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忧郁症的“秘密” 谁在研究忧郁症、谁可以得到治疗、谁该负责把人送进收容所吗?忧郁症可以 在社区里治疗吗?治疗是医生的权力还是社工的任务?什么样的诊断结果可以得到 政府的医疗补助?无法叙述或了解自身经验的社会边缘人,可以凭借忧郁症获得许 多权力,忧郁症的语言也可以被无止境地操弄。占有优势的社会成员透过这些语言 来感受他们的疾病,而这些语言是由美国议会、美国医药协会与医药产业各自运作 所构成的。 如果忧郁症是“简单的身体性疾病”,那就该像对待其他身体性疾病一样对待 忧郁症——保险公司应该像提供癌症保险一样提供重度忧郁症的保险;如果忧郁症 是根源于个人性格,那就像愚钝一样,是患者自己的错。如果每个人都可能在任何 时期得忧郁症,那预防工作就会受到大家重视;如果只会侵袭贫困者、教育程度不 高或弱势群体,那么,在我们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预防工作就不会受到重视。如 果忧郁症患者会伤害其他人,为了社会着想,大家会注意控制他们的病情;如果患 者只会乖乖待在家里或消失不见,人们便会因为难以察觉而轻易忽略患者的存在。 过去十年来,美国政府已改变了对忧郁症的政策,而且仍在持续修改;其他国 家也有显著的变化。有四项主要因素影响政府对忧郁症的看法——政策的实施也与 其相关。第一项是医药化。在根深蒂固的美国精神里,我们不需治疗这样的疾病— —归咎于自己的疾病或因为人格缺陷而得的疾病,但是保险公司至少还会提供肝硬 化和肺癌的保险。一般大众总认为去看精神科医师是一种自我放纵的行为,它更接 近于去找美容师,而不是去看癌症医生。把情感性障碍视为医学疾病,等于驳斥了 这种愚蠢的看法,不要把忧郁症的责任推给患者自己,才更能够证明治疗是“师出 有名”。第二项影响认知的因素是过度简化(说来奇怪,二千五百多年来我们对忧 郁症一直认识不清),其中最严重的过度简化是,普遍认为忧郁症是血清素太低的 结果,就像糖尿病是胰岛素太低所致——医药产业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助长了这 种想法。第三项因素是脑部影像。如果你把忧郁症大脑的图像(以颜色标明新陈代 谢率)和正常大脑的图像(同样的上色法)放在一起比较,结果十分吓人:忧郁的 人,大脑是灰色的;快乐的人,大脑则色彩缤纷。这改变了观者心情上和科学上的 看法,虽然非常不自然(颜色是造影技术做出来的,而不是大脑真的有深浅浓淡的 色彩),但这种胜过千言万语的图片可说服人立即接受治疗。第四项因素是政治影 响力太薄弱。密西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琳恩·里弗斯说:“忧郁的人讲话声音不够 大。”对特定疾病的关照,通常是国会游说团体为提高人们对这类疾病的注意而努 力的结果:艾滋病得到高度重视,就是感染此疾病或高危险族群强力运作的成果。 不幸的是,忧郁症者常会觉得日常生活就已经够烦了,因此他们无暇或无力成为游 说者。此外,许多忧郁症者就算在状况较好的时候,也不太想多谈:忧郁症是可耻 的秘密,你想进行游说就一定要揭露出这个丢人的秘密。“若有人找民意代表反应 特定疾病的严重性,会对我们造成强大的影响力,”伊利诺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 波特是“劳工、健康与人道服务预算审查委员会”的主席,主持国会中对精神障碍 预算的审查案,他说:“受到民众口述患病经验的影响,我会努力地将修正案带上 议事席,让特定疾病得到专用的特别预算。国会议员多半会这么做——但是很少为 精神障碍说话。”不过,美国还是有许多精神障碍游说团体在为忧郁症者奋斗,其 中最杰出的是全国精神障碍联盟和全国忧郁症与躁郁症协会。 进步的最大阻力可能还是社会上对忧郁症的刻板印象,其他疾病都不像忧郁症 一样有这种挥之不去的阻碍,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史蒂文·海曼曾把这 种阻碍形容为“公共健康的灾难”。