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原先以为,我只会离开西贡一星期,但是事实上,我过了将近三星期才回来。 首先,发艳那个地区进去不容易,出来竟然更困难。南定和河内之间,陆路早已给 切断,空中运输又不能单为一个记者安排,何况这个记者根本就不该跑到发艳去。 后来,等我到了河内时,记者们正从下面飞来听取最近这场胜利的简报,而送他们 回去的飞机上又没有位子给我。派尔在他到达的那天早晨就离开了发艳:他已经完 成了他的任务--来跟我谈凤儿的事,没有什么事要使他留下了。五点三十分,迫 击炮停止轰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我撇下他去餐厅里喝了一杯咖啡,吃了几块饼 干。等我回来,他已经走了。我猜想,他是出去逛逛去了--既然能从南定撑船沿 河一路前来,几个狙击手不会使他担心,他这个人对于自己可能给别人带去的痛苦 是设想不到的,就如同他对自己可能遭到的痛苦或危险也想象不到那样。有一次- -不过那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我忍不住了,把他的脚推进去,我是说推进痛苦 中去,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怎样转过身,迷茫地望着他那只弄脏了的皮鞋,说道, “我得先去擦一下皮鞋,然后再去见公使。”我那时就知道,他遣词造句已经按着 他从约克·哈定书上学来的方式了。不过就他说来,他是诚恳的:一切牺牲全都由 别人付出代价,这只是偶然的巧合,直到最后那一晚,倒在通往达科的那座桥下边。 等我回到西贡以后,我才知道,派尔是怎样离开发艳的。我去喝咖啡的时候, 他说动了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让他搭上了一艘登陆艇,等登陆艇完成了一次例行 的巡逻任务后,又让他偷偷地在南定上了岸。他很幸运,等他跟着沙眼治疗队回到 河内后二十四小时,南定通往河内的那条路就正式宣布被切断了。我到河内时,他 已经动身上南方去了,留下一封信在记者营酒吧间侍者那儿,要他转交给我。 “亲爱的托马斯,”他信上这样写着,“我没法告诉你,那天晚上你多么了不 起。我可以告诉你,当我走进那屋子去找你时,我心里非常紧张。”(在他撑着小 船长时间沿河航行下去时,他心里又如何呢?)“没有几个人会对这件事这样处之 泰然。你真了不起。现在,既然我已经向你说明,我不再觉得像先前那样惭愧了。” (难道只有他一个人才有关系吗?我很生气地想着,可是我知道他并不是存心这样 的。在他看来,只要他不感到惭愧,整个事情立刻就会愉快点儿--我会感到愉快, 凤儿会感到愉快,全世界都会感到愉快,甚至那位经济专员和美国公使也会感到愉 快。既然派尔不再感到惭愧了,那么春天就已经到了印度支那。)“我在这儿等你 等了二十四小时,但是假如我今天不走,我就没法在一星期内赶回西贡来,而我的 实际工作却在南方。我已经告诉主持沙眼治疗队的那些小伙子,请他们来找你-- 你会喜欢他们的。那是一些很了不起的小伙子,正在干着一项成年男子干的工作。 我在你之前先回到西贡,你千万不要担心。我答应你,在你回西贡之前,我不会去 看凤儿。我决不希望你往后会觉得我怎样不公正。你的友好的奥尔登。” 又是那句厚颜无耻的假设,认为“往后”我会失掉凤儿。信心也是以美元汇率 为依据的吗?我们过去也常说英镑的价值。现在,难道我们不得不谈一场金元恋爱 吗?金元恋爱当然会包括结婚、男孩儿和“母亲节”,尽管往后也可能包括里诺或 维尔京群岛或是任何一个他们现在去离婚的地方。一场金元恋爱有美好的意图,清 白的良心,那么其他的人就全见他们的鬼去吧。可是我的恋爱却没有什么意图:它 明白将来会是什么结局。你可以做的就是设法使将来不太难堪,等将来到来时,温 和地点明它。在这方面,就连鸦片烟也有它的价值。然而,我始终没有预见到,我 不得不向凤儿点明的第一个“将来”,竟会是派尔的死讯。 因为没有什么较好的事情可做,我就去参加了记者招待会。格兰杰当然也在场。 主持招待会的是一个年轻的、过于漂亮的法国上校。他讲法语,由一个小军官担任 翻译。法国记者们坐在一块儿,像一支对抗的足球队。上校只顾讲下去,我发觉要 专心致志地听上校所说的话很困难:我的心老是转到凤儿和这一个念头上去--假 如派尔说得对,我失去了她:那么今后从这儿上哪儿去呢? 