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那你有什么好抱怨的? ”加里西亚人问道。“这是你自己选的。” 虽然这只是一个老掉牙的笑话,但却是事实。在阿弗纳看来,这个笑话说明加 里西亚人控制着以色列。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继续看着伊弗里姆,由于想忍着不 笑出来,他的肩膀不停地抖着。“你在傻笑些什么? ”伊弗里姆朝后退了一步,问 道。阿弗纳只是摇了摇头。 “我想,把大任务交给小人物去干就是这样的结果。”伊弗里姆说。他的声音 听起来真的生气了。 “不,你错了。”阿弗纳边向门口走去边回答道。“而是你们欺骗了小人物才 是这样的结果。你们需要的是那些对你们的欺骗行为视而不见的真正的大人物,就 像我父亲一样。 小人物是没那么高尚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伊弗里姆说,“我不留你了。让我们忘了我们之间的 分歧吧。 你不必担心你的女儿和妻子了。无论你是在美国,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都 祝你好运。 我们感谢你为以色列所做的一切。祝你平安。” “再见。”阿弗纳回答道,把门关上。这个词说起来容易。平安,平安,但会 平安吗? 他希望自己能了解将来的意义。 尾声阿弗纳和他以前的上司在1976年早春的这次谈话不是他们最后一次接触。 但就跟主题有关的事件的叙述而言,这次谈话却是 一个很好的结束。阿弗纳从所有的特务活动中退出,把名字改了,把家也搬了。 据我所知,他现在和家人住在北美的某个地方。 关于他那位幸存下来的伙伴“斯蒂夫”,我只知道,直到今天他还在安全机关 工作,继续为国效劳。 在执行任务期间,阿弗纳的突击队没有找到的那三个恐怖分子——阿里·哈桑 ·萨拉米、阿布·达乌德和瓦地·哈达德博士——仍然活跃在恐怖网络之中,时间 长短不一。 1975年,哈达德博士从乔治·哈巴希的组织中分裂出来也许是事实,也许不是。 他一直是一些重大国际恐怖活动的策划者。1978年初,他住进医院,几个月后死在 那里。据报道说是自然死亡。作为一位组织者,在恐怖分子狷獗的十年中无人能与 他匹敌。从战斗精神来讲,他很可能超过了以前的伙伴哈巴希博十。正因为如此才 导致了他们1975年的分道扬镳。这一点’时曾大肆宣扬。他与哈巴希博士的关系转 入地下也同样有可能。 哈达德博十死在医院,官方公布的原因是癌症。没有证据否认这一点。 1981年8 月1 日,阿布·达乌德( 穆罕默德·达乌德·欧德) 存波兰一家酒店 的大堂里遭人枪击,不过并不致命。报道说,企图行刺达乌德的那个人——这个人 事后逃跑了——是个以色列特工。如果这一消息属实,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疑问: 以色列特务机关是否大胆地把它的行动——不仅仅足收集情报——延伸到了对立阵 营国家。在阿弗纳的突击队存存的那些年,这些地方是严禁进入的,所以它们就成 了恐怖分子们非常安全的藏身之处。反恐人员在某些国家从事反恐活动很难。在这 些国家,即使最普通的活动,如租房、入住酒店和结账离开以及租车都要经过非常 仔细的检查和严格的限制。而且,特工一被捕,别指望得到法律和人道限制原则的 保护。按照“人道限制原则”,在西方国家,即使被怀疑为间谍或恐怖分子的人也 可以得到保护。这样的行动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许都非常严重。但在同样的条件下, 另一一些国家对那些策划恶意渗透的国家的报复要比西方国家厉害得多。 鉴于此,那份未经证实的报告就有了某种意义。按照这份报告,枪击阿布·达 乌德事件确实是以色列特工干的,但是是一个在酒店里发现了这个臭名昭著的恐怖 分子在一时冲动之下干的,而不是这个特工在波兰的任务就是暗杀他。虽然有人会 说,一个精心挑选、训练有素的特工,其行动不可能超出任务规定的范围。但是由 于此类事件太多,促使以色列在对立阵营内部采取行动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虽然报道的恰好相反,但暗杀阿布·达乌德的行动也可能是巴勒斯坦运动争斗的结 果——以色列人指的是阿布·奈达尔的“黑色六月”组织——或者是克格勃设下的 陷阱。) 惟一可以肯定的事实是,阿布·达乌德足在波兰遭到枪击而受伤的。 所有的报道都肯定阿里·哈桑·萨拉米于1979年1 月22日在贝鲁特被暗杀。据 报道,整个70年代期间,一直有人想要他的命。 婵查德·迪肯在他的《以色列特务机关》一书中,描述了两次早期的暗杀行动, 一次在1975年,一次在1976年10月7 日。第一次——一名以色列狙击兵用一支伸缩 式步枪从窗户里朝他开枪——结果把一颗子弹打进了酷似他的人的身体里。按迪肯 书中的说法,1976年的那次重创了萨拉米。但有消息来源,如大卫·B .汀宁报道 说,只伤了他的一个朋友。 