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改变犹太人的历史 第三章 戈尔达·梅尔 1 慕尼黑惨案发生时阿弗纳正在巴黎——跟当时的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他也守 候在电视机前。他飞回以色列时,正值受害人下葬。虽然这是一次隆重的国葬,但 总理戈尔达·梅尔却没有来。她的姐姐刚刚去逝。她为什么没来,官方公布的原因 是由于悲痛过度。而有些以色列人却怀疑,她是怕人家在葬礼上向她吐唾沫或者扔 石头。把这场悲剧归咎于她几乎没有什’么道理,但国人的悲痛和愤怒史无前例。 阿弗纳几乎还没有在以色列待到二十四小时就被派到了纽约,执行一次不太重 要的送信任务。通常,他对这样的旅行是心怀期待的,但是这一次他沉浸在巨大的 悲痛之中。 他在纽约感到很不安,周围全是漠不关心的美国人。星期五那天,也就是恐怖 分子袭击奥林匹克运动员两周后,阿弗纳终于可以回家了,他感到很高兴。 跟往常一样,他带回来很多廉价的纪念品——给肖莎娜买的T 恤衫、给母亲和 肖莎娜的家人买的钥匙扣和盐瓶。就连那只牧羊犬查理,他也给它从纽约带回了一 盒供它咀嚼的牛奶制成的骨头。肖莎娜和阿弗纳非常喜欢查理。查理是他们结婚时 阿弗纳以前的一个战友送给他们的礼物。这个战友记得他曾经谈起过自己小时候最 喜欢的一个宠物波比。波比也是一只德国牧羊犬。 飞机着陆时天色已晚。阿弗纳一直想着带肖莎娜出去吃晚饭。但在以色列,星 期五太阳落山之后你是买不到什么热东西吃的。 所以当他看见部门的头在机场迎接他时,他不太高兴。 “这趟还行吧? ”部门的头问道。 “还行。”阿弗纳说。上司来机场接他并不常见,除非他们正好在那里有其他 事要办。 “有什么重要事情吗? 我想在天黑之前赶回家。” “当然可以。”这位上司说。“我来只是告诉你,明天别作其他安排。九点钟 有人会去你家接你。” “有什么事吗? ” “我不太清楚。”对方回答道。“九点钟准备好就是了。” 阿弗纳不高兴了。“噢,”他说。“我累得都快散架了。我飞了十二小时,想 好好睡一觉。” “那就去睡一觉。”他的上司说。“谁让你不睡觉了? ”就说了这么几句。 第二天早晨,阿弗纳差不多把这场对话忘了,已经把游泳裤放在一个包里了— —在特拉维夫,星期六大家都会去海滩——他突然想起来了。“算了吧。”他对肖 莎娜说。“我不能去了。他妈的,现在快九点了。再过两分钟有人要来接我。” 跟往常一样,肖莎娜什么也没问,她甚至没有表现出失望的神情。她只是端着 杯子站在一旁。阿弗纳既想喝咖啡,又想系鞋带。 九点过一分,楼下的门铃响了。阿弗纳一边扣衬衣扣子,一边咔哒咔哒地走了 两段楼梯,从二楼上下来。在门口,他停了一下,认出了门廊里的那个人。他们有 过点头之交。那个人跟他一样,是个负责安全的特工。 只是,他的任务长期不变,他是“穆萨德”的头头、老板兹弗.手L 米尔将军 的司机。 阿弗纳首先想到的是,一定是搞错了。 “你按我的门铃了? ”他边问边摸索着衬衣的最后一颗扣子。那个司机点点头, 替阿弗纳一直把门开着。然后他跟着他走到大街上,打开停在围栏边的汽车的门。 坐在后座上的是扎米尔。 阿弗纳迟疑不决。 “进来吧,进来吧。”将军一边说,一边向他不耐烦地挥手。 阿弗纳钻进车里,在“穆萨德”组织的头头旁边坐下来,思绪一片混乱。他以 前见过扎米尔两次。一次是训练的时候别人把他和另外一些年轻特工介绍给他。另 一次是在飞往罗马的飞机上。当时扎米尔是乘客,阿弗纳是空中警官。这次他们甚 至还说了几句话。 现在扎米尔就坐在汽车里,他的旁边! 就像上次一样。 以色列是个平等、不拘礼节的小国。尽管阿弗纳感到吃惊,但他还不至于像一 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低级特工发现自己坐在约翰·埃德加·胡佛局长旁边那样惊讶。 