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随后的几天里,我每天起床时都有种沉重的罪恶感,它随着上午的延伸而逐渐 解除。 我觉得我正在受到惩罚。不是正义的惩罚,而是一种随遇而生的惩罚,一种偶 然的诅咒。先是母亲的去世。由此引出恶果不断:鲁文回国,查乔和瓜约的出现, 米丽娅姆的故事。 我想,一个被爱的人的完全死亡却让我们充满自责。 你为什么不做点事情让你的母亲多活些日子,你又做了多少努力,以便同她多 呆些时间? 你爸爸是什么人,竞下令拷打了那么多人? 为什么现在什么都回来找你 了? 这是种常态的焦虑,附着在我的生活中,我觉得我就是自己的傀儡。 在办公室里,一切都显得正常。我说的话依然恰如其分,“我们来研究一下这 个问题”,“明天我给你答复”,“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是很明确的”。如果某个 教授给我摄像,他完全可以把我当做律师的楷模展示给他的学生们。我有感染力。 我继续处理着事务所的事情,提出我的意见,审阅老客户的报告,同爱德华多 交谈,筹划着接纳新客户的策略。为了忘掉所有这些,我还常常去看望我的朋友普 拉顿·阿查。 普拉顿是我一贯的朋友。他父亲曾在几个学校里担任过哲学教授。阿查先生对 柏拉图对话如此热衷,以至于有时候还在家里的客厅里表演些高尔吉亚(高尔吉亚, 古希腊哲学家,修辞学家。)和费德鲁斯(费德鲁斯,古罗马寓言作家。) 的片断。年轻的时候,我去过他家几次,看他表演对话片断。阿查先生的孩子 们可以背诵他的演说,而普拉顿的母亲埃梅琳达·阿查夫人则端着盘子,为来客们 送奇恰酒和馅饼。阿查先生系着领带、戴着金表、穿着条形图案马甲,还做些评论。 聚会最后,还有一轮回答问题,我们这些人,也就是由他儿子的朋友们提问。接着 我们大家吃蛋糕,埃梅琳达夫人还给我们分礼物。我的朋友普拉顿是为了纪念“思 想者”而接受洗礼的,不过他很快就拒绝继续学习他父亲为他安排的哲学专业。我 是在大学里认识他的,他当时学的是法律,可他又放弃了这个专业,而学起了平庸 却收入颇丰的牙科。普拉顿身体壮实,心地善良,常常给人以教诲,还经常哈哈大 笑。他总是系着红色或橘黄色领带,这更突出了那张厚嘴唇的脸和他像扇子一样展 开的粗硬头发。 他戴着精细的眼镜,试图以此修正他粗犷的面孔,掩饰两只笑眯眯的大眼睛。 我们有时一起吃午饭。偶尔我们两对夫妇还一起出去看电影。他夫人格拉迪斯简直 就是他的翻版。岁月使得她与丈夫的身体和灵魂更相匹配。她膀大腰圆,总是笑容 可掬,两只手硬得像螃蟹。克劳迪娅简直忍受不了格拉迪斯·阿查,可还得将就着 她,好让我高兴。普拉顿总是以当年拒绝他父亲指令那样的决心来解决世界上的问 题:没问题,没事儿,不用担心。 那几天,我向普拉顿讲了同鲁文、瓜约和查乔发生的所有事情。“你老头儿是 这样的人,不会吧? 你妈妈对你什么都没说? 你想做的是找到米丽娅姆? 可是,你 就是找到她了,又要对她说什么呢? ” 到了母亲的祭月。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我那段时间的情绪。世界好像变得更大 了,事物仿佛离我更遥远了,连我天天坐的那把椅子上,似乎也没有我坐的地方了。 我并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指摘她的地方,这更加剧了我的痛苦。 她在遗嘱里把财产平均分给我和鲁文,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在她那儿并不需要 情感的专断行为,而把更多的东西留给我( 我留在这里,留在利马和她在一起) 。 