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我旷了课到巴黎市中心的一家大旅馆里去,流放者就是在这个地方重新找到 他们的财产,往往也能找到他们的家人的。也正是在这里,千万个家庭却什么人 也没有找到。我看着他们进来,这些可怜的穷人,目光中饱含着耻辱,是一些只 有眼睛在恐惧地转动的骷髅,是擦着消毒粉的没有肌肉的人体模型,无论年龄大 小都已濒临死亡。另一些人有名字、照片,而我只有一些回忆,以及一个假名: 米拉。我看着这些被毁掉的、似乎注定永远不再有任何信仰的人十来个、一百来 个地分批走过,但是没有一个人像她。 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决定不再回去,因为确信她已经死去了。市郊因绵绵 细雨而显得忧郁,我在滑溜的柏油路上走了几个小时,我的家人和克洛狄娜都对 我这种很难掩饰的哀伤产生了猜疑,因为我没有人可以诉说,我觉得他们都很愉 快。从英国大使馆来了一封信,邀请我参加接受英国女王的授勋仪式。又是一枚 勋章,用来在橱窗里结束那些谁也不会再想到去除掉尘埃的岁月。几天后我高兴 地到大使馆去了,我想的不是就要授予我的勋章,而是希望在那里打听一些米拉 的消息,因为她是他们的间谍。 我向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同学借了一套质地柔软的漂亮西装,由于他比我矮 一些,我要把双手放在口袋里按着长裤,以便让裤边搭在够不上折边的皮鞋上。 这些人全都衣冠楚楚,使我在他们面前自惭形秽,因而希望让自己融入一群受勋 者当中,好让别人把我遗忘。可是只有三个人受到祝贺,我暗自希望米拉也在其 中。我们当中有一个女人,她是一个戴高乐主义者,一位将近四十岁的夫人,美 丽的面孔上显示出果敢的神情,但是没有米拉。当大使以念悼词般的声调宣读我 的功绩,把将近二百名德国水兵的死亡和几千名盟军水兵的幸存归功于我的时候, 我在在场的人当中寻找着那个能够向我提供情况、告诉我一点线索的人,以便能 够追寻到米拉,无论她还活着还是她的骨灰。尽管我内心深处的理智表明她没有 任何活着的可能性,我依然认为她有着一线哪怕是徽不足道的希望幸存下来。我 就像培育一棵绿色植物,保持着这种疑惑所带来的欣慰,因为害怕她死去的消息 会使我失去活下去的兴趣,这种极度恐惧,干扰了我想知道得更多的愿望。仪式 结束了,我走近了对我来说比勋章更有价值的酒菜台子,不慌不忙地大吃特吃, 同时用眼睛注意着一个看来和大使亲近的人,那些热衷于社交的人似乎让他稍事 喘息,我就在这时走到了他的身边。仅仅在几分钟之前,他在宽敞的接见室中央 的分枝吊灯下面还见过我,现在却好不容易才把我认了出来。等他想起了我,并 且以一个英国人那种驯化的热情向我表示祝贺之后,我开门见山地谈到了主题: “请允许我和您谈话,先生,因为我要向英国当局提出一个要求。” 他露出不高兴的样子,对我不满足予获得勋章感到惊讶,似乎我滥用了当前 的处境,但他还是彬彬有礼地答道: “如果我可以为您效劳的话,我会非常乐意。” “其实我是想知道你们的一个间谍的消息,在抵抗运动的联络网里她是我的 头头。她是在一九四四年夏天被捕的,几天以后我也被捕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她 的任何消息,而我应该承认我非常想找到她。” 这位英国的要人沉默了一会,然后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用他精通的法语平静 地回答我: “您明白,年轻人,我会非常谨慎,我不能同意您的要求。理由很简单,因 为只存在一种选择。事关我们的一个间谍,很可能是专职的。如果她死了,说明 这一点对我们没有好处,因为她还能为我们效力,哪怕只是让人以为她始终活着。 如果她还活着,这很可能是常备军队的干部,那么您会理解告诉您我们的一个间 谍的情况对我们同样没有好处。不要以为这是不信任,而是因为战争结束了,每 个人都回到了自己家里。谁能知道明天我们会不会总是有共同的利益呢?我确实 非常遗憾无法满足您的要求,不过我相信英国无论哪位高级的负责人都会这样回 答您。” 他握了握我的手,带着一丝略显僵硬的微笑消失了。我明白了密封的隔舱并 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进水。有朝一日是否能找到米拉,我只能听天由命了。 克洛狄娜在积极活动,她作为抵抗运动成员的经历使她得到了晋升。借助于 这场战争,共产主义在东方日益壮大,不用多久,地球就会只是一个红色的斑点 了。当克洛狄娜陶醉于各民族的幸福之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吃喝。饥荒已经远去, 我决定利用这个国家里的最好的东西:特产的菜肴,葡萄酒,如此迷人的景色。 像别人信仰宗教那样,我开始暴饮暴食,从配给券到一日三餐,我没有明显的转 变。我决定把被喜爱美味佳肴的人遗忘的早餐神圣化,任何人或事都不能阻止我 吃一顿丰盛的早餐。我取消了蹩脚的黑咖啡和涂黄油的面包片,代之以不少于六 个的鸡蛋,不少于三四片带骨的火腿,以及一块精制的奶酪。为了使一切都带有 一种水果的畚气。我在吃一天的第一顿饭时就灌上一瓶白葡萄酒,按照季节的不 同喝勃艮第的或者卢瓦尔省的葡萄酒。我的学业结束了,我让克洛狄娜去进行最 后几个月的斗争,指望等我回来的时候,她可以摆脱各民族的幸福了。我到阿尔 萨斯的一个纺织厂里去学习经商,有人建议我去里尔(法国北部城市名),因为 里尔离巴黎更近,但我更喜欢去阿尔萨斯,因为我喜欢那里日耳曼人的烹调,以 及口感和水果完全一样的白葡萄酒。我很快就明白企业里的生活对我是不合适的。 那里的一切都安排得使我不快。集体性,等级制度,资历,还有人们吹捧得叫人 讨厌的老板,我做不到这些,他当然不会因此而对我怀有好感。在从事抵抗运动 或者打仗的时候,人没有生理年龄的区别,那时无法再忍受权威,不能设想别人 在你的头上咆哮。我从小就形成了惟一的观念:学徒,一旦满师就开我自己的店 铺。不过我对一个年轻人颇有好感,他大概有二十二岁,是个机灵鬼。我从未见 过一个像他这样的小伙子,在人类的环境里活动时能够如此敏捷和灵活,是一只 真正的白鼬。当他向我承认他曾在人们所说的“一个不由自主的地方”呆过的时 候,我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机灵了。他属于那些阿尔萨斯人,他们在十五岁时被 德军强迫入伍,被派到俄国前线,在他们的农场被抢夺之后失去了回来的希望。 我们在一起度过星期天,利用我的四马力汽车跑遍了阿尔萨斯的乡村,去寻找碰 杯的好机会。他久久地向我谈着他为了别人的拿破仑而在俄罗斯进行过的战斗, 而我感到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因为从那里出来而产生的巨大的犯罪感。我任 凭他去谈论,因为我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只要追忆起最微不足道的往事,我就 不能不使对米拉的回忆变得更加强烈,因此我打定主意永远不再谈起那个时期, 永远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