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道德的困境1 ⊙日本人把人生看作一出戏,从一个极端行为转向另一个极端行为不会感到任 何心理痛苦。1945年8 月以前,“忠”要求每个人与敌人厮杀到底;一旦宣布投降, 却立刻表示与占领者合作。 日本人的人生观是通过对忠诚(chu )、孝顺(ko)、情义(giri)、仁义 (jin )和人情等规定体现出来的。他们认为,“人的全部义务”就像在地图上划 分行政区域一样应该分成若干部分。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生就是由“忠的世界”、 “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义的世界”、“人情的世界”以及许多其他 世界所组成的,每个世界都有其独特而又详细的准则。一个人评判其同伴时,不应 该以他是否有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是以他“懂不懂孝”或“懂不懂情义”作为标准。 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用“不正派”来评价某人,而是明确地指出这个人在哪个领域 中做得不够好;他们不用“自私”、“冷漠”一类的词,而是明确指出他在哪个特 定领域里违反了规则。他们不诉诸于绝对命令或金箴,其得到认可的行动总是与该 行动所出现的世界相联系。一个人“为了孝”而做事时是一种方式,而只是“为了 情义”或者“在神的世界”行事时,在西方人看来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方式。甚至每 个世界的规则也会随着其内部情况的变化而可能要求采取适当的截然不同的行动。 在没有受到主君侮辱以前,家臣要对主君尽最大的忠诚以示“情义”;受到主君侮 辱之后,背叛就是可以接受的了。在1945年8 月以前,“忠”一直要求日本国民对 敌人作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一经天皇广播宣布投降,“忠”的含义就发生了改变, 日本人对外来者表现出了合作的态度。 西方人对此感到十分困惑。根据我们的经验,人是“随其本性”而行事的。我 们按照忠诚还是背信弃义、合作还是顽固来区分好人与坏人。我们把人加以分类, 是期望他们的行动能始终如一。不管他们慷慨大方,还是小气吝啬;乐于助人,还 是生性多疑;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二者毕居其一。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信 仰某种特定的政治思想,并且坚决反对与其相左的意识形态。根据我们在欧洲战场 的经验,那里有合作者,也有抵抗者。但是,我们怀疑合作者会在胜利后改变其立 场,结果这种怀疑是正确的。在美国国内政治纷争中,我们也承认有亲新政派与反 新政派。而且我们断定,在出现了新情况时,这两派仍然会随其本性而行事。如果 某一个人改变立场,比如由非教徒变成天主教徒,或者由“激进派”变成保守主义 者等等,这种转变应当称为“转向”。我们应建立起与此相适应的新人格。 虽然西方人这种关于行为完整性的信念并不总能得到验证,但这种信念绝对不 是幻觉。在大多数文化中,不论原始的、还是先进的,人们都把自己描绘成为某一 特定类型的人在行事。如果他们垂青于权力,就会以别人服从其意志的程度作为衡 量其成败的标志;如果他希望受人喜爱,那他就是在社交场合受过挫折。他们会把 自己想象成严厉而正直的人,或者具有“艺术家气质”,或者是优秀的居家男人。 他们的性格一般都具有某种“完全形态”(Gestalt ),并能使人类的生存井然有 序。 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在精神上不会感到痛苦,这种能力是西方人 所难以理解的。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极端的可能性。但在我们看来,矛盾已深 深植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之中,正如同一性植根于我们的人生观之中一样。