她的公正意识一直占据首位。关于如何处理她的衣服、鞋和提包,她也留下了指点 意见。除非我想留下点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应该送给西夸尼卡门教派的教民事业。 我留下了一个栗色皮包和一双鞋,把它们放在我衣柜的一个盒子里。皮包和鞋是她 的东西,让人感觉到她的皮肤。这点我想了很多。 一股在宇宙中漂移的感觉,一个随波逐流的孑然躯体,一种难以用“痛苦”或 “失落”之类的词语来形容的怪诞体验。我未来将保留的回忆对我就像是种宽慰。 在随后的几年里,话语、形象和同她在一起的情景片断都会汇集到我这里,而这种 情景片断我现在还想象不到。这些回忆将支撑着我,也许还能鼓舞我。她的恬静, 她的热情,她和我女儿们在一起时的小小欢乐。 那个星期二是她去世一个月的弥撒。 我不是特别虔诚的教徒,可她是,也许经历了各种事情之后我也会是。在一段 时间里,鲁文和我每个星期日都陪她去做弥撒。没有比上帝更好的陪伴了。当她独 处的时候,她同上帝说话。这给我极大的安慰。 “孤独带你去找上帝。我并不特别信这个,妈妈,我不知道。马查多有句诗, 人自言自语是为了有一天能同上帝说上话。” “那多好啊,”她说,“可这不是真的。等待是徒劳的,唯一管用的就是追寻。 而且是同其他人一起追寻,和其他人联合在一起。这些其他人就在教堂里,就在弥 撒上,就在你的女友里,就在你的城市里,在那些无处求助的穷人里。必须想到他 们。在弥撒上我们想到了他们,否则什么时候才想到他们? 做弥撒的好处就在于给 你时问,让你看着别人思考,阿德里安。现在谁会用半个小时来思考? 谁会有时间 来看别人,向其他人问候? 我进了教堂,想你们所有人,也想自己。我想自己,也 想你们,想我的熟人,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 母亲的嗓音以一种清澈的坚韧传播开来。一次弥撒,一次聚会,一次大会。大 学聚集在一起。这些对她十分重要。对于我来说,问题就是无论是弥撒还是神父都 让我厌倦,很厌倦。可这次,为了我的母亲,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时我还会想到,那个叫比尔马·阿古尔托的人物也可能会出现( 在家里,更 麻烦的是在教堂里) ,低声咒骂着我父亲所做的一切。 然而,做弥撒的那天,凉爽的下午,七点半,在卡门教派教堂里,一切都在静 静地进行着,拥抱,感谢,美好的回忆。 在教堂的出口,几个妈妈的女友和亲戚向我走来。其中两三个人向我讲起了妈 妈的事情,我刚刚发现的开心情景:衣服弄脏了的那天,她很快就把它洗干净了; 还有就是一天下午,她从椅子上摔下来,手里还端着杯子。她在地毯上滑倒了,太 滑稽了,茶水差点儿撒到她身上。你妈妈就是这样,那么高贵,总是那么庄重。 看到长凳上的小小人群,看到领圣餐的队伍,听到神父嘴里发出的“我们的姊 妹贝阿特丽斯”名字,我已经平静下来,几乎已经放松了。鲁文从我给他发的邮件 里知道了全部仪式过程,他回件说了句感谢,又讲了他新认识的一个外国女朋友。 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忘记了比尔马·阿古尔托,再也没有得到她的任何消息。 做弥撒的第二天,克劳迪娅又向我提起了这个人。“也许是个疯子随便打的电话, 我对她说,咱们不说这个了。” 