我带着孩子们到湖边和著名的普拉特趣味公 园去。我过得非常舒心,我的双颊变得红润,身材也恢复到了战前的模样。 人类终要走出伊甸园,我们也得告别维也纳。告别维也纳前往巴勒斯坦的一天 终于到来了。离开的前一天刚好是星期五,我们就为帮助我们的好心人们组织了一 个安息日庆祝活动。就像我们以前在青年运动举办的一样。在发言致辞以后,孩子 们开始了他们的表演。他们朗诵了比亚利克(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1873 — 1934) ,杰出的犹太民族主义诗人,现代希伯来诗歌的奠基人,被誉为“现代希伯 来诗歌的伟大代表”。)一首诗的一段,还合唱了几首歌曲。 站在台上的孩子们不明白自己背的单词是什么意思,很多坐在底下的观众也不 懂,因为他们也从未学过希伯来语。尽管如此,表演结束后很多人仍然来跟我握手, 为这个感人的夜晚致谢并祝我们旅途愉快。 第二天我们离开了维也纳,向北进入德国,到了一个叫做“安斯巴赫之争吵” 的地方,那是安斯巴赫(德国古城,巴伐利亚州中法兰克行政专区的首府,以城内 巴洛克建筑和葡萄酒闻名。)附近一个小村庄。那里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学校,老师 都是来自圣地的充满了奉献精神的志愿者。放学以后,孩子们照例还是被分成几个 小组。我是学校的顾问,同时也负责一群小女孩。在学校所有顾问开会的时候,我 说我已经尽力完成了我的任务,得去巴勒斯坦了。让我惊讶的是,事情居然就这么 解决了。我跟一群说匈牙利语的年轻人一起迁居以色列。他们都在18岁左右,我比 他们大一些,也冒了个险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中有个女孩叫托娃,我到以色列以 后一直跟她保持联系,直到她猝然去世。她的男朋友是个红发男孩,叫埃顿。他乘 船直接抵达了奈格巴基布兹,还参加了独立战争(即第一次中东战争。)。他参战 仅几天,就在来回送枪支的在路上牺牲了。他没能好好看看他梦想的国家。 我归心似箭。一天我们爬上了一辆严密封闭的卡车。法国人知道我们的行动, 要求我们必须秘密进行。 我们在车上一连坐了好几个小时,在一个飘雪的寒冬离开了德国。夜里我们终 于抵达目的地的时候,我已经困倦不堪,很快就睡着了。早上醒来,耳边一片鸟鸣, 春天温暖的阳光照在我身上。到法国里维埃拉(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港市。)了, 我就像已经到了以色列一样兴奋。我们休息的房子周围有葡萄园,还有果树林,都 已经果实累累了。突然听到有人说希伯来语,我们循声而去,发现有一群跟我们一 样的年轻人正在操练。他们摆了一个木瓶子作为靶子,一个精力充沛的卷发年轻人 是教练,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我们加入了训练,为以后可能 与英国人发生的冲突作准备,因为我们的移民是非法的。一天晚上下着讨厌的雨, 我们站成阅兵式方阵,被告知以后如何继续保持秘密行动。我很高兴我们又开始行 动了,站在队中时我手里还拿着一本希伯来语书,那是我随身携带的。那个时刻, 以及随后的一些事情让我那么地感动,我甚至忘却了以前的一些性命攸关的时刻。 很多年以后,约娜,我所在的基布兹的成员,告诉我说因为我手里一直拿着那本书, 她觉得我跟那些说匈牙利语的女孩子很不一样。 等到夜幕降临后,我们翻过一个陡坡,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跟着前面的人,走 下一条狭窄的小径。我们到了拉苏特附近一个秘密集合点。那里是一片海滩,一条 小船已经等候多时了。哈加纳(希伯来语意为防卫队,建立于1 920 年12月,是一 支以工人为主体的地下军事组织,后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基础.)买了这条挪威渔 船,重新粉刷了一下,在里面放上三层床位,将我们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塞了进去。 这条船以前装载过几十个渔民,现在却在里面塞了800 个非法移民。我们的船扬起 了帆。 船上的气味实在难以忍受,几乎所有人都吐了。 下海以后这条船更飘摇得像片树叶,大家都晕船。我从小就不呕吐,连生病的 时候也不。但是船舱里缺乏空气,令人难以呼吸。我走到外面的甲板上,站在锚边。 四周一片漆黑,我听到海浪拍打的声音,我呼吸着带着成昧的空气,黑夜很快过去 了,我甚至没有注意到时光是如何流逝的,但是我看到了黎明渐渐到来的过程。我 看到身边一个哈加纳成员倚在缆绳上,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那个时候我们 都是匿名的。他把绳子系在一只桶上,然后打了海水上来,在水中放上一种特殊的 肥皂,这样就消除了水里的盐分。我用这样的水洗头洗澡,感觉清爽多了。我跟船 上的两家德国犹太人关系很好,他们在战争期间躲避到了英国,如今也辗转到了船 上。他们现在住在马皮尔基布兹,哈娅也住在那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对 我说,他们很羡慕我能在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而他们因为晕船已经动弹不得了。 我们的小船在风浪中摇摆,任何微弱的小浪都能让它左摇右晃。一天夜里一架 英国人的巡夜飞机飞过上空,他们找的就是我们这样的非法移民船。在这次他们夜 里巡逻以后,船上的男子重新油漆了船外部,但是徒劳无功——英国人还是认出了 我们。我们航行到第10天的早晨,船终于靠岸了,我看到了卡梅尔山①。金色的阳 光洒在山顶上,喜悦的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睛。船上能够站起来的人都开始饱含深情 地唱《希望之歌》。 英国人的王牌舰队从我们两侧包抄过来,就像两只螃蟹的钳子。我们曾经在法 国里维埃拉操练过的战斗终于开始了。我们把手边的东西向英国兵砸过去,瓶子、 易拉罐之类的,有些英国兵被击中了,但是这更激怒了他们。他们对我们施放了催 泪弹。当我们手忙脚乱揉着灼痛的眼睛的时候,他们又架起了粗大的水龙头,冷水 喷射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