我在写作本书时所访问的人常会要求匿名,不 要泄漏他们的身分。我问他们,如果别人知道他们是忧郁症患者,到底会有什么结 果。“别人会认为我是废物,”有位男士这么回答,他的事业非常成功,但在我看 来,他罹患严重疾病而最终治愈,表示他有惊人的毅力。虽然人们喊着“出柜”, 公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酗酒者、性病患者、童年遭受性侵害者,但我们依然耻 于在文字记录上表明自己是忧郁症患者。 本书中提到的故事,都是花了不少力气得来的——并不是因为忧郁症罕见,而 是因为愿意对自己及他人坦诚的人是少数的例外。“大家都不信任我,”一位得过 忧郁症的律师说,他休养了一年,然后开始“计划未来”。他捏造出所有请假时做 的事情,还花了许多精力(包括伪造的度假照片)好让人相信他的谎言。与他访谈 完后,在他任职的办公大楼等电梯时,我与一位年轻的职员聊起来。我随口说是来 这里找律师谈契约,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回答说正在写这本书。“哦!”他指出 我刚访问的人,“有个家伙”,他热心地说,“曾经彻底崩溃过——忧郁、发疯, 就像你说的。疯了好大一阵子。他现在还是有点怪怪的,照了一堆诡异的海滩照片 挂在办公室外头,他编了很多故事吧?有点无厘头对不对?但还是回来工作了,就 专业的角度来看,他是个心思细密、很有能力的人。如果他愿意,你真的应该跟他 聊聊,探探究竟。”在这个例子里,这位律师在对抗忧郁症得到的好名声,比罹患 忧郁症得到的恶名声还多,而他的伪装是失败的欺瞒之举,就像糟糕的接发技术一 样——捏造了一个可笑故事,还不如坦荡一点——但是保密的心态还是无所不在。 我的文章在《纽约客》上表之后,我收到了许多署名为“知名不具”、“无名氏” 的来信。 我这辈子还没写过一本书,像忧郁症这样吸引来这么秘密,在餐桌上、火车上 和其他我碰到访谈对象的地方,人们会对我吐露惊人的故事,但最后总要交待: “千万别说出去。”有一位受访者打电话来告诉我,她母亲恐吓她说,要是我把她 的名字写在书上,就不跟她说话了。精神世界往往不为人知,深刻的感情常被锁在 心里。我们只能借由谈话来认识这个人,没有人可以打开别人重重深锁的心门。 “我从来不谈这些,”某人曾与我谈到他的奋斗,“因为我不知道那有什么好处。” 我们不清楚忧郁症盛行的程度,因为很少听到真相,而真 相之所以很少被谈论,部分原因正是我们不清楚忧郁症有多盛行。 有一次在英国参加一个家庭宴会,发生了一段奇特的经历。有人问我是做什么 的,我坦诚回答说在写关于忧郁症的书。晚餐后,一位美丽高雅、金发盘成髻的女 士在花园里走到我身边。她轻柔地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问我可否与她聊一下,接 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漫步在花园中,她告诉我她骇人的悲伤及对抗忧郁症的故事。 她曾采用药物治疗,多少有点帮助,但依然觉得难以克服,担心自己的精神状况会 毁了她的婚姻。“拜托”,她最后告诉我,“千万别说出去,尤其是我丈夫,绝不 能让他知道,他听不懂也无法接受。”我答应了。那是个天气晴朗的周末,晚上又 点起了舒适的火炉,这群人,包括对我诉苦的女士,都十分愉快地谈笑着。回到马 厩的半路上,那位女士的丈夫突然转过来尴尬地说:“我不常讲这些事,”说到这 里,他停下马,沉默了一会儿。我猜他大概想问他妻子的事,因为他曾看到我与她 在不同场合聊天。“我觉得没有多少人会真的了解。”他咳了一声。我微笑着鼓励 他说下去。“我指的是忧郁症”,他终于说出来了,“你在写忧郁症吧?”我回答 说是,等着他的回应。他问:“为什么你会对这种主题感兴趣?我说我曾得过忧郁 症,然后再次重复自己的解释,但他打断我的话:“真的?你得过忧郁症,现在还 要写成书?因为,重点是,我不喜欢多谈,但这是实情。我曾有过很糟糕的日子, 不知道为什么。我生活不错、婚姻美满、小孩很乖,一切顺利,跟别人差不多,但 却要去看精神科医师,他开给我一堆该死的药。