然而,在我的梦魇里,我得承认,我听到了电话铃响,从听筒里传出一个让人 毛骨悚然的声音,“你好,奥马切先生,我是比尔马·阿古尔托,我想跟你谈谈我 的侄女米丽娅姆。” 也就在那几天,事务所里的一个实习生基克·萨拉斯差点儿死了。 基克是由几个律师朋友推荐来的,刚刚开始同我们一起工作,仅仅几个星期, 他工作做得很出色。他不苟言笑,彬彬有礼,很主动,在讨论的时候,总能信手拈 来适用的法律条文。对于像我这样健忘的人,看到他来参加讨论本身就是个好兆头。 这个实习生想在这里站住脚,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他去办公室工作。大约是十 一点,他坐在办公桌前,翻阅着《民法》。突然他感到胸口有种疼痛感的压迫。中 午珍妮打电话通知了我,当时我正要跳进赛艇俱乐部的温水游泳池。 珍妮说救护车先是把他送到阿梅里卡纳诊所,然后又转到了格劳大街的阿尔梅 纳拉医院。 我决定去找他。阿尔梅纳拉医院是个又大又破的大楼,在老圣费尔南多学院对 面的街区里。我从安达瓦伊拉斯街道进去,随着不尽的车流断断续续向前走,进了 又脏又窄的阿夫陶街道。窄小的门,带栅栏的窗户,满盖灰尘的墙壁,还掉了一大 块石灰,高低不平的人行道,乱七八糟的破车冒着浓烟。我缓慢地前行,终于来到 了凯略马街。一小群清一色的人:衣服脏得发亮,短腿,身体向前倾着。 一群人在等着一个医生看病。 他们的脸都转向墙上的一个电视机。现在我又重新看看他们,感觉这个场面就 像个宗教活动,有点儿像我母亲做弥撒。一小群昏昏欲睡的人,向上看着。候诊室 里的电视屏幕是个神圣的信号,也是唯一活动的东西。所有人的眼睛都被吸引住了, 处于本能的幻觉状态。 有人告诉我,我们的实习生基克在重点监护室,我同看门人说了一下,进去了。 石板地走廊,一排铁床,一张桌子,医生在那儿写着什么。床上的人们面黄肌瘦, 表情呆滞,身体的其余部分几乎都裹在被单里。由于已苟延残喘,他们表情僵化, 躯干和腿都缩短了,手势也僵硬了。其中一个人嘴角下垂,一副被吓呆了的表情。 我想死亡里也会有苟且的丑陋。一个垂死人的眼睛的颜色是唯一没有名称的东西。 我在小床前停下来。那个人脸上满面白须,目光呆滞,手已经皮包骨头。生命 对于他的身体来说已成障碍,使他几乎不能完成垂死人的生理过渡。一个女人走近 医生,打听她丈夫的情况。 医生告诉她,他刚刚去世,并用手指着什么。 我看到那女人斜靠在墙壁上。她已经痴呆了,眼睛湿润。一个护士走过来。 “夫人,您是不是想让我把你丈夫的小东西放在口袋里? ” 女人抬起头。 “小东西? 什么小东西? ” “他的钱包,他的手表和戒指。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们装到一个口袋里。” 女人没有任何表示。 我沿着楼道向前走。病床一个挨一个,像个集市。一群护士来来回回,推着活 动病床,往胳膊上扎吊针,向新来的病人问话。 我继续向前走,找到了基克,他正和他爸爸在一起。我问了一个医生,他证实 基克刚才患了梗塞。 “我们付不起诊所的私人保险,博士,”他父亲对我说。 “我们只能把他带到这儿来,听说这儿有好心脏病大夫。” 旁边,基克挺安静,而且精神状态很好。“从现在开始不许吸烟,另外我们还 会控制你的饮食。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别为那些保险不承担的药物担心。” 我对自己的角色感到幸福和满意。 基克的父亲对我说,“在阿梅里卡纳诊所已经做过透视和心电图,可是匆忙转 院,忘了把结果带到医院来了。大夫正要呢。”我没说话。