对于西方 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他们应该认识到,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的“世界”是不包括 “邪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 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相互斗争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场戏。在这场戏中,一 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一种过程与另一种过程,相互之间要求保持平衡。 至于每个世界和每个过程,其本质都是好的。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而 行事,那么每个人都是好人。如上所述,他们甚至把中国的道德规范看作是中国人 需要那种道德的证明,从而来证明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说,日本人完全不需要那 种包含一切的伦理戒律。用已引用过的乔治。桑索姆爵士(Sir George Sansom ) 的话来说,他们“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观点,即使从低于宇宙的高 度,也足以说明坏行为。尽管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就像一把崭 新的剑,但如果不经常磨砺就会生锈。这种“自身的锈”,如他们所说的,像刀上 的锈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因此,人必须像磨刀那样注意磨练其本性。即使生 了锈,心灵仍在“锈”的下边闪亮。只需稍加打磨,就能重新光芒万丈。 由于日本人的这种人生观,西方人很难理解日本的民间传说、小说和戏剧。除 非像我们常做的那样,将其加以改写以符合我们对性格一致及善恶相争的要求。但 是,日本人却不这样看这些情节。他们的评论则是围绕主人公陷入“情义与人情”、 “忠与孝”、“情义与义务”的矛盾之中。主人公的失败是沉溺于人情而忽视了 “情义”的义务,或者是因为忠孝不能两全。他迫于“情义”而不能框扶正义;迫 于情义而牺牲家庭。这些矛盾是仍然具有约束力的两种义务之间的矛盾。两者都是 “善”的。两者之间的选择犹如欠了一屁股债的债务人还债时面对选择一样,他必 须选择先偿还某些债务而暂时忽略其他债务。但事实上,他还清一笔债务,并不能 使其免除其他的债务。 我们对故事主人公的这种看法,与西方人的看法是根本对立的。我们之所以认 为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好人,正因为他选择了善的方面,并且与恶的一方进行斗争。 如同我们所说的“有道德者必胜”,必须有一个圆满结局,正是善者应有善报。日 本人则欣赏那种让人不能容忍的人物——他欠社会太多太多恩情却无法报答,为了 维护自己的名分只好以死谢之。在其他许多文化中,这类故事是教人们接受残酷命 运的;在日本则成为启迪首创精神和坚定决心的题材。主人公在竭尽全力完成其肩 负的某种义务时忽略了其他的义务,但最后还是要和他们所轻视的“世界”进行清 算。 《四十七士物语》(Tale of the Forty -Seven Ronin )是日本真正的民族 史诗。它虽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不高,而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却无人能敌。每 个日本儿童不仅知道这个故事的梗概,而且熟悉其细节。它不断传播、翻印并被拍 成现代电影而广泛流传。四十七士的墓地长久以来成为著名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 往凭吊致祭。凭吊者留下的拜帖使墓地周围成为一片白色的海洋。 《四十七士物语》的主题是以对主君的“情义”为核心的。