在以色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和职业距离比其他多数国家都小。他们都是犹太 人,一起划着同一条船,做着自己必须做的事情。 汽车沿着哈玛斯革街行驶着。驶过德瑞克基布兹后,掉头向东,向高速公路驶 去。 “我们去耶路撒冷。”扎米尔说。 阿弗纳点点头。此时问什么问题都没用了。他很快就会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这时一个念头掠过他的脑际,他也许犯了什么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一定很严重,因 为扎米尔都亲自出面了。阿弗纳想不出自己什么时候犯过这么严重的错误,所以并 不紧张。 那个星期六早晨,通往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空旷无人。9 月末的阳光仍然灼热 难当。他们从特拉维夫出发,半个小时后,汽车驶入耶路撒冷周围的丘陵时,天气 明显变冷了。阿弗纳喜欢耶路撒冷丘陵中那条蜿蜒曲折的公路,稀疏的树林,被风 雨侵蚀的岩石。 柔和、干燥的空气使他想起欧洲那些活泼、轻快的夏日。高速公路上点缀着 “三明治”残骸——它们是由国产盔甲保护起来的卡车。 在独立战争期问,这些卡车保证着耶路撒冷与全国其他地方之间的供给线的畅 通。当年卡车穿过阿拉伯人广阔的疆城时常常受到游击队员的袭击。今天以色列的 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遗物。大多数以色列人对此都习以为常,不会多看一眼,然而 对阿弗纳的影响却很大。 扎米尔似乎很友好,但心不在焉。在车上,他除了问了问他父亲的情况之外没 有说很多话。阿弗纳对此已经习惯了。父亲被捕审判后成了名人,几乎跟埃利·科 亨一样出名。有人曾撰文论述他对以色列的功绩,甚至还出过一本书。当然,写这 些东西的人对他的私生活知之甚少,也没有提到他的个人感情问题。他众所周知的 那个名字并不是他在雷霍沃特生活时用的那个名字。不管怎么说,阿弗纳在部队时 也把名字改了。 “他还好。”他回答道。“身体还过得去。” 那位将军点点头。 “告诉他我问起过他,”他对阿弗纳说。 “告诉他这几天我要顺道去看看他。” “他会很高兴的。”阿弗纳礼貌地说。他不知道父亲会不会高兴。他怀疑兹弗 ·扎米尔也许就是父亲一谈起来就非常不高兴的神秘的“他们”中的一员。 随后他们一言不发地走完了剩下的路程。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也就是以 色列最窄部分的距离,紧赶慢赶也要大约一个小时。而那个星期六他们不到一小时 就走完了。阿弗纳记得,他们把车停在城市近郊的一栋楼前时,还不到十点。 阿弗纳认为他知道他们到了哪里——不过,他几乎无法相信。首先无法相信的 是扎米尔将军,其次无法相信的就是这一点。他疑惑地瞥了一眼老板,但他已经下 车,示意他跟着他。大门外面站着一个警察,他们走近时,他把门开得大大的。 他跟在将军后面,有些茫然。那套公寓虽然不算豪华,但古朴,看上去非常不 错,阿弗纳看到墙上的照片时已经非常肯定地知道他们在哪里了,但他不愿意承认。 那是她的照片,有剪彩的照片,向印度总理尼赫鲁鞠躬的照片,还有站在本·古里 安旁边的照片。 戈尔达·梅尔走进客厅。她打开门时,阿弗纳看见她是从厨房来的。她的背有 些驼了,身上穿一件便服,走路时发出啪哒啪哒的声响。她向阿弗纳伸出手。 “你好吗? ”以色列总理说。“你父亲还好吗? ” 阿弗纳不知道自己咕哝了一句什么。 “很好,很好。”戈尔达·梅尔说。“听见你这样说我很高兴。你认识这个人 吗? ” 阿弗纳这时才注意到房间里除了贴身保镖和扎米尔将军之外,还有一个人。这 个人穿着制服,肩上戴着以色列徽章——一条细细的麦梗穿过一个工程师的量杆。 阿弗纳从在部队里时就知道这个人,他是阿里埃勒。