对于我来说,承担一个 高贵灵魂角色的次数并不多( 我总认为慷慨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犹豫了一阵,我 还是自荐去阿梅里卡纳诊所取心电图结果。 那是个星期六的晚上。在去圣伊西德罗路上,迎面驶来的车里坐满了情侣。 终于到了医院。我走进急诊室,打听做心电图的恩里克·萨拉斯先生。与阿尔 梅纳拉医院不同,阿梅里卡纳诊所像是个空旷的大房子,一座豪华饭店,所有的门 都封着,有的还有小小的玻璃灯箱( “这儿是男孩”) ,还有花束。我走进安静又 清洁的走廊,来到一个圆形大厅前。看到最里面有个X 光室的牌子。 环境比我刚才去的那个医院更洁净,更阴郁,某种程度上也更伤感。在我身旁, 有个女孩脚上缠着绷带。医生对她说她已经骨折了,女孩痛苦地呻吟喊叫着。她的 父亲抚摩着她的头,一再对她说马上就会好的。 我又回到阿尔梅纳拉医院。所有躯体一致广泛的沉默又重新让我感到惊异。有 个女孩脚崴了,她出的声音比一打垂死穷人出的声音还要大。我想,不管怎样,事 情也有它不幸的滑稽一面。 我离开了那些病人。在走廊里,我遇见了医生刚刚告诉她丈夫已经去世的那个 女人。她穿着丧服,头发干涩,眼睛变小了,皮肤也显现出一种早衰的黯淡,整个 身体都像是被罩上了一层死亡的征兆。两位先生正在同她低声说话。’那天晚上, 我跟克劳迪娅谈了这件事,她建议我喝点酒,看个电影盘,好忘掉这件事。 “好了,行了,行,”我对她说。 “你别这样,亲爱的,”克劳迪娅对我说。“别沮丧。医院会治好他的。小伙 子会好的,你看着。” 星期天,我们看报纸,在海豚餐厅吃午饭,看望岳父岳母。克劳迪娅和她的姊 妹们为我的岳父母的星期天安排而争吵。带老人去她家吃午饭的女儿家庭可以获得 本星期的道德奖。有时候问题只是谁最先打电话的问题。按照我岳母的决定,有几 个星期天我们所有人一起吃午饭。 星期一,我早早来到办公室。有几个实习生去医院看望基克。做完手术后,他 应该好多了。 珍妮提醒我当天的几个约会,晚上还有一个。我受邀去参加我的客户蒂托·特 兰组织的晚宴。蒂托刚刚得到有关他的银行和一家意大利公司合并的确实消息( 我 们事务所为他办理了一切有关手续) ,所以他决定要在五月二日大街的赛费里诺餐 厅里庆祝一下。蒂托是个能言善辩的小伙子,他早晨七点起床,做一个小时的器械 锻炼,每天八点半坐到办公桌前。他以同他讲话一样的激情进行工作。与他共进晚 餐就等于坐在充满黄段子的桌前吃晚饭,晚饭掺杂着加蒜面包,烤饺,闲聊天,威 士忌,大声地干杯,比萨饼,鸡尾酒和浓咖啡,乱哄哄地不到凌晨两点不会结束。 同这样的客户一起消磨时光也是律师的职责。 第二天,我看到办公室窗户上糊了一片湿东西,可能是某只鸽子闹肚子拉的。 我坐下来。屋里灯光昏暗。我看到办公桌上有个信封,字是歪歪扭扭地用铅笔写的。 我打开信封:奥马切博士:我叫比尔马·阿古尔托。你今天来曼科- 卡帕克街388 号,拉维多利亚。下午四点。别带任何人来,就您自己来。这对您非常重要,奥马 切先生。怀念您的母亲。此致。 比尔马·阿古尔托是张横格纸,是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叠成四折。在这张纸 上写每个字都很费劲。 我叫珍妮来。 “谁把这个信封拿来的? ” “不知道。我估计信交给外面的门卫了。” “你去问问他。” “怎么回事? ” “以后我再跟你说。你去看看是谁把它带来的? ” 我举着信封,好像仅凭一看就能再看出点什么。珍妮回来了。 “他说有辆老式车,大概早晨七点来的,是个小伙子给您的。他叫过门卫,自 己连车都没下。是什么? ” “你听说过比尔马·阿古尔托吗? ” “没有。谁是比尔马·阿古尔托? ” “你看这个。” 