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无情(2)
但是,和在抗议运动中再次成为众所瞩目的人物萨特不同,米歇尔·福柯哪儿
也没有露面。
他远在1000英里之外的突尼斯。
福柯是1966年秋去那里的,由此逃离了克莱蒙·费朗大学沉闷的外省生活氛围。
他在突尼斯的一个叫做希底布萨伊德(Sidi Bou Sad)的小村里住了两年。他
的小房子很不起眼,坐落在一座小山上,从那里可以眺望地中海。这段时间里,他
一边在突尼斯大学教哲学,一边作长时间的思考,同时撰写关于研究方法的论文(
后来汇集成一册《知识考古学》) 。但他的时间并不完全花在工作上,他对突尼斯
阳光充足的海滩和物美价廉的印度大麻都十分着迷,尽情地寻欢作乐。同时他还有
达尼埃尔·德费尔做伴,后者从1960年起便做了他的同性恋伙伴。福柯的巴黎公寓
里( 德费尔1990年还住在那里) 挂着一张两人在突尼斯拍的照片:他们正共享着一
只小小的烟斗。
就在这个时期第一次邂逅福柯的让·达尼埃尔后来回忆说,这位哲学家给人的
印象很奇特:他看上去像“一个柔弱的武士,乖戾、冰冷、超凡;他的眉毛泛着白
色,脸上透出一种带点凶狠意味的魅力,一种贪婪而又令人愉快的奇特色彩,它能
引起所有人的兴趣”。观察着他的工作和娱乐,达尼埃尔看到了“一种内心深处的
斗争:一方面他在热切地追求肉体快感,另一方面,他又显然想限制这种欲望,要
将它转变成一种苦行的方法,或一种理念的训练”。
这种“内心深处的斗争”的特性和风险,将随着1968年5 月10日事件的爆发而
发生变化。
事件发生时,德费尔正在巴黎。那天夜里,他目睹了盖吕撒克街上的街垒被摧
毁的情景,然后便回到了他的公寓。他感到一场大乱已迫在眉睫,而这场大乱犹如
一幅极乐世界的全息图,令人兴奋不已。怀着这样的心情,他拨通了突尼斯的长途
电话,并在向福柯通报过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后,把话筒放到了一部收音机跟前。就
这样,福柯和许多法国人一样,透过无线电电波及时了解到了这场激战的情况。
街垒之夜显然具有关键意义,它使福柯多年来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一种新型
的政治还有可能改变法国社会。
他在1982年的一次谈话中说道:“从60年代到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已发生了
变化,而我自己的生活肯定也是如此。这是一个事实。”一些令他关注的问题——
从消除负罪感直到探索体验的边缘,现已进入了公共领域。1968年5 月事件后,他
的早期作品,尤其是《疯癫与文明》,将获得一批全新的读者,因为他们的口味已
经改变,可以接受这些书的实际含义了。“而且可以肯定,”福柯在1982年的这次
谈话中还指出,“这一情况并不是由他们的政治派别造成的,而是许多运动所产生
的后果。这些社会运动已切实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态
度,以及一些并未参与这些运动的人的态度和精神状态,这一点非常重要,具有非
常的积极意义。”
这些变化,许多都是由1968年5 月事件及其在法国引出的后果所带来的。但作
为一个全身心卷入1968年政治风波的知识分子,福柯自己采取的第一步行动与巴黎
事件无涉,却是对两个月前爆发的一场学生运动的反应。这场学生运动发生在突尼
斯本地。
动乱的策源地就是福柯工作的地方:突尼斯大学。自法国给予突尼斯独立起,
12年来,该国总统哈比勃·布圭巴(Habib Bourguiba,他还以道德监察官自居) 一
直试图把突尼斯建成一座“完美无瑕的纪念碑”。这位总统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
深受法国革命传统的影响,又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事业,总以某种现代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 自比。他在突尼斯大力清除宗教迷信,力图在一个充满古风的社
会造就一个开明的民族,并透过该国惟一的一个合法政党来表达这个民族未受败坏
的统一意志。布圭巴世俗幻想的一些中心内容已化作突尼斯大学的制度。作为发展
高等教育的一个步骤,突尼斯大学于1963年建立了哲学系,福柯就是来此贡献他的
才华的。由于《词与物》的出版,他当时的名望已非常显赫了。
但在福柯来这里的时候,该大学的教育制度正在陷入危机。突尼斯最优秀、最
富于聪明才智的青年人大多都在接受启蒙,不过这种启蒙并非来自国家认可的崇尚
举国一致的公民宗教,而是来自马克思、托洛斯基和福柯的老友及教师路易·阿尔
都塞( 他当时在操法语的激进派中享有极大的威望) 的学说,即一种“在冲突中求
进步”的幻想。一种旨在支持该国正趋于现代化的各精英阶层的教育,却正在引发
强烈的批评浪潮,这使布圭巴的公民“纪念碑”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
1966年12月,福柯来突尼斯大学后不久,那里就爆发了 一场空前规模的学生
大示威。学生抗议的矛头,直指政府的家长式统治及其亲美反共的外交政策。大学
教员也受到这种反政府情绪的感染,直到1968年3 月的动乱爆发之前,校园里一直
充满着紧张的气氛。
“我亲眼目睹了这场学潮,它闹得非常凶,”福柯在一些年后的一次谈话中回
忆说。“事情发生在1968年3 月,动荡却一直持续到年终:3 月大逮捕引起了许多
罢课事件。警察到大学里来打学生,许多学生被严重殴伤,并被投进监狱。后来开
庭审判,一些学生被判处8 年、10年到14年的监禁。”
动乱愈演愈烈。但直到这时,福柯仍未介入。首先,是学生言论中的马克思主
义教条令他反感。但更令他反感的,还是他们偶尔流露出的对以色列的恶毒敌意。
1967年阿以“六日战争”爆发时,突尼斯曾发生过一系列反犹学潮,而这些学潮在
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特意安排的。这使福柯深受震动,并深感悲哀。正如达尼埃尔·