在日本人心目中, 它描写的是“情义”与“忠”之间、“情义”与“正义”之间(当然是“情义”在 这类冲突中取胜),以及“单纯情义”与无限“情义”之间的冲突。这个历史故事 发生在封建制度鼎盛时期的1703年。按照现代日本人的想法,那时的男子都是大丈 夫,对“情义”绝容不得半点含糊。四十七位勇士为“情义”而牺牲一切,包括名 誉、父亲、妻子、姐妹、正义(“righteousness ”),最后自杀尽“忠”。 按照当时的规定,各地大名要定期觐见幕府将军。幕府将军(Shogunate )任 命了两位大名主持仪式,浅野侯(Lord Asano)是其中之一。由于这两位司仪官都 是地方上的大名,不熟悉仪式,所以不得不向在幕府中枢任职的大名吉良侯(Lord Kira)请教。吉良侯是一位身份很高的幕臣。如果当时浅野侯家最有才智的家臣大 石(Oishi )在他身边的话,大石是会帮助他主君周密安排的。但不巧的是,大石 回家乡去了。浅野侯在世故方面十分幼稚,所以没有向吉良侯赠送厚礼。而另一位 大名则在其通晓世故的家臣的指导下,在向吉良请教时不惜重金。于是,吉良侯就 故意误导浅野侯,让他穿上与仪式完全相悖的服装。举行仪式时,浅野侯按照吉良 侯的指示穿戴上了错误的服装。当发现自己受到侮辱时,他就拔刀砍伤了吉良侯的 额头。后来他被其他的家臣拉开了。从“对名誉的情义”来说,他因受辱而向吉良 侯报复是一种德行;但在幕府将军殿上拔刀动武则属不“忠”。浅野侯正当地履行 了“对名分的情义”,但却必须按照规定“剖腹”自杀,否则就不能说是“忠”。 他回到官邸换好衣服,做好了剖腹的准备,只等那最聪明和最忠诚的家臣大石回来。 两人对视了许久互道珍重。早已按照仪式要求坐好的浅野侯,于是就用刀剖腹,亲 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浅野侯死后,没有一位亲戚愿意继承这位已故大名的家业, 因为他不忠于幕府而受到谴责。浅野侯的封地后来被没收,他的家臣也成了无主的 浪人。 从“情义”的义务角度来讲,浅野侯的家臣有义务随其主君一起剖腹。主君剖 腹是为了“名分的情义”。如果他们也从“情义”出发剖腹,自然是对吉良侯对浅 野侯所施侮辱的一种谴责。但是,大石心中暗想:剖腹尚不足以表现他的情义,他 应当完成主君未竟之志。主君是因为被其他家臣拉开而未能实施报复的。他们应当 杀死吉良侯为主君复仇,但这样做则是对幕府不忠。按一般惯例,策划复仇的人必 须事先上报计划,确定行动日期,在规定期限以前不能完成复仇者就必须放弃复仇。 这项制度曾使若干幸运儿能够调和“忠”与“情义”的矛盾。吉良侯是幕府的近臣, 浪人们复仇的行动绝不可能得到幕府的批准。大石明白,这条道路对他和他的同伙 们是行不通的。于是,他把那些曾经是浅野侯家臣的浪人召集在一起,却只字不提 刺杀吉良侯的计划。这些浪人总共有三百多人(根据1940年日本学校所讲授的内容), 他们一致同意剖腹自杀。但大石明白,这些人并不是都有无限“情义”(在日语里 指“讲情义及真诚”的人),因而对吉良侯进行报复这种大事不能信赖所有的人。 为了区别哪些人只讲“单纯情义”,哪些人具有“情义和真诚”,他通过询问大家 应该怎样分配主君的财产来考验这些浪人。在日本人看来,这是一种考验。如果那 些人真的不同意剖腹自杀,他们的家属就将获得利益。浪人们对财产分配标准产生 了激烈的争执。家老在家臣中俸禄最高,他领导的一派主张按原来的俸禄高低分配 ;大石领导的一派则主张平均分配。大石很快就弄清楚浪人中哪些人只有“单纯情 义”。大石随即赞成家老的分配方案,并且同意那些获胜的家臣离开大家。于是, 家老带领那派人离开了,他们因而获得“败类武士”、“无情无义的人”、“无赖” 等恶名。大石终于弄清楚了,只有四十七个人情义坚定,足以共谋复仇大业。这四 十七个人与大石建立盟约,保证不论信义、爱情或“义务”,都不能妨碍他们的誓 言。“情义”必须成为他们的最高行为准则。于是,四十七士歃血为盟。 他们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麻痹吉良侯,使其丧失警惕性。他们四散离去,装作 没有半点追求名利的样子。大石经常沉溺于花街柳巷,打架斗殴。由于过着放荡的 生活,他借机与妻子离婚。这是打算采取违法行动的日本人惯用的合理步骤,这能 保证其妻儿在最后行动时不致受到牵连。大石的妻子悲痛欲绝地与他分了手,但他 的儿子却参加了浪人的行列。 江户(今东京)城里的人都在猜测他们要复仇。