这时电话铃响了。有人要找爱德华多,结果他们错把电话转到我这儿了。珍妮 按了下按钮。信纸在她的手上颤抖。 我斜靠在座位上,开始翻报纸。 她挂上电话。 “她想干什么? ”她看着信纸问我。 “我想她要敲诈我。” “为什么? ” “因为他们知道点儿我父亲在阿亚库乔的事情,他当时在那儿服役。” “那你怎么办?” “我去搞清楚。” “您最好和司机一块儿去。让内尔松陪着您。” “你觉得合适吗? ” “那当然。那个女人是谁? ” 中午,我在办公室里吃了份番茄和窝苣沙拉,一块奶酪糕和一瓶矿泉水。最后 我又要了一杯咖啡,吸了几支烟。 我在地毯上转了几圈。 三点半,内尔松来了,他是司机。 内尔松是个退役警察,据推测,他在十年前的一次追捕中,打死了两名罪犯。 他站在事务所的厨房里讲那件事。 我先抬起右臂,几乎都没瞄准,就扣了扳机。我在北圣博尔哈迎面遇上罪犯, 当时他正拿着从银行抢的钱逃跑。内尔松说的时候还抬起手,晃着头,觉得自己一 直是在广场中心。他眼睛又黑又凶,干涩的头发贴在脑壳上。他现在当司机挣的钱 比他当警察时挣得还多,可他还是怀念在国民警卫队当警察的年代,还不时告诉我, 他不仅是我的司机,而且还是我的保镖。他坚强,有礼貌,就是话说得有点儿太多, 不过跟他在一起,我感到安全。 上了车,我让他寻找曼科·卡帕克街第三街区。我想拉维多利亚应该是条双行 线街,通向广场。内尔松坐在方向盘前,把地图放在一旁,抬起头。“我说句话您 别在意,博士,像您这样的一位先生为什么要去那个区呢? ” 我们来到了曼科·卡帕克广场。印加人的雕像悲愤地望着地平线。 正午的白色阳光下,人影憧憧,那些人轮廓模糊不清,有的还仨一群,俩一伙, 在街头的破长凳、秃矮树和广场的枯黄草坪之间游荡。药店的招牌,发绿的字体, 被污垢涂得破烂不堪的墙壁,铁制窗户,售票员的喊声,公共汽车粗笨的单调声响。 广场的角落里坐落着一个水泥颜色的教堂。 一对老人静静地吃着一袋胡桃。 我让内尔松把车停在教堂附近,在那儿等我。 在路上,一个擦鞋匠跟着我,生硬地乞求我,要给我擦鞋。我到了曼科·卡帕 克街,向左拐弯。我看到了墙上的牌号。这是个餐馆,塑料的桌子被木板分隔开。 石砖地面已经被踩磨得发黄。入口一侧有块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古巴式米饭三 索尔,土豆配鸡块四索尔,橄榄油面包一索尔。 在木制柜台里面,一个女人正站在放汽水瓶的玻璃柜后看着我。 她那一张小脸扭曲着,都快被她的大嘴吞噬了。突然她指着我,“奥马切先生 ?请到这儿来,奥马切先生。” 她身后出现了个小伙子。他坐下来,一直看着我。他穿着黑色长袖运动衫,上 面有巴特曼的图案。 我猜想他是那个女人的儿子,在那里保护她并威胁我。 我靠在已经破裂的塑料挡板上。我觉得我现在还能听到比尔马·阿古尔托下面 对我说的这些话。她的声音快速又有气无力,就像水龙头发出的咻咻声。 “下午好,先生。第一,感谢您来。我得跟您说点事儿,先生。您的父亲是个 坏透了的人,他多次伤害了我的侄女——米丽娅姆,多次伤害了她。她手里有他的 小东西.小信件。我们还有照片。以前我跟您的母亲联系。她给了我很长时间的钱, 让我别跟新闻界说,让我别跟记者说您爸爸和我侄女的事。可是现在夫人去世了, 我特别伤心,先生,您的母亲是位特别好的夫人,非常高贵,可是现在我们只能跟 您处理这件事了。您的妈妈遵守了诺言,您也应该一样遵守。” 说话的时候,她总是轻轻晃动着手。她的指甲很短,几乎都嵌到手指里去了。 我开始转动着桌上的糖瓶。金属的声音使我镇静下来。 一个警察进来,要瓶矿泉水,小伙子站起来给他拿了。 