1979年1 月22日下午三点三十分,当萨拉米乘坐的“雪佛兰”客货两用车经过 一辆停在贝鲁特弗尔顿街和居里夫人街转角处的“大众”牌汽车时,萨拉米及其贴 身保镖被炸飞了。很显然,有这种可能,因为萨拉米一直是个老谋深算的目标,但 他在1978年娶了前环球小姐(1971 年) 、黎巴嫩美人乔治娜·瑞兹克之后,生活变 得有规律多了。按照穆斯林的传统,萨拉米没有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这样他就 在巴解组织总部、第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那里以及弗尔顿街乔治娜的公寓里来回奔 波。行踪有了一定的规律。但他不知道的是,据说他的行踪已被一个以色列特工盯 上。这个特工化装成一个古怪的、非常喜欢猫的英国老处女。其化名为埃瑞克·玛 丽·“彭妮洛佩”(“彭妮洛佩”是奥德修斯的妻子,在外流浪二十年,对其丈夫 忠贞不渝,拒绝了很多求婚者。)钱伯斯。她在离弗尔顿街乔治·萨拉米住处不远 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 另外几个特工租了一辆“大众”牌汽车,在车上装上炸弹,停在萨拉米每天去 乔治娜公寓的必经之路上。一个消息来源认为,“彭妮洛佩”在萨拉米的客货两用 车上装了一个小小的无线电发射机,( 而另外一个来源则认为) 当她看见萨拉米的 汽车经过停在她窗户下的街道时,她按下了装在自己汽车上的无线电发射机按钮。 不管是哪种来源,结果都是“大众”汽车爆炸了,炸毁了萨拉米的汽车和紧跟在后 面的贴身保镖的“陆虎”,也炸死炸伤了几个路人。 萨拉米死亡的消息正式公布后,以色列电视新闻也适时地进行了报道。在葬礼 上,一位巴勒斯坦领导人站在那里,揽住萨拉米非常英俊的十三岁的儿子哈桑。这 张照片在全世界的媒体上广泛传播。“我们失去了一头雄狮。”媒体援引这位领导 人的话说。斯图尔特·史蒂文在其1980年出版的《以色列的特务头子》一书中,比 较详细地描述了萨拉米被杀的经过。1983年,以色列作家迈克尔。 巴一左哈尔和埃坦·哈贝出版了一本《寻找红色巨头》,其中的部分内容也讲 述了这段历史。 人们对围绕1979年1 月22日在贝鲁特炸毁萨拉米的“雪佛兰”汽车的一些事实 似乎没有异议。但有一个传闻,说萨拉米没有被炸死。原因很简单,汽车爆炸的时 候他不在车上。( 爆炸时尸体都撕成了碎片,无法辨认,所以至少从理论上说有这 种可能。) 这个传闻很可能是萨拉米传奇的延续,表达了人们对传奇人物的良好愿 望。尤其是对一个活着时就充满了神秘感和曾经多次死里逃生的人来说,就更是这 样。同时,如果萨拉米那天不在客货两用车里( 这是惯用的欺骗手段) ,而巴勒斯 坦人和以色列人都称他已经死了,那就有原因了。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来说,没有 什么办法比让以色列人相信他们已经成功地把萨拉米杀死了更让他安全。 而对“穆萨德”来说,他们也许想让巴勒斯坦人相信,你们让以色列误入歧途 的努力成功了。这样的话,如果萨拉米还活着的话,他就会有一种安全感,但实际 上这只是假象。 众所周知,在两个对立的情报部门中这种欺骗的伎俩一直存在——不过,这也 是事实,即,不管现实多么错综复杂,传闻比现实更为复杂。惟一知道的事实是, 萨拉米的汽车确实爆炸了,车里的几个人都被炸死了。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公开的立场都是,这位恐怖组织头子是其中之一。 在叙述那些从本质上来说属于秘密进行的活动时——后来提供给记者的那些资 料也许只是为了糊弄人——一个人说自己收集的资料比别人收集的资料更为精确是 轻率的。 当逻辑和常识不能用来检验被报道事件的真实性时,难度就更大了。因为即使 最不符合逻辑和最没意义的报道都可能是事实。 在政治恐怖活动中尤其如此。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认真负责的法国新闻记者赛 青‘格鲁萨德认为马哈茂德·汉姆沙里要为“处决”威尔·兹威特负责,因为那是 “黑色九月”组织其中一次行动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他的消息来源通常是可靠的。 而这条消息恰恰不实——假若汉姆沙里和兹威特是并肩战斗的同志,那显而易见就 不可能是这样——但在1973年格鲁萨德第一次报道的时候,以为恐怖分子们喜欢因 为派系斗争而互相残杀,所以当时这个消息似乎是非常可靠的。 正是因为谨慎起见——不是要提出跟其他报道相反的说法,而是出于兴趣—— 我觉得还必须指出几点分歧。 首先,以色列人声称给慕尼黑惨案以后进行的这次反恐行动取了一个代号,叫 “上帝的愤怒”——这次行动几乎全部是由西方记者报道的,他们是克莱尔·斯特 宁、埃德加。欧巴蓝斯、理查德·迪肯、克里斯托夫·多布森和罗纳德·佩恩和大 卫·B .汀宁等等——我认为这个代号也许是事后发明的,不是西方记者发明的就 是向他们提供资料的以色列人发明的。