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戈多(2)
福柯进入了亨利四世中学,开始啃那些必须按时读完的卷帙浩繁的典籍。几个
星期过后,让—保罗·萨特(他是1924级的高师学生)作了一个题为“存在主义是
一种人道主义”的公开讲演。这是1945年思想界的一个重大事件。虽然这个论题在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看来无关痛痒,但在那时它不啻一个挑战的信号,一种对萨特的
批评者们的无言的宣战。存在主义当时正在蒙受来自两方面的激烈攻击:天主教徒
责之为非道德主义,共产主义者则斥之为虚无主义。这个现年40岁的法国人竟断然
声称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一个臭名昭著的纳粹同情者)的书给了他勇气,这一
情况在左派方面引起的警觉,同他直言不讳的无神论在右派方面激起的愤怒一样强
烈。
讲演会预定在塞纳河右岸的一家剧场举行。萨特一到这家剧场就被一伙闹哄哄
的人围住了。起初,他以为这是共产党搞的一次示威活动,结果却发现这群人是来
欢迎他而不是来向他挑战的。耽搁了一个小时之后,当剧场里的气氛稍稍恢复了平
静的时候,这位步履有点蹒跚的教授又被人们高高地举起,并从等待着的人群上方
被送上了讲台。他开始讲话,这时他看上去就像一部罕见的好莱坞电影里的某位男
主角——沉着镇静,神志出奇地清醒。他告诉批评他的人们说,确切意义上的存在
主义,“不能被看作一种寂静主义哲学,因为它根据人的行动来界定人;它也不能
被看作关于人的一种悲观的描述,因为再也没有比这更乐观的信条了,人的命运已
被置于人本身之中。”他说,这个新哲学的原则相当简单。像笛卡尔那样,他在
“人们对于他们的自我的直觉感受”中找到了“绝对真理”的基础;像康德那样,
他系统地表述了他自己关于黄金法则(Golden Rule )的看法:“每个人都会碰到
各式各样的事,仿佛整个人类曾密切注视过每个人正在做的事情,并相应地调整了
它的行为。”这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标语(它将成为这位战后思想大师压箱底的货色
)有一个早期的范式,那就是萨特把他的基本观点加以浓缩后提出的一个命题:“人
注定要受自由之累。”人甚至必须为他最显在的盲目热情负责:“从他被扔到这个
世界中来的那一刻起,他就对他所做的一切负有责任”( 注意“一切”二字) 。很
明显,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且你还别想躲开它——每个人都有一种道德义务,
即必须时时刻刻扪心自问,“‘我是否真是这样一个人,他有权按这样一种方式行
事,以至于人类会根据他的所作所为来调整自身? ’”
那个夜晚很暖和,剧场里的空气似乎有些不够用,结果有些妇女晕倒了,她们
被抬到附近的一架大钢琴上。这一戏剧性的场景激发了报刊的想像。一篇纪实报导
的题目惊呼:多人昏厥,快叫警察。一名存在主义者成了阿拉伯的劳伦斯。此题目
之上还有一个大字标题:萨特听众人山人海。
哲学何曾有过如此强烈的吸引力? 也许在古代雅典有过。但在一个要求所有深
刻的思想家都用一种极可憎的散文风格说话的时代( 这种散文风格,萨特自己在《
存在与虚无》中也运用得挥洒自如) ,还是萨特这次讲演中的简单表达,首先在法
国,然后很快又在全世界,拨动了一般公众的心弦。事实上,萨特的表演既使存在
主义演成了一种国际时尚,又为福柯一代每一位志向远大的哲学家设定了研究日程。
在准备参加大学竞考以便获取学术功名的年轻学子当中,萨特讲演产生的影响
却是消极的。虽然曾为读到《存在与虚无》而狂喜过,米歇尔·图尼埃和吉尔·德
勒兹两人现在却被萨特的讲话击懵了。他们对于自己的偶像在批评者面前极力为自
己辩护已经茫然不解,对于他援引笛卡尔和黄金法则更是惊讶万分:“我们的大师
糊里糊涂地翻出了那种陈腐不堪的人道主义破烂儿。”这个可怜的人变得痴呆了,
他们冷嘲热讽地推测:或许他在做战俘时变胆小了;照这样下去他很快就会出来拥
护某种新瓶装旧酒的社会主义了。
后来的事实表明,此话正巧言中。然而,图尼埃又补充道,“这种反应按其本