翻译说道:“上校告诉诸位,敌人打了一场大败仗,损失惨重--相当于损失 了一整营的兵力。残余的队伍正用临时凑起的木筏渡过红河逃窜。他们一直受到我 方空军的攻击。”上校用手抹了一下他那整洁的黄头发,挥动着他的指示棒,走着 舞步,指点着墙上那些长幅的地图。一个美国记者问道:“法军的损失怎么样?” 上校非常清楚这句问话的意义--这类问话通常是记者招待会开到这个阶段就 会有人提出的,但是他停下来,举起指示棒,和蔼地笑着,像一个很受欢迎的教师 那样,静等着翻译把这句话译完。然后,他才耐心而含糊地回答。 “上校说,我们的损失并不重大。确切的数字目前还不知道。” 这样的回答一贯是引起麻烦的信号。你会认为,上校迟早总会想出一套方法来 应付这班难以驾驭的记者,要不然“校长”就会派手下一个更能于的人来维持秩序 了。 “上校当真是向我们说,”格兰杰说,“他有时间清点敌人的死亡人数,却来 不及清点自己的吗?” 上校很耐心地又编造了一套回避的话。他也很清楚,有谁再一问就会使他的这 套回避的话又站不住脚了。那些法国记者只是默不作声、神色郁闷地坐在那儿。假 如美国记者们能逼得上校承认了什么,他们就会赶快一把抓住,但是他们又不愿意 加入进去引诱自己的同胞上当。 “上校说,敌军被我们打垮了。在火线后面目前可以清点死亡人数,但是战斗 还在进行的时候,你不能指望从前进的法军各部队那儿获得伤亡数字。” “并不是我们指望,”格兰杰说,“是参谋部到底知道不知道。你是当真告诉 我们:各排不立刻用步话机把实际伤亡人数向总部报告吗?” 上校的脾气开始有点儿接捺不住了。我想,他要是一开始就跟我们摊牌,坚决 地对我们说,他知道伤亡数字,但是他不愿说,那么情况就不会这么尴尬了。说到 头,这是他们的战争,不是我们的。上帝并没有给我们什么特权,可以要求他说出 实际情况来。我们并不用去和巴黎的左派议员们斗,也不用在红河与黑水河之间跟 胡志明的部队战斗。我们并没有人死亡。 上校突然脱口说出这个消息,说法军的伤亡人数是一比三,一说完就转身背对 着我们,气汹汹地睁大眼睛望着地图。这些送了命的人是他部下的士兵,他的同僚 军官,是他在圣西尔的同班同学--并不是格兰杰心里的数目。这时,格兰杰说道: “现在咱们总算有点儿眉目了,”一面朝四下看看他的同行,一脸痴痴呆呆的得意 神气,那些法国记者全都低着头,很沮丧地记录下这则消息。 “这个伤亡比例可以说比朝鲜战场上的大,”我故意装作不了解,这么说,不 过我却给格兰杰提了一个新线索。 “请你问问上校,”他说,“法军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他说敌人正在渡过黑水 河逃窜……” “红河,”翻译纠正他说。 “我可不管河水是什么颜色。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法军现在打算怎么办。” “敌人正在逃窜。” “他们到了河对岸,情况又怎么样?你们又打算怎么办呢?你们是不是就打算 坐在河这边,宣布说战事已经结束啦?”法国军官们郁闷而耐心地听着格兰杰咄咄 逼人的嗓音。现在做军人,还得忍气吞声才成。“难道你们打算投些祝贺圣诞节的 圣诞卡去给他们吗?” 上尉小心谨慎地翻译了这句话,连“artesdeNoel”这几个字也照译出来了。上 校向我们冷冷地一笑。“不投圣诞卡,”他说。 我想,上校的年轻俊俏这一点特别使格兰杰不快。这位上校不是一个有男子气 概的男人--至少在格兰杰看来不是。格兰杰又说道:“你们总不打算投什么别的 吧。” 上校忽然讲起英语来,他的英语很好。他说:“要是美国答应给我们的供应到 了,我们就有更多的东西可投啦。”他这人尽管看来很漂亮,头脑却倒是很简单。 他竟然相信一个新闻记者会更关心他祖国的荣誉,而不只顾采访新闻。格兰杰很尖 锐地说道(他做事相当能干,脑子里把日期都记得很熟),“你是说答应在九月初 运来的供应品全都没有运到吗?” “没有。” 格兰杰这一下可得到他要的新闻了:他连忙写起通讯稿来。 “我很抱歉,”上校说,“这是不能在报上发表的,只能作为参考的背景材料。” “但是,上校,”格兰杰抗议,“这是新闻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给你 们帮忙。” “不,这是得让外交官们去交涉的问题。” “发表出来又有什么害处呢?” 那些法国记者这时候全茫然不解了:他们只会说很少几句英语。上校打破了惯 例。几个法国记者气愤愤地一起抱怨起来。 “有没有害处,我没有资格判断,”上校说。