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2)
米歇尔·莱利:(Brisées)Lydia Davis 英译,(Berkeley,cal.f ,1990) ,
第52页。MC,第395 页;英译,第383 页。RR,第210 页;英译,第167 页。 RR ,
第208 、209 页;英译,第165 —166 页。
MC,第395 页;英译,第383 页。参见“关于福柯《词与物》的会谈”(1966),
载贝鲁尔:《别人的书》,第142 页。
NC(1963),第xiv 页;英译,第xvii页。(1972年版将“结构分析”改为
“话语类型分析”。)关于这些行话的渊源,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Wade Baskin英译,(New York ,1959) ,第67页。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 ):《开端》(Beginnings),(New York ,
1975) ,第323 页。萨义德关于福柯和“结构主义运动”的开拓性分析,在英语世
界仍是最好的研究著作。应该说,法国的“结构主义”事实上和结构语言学没有什
么关系,这是托马斯·帕威尔(Thomas Pavel)在《语言的封地》(The Feud of
Language)(Oxford,1989)一书中提出的观点。
关于巴尔特,参见路易—让·卡尔韦(Louis Jean Calvet ):《巴尔特传
》(Roland Barthes)(Paris,1990) 。关于福柯与巴尔特,参见艾里邦《福柯传
》,第175 —176 页。那位鉴赏家及皮埃尔·布迪厄《院士》(Homo Academiens )
英文版,Peter Collier 英译,Palo Alto, Ca.,1981)写的序,见该书第xxii页。
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的范围》(The Scope of Anthropology ),Sherry
D.Paul等英译,(London ,1967) ,第16、21、28页——所有这些话均引自列维—
斯特劳斯1960年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演。终其一生,福柯每有著作出版都要送列
维—斯特劳斯一本,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仅此而已。参见列维—斯特劳斯和艾
里邦:《列维—斯特劳斯访谈集》(Conversations with Claude LeviStrauss ),
Paula Wissing 英译,(Chicago,1991) ,第72页。
关于福柯声称他不懂拉康,参见雅克—阿兰·米勒:“福柯与精神分析学”
(Michel Foucault et la Psychoanalyse ),载MFP ,第81页。福柯还这样谈到
拉康:“拉康肯定影响过我。但我并未亦步亦趋地追随过他,并未深入领会他的教
导。”——见CF(1978年的谈话),第37页。关于福柯与结构主义,参见艾里邦:
《福柯传》,第195 —197 页;英译,第167 —169 页。迟至1968年3 月,福柯还
在愉快地作着结构主义的语言游戏,见“语言学与社会科学”(Languistics et Science
Sociales),载《突尼斯社会科学评论》(Revue Tunisienne de science sociales)
第19期,1969年12月,第255 页:“总而言之,我认为语言学目前正在阐明适用于
各种社会人文学科的认识论结构……”(引自1968年3 月的一份讲义)。事过数年,
福柯告诉休伯特·德雷福斯和保罗·拉比诺说,“他当时并未能像他应能做到的那
样,抵御结构主义语言的诱惑力”;参见BSH ,第viii页。这听起来太不诚实,很
不可信。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即1963年出版的《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的1972年
修订版所示,福柯使用结构主义行话主要是出于装潢门面的目的:所有这些流行的
词语,都在1972年的版本里被轻而易举地剔除了,丝毫也未因此损害书的中心思想。
乔治·杜梅泽尔:“众神使者”(Le Messager des Dieux ),载《文学杂志
》,总第229 期,1986年4 月,第19页。关于杜梅泽尔,还可参见司各特·利特尔
顿(C.Scott Littleton ):《新比较神话学》(The New Comparative Mythology,
Berkeley, Calif ,1966);以及亚那尔多·穆密格利安诺(Arnaldo Momigliano)
:“杜梅泽尔和关于罗马文明的三功能性研究法”(Georges Dumezil and the Trifunctional
Approach to Roman Civilization),载《史学理论》(History and Theory),
第23卷,第3 期(1984),第312 —330 页。
NC,第203 页;英译,第199 页。《回归历史》(Revenir à Lhistoire),
1970年10月在日本京都的一次演讲,转抄的记录稿登载于日文刊物《陈述报》(Repr
ésentations),第2 期,1991年秋季号,第v —vi页。1984年2 月15日,福柯在
法兰西学院的课堂上讨论了杜梅泽尔关于苏格拉底最后遗言的研究(详见本书第11
章)。也可参见他在〈关于福柯《词与物》的会谈〉(1966)中对杜氏的评论,参
见注释前文,第14页。
关于该宣言书,可查阅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 ):《什么是超现实
主义?》(What is Surrealism? ),Franklin Rosemont 编译,(London ,1978),
第246 —348 页。
达尼埃尔·德费尔在1991年1 月8 日致作者的信中忆述了福柯当时的态度。莫
里斯·班盖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福柯对阿尔及利亚冲突的态度比较冷漠一些(就
像1960以前的萨特一样),参见班盖:“学习时代”(Les ann ées da pprentissage),