意应被理解为:一些疯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些明白了他们的一切都来自他们的父亲
并因此深感苦恼的青少年,对这位父亲作了一次清算。”
与人们的表面印象相反,福柯的很大一部分思想( 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也是源
自萨特的。在后来的岁月里,福柯将不停地同萨特这个榜样作斗争,他采取的方式
显示了一种强烈的、犹豫不决的矛盾心理。在1968年法国电台对他的一次采访录音
中,他严正声明自己同萨特及其时代毫无瓜葛,并严厉谴责了这种做法,即:“一
本哲学教科书,一本理论教科书,最后总得告诉你何为生死,何为性,上帝存在与
否,自由含义如何,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必须做些什么,以及怎样待人接物等等。”
福柯后来要求在广播之前把这些评论从节目中删去。不过这个专访录的一份未经编
辑的转抄本后来仍被一家杂志误登了,这使福柯大为光火。他气愤地致函这家冒犯
他的杂志,信中对萨特表现出格外的谦恭:“我认为萨特宏富的作品,以及他的政
治行动,将标志着一个时代。如今许多人确实已改变了研究方向,但我允许任何人
把我所从事的历史与方法论方面的研究( 那都是一些二三流的、艰苦的基本训练) ,
同像他那样的作品相比照——尤其是出于把两者对立起来的目的。”
假谦虚是福柯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但他在如何看待这位年长的思想家榜样这个
问题上曾感到极度苦恼,却是毫无疑问的。在他早期发表的一篇论梦的意义的文章
中,他绞尽脑汁地批判了萨特关于想像的一些看法。7 年后,即1961年,他特意把
他的第一本主要著作《疯癫与文明》的手稿交给了伽利玛出版社( 但未被接受) ,
因为,如他对朋友所言,这个出版社发表过前一代人的一些哲学巨著,尤其是《存
在与虚无》。《疯癫与文明》最终由普隆出版社出版了,并迅速赢得了福柯同辈学
者们的好评。但他还不满意——因为他希望像萨特那样,既向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
说话,同时也向普通百姓说话。他在自己的第二本主要著作《词与物》中,便把矛
头直接指向了萨特本人,明确地批判了他1960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然而,福柯在这里又一次暴露了他的矛盾心理:那
些已印在校样中的批判的文字,最后在成书中还是被删去了。但尽管如此,法国的
评论家们( 还有萨特本人) 都已十分清楚:萨特的人道主义、他的历史观、他在思
想界的领导地位,都在受到攻击。
简言之,萨特的挑战在福柯看来既不可抗拒,又无法逃避。他的名望是前无古
人的。而且他的“作品”(oeuvre ,福柯这样称呼之) 为哲学生活的意义设立了一
个崭新的标准——就是说,哲学生活的意义,不只是某种新颖思维方式的创造,同
时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公开宣传;而且这种公开宣传不仅应在大学讲堂上进行,同
时还应在剧场的舞台上进行——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稳步普及,这个舞台现已具有
了全球意义。
萨特为任何一个志向远大、想认真干一番事业的哲学家( 那位来自普瓦提埃的
中学生若无此雄心壮志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设置了一整套新的障碍。但在纯学术的
层面上,青年福柯到目前为止仍充分表明他有能力清除这些障碍。亨利四世中学的
一个教师给他的评语是“学生精英”。在1946年秋被高师录取的考生中,他名列第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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