沙龙大将军。他是他崇拜的英 雄。他们握了握手。 “你是喝茶? ”戈尔达·梅尔问道。“还是喝咖啡? 还是来点水果? ” 沙龙将军和老板各自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阿弗纳犹豫了一下,也在一把椅子 上坐下来。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来戈尔达·梅尔的客厅里干什么,即使他的第六感 觉也无法告诉他。他惊诧不已地看着她走进厨房,又看见她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托 盘,然后在桌上摆放茶碟和茶杯。贴身保镖这时消失不见了。扎米尔将军和沙龙将 军没有帮她,在轻声交谈。阿弗纳站起来,随后又坐下,因为梅尔夫人朝他摆了摆 手。他入迷地看着她无拘无束的灰发,她短粗有力的手指以及手腕上那只男式旧表 ——虽然他以前见过她一次,她乘机去巴黎时他做过她的安全特工,但他从没真正 地端详过她。她让他想起自己的奶奶——阿弗纳想,戈尔达·梅尔让每个人都会想 起自己的奶奶。她开始削苹果,并从扎米尔将军开始,把苹果一片一片地递给他们, 好像他们是孩子一样。 接着,总理开始说话了。 起初,阿弗纳弄不清她在跟谁说话。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她在跟他说话,但她 又没有看着他。不过,他发现她也没有看着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和扎米尔将军。她 的目光仿佛越过他们的头顶,固定在墙上的某一点上,好像她在跟房间外面某个看 不见的听众说话。也许她在跟整个耶路撒冷的人说话,在跟整个国家的人说话,虽 然她从没提高过嗓门。也许她只是在自言自语。 阿弗纳听着戈尔达·梅尔的话语,心里渐生疑窦。并不是因为她正在讲的内容, 她讲得简洁、动情、有力,每一个字阿弗纳都赞同。 她讲起了历史,讲起了犹太人仅仅因为想要一个家怎样在世界各地受到袭击和 杀戮。她讲起了无辜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怎样在雅典、苏黎世和洛德被杀。就像在三 十年前一样,犹太人被德国人绑起来蒙上眼睛杀掉。而其他人却忙着打排球,用黄 铜乐器奏着乐曲,举着奥运火炬,而犹太人却扛着棺材回家。犹太人总是孤立无援, 过去以来一直是这样。 而其他人最多发出一些伪善的噪音。没有人保护他们,只有靠犹太人自己保护 自己。 以色列国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犹太人,戈尔达·梅尔说,从敌人中把他们拯救 出来,给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提供一个避难之所,让他们能够平静地生活。即使打仗, 以色列也总是有区分的。她不会把自己降低到敌人那个层次。即使在保卫自己的孩 子时她也极力奉行克制原则,去设法拯救他们时总是让两只手保持干净,遵从每条 文明行为准则,避免不必要的野蛮行为,避免伤及哪怕是一个旁观者的生命。以色 列是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即使对恐怖分子、从事破坏活动的人和间谍也是如此。 戈尔达·梅尔说,在她看来,谁要让以色列偏离这条道路,她就反对谁。任何违反 道德准则的计划,哪怕其中只有一条违反了,她都会否决。 总理第一次正视阿弗纳。 “我想让你知道,”她说。“我作出了一个决定,责任全部由我承担。” 她从桌旁站起来。 “这是我的决定。”她重复道。“你们可以聊一聊。” 戈尔达·梅尔离开了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