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新的“拘留地”——塞浦路斯 (1939年,巴勒斯坦的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发表《白皮书》,严格限制犹太人向 巴勒斯坦移民。超额移民被一律禁止上岸,并被柙送到地中海的寒浦路斯拘留营.) 这场战斗以双方多人负伤而告终,我们这边还有个男孩被打死了,他在船上无 亲无故。我们的船被称为“无名非法移民号”。 下船跟英国人面对面以后,他们立即表现得很有绅士风度,彬彬有礼地提出给 我们提供热饮和食物,但我们骄傲地拒绝了。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更应该表现自己 的尊严——我们唱起了《希望之歌》。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劝说,因为他们毕竟不 想看到我们饿死。有个士兵劝说一位怀抱婴儿的犹太妇女看在孩子的份上喝点东西, 但是我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然而,最终我们还是不得不转移到英国人的军舰上。人人都十分不情愿,故意 拖着步子惹恼他们。男孩子们索性躺在甲板上等着英国士兵来抬他们起来。 船开了,我几乎没有感觉到移动。船头无声地切开波浪,不久就在一块废弃的 海滩靠岸了。海滩上空荡荡的,什么植物也没有,也没看见任何港口设施。我们来 到了塞浦路斯——这就是我们被“拘留”的地方了。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已经在这 里搭建了很大的木屋,跟这里的英国驻军的营房一样。 我们船上大多是年轻人,抵达以后动手搭建了一个新的宿营地。我们一开始便 称之为“青年村”,这样年轻人就不会用“集中营”来称呼它了——那个词会引起 太多的惨痛回忆。青年村里的生活井然有序,整个宿营地就像一个小国家一样,自 成体系,对于一切关于移民的问题都有解决方案,各个政党还选举代表担任不同的 职位。青少年失学问题尤其引起了大家的特别关注。 塞浦路斯的生活就这样继续着。我们的宿营地外面安了带倒刺的铁丝网,在我 们看来那是哀痛的警示。虽然铁丝网并没有通电,但周围同样布满了碉堡和岗哨, 只是武装士兵不是德国人而是英国人而已。被铁丝网和岗哨环绕的生活让我们想起 了恐怖的过去,尽管现在看来那昭示的应该是黎明前的一线曙光了。 塞浦路斯有两大宿营地:一个叫做“夏营”,里面的人都住在帐篷里;另一个 叫“冬营”,就是我住的这个。我们住的是木房子。两个区之间有座小桥,一个荷 枪实弹的士兵在桥头站岗。因为我会希伯来语又懂英语,所以被选为两个区之间的 通讯员,可以自由地往返于桥的两端。站岗的那个士兵认识我,每次我过桥的时候 他就对我微笑,我也回报以灿烂的笑容。有时候,我会把重要的信或者钱藏在浓密 的头发里面,夹上发夹,就这样带过桥去。 有一次我走近小桥的时候.发现情况有变——站岗的士兵换了一个人。我的心 因为恐惧狂跳起来,脸上竭尽全力挤出最妩媚的笑容。但他一脸冷漠,连肌肉都没 牵动一下,甚至都没正眼看我一眼,就转过身去命令另一个士兵把我带到法马古斯 塔附近一座镇上,送到一个女军官家里去。法马古斯塔是塞浦路斯著名的古城。 我“享受”了一次免费的旅行,坐在舒适的轿车里沿街奔驰。我们在一座两层 房子前停了下来,士兵押着我走向大门。他敲敲门,我进去后他就留在外面。爬上 楼梯以后,我气喘吁吁地站在一个女军官面前。她没有让我坐,而是叫我脱光衣服。 我脱下衣服,就穿着文胸和内裤。“脱光,我说的是脱光! ”我只好把内衣裤也脱 了——她这么想看我裸体就让她看好了。虽然我觉得很尴尬,但我还是挺直了身体 站在她面前。“什么都脱掉,我刚才说的你没听懂吗? ”她吼叫起来。我听懂了, 完全听懂了。我缓慢地动作着,拖延时间,考虑着她发现我带的东西以后该怎么办。 我解开鞋带,脱下鞋子,放在脚边,然后面向她。她又大吼起来,“我说的是什么 都脱掉,包括你的袜子! ”我没有动,死命地用力把脚钉在地板上。女军官弯下身 来,带着厌恶的表情脱下了我的一只袜子,摇了摇,扔到一边。然后她脱下另外一 只,那张字条被抖了出来。她捡起来,看了看纸条,让士兵将我带回宿营地。在回 去的路上,法马古斯塔的街道和建筑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为自己的失败可能造成 的后果忧心忡忡。后来让我带纸条的人告诉我,他们早就考虑到了各种可能性,信 息都是用密码写的,因此不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我这才放下心来。 我一个人搬到了夏营,在那里遇到了另外一个基布兹的成员。时值春季,我们 住在海边的帐篷里,身上穿的衣服少得不能再少。我们没事可做,每天就在海里游 泳。以前我的家乡有条河,我们夏天也常在水中嬉戏,但我不太会游泳。第一次站 到大海里时,我看着远方无边无际的海岸线,深感震撼。有时候海面上倒映着天空, 有时候掀起几米高的巨浪。开始我在海里害怕得全身发抖,每个浪头打来我都要喝 下几大口水,但后来我渐渐也学会了自由自在地游泳。 在塞浦路斯的移民中,有些人非常有天赋,而且从不知疲倦,他们总能找到事 情做。有个人名叫杜楚,来自罗马尼亚移民营,他心灵手巧,用一把削笔刀做了一 盒象棋。棋盒装了机关,一翻就能打开,而把盒子反过来就是一个棋盘。我的抽屉 里至今还收藏着这副象棋,跟撒母耳·卡茨(撒母耳- 卡茨是以色列著名的雕刻家, 现在住在加阿同基布兹。)