德费尔所说的那样,“米歇尔怀有深厚的亲犹感情。”终其一生他都不能忘怀希特
勒的总体战和纳粹的死亡集中营:在他看来,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简直
是不容置辩的。
然而1968年3 月的学潮给他的印象就完全不同了。作为突尼斯大学最著名的外
籍教师之一,他有权作大量的观察,而他越看越觉得,突尼斯学运的意义非同小可,
它体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存在行为”。因为他终于看出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在这
一情况下产生某种神话的作用。这个“神话”是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 )
意义上的,指的是这样一群意象,它们能激发“一种道义的力量”,激起“狂暴的
行为、强烈的情绪和非同寻常的激情”,使学生能够承担起“可怕的风险,去发表
和散发宣言,去号召罢课,哪怕会因此而坐牢。这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突尼斯学潮结束后,福柯面临着一项抉择:或是在公开场合替学生说话,然
后被驱逐出境;或是偷偷地帮助学生,利用自己的显要地位来为学生服务。在学生
的要求下,他选取了后一个方针。他冒着危险,把一些躲避了被捕的学生藏在自己
的公寓里。他还窝藏了一部学生们用来印刷传单的油印机。他不止一次地为狱中的
学生同当局作过交涉,但从未成功。而且他又开始阅读马克思、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阅读托洛斯基的巨著《俄国革命史》。在那年春天回巴黎的一次旅
行中,他竟贸然声称他已是一名托派,把德费尔吓了一跳。当然他这只是随便说说
而已。
“这个经历对我影响甚大。”福柯后来回忆说。
事实上,这是他第一次暗示人们:政治,像艺术和性活动一样,也可以引起一
种“极限体验”。
但是,若以为福柯的政治兴趣是被1968年的事件在一夜之间引发出来的,那就
大错特错了。毕竟,这个人曾当过三年的共产党员;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在自己最
重要的一些书里曾赞成过对西方文化作“全面批判”;作为一个作家,他曾耽迷于
这样一种幻想,即“癫狂火山”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摧毁最古老的法律和契约”;
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还曾试图证明他的思想同“某种进步的政治干预”之间的建设
性关系(这是在他碰巧于1968年5 月发表的一篇论文里提出来的)。认为这样一个
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显然是违背事实的。
同时,他的一些同事(如乔治·杜梅泽尔)和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如萨特),
总认为他是一个相当传统的、甚至保守的学术权威,也并不奇怪。正如福柯在1978
年的一次谈话中所说的,他在共产党里的那些日子,以及他后来在苏维埃东欧的旅
行,使他产生了“某种痛苦的感觉,某种非常深刻的怀疑情绪”,而且他对此从来
都是“直言不讳”的。他后来还回忆道,1960年他回到法国后,各主流党派都丝毫
引不起他的兴趣,而知识分子中的激烈争论在他看来都“书生气十足,毫无意思”。
在独立左派方面,这时正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萨特存在主义的全盛期。然而福柯
对这种形势的反应,却是悄悄进入某种“内心流放”状态,消失在他自己的语言迷
宫之中,以至于那些对他的书只略知皮毛的读者,都开始怀疑他是一种神秘的新式
戴高乐派,在那里哇哩哇啦地说着冷酷无情的结构主义行话。
在这些年里,福柯好像还饶有趣味地(同时带着某种狡黠)玩过学术游戏。在
1965年和1966年间,他曾在戴高乐的教育部长克利斯蒂安·富歇(Christian Fouchet)
建立的一个委员会里供过职,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改革法国的高等教育。像同一时期
美国的克拉克·凯尔(Clark Kerr)一样,富歇希望使大学合理化、现代化,而这些
目标,福柯自己在原则上也是赞同的。在1966年的一次谈话中,福柯曾这样说过:
“如若当今某个诚实的人带有某种野蛮文化的印记,那么造成这一印记的原因,便
只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教育制度源于19世纪,其中居支配地位的仍然是最平
庸乏味的心理、最陈腐不堪的人道主义。”
福柯直言不讳地反对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终于使一些左派分子忍无可忍
——试想,根据这种信念搞出的政治改革方案,会是个什么名堂?
在1967年的一次记者专访中,福柯自己不仅承认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还刻意
强调了他的观点的一个最令人不安的政治含义。他对记者说:“我们显然正在讨论
人道主义问题,但我怀疑我们讨论的实际上是一个简单得多的问题,即幸福的问题。
我相信,人道主义至少在政治层面上,可以定义为各种认为政治的目的就是创造幸
福的态度。现在,我并不认为幸福的概念是真正可以思考的了。一般的幸福尚且不
存在,更遑论人们的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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