载《争鸣》,第41期,1986年9 —11月,第127 页。关于福柯这些年政治立场的更
详细的情况,参见本书第6 章。
关于萨特参与这一宣言事件(其实他不过是外围人物)的详细情况,参见安妮·
科恩—索拉尔(Annie Cohen Solal ):《萨特传》(Sartre:A Life ),(New
York,1987) ,第415 —417 页。
同上书,第415 、426 —431 页。
参见同上书,第387 —388 页。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Paris,
1960) ,第29、142 、153 页;英译:(1 )《对一种方法的寻求》(Search for
a Method),Hazel Barnes ,译,(New York ,1967) ,第30页。(2 )《辩证理
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Alan SheridanSmith 译,(London,
1976) ,第52、65—66页。
福柯此论文的题目有点古怪,因为康德研究者大都不读他的人类学。访该书的
英译本直到1978年才问世就很能说明问题。福柯却在他的论文里极力强调这部人类
学的康德学说的中心意义:参见《康德人类学导论》(Introduction á lanthropologie
de Kant ),第1 册(补充论文打印件,藏于索邦大学图书馆,其复印件藏于巴黎
福柯中心)。相比之下,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他关于康德的经典
性研究著作《康德的生活与思想》(Kants Life and Thought),James Haden 英
译,(New Haven,conn.,1982)中作的评价,就显得比较草率(见该书第52—55页)。
《康德全集》,卡西尔编,(Berlin ,1923) ,第8 卷,第323 页。英译:《
逻辑学》(Logic ),Robert S.Hartman 和Wolfgang Schwarz英译,(New York ,
1974) ,第29页。也可参见马丁·布伯(Matin Buber ):“人是什么?”(What
is Man? )1938,Ronald G.Smith英译,载马丁·布伯:《人与人之间》(Between
Man and Man ),(New York ,1965) ,第118 —126 页。
康德:《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
Victor L.Dowdell英译,(Carbondale,III.,1978) ,第81—82、223 、100 —101、
184 页。关于海德格尔的观点,见马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Kant
and the Problems of Metaphysics )首版于德国,1929年,James S.Churchill
英译,(Bloomington,Ind. ,1962) ,第212 —226 页(关于“作为人类学的形而
上学的奠基”)。参见卡西尔:《康德的生活与思想》,第408 页,那里只一句话
就否定了康德的《人类学》。这里应回想一下,福柯曾在高师跟让·波弗莱学习过
康德,而波弗莱是海德格尔在战后法国的第一大弟子。我曾询问过德费尔福柯有没
有读过海德格尔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他回答说:“这还用问,他当然读过。
我知道他在作他关于康德的论文时读过此书。”(德费尔1991年11月2 日同作者的
谈话)。
MC,第396 页;英译,第384 页。“莫里斯·佛罗伦斯”(Maurice Florence,
福柯的笔名):“米歇尔·福柯”,载德尼·于斯曼(Denis Huisman )编:《哲
学家辞典》(Dictionnaire des Philosophes)(Paris,1984) ,第941 页。英译
:“米歇尔·福柯自传”[(Auto)biography:Michel Foucault 1926 —1984]
,Jackie Ursla 译,载《当代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第4 期,1988年
春季号,第13页。参见伊恩· 哈金(Ian Hacking ):“自我改善”(SelfImprovement),
载FCR ,第238 —239 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 ),Norman K.Smith英
译,(London ,1929) ,B1。卡西尔:《康德的生活与思想》,第151 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317/374 。
福柯:《康德人类学导论》,参见注释前文,第17页。
同上书,第83—84、89、119 页,参见第103 页。
同上书,第72、42、100 、101 页。
同上书,第63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800/B828。福柯:《康德人类学导论》,第41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第173 、172 、140 页。约尔·芬伯格
(Joel Feinberg )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对康德关于自杀的谴责提出了类似的
批评,指出:“康德的语言暗示着,我们应该尊重和保护一个人的选择。其原因,
简单地说,并非因为这是人的选择,而是某种内在于他的、与他的意志完全独立的
东西,一种不受他控制的内心之中的梵蒂冈城。”[见约尔·芬伯格:《对自我的
伤害》(Harm to Self)(New York ,1986) ,第94页]。福柯关于康德《人类学
》的分析则表明,康德自己的“梵蒂冈城”,是他成长于其中的社会习俗网络的产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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