寄来的明信片放在一起。在塞浦路斯时,杜楚还给我们 做了很多精美的新年贺卡(犹太新年一般在公历9 月来临。过新年时,犹太人有互 送贺卡的习惯。)。此外,他还是个音乐爱好者,会拉小提琴。 我们常常在海边打发时间,一艘英国巡逻艇就停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纯粹 是出于无聊,我们决定戏弄一下那些英国兵。有些人潜到巡逻艇底下,抓住船底使 劲晃动。英国兵惊恐万状,对天呜枪——也许还射到了其他地方,他们吓得瞄不准 方向了——我们又沿原路游了回来。 有一天,我们听说一些“客人”要来看望我们。这些人将在海滩附近上岸,但 他们的身份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暴露的。那天夜里我们集体出去拾柴火,在海滩上点 了很大的篝火,然后围着篝火庆祝安息日,表演的节目跟我们以前在学校里和在青 年保卫者运动表演的一样,有唱歌的节目,还有一幕哑剧。我们都拼命鼓掌,英国 哨兵的目光就被吸引到这边,甚至不愿离开。这时,哈加纳的船送来一些成员。他 们偷偷从海滩上爬过来,混进我们中间。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来组织我们向巴勒斯 坦迁移。 第二天早晨,我们说他们是冬营来的足球队,过来打比赛的——这样就不会引 起怀疑了,他们成功混到了我们中间。 我对足球从来不感兴趣,但是因为无聊,我们所有人都去观看了足球赛——饱 食终日的英国兵对饱受摧残的移民,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两队都不公平。我为我们的 队员手心捏了把汗,默默祈祷着。当我看到一开场英国兵就进了一球的时候,我觉 得受到了伤害,非常气愤。 结局当然也是预料之中的。 在塞浦路斯的日子里,有时我也感到绝望。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问题:这一切 何时才能结束? 我何时才能通过这“还乡之路”呢? 在我们的宿营地,塞浦路斯被 称作我们通往家乡的路。 一张布告牌上贴着移民去巴勒斯坦的名单,我时常站到那里仔仔细细反复查看。 安排非常合理——第一批到这里来的人也第一批走。我看着名单,发现有个人名被 划去了。我甚至没有来得及细想,惟一的念头就是我必须得早点去以色列,于是就 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划去的名字的地方。然后我跟一个已经轮到去以色列的女人在 一起呆了两天。我想知道她是怎么到塞浦路斯的,幸运的是她很愿意告诉我一切的 细节,从她怎么乘船开始一直到现在的经历。我很认真地听她讲,就好像重视考试 的学生考前的复习一样。我还问她一些她没有讲到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比如 船上吃什么食物,有多少哈加纳成员跟我们一起。这些问题后来果然都问到了。 我费尽心思背下这些细节,还好我都记住了。我知道一切都看我能不能通过这 次审核了,每个人都必须证明自己是那批移民的成员才能离开。审核时问大家的内 容都很不一样,所以我的那场审核跟其他人都不相同。 每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组织都有它的移民限额,它们的代表都用极力维护自 己成员的利益,帮助他们完成“阿里亚”。所有代表集中在一问大帐篷里审核我们。 我走进去,他们问我问题,我就用从朋友那里套来的信息回答。“请告诉我们 你来的时候天气怎样? ”我心想完了,我被问住了。这个问题我可没有想到,但是 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回答下去。“我们离开德国的时候天气很冷,然后就开 始下雨,或者是雨夹雪……嗯,冰雹,又好像是雪吧。”居然被我猜中了。我通过 了审核,简直高兴得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我的兴奋没有持续多久。晚上一个年长的辅导员来看我,请求我把位置让给一 个怀孕的妇女,因为她非常希望把孩子生在圣地。我能说不吗? 我只能很失望很伤 心地但很心甘情愿地把机会让给了别人。这次等待变得更加漫长,但是实际上来得 比我想像的快。 我加入了青年保卫者运动的一个组织,起名叫“五月一日”。后来有些人到了 亚苏尔基布兹,其他人去了加阿同基布兹。 终于,我期盼已久的那天来到了。我们登上一艘英国船,经过短暂的航行,抵 达海法。从港口出发,我又去了阿提利特(以色列北部的海滨城市),那里有一个 很大的临时宿营地,是为新移民准备的。有些人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因为整个巴 勒斯坦还没有准备好安顿新移民的设施。可我在那里只呆了两天,虽然那里的生活 组织得很好,但我已经等不及了。我去找一个负责人,告诉他我哥哥住在马尼特基 布兹,他得知我已经到达的消息,正在等我团聚。他们立即就让我走了,还给了我 一个橘子路上吃。在阿提利特我们每天都发一个橘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橘子,以 前从没吃过。于是我就挑了个最大的一一它带来的激动最终被失望所代替,因为我 没料到大橘子的皮通常很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