根据我掌握的资料,当时执行这次任务的时 候还没有使用这个代号。( 有趣的是,两位以色列作家,迈克尔·巴一左哈尔和埃 坦·哈贝在他们的书中都没有提及这个代号。) “迈克”、“塔玛尔”、“乔纳森 ·茵葛彼”这些代号——有几个作家在描写暗杀兹威特和布迪亚的行动以及利勒哈 默尔事件时都用到了其中一个或几个代号——我不这样认为。 在利勒哈默尔时,也许有一个特工使用了“茵葛彼”这个假身份,但是没有人 使用这样的假护照,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在巴黎都没有。“塔玛尔”——大概是突击 队长的漂亮的金发女友。根据描述,她也参加了袭击兹威特的行动,在利勒哈默尔 还亲自开枪了——纯粹是胡编乱造。( 倒不一定是作者的胡编乱造,而是向他们提 供资料的人的胡编乱造。) 我认为,说袭击兹威特和布迪亚的时候兹弗·扎米尔也 在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在利勒哈默尔现场也是不可能的。“穆萨德”的头头跟金 发女突击队员“塔玛尔”一起,几次亲临欧洲现场,带有彻头彻尾编造的味道。但 是,这种大胆的虚构行为尤其应该得到“穆萨德”“公共关系”部门的鼓励。 公平地说,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们面临的困难也是相当大的,甚至出现过起初不 认可的信息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这种情况。就拿我自己的研究来说,我原来得到的威 尔·兹威特在罗马的一个澳大利亚女性朋友的名字是“珍妮特·冯·布劳恩”。这 个名字听起来非常不真实,是别人凭记忆提供给我的。我决定,除非我能核实,否 则就不把它放入我的叙述之中。由于在报纸上也找不到这个名字,我决定将其删除。 这本书已经写完了,我才发现没有核实冯·布劳恩这个名字,所以在此也提一下。 虽然这些细节并不是非常重要,但它们却是所有作家面临的难题。因为在处理 这类问题时不能通过打个电话就能核实。正因为这样,我在这里要补充一笔。根据 我得到的资料,没有人假扮水管工人去截断汉姆沙里的电话线,也没有人假装电话 维修人员在汉姆沙里或者他贴身保镖的眼皮底下,把炸弹装在电话底座上。 还有几点比较重要,虽然在整本书中我一直努力把自己对阿弗纳这个人的评价 隐藏起来,但是现在谈谈我对他的印象也许有点意思。 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发现他是一个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激烈情绪的人:沉着冷 静.冷静得几乎让你犯困——而几乎不用提醒——又会像蜥蜴一般动作敏捷地突然 行动起来。 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的手势很少。无论是说话还是倾听,他都很放松,几乎 是一动不动。但只要一动,就非常迅速、专注,最形象的描述是,像个爬虫。给我 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用怎么思考就开始行动——如果他走在前头,不会转身来看别 人是否跟在后面。( “你们怎么进入那栋大楼的? ”有一次在欧洲我指着一个限制 区问他。“像这样。”他回答道。 可在接下来的一分钟里,他就从门里走了进来。) 他非常注意自己每个细小的 习惯,极度重视整洁和闪亮的仪容,喜欢沉思,与人打交道时慷慨大方。 虽然他声称对自己有妻有儿的平静的生活感到满意,但他仍然“渴望刺激”( 这个词语我是从深谙辩论术的精神病学家安德鲁·I .马尔科姆那里借用来的) 。 而这一点,普通人朝九晚五的工作几乎是无法实现的。虽然现在从事秘密活动跟他 的愿望和考虑相抵触,但是很清楚他仍然渴望充满紧张刺激的体验。因此,我不相 信他的声明,说什么他之所以参加反恐斗争,只是因为集体农场、部队、自己家里 甚至整个以色列的同龄人都很重视爱国精神。但我不怀疑这是一个因素。 我确实觉得他参加反恐的动机不是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回报,也不是因为可以对 其他人动武而得到任何病态的满足。他乐意参加反恐斗争是因为另外一些需求。他 与生俱来的喜欢冒险的个性需要一个充满危险的环境,这样才能保持基本的平衡( 这种性格的人通常见于尽量延缓张伞的跳伞运动员和摩托车赛手等等) 。他也有一 种高度的竞争性,而这种竞争性通过其他的爱好和能力找不到发泄途径。 这种性格特点不会因为训练而消失。一个希望出类拔萃的人,一个寻求刺激或 危险只是为了保持稳定的人,即使环境改变了,判断能力提高了,原来的条件不具 备了,他们的这些需求也不会消失,甚至失去了必要的勇气和意志时也不会消失。 比如。如果这类问题过早出现,如职业运动员,情况就会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