我尽量保持镇静。我把两只手放在桌子上,迎面看着她。 “夫人,您听着,”我对她说,“您讲的这些我是第一次听到。我还是婴儿的 时候,父母就离异了。我也不是经常看到我爸爸。我离我母亲很近,可是我从不知 道您跟我讲的这件事,夫人,对不起,我不相信她会为了保密给您钱。我能不能问 一下,您跟我说的这些,有什么证据? ” 这时,那个小伙子走过来,说了点儿什么,让人不能理解。她用眼神制止了。 “我只看过您妈妈一次。一位高个子、令人尊敬、很标致的夫人,这我还记得, 博士。她在你们家里接待了我,那条街叫什么来着,豪尔赫·巴萨德雷,在圣伊西 德罗那块儿,她在那儿见了我一次。我去那儿了,或者说我去了你们家。 我去了,跟她谈了话。你们家的客厅里有个大座钟,我还记得。你们没有吗? 我去过。她告诉我,每个月让位先生给我送钱来。他每个月到我这儿送钱来。奥斯 卡先生,别人叫他查乔·奥索里奥。那位先生来这儿。他每个月的前几天送一千美 元到这儿。他只是替您妈妈干事的。现在我跟他谈过这件事,他说,可是他说您的 母亲已经去世,没钱往这儿带了。他也只是为她做事,帮她的忙。他知道怎么来。 所以我才打了电话,让您到这儿来,继续完成我对您说的事。您不必来。那位 查乔先生来。您把钱交给她,交给查乔先生。您就踏踏实实地做这件事情,博士。” 查乔的面孔浮现了。他正在海边的餐厅里看着,告诉我说我母亲是个伟大的夫 人。 “还有您说你有照片和我父亲的东西,”我低声说。 “照片,我们有照片。让您的爸爸丢丢脸。如果您不给我们那份钱,我们就告 诉新闻界,先生。您要是不信,博士,”她慢慢接着说道,“您要是不信,我们可 以给您看照片。 我们有三张照片,可以让您看。您想看吗? 您的宝贝爸爸在军营里有照相机, 就是他自己照的,是他自己用的照相机。他把照片送给了米丽娅姆。” 她盯着我,露出一种威胁的微笑。 “是的,把照片拿来,我想看看。” 她没有做任何表示,小伙子却站起来,走向柜台。 回来时,他手里拿着一个皱巴巴的信封。 他把信封递给我。我举着信封,保持着一定距离,慢慢打开。 三张大照片滑到我手里。 图像有点虚,不过足以认清是我父亲的脸庞和部分身体。他赤身裸体和一个青 年女子在一起。是他。是他? 她的长头发几乎盖住了她的整个脸。不过,可以看清 她鼻子和额头的轮廓,嘴唇上有个发亮的点。 第一张照片上,他们站着。侧对着相机,两人站着,他一条腿跨出她的腰问, 正吻她,而她几乎倚靠着他。她的面颊上有块湿迹。 另外两张照片更模糊。他们在床上,可以看清折叠的毛毯,都是他在她上面。 灰蒙蒙地将将能看清他们的脸。这大概就是我父亲在同朋友们逗着玩的时候, 当做证明而炫耀的那个东西。 “这些照片如果出现在节目里或者报纸上对您可不好。 现在还没有人过多地谈论您父亲,但以后有了这个,谈论他的人可就多了。这 是您最该考虑的事情,先生。还有其他照片,这几张我们也都复制了。就看您的了。” 门口附近一直是小公共汽车沉闷的行驶声音。是种持续的声音,收款人的叫喊、 喇叭声和车身呼啸交织在一起。 那声音轮回追逐着我们,时低时高,有时还和比尔马·阿古尔托的声音混在一 起。 “您这是在讹诈我,阿古尔托夫人。” “好吧,您如果愿意这么叫,就这么叫吧,博士。可您必须给钱,就这样。我 要跟您说的是,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有人就会让这些照片直接到达报纸和电视台。 直接到达。法官那儿也会有,您的朋友那儿也会有。您妈妈的朋友们也会看到照片 的,奥马切先生。” 我靠在椅子的靠背上,椅子发出轻微的嘎吱声。 “原来事情是这样,阿古尔托夫人。