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跋 中国读者对这本随笔集的作者横光利一想必并不完全陌生,因为他跟三十年代 的中国文坛曾经有过一段比较文学上的渊源关系。 略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读者都知道,三十年代的上海小说界有过一个流星般一 闪而过的“新感觉派”,中坚核心有短寿的穆时英、刘呐鸥,以及至今仍蛰居在这 个城市里、年近九十依然笔耕不辍、有‘北有钱钟书,南有施蛰存”之美誉的施蛰 存先生。 由于时运际会的辐凑,三十年代的上海有过一段短暂的物质繁荣,仿佛一夜之 间繁荣起来的商业文化的“声色之障”,给人造成了空前巨大而又全新的经济乃至 文化审美上的幻觉,三十年代上海的“新感觉’小说,便是这一幻觉直接刺激文学 想象力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这一奇异的文学现象又与当时世界性的现代艺术主流 同步,从文本影响源角度讲,其艺术灵感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二十年代臻及盛时的日 本新感觉派的启示,而它的命名显然也得力于后者。虽然有人说穆时英的《上海的 狐步舞》要比茅盾煌煌巨构的《子夜》更能“抓住了城市的灵魂”(白先勇语), 但上海三十年代“新感觉”小说的创始人却无疑是刘呐鸥。刘毕业于日本青山学院 这所东京知名的贵族大学(据说他的中文底子远比日文要差),他把耳濡目染到的 日本新感党派,通过论著译介和小说写作,率先向上海小说界作了传输。 横光利一(1898—1947),生于日本福岛,1916年进早稻田大学预科,后因生 病休学。创作最先受到菊地宽的提携。1922年在《新小说》上发表长篇《日轮》, 一举确立其作家地位。1924年与片冈铁兵和川端康成等人创办《文艺时代》,成为 日本新感觉派的核心中坚。在处理外界事物时,他们力主作家主体对外部世界的强 烈渗透,与川端万物有灵论式的审视现实人世的观点相应和,横光利一看重的是使 作家精神生命个性存活到对象之中这一过程,也就是说,对象除了得接受来自作家 视觉听觉等直感印象在它身上的表达外,还得接受其神采飞扬的感悟灵性的全面浸 润。这一文学流派到二五、二六年间盛极一时,嗣后进告消退星散。横光则转向新 心理主义,最后又倒向传统主义。 横光利一一生著述甚丰,有影响的小说除上面提到过的成名作《日轮》外,还 有《机械》(1930)、《上海》(1931)、《家徽》(1934)、《旅愁》(1944) 等。国内翻译界,除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上海的《外国文艺》杂志曾有心译载过 他的《日轮》(译名《太阳》)和一二个短篇如《春天驾着马车来了》之外,这十 数年间,以我的陋见,几乎还不曾见到过新的译介,与他当年的歃血盟友川端康成, 这两年多卷本文集译本在此间书坊不断重复推出的盛况比起来,不免给人以不胜寥 寂之感和不胜今昔之叹。时光和历史,既多情也残忍,要说公正,我看未必。 那么横光利一究竟有些什么特点呢?暂且先容许我不急于回答这一提问。 从文学史上看,一般说来,一部杰作的出现,就好比多了道难以逾越的限度, 它似乎在向人昭示,文学的某一方面的可能性已在这里被人穷尽,因而一个明智的 作家遇到这样的事,除了在它面前稍事伫立、嗟叹片刻之余,便会知趣地绕道他行, 另择别地垦荒播种,寻求新的生路。除非他有非凡的自信,坚信自己身上有逾越眼 前杰作的实力,他才会当着它的面,扎下营盘或建起山寨,准备大显一番身手。针 对福楼拜那部颇负盛名的历史小说《萨朗波》,横光不甘自弱地写下了《日轮》; 而眼看马尔罗当时有几部以中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征服者》、《王家大道》和《人 类的命运》在西方十分叫板,横光又当仁不让写下了以五卅的上海为背景的《上海》。 横光在同代的日本作家中大概算不上是最好的,但绝对算得上是最不怵于与世界一 流高手较劲的勇者。