所以现在我觉得比较像原来的我, 可是,你说,我真的是原来的我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甚至不敢跟妻儿讲,因为 她们听不懂,不敢相信一家之主也会这样。我不能再多说了,但你懂吗,我到底是 谁?”结束了我们简短的谈话后,他交待我不要说出去。 我没有告诉这位先生他妻子也在服相同的药,也没有告诉那位太太她先生会非 常了解她的状况。我甚至没有跟他们说,活在秘密中是辛苦的事情,羞耻感可能加 剧了他们的忧郁症。我也没提到,不愿彼此交心的婚姻不堪一击。但我还是告诉他 们,忧郁症会遗传,要他们多注意小孩。我认为,对下一代开诚布公是父母不容推 卸的责任。 最近各方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言论,对洗刷忧郁症的污名大有帮助。如果蒂波· 戈尔(前美国副总统夫人)、麦克·威历斯(资深新闻节目主持人)和威廉·史狄 龙(美国小说家)都可以谈忧郁症,那么平民百姓应该也可以。为了发表这本书, 我放弃了该有的隐私。但我必须说,讲出我的忧郁症,更有助于我承受它带来的苦 难,也更能预防它再度来袭。我建议大家公开自己的忧郁症。保密是件累赘又烦人 的事情,考虑何时才说出保守的秘密也十分令人苦恼。 但是无论你如何谈论你的忧郁症,人们都不会相信,除非他们从你的言谈中看 出你的症状,这真是不可思议,却又千真万确!我很懂得隐藏情绪,就像一位精神 科医师曾对我说,我是“努力让自己过度社会化”。不过,有一次某位上流社会的 熟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要去戒酒会,并要我原谅他偶尔表现出的冷淡态度,这令 我十分惊讶。他说他的冷漠无情并不是势利眼作祟,而是嫉妒我“近乎完美”的生 活。我并没有多谈自己生活中数不尽的缺陷,即使我说了,他依然认为我的生活很 完美。“我知道你有段时间很忧郁”,他说,“但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我心里 想说那次忧郁症发作改变并决定了我的下半辈子,但还是没说出口。他从来没见过 我蜷缩在床上的模样,他根本无从想象。我把隐私保密得太好了。《纽约客》的一 位编辑最近对我说,我可能根本没得过忧郁症。我反驳说没得过忧郁症的人不可能 装出忧郁症的样子,但他不相信。“少来了,”他说:“你哪来的什么鬼忧郁?” 我复原后,压抑了所有的不愉快。我的过去和我断续发作的忧郁似乎全然无关,而 且我公开说我持续服用抗郁剂好像也很令他人疑惑。这是忧郁症被冠以污名的另一 种奇怪后果。他说:“我才不会上忧郁症这回事的当。”好像我和书中的人物一同 共谋,博取世界更多的同情。这种偏执者我碰过好几个,至今依然令我感到困扰。 不会有人对我祖母说她其实根本没有心脏病,也不会有人说皮肤癌患病率愈来愈高 是大众的想象。但是忧郁症太可怕也太令人心有余悸,许多人宁愿否认有这种病, 拒绝相信有人确实深陷其中。 不过,开诚布公和找麻烦是两回事。谈论忧郁症会令人讨厌,没有什么事比一 个人老爱谈论自己受苦的经验更烦人。陷入忧郁时不太能控制自己,但这并不表示 你非得在聊天时拼命谈忧郁症。我常听到人们说:“我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敢对精 神科医师说……”我觉得在鸡尾酒派对中一直重复你和医生说的话,实在是愚蠢的 行为。 来自于不安全感的偏见,至今依然存在。最近我和几位友人同车,路过一家知 名的医院。“喂,瞧那里,”一位友人说:“那是伊莎贝尔接受电刑的地方。”然 后用左食指在耳朵旁比了个“神经病”的手势。我突然有一股冲动,于是问他伊莎 贝尔到底怎么了,果然如我猜想,她是去那家医院接受电疗。“她一定很痛苦,” 我说,试图以不太严肃的方法为那位可怜的女孩辩解:“想想看,被电击有多难过 啊。”他大笑起来:“我有一次帮老婆修吹风机时,也差点给自己来了一次电疗。” 我是很重视幽默感的人,并没有真正被他激怒,但我实在不敢想象,要是我们经过 的医院是伊莎贝尔做癌症化疗的地方,他是否还有办法开这种玩笑。 -------- 流行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