一个地地道道的讹诈。” “好吧,事情就是我说的这样,阿德里安博士。您看着办。” 我注意到,那个小伙子一直神情慌张地看着那个女人。 “好吧,阿古尔托夫人。我需要更多的证据。告诉我,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 这位小姐,找到米丽娅姆。我想跟她谈谈。” 她正面看着我,一动不动的小眼睛里放着光。 “您不会看到她。您永远不会看到她,先生。永远,永远,永远不会。” “好吧,不过我需要她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 “您见不到她,我也见不到。我也不想再见到您了,先生。明天是这个月的一 号。让查乔先生明天这个时候把钱带来。每个月的前几天,我们都在这儿等他送钱 来。我只是想您派他来,不要其他任何人。我把他的地址给您。谢谢,下午好,博 士。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就这样。” 她递给我一张横格纸,上面用蹩脚的正体字写着查乔的地址。 女人站起来。小伙子侧身让她过去,又随着她走到柜台后面。 她消失了。小伙子坐在凳子上,看着报纸。 街上的喧哗声又在我周围响起。 我来到人行道上的时候,一辆小公共汽车戛然而止。 售票员,也就是个孩子,头上顶着块布,冲着司机喊着什么。 我找到了内尔松。 “咱们去圣博尔哈,不过快点儿。” 一路上我几乎一动不动。我觉得怒火要从我的皮肤里爆发出来。那女人的声音 钉在我的胸口上,还画出了查乔的脸庞。“让查乔先生带钱来。我只想让您派他来。” 很快就到了他家。内尔松下车去打听。 一个女人出来了。 “查乔先生不在。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用手机给他打电话,可总是录音的声音,请您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真 逗。一个打手和讹诈者还摆这个架子。“你尽快给我打电话,我听到了我自己断断 续续地声音,我要跟你商量点事,马上给我打电话,查乔。” 我走进办公室,看到一个清单,上面列着我该审阅的材料。一股愤怒的热烈冲 动使我动弹不得。我看也没看那堆文件夹,就把它们扔到了地上。看到纸张飞起来, 我一次又一次地踢踩它们。 “怎么了,阿德里安? ”珍妮说。“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听见了吗? 你看起来 像个孩子。” 她开始收拾起来。 那天晚上我一直呆在事务所里,大家都走了。办公室里的东西——电脑、书籍、 墙上的画——好像都变得活生生,伺机扑向我。我来到花园里,在院子里转了一圈, 又回去了。我给自己倒了杯伏特加。 阿古尔托夫人,您的孩子哎。 父亲的照片,那个女人的声音:您的妈妈一直对我遵守诺言,您也会遵守的。 母亲缥缈的身影,正把一千美元放进信封里,交给查乔…… 还有另外一个场面,这回不是脸,也不是身体,而是一个像女人影子的东西。 那个女人,米丽娅姆。一个灰色的影子,一连串模糊不清的线条,无法确定她的面 孔。看不清,可就是她。我想看到她,跟她说话。然而,即使找到了她,又会怎么 样呢? 她至少会在我面前铺天盖地地把我父亲大骂一通,也许还会向我要比她的婶 婶还多的钱? 父亲为什么会给她留条活路? 她怀孕的事是真的? 当然,我没敢向比 尔马·阿古尔托问这些。 我难道有个小弟弟,就在我看见她的那个肮脏地方与她一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