他这几部应战和较劲之作,尽管还不足以对它的挑战对象构成 一种真正的挑战,但那份唐吉河德大战风车式的勇力,如屠格涅夫所言,却毕竟值 得我们敬佩。眼高手低固然不免让人觉得遗憾,但无论如何总要比眼光低鄙而手上 功夫也不见得有什么高明的人强上不止十倍。像横光这种随时随地瞄住世界一流水 准作冲击状的精神状态,先不说别的,与咱们这里小说还没怎么写像、却先学会了 抱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偏心眼本事的人相比,其差别也不止以道里计。 不用我絮叨,这下你大概明白了吧,横光利一的特点该在哪里。 横光利一小说的中译本既是那么寥寂,散文随笔的景况更是可想而知的了,我 不敢说这方面的译文一篇也不曾在国内出现过,但我敢说,收在这里的这些随笔和 游记,都是初次译成中文。 书名“感想与风景”,是借用集子里一篇现成的随笔名,我以为它恰好涵盖了 这本译集的大致内容。如已所述,横光的小说披露了他很高的气性,而横光的随笔 和游记,则表明了他是个好作沉思默想和喜欢四处游历的人。对天地间自然景观和 日常人事,以异常精致周到而又委婉的感觉细加体验和回味,这本来是日本近代散 文随笔特有的一份传统,横光跻身在这个传统之中,耳濡目染,有不少无意识的积 淀,但并不算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他的随笔在同代的作家中可能是以思想见长。 尽管抽象的思想不是日本人的长项,而这一点也基本上限定了横光思想的水准。在 这些写成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随笔游记里,虽然也不乏“东方精神可望拯救西方 精神”这类我们早已听厌了的“昏话”,在二十年代前后的“文化怪杰”辜鸿铭那 里,以及在梁任公的《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哲学》里,诸如此类 的奇异可怪之论我们难道还嫌听得不够?倘若联想到“诗圣”泰戈尔发过的类似议 论,足以将此视作其时东方思想家们不得要领的一种糊涂“共识”。其立论的背景 自然是第一次欧战。 但横光的思索毕竟显得别具一格些。譬如,在其他人那里,主要是静待西方物 质文明破产,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但横光利一的看法有所不同,在他眼中,西 方的走向穷途,并非因为过剩的物质文明,不是过度的物欲使然,而是笛卡尔以来 逻辑理性分析的独断专行。如所周知,尼采一生的立场,便是要重新摆正人和理性 在世界上的位置。降至德里达。福柯一辈,他们基本思路的重心,仍在开导我们如 何看待知识和理性,摆正它们与世界之间的位置,他们始终不信“逻各斯中心主义” 那份邪,对这一相信理性和知识的绝对性以及有一种绝对真理性的理性和知识存在 在世的文化系谱,发起了一轮轮的攻击,找出了这一系谱中理性知识范式的种种盲 点和裂隙。由此看来,横光当年的某些感悟和猜测,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这一至今 仍未最后解决、并且正因为如此而对我们依然魅力不减的根本性疑难。至于其他一 些细致和不乏一定深度的地方,想来聪慧的读者在通读了这本集子之后,自可体味 得到,不必再由我来逐条举证,以免到时徒招嚼饭哺人之讥。 译这个集子本来是我预想中一项研究计划的副产品。我一直不满意国内学界在 追溯中国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与日本二十年代新感觉派之间那层渊源关系时,一 些浮光掠影甚至道听途说的说法,早在好几年之前,就一直想自己动手,从文本影 响源上比较扎实地作一番清理,但因为诸多的原因,这一计划的进展仅此为止,而 正题至今仍是一座空中楼阁。 初译完成于二三年前,当时我正经受着一点琐事,在心烦意乱的一段日子里, 我靠每天译一段横光利一,才渐渐重新找回了我原有的一份平静,这几天仔细回头 梳理这些旧译,想起往事,不禁感慨系之。我想,就凭这一点,我也得好好感激横 光利一。 1997.9.11译者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