“也许美国各报会说:‘哦,法 国人总是在抱怨,总是在乞讨。’而在巴黎方面,共产党人又会指责说,‘法国人 正在替美国流血卖命,美国连一架用旧了的直升飞机也不派来。’这种新闻发表了 没有什么好处。到头来,我们还是得不到直升飞机,敌人还是在那边,离开河内不 过五十英里。” “至少我可以发表说,你们急需直升飞机,可以吗?” “你可以说,”上校说,“六个月前,我们有三架直升飞机,现在,我们只有 一架。一架。”他带着一种惊异而愤懑的神情又说了一遍。“你可以说,要是一个 人在这场战斗中受了伤,并不是受了重伤,只是受了伤,他心里很明白,他大概已 经完蛋啦。躺在担架上十二小时,或许二十四小时,才给人抬上救护车,道路又极 糟,车子也许会出毛病,也许还会碰上一次埋伏,结果就生坏疽死去。倒不如当时 就给打死还好受些。”法国记者们都把头伸向前去,想听明白上校说的是些什么。 “你可以把这些全都写下,”上校说,因为他形体优美,所以反而显得更加怨恨。 “Interpretez,”他吩咐说,说完就大踏步走出房去,撇下那位上尉来做一件他很 不熟练的工作:从英语翻译回法语。 “正戳中他的痛处了,”格兰杰十分得意地说,他马上跑到酒吧旁的一个角落 里去草拟他的电报稿。我的电讯没有一会儿也写好了:在发艳,我写不出什么那些 新闻检查官会放行的东西。假如值得报道的新闻很好,我本可以飞到香港去,由那 儿发电报,但是有什么新闻值得去冒被驱逐的危险呢?我很怀疑。要是给他们驱逐 出去,我这一辈子可就完了。那将是派尔的胜利,但是等我回到我住的旅馆,在信 箱里等着我的,正是他的胜利,我的结局--是一封祝贺我升职的电报。但丁当年 始终没有想到这样施加压力去惩罚他诗篇中受到谴责的情人。保罗从来没有被提升 进入“炼狱”。 我上楼去,回到我那间空荡荡的、冷水龙头漏水的房间里(在河内是没有热水 供应的),在床边一屁股坐下,那一大束蚊帐像一团乌云似的在我的头上膨胀开来。 报馆要我回去担任新的外交事务编辑,每天下午三点半去上班,在伦敦黑修道士车 站附近那座阴沉沉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大楼里,电梯口挂着一幅索尔兹伯里爵爷的饰 板像。他们把这个好消息从西贡转到河内来了,我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已经传到了凤 儿的耳里。我从此就不再做记者了:我得去发表意见,而作为这个空洞特权的报酬 就是,剥夺我跟派尔竞争的最后希望。我有经验,可以对付派尔这个脸皮娇嫩的小 青年,在男女两性之间的花招上,年龄也是一张王牌,就和青春一样,但是如今, 我连再竞争十二个月这个有限的前途也提不出来了,而前途却是王牌。我嫉妒那些 受到惩罚在这里送死的、最思念家人的军官。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是欲哭无泪,我 的泪管就和这里的热水管一样干枯。哦,让他们有家吧--我只要我在卡蒂纳街的 那间屋子。 在河内,天黑以后就很冷,灯光也不及西贡的明亮,比较配合这里妇女颜色较 深的衣服和战争这一事实。我沿着冈贝塔街走到和平酒吧去--我不愿意到大都会 酒店去跟在那儿喝酒的法国高级军官、他们的妻子和女友一块儿喝酒。等我快走到 酒吧时,我听到了远远的大炮声,是朝和平府那个方向发去的。白天,有车辆往来, 听不见炮声,可是现在,一切都很寂静,只听见车铃声丁丁当当,那是三轮车夫拼 命在兜生意。皮埃特利还坐在他的老地方。他生着一个古怪的长脑壳,高踞在肩头 上,活像一只梨子摆在碟子里,他是一个警官,娶了一个美貌的东京女人。这和平 酒吧就是他女人开设的。他也是一个并不特别想回老家的人。他是科西加岛人,不 过他比较喜欢马赛,至于拿马赛跟河内比,他愿意任何一天都坐在冈贝塔街的人行 道上:他更喜欢他这个宝座。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知道我这封电报的内容了。 “来赌一下,怎么样?”他问。 “干吗不来呢?” 我们掷起骰子来。在我看来,我离开了冈贝塔街和卡蒂纳街,喝不到这种淡淡 的味美思黑茶和鸡尾酒,听不见这种普通的掷骰子的声音,看不见大炮的火花像一 只大钟的时针那样在天边转来转去,我就似乎不可能再活下去了。 我说:“我快要回去啦。” “回家吗?”皮埃特利问,一面掷出了一个:四一一点来。 “不是。是回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