尊敬浪人的人们都深信他们必 将策划刺杀吉良侯。可是,四十七士矢口否认有此类企图。他们佯装成“不懂情义” 的人。他们的岳父们对他们的可耻行为十分愤慨,就把他们赶出家门,解除了婚约 ;他们的朋友也嘲笑他们。一天,大石的一个密友碰到喝得酩酊大醉的大石在和女 人尽欢。甚至对这位密友,大石也否认他对主君的“情义”。他说:“复仇?简直 是愚蠢透顶,人生就应该及时行乐,哪里还有比饮酒做乐更好的事。”那位朋友不 相信,就把大石的刀从刀鞘抽出来看。他以为刀刃一定会闪闪发光,那样就足以证 明大石讲的是假话。可是,大石的刀已经生锈了。于是朋友不得不相信大石说的是 真心话,他在大街上公开向这个醉汉吐唾沫并用脚踢他。 有个浪人为了筹集参加复仇的资金,竟把自己的妻子卖去当妓女。他妻子的兄 长也是浪人之一,得知复仇的秘密已被妹妹知道,竟准备用自己的刀亲手杀死妹妹 以证明自己的忠诚,好让大石同意他参加复仇行动。有一位浪人杀死了自己的岳父。 还有一个浪人把自己的妹妹送进吉良侯家当女仆兼小妾,以便从内部得到消息来确 定何时动手。在完成复仇之后,她不得不自杀。因为,尽管她是伪装侍候吉良,她 也必须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12月14日大雪纷飞夜,吉良侯大摆酒宴,卫士们也都喝得酩酊大醉。浪人们攻 占了防守坚固的岗楼,制服了警卫,径直冲进了吉良侯的卧室。吉良侯并不在卧室 里,但被褥还有余温。浪人们由此知道他就藏在某个角落里。终于,他们发现有一 个人蜷伏在放木炭的小屋里。一个浪人隔着小屋的墙壁将长矛刺了进去,然而拔出 来时矛尖上却没有血迹。长矛确实刺中了吉良侯,但在长矛拔出时,吉良侯用衣袖 擦去了血迹。他的这种小把戏无济于事,浪士们把他揪了出来。他说自己并不是吉 良侯,只是吉良侯的家老。这时,四十七士中的一个人想起浅野侯曾在幕府将军的 殿堂上砍伤吉良侯的额头,额头上肯定会留有伤疤。根据这个伤疤,浪士们认定他 就是吉良侯并要他当场剖腹自杀。他拒绝了剖腹,这恰好证明他是个懦夫。于是, 浪人们用他们的浅野侯剖腹时使用的刀砍下了吉良侯的首级,按照祭祀仪式的要求 把它洗净,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带着两度染血的刀和吉良侯的首级,列队走向 浅野侯的墓地。 整个江户(今东京)都被浪人们的行为所感染,人们充满了喜悦和激情。曾经 怀疑过浪人们的家属们争先恐后地前来和浪人们拥抱,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大 藩的诸侯们则在沿途热情款待他们。他们来到浅野侯的墓地,不仅把首级和刀供在 墓前,而且还宣读了一份奉告亡君的祷文。该祷文保存至今,其大意如下: “四十七士在主君灵前拜祭……。在主君复仇大业未完成以前,我们实在没有 脸面替主君扫墓。我们苦苦等待良机,度日如年……现将吉良侯首级献上。这把刀 是主君去世以前所珍爱的,曾嘱咐我们妥善保管。希望主君能用此刀再次砍断仇敌 头颅以雪恨。谨祷”。 他们报答了“情义”,但他们还需要尽“忠”。因为他们违犯了未预先呈报就 进行复仇的法令,只有一死才能两全。不过他们并没有背叛“忠”,因为他们都必 须执行所有以“忠”的名义要求的事情。幕府将军命令四十七士剖腹自杀。日本小 学五年级的国语课本是这样写的: “他们为主君报仇,情义坚定,应为后世所敬仰……于是,幕府经过再三考虑, 命令他们剖腹自杀,这其实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这也就是说,浪人们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对“情义”和“义务”都作了最高 的偿还。 这首日本史诗由于版本不同,文字运用和细小情节上可能略有差异。在现代电 影版中,故事开始时的贿赂情节被改为色情镜头。吉良侯由于对浅野侯的妻子心怀 不轨,追求其未果。他才故意教浅野侯错误的东西,使之受辱。虽然在片中,贿赂 的情节被删除掉了,而有关“情义”的一切义务则描绘得更为夸张。“为了情义, 他们抛妻弃子,甚至弑父。” “义务”和“情义”发生冲突也是其他许多故事和电影主题的基础。最为优秀 的一部历史电影取材于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时期。这位将军继位时年纪尚轻,没有 半点经验。当时,对继位将军人选的讨论导致了幕臣们的分裂,一些人想拥立一位 与他年纪相仿的近亲。其中有一位大名,因为意见未被采纳一直牢记失败之“辱”。 虽然将军成长后很有政治才干,这位大名却一直在等待时机谋杀他。一日,将军及 其亲信通知他,他们准备巡视几个藩国。这位大名企图抓住接待将军一行这个机会 报仇雪恨,实现“对名誉的情义”。事先,他就把自己的官邸变成了堡垒,堵塞一 切出口并层层包围。他甚至还计划好了制造墙倒屋塌,把将军一行砸死。当然,他 的阴谋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对将军一行的接待是十分丰盛的,还命一位家臣舞剑为 将军助兴——这位家臣得到指示在舞剑的最高潮时刺死将军。按照“情义”,这位 武士不能违抗主君的命令;但是,“忠”的原则又禁止他刺杀将军。银幕之上,武 士的舞剑姿势充分展示出了他内心的矛盾心情:他必须行刺,他又不能行刺;他就 要行刺,但又不想行刺。他尽管有“情义”,但“忠”的威力更加强大。他的舞姿 渐渐地乱了,将军一行顿时产生了疑心。他们突然离开自己的座位,铤而走险的大 名于是下令毁坏房屋。将军刚刚躲过舞剑者的剑,却又面临墙倒屋塌的危险。在此 千钧一发之际,舞剑家臣走上前去,引领将军一行通过地道来到安全空旷之地。 “忠”战胜了“情义”。将军的代表向舞剑者表示万分谢意并再三邀请他与他们一 道荣归江户(东京)。那位武士回头看了眼即将倒塌的房屋说,“不,我要留在这 儿。这是我的义务,我的情义”。他离开了将军一行,转身跳进废墟中死去。“通 过死,他兼顾了忠和情义,使二者合二为一”。 古代的传说并没有把义务与“人情”的冲突作为中心,到了近代这一冲突则成 为一个主要的题材。近代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为了“义务”和“情义”不得不抛弃 爱情和人情,这种题材不仅没有渐渐减弱,反而得到了大肆的渲染。就像日本的战 争影片容易使西方人感到绝妙的反战宣传一样,这些小说也常常使我们认为它似乎 是在追求一种自由——一种按照自己的心灵生活的自由。这些小说就是追求这种自 由的冲动的明证。但是在议论小说情节或者电影剧情时,日本人的看法往往与我们 相左。我们之所以同情主人公是因为他正在爱情中或者怀有某种个人雄心。而日本 人却批评这种主人公是弱者,因为他放任感情而不能履行“义务”或“情义”。西 方人很可能认为,反对陈规陋习并且克服障碍去争取自己的幸福是强者的标志。但 是日本人则认为所谓的强者,应该是能够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的人。他们认为, 性格的力量不是表现为反抗,而且表现为服从。因此,西方人看过日本小说和电影 以后的体会与日本人的理解截然不同。 在评价自己或周围认识的人的生活时,日本人都使用同样的标准。他们认为, 在与义务的准则发生冲突时,关注个人欲望的人就是弱者。对于任何事情,他们都 是这样判断的。不过,其中与西方伦理最直接对立的当属丈夫对妻子的态度。在 “孝的世界”中,他的妻子位于边缘的地位,其父母才是中心。因此他的义务很清 楚:道德品质优秀的人必须遵从“孝”道,如果母亲要他与妻子离婚,他就得接受 母亲的决定;即使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或者妻子已经给他生了孩子,那也只能让他 的道德品质更加“坚强”。日本人有句谚语:“孝道可以让你把妻子视同路人”。 在这种情况下,对待妻子充其量不过是属于“仁的世界”。最坏的情况则是,妻子 成了不能对你提出任何要求的人。即使婚姻生活很幸福,妻子也不能被置于义务的 中心。因此,一个人不能把他同妻子的关系提高到同双亲或同祖国的感情相同的地 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件很有名的丑闻: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曾经在公众面 前说,他回到日本后非常高兴,与妻子重逢就是其中的一个理由,为此他备受指摘。 其实,他应该说他高兴是因为见到了父母,见到了富士山,以及能为国家的使命而 献身。而他的妻子则是不属于这个层次的。 ---------- 经典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