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 刘复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 罪犯进行了举世闻名的审判。它第一次确认了非正义战争是一种犯罪,应该受到国 际法的制裁。 无论是日本战争罪犯或者是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和伪满、伪蒙的战争罪犯, 他们都在中国神圣的领土上犯下了巨大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同这些战争罪犯算帐,给以严厉惩处。然而,中 国政府从中国人民的长远政治利益和人道主义考虑,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出发, 对这些战争罪犯并没有施以报复手段,而是对日本战犯实行“一个不杀,一个不判 处无期徒刑”的宽大政策,对国民党、伪满、伪蒙战犯,也同样“一个不杀,分别 释放”,并且本着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 分别组织他们从事劳动生产或政治学习,并在生活上、疾病的治疗和护理上给以人 道的待遇,采取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目的是逐步清除他们的罪恶思想,使他们转 变立场,弃恶从善,改造成为新人。尽管对这些人进行改造非常艰难,但在中国政 府英明政策的感召下,他们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认罪服罪,表示重新做人,并在获 得释放后,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有益的工作。这一教育改造政策的成功,创造了国 际战犯审判史和改造史的奇迹。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赞扬,连那些一贯敌视新中 国的势力也不能不折服。 本书的作者金源同志于1950年7月从抚顺战犯管理所成立起,至1975年4月战犯 全部释放,一直在那里从事对战犯的教育改造工作。抚顺战犯管理所认真贯彻党和 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使战犯改造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公安部于1964年授 予抚顺战犯管理所“全国改造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本书是金源同志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战犯改造回忆录,记录了改造的全部过程, 内容翔实、生动,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的全貌。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这本书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我国近、 现代史的教育,激发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是大有益处的,在当 今还有人企图歪曲、篡改历史时,出版这本书就更有着现实的意义。 序2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 富永正三(日) 我首先热烈祝贺《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一书出版问世。 金源所长于1990年在抚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震撼世界的奇迹》 ——改造伪满皇帝溥仪暨日本战犯纪实一书的开头就写到:我于1984年10月20日率 原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访日团抵达成田机场时,受到被我国政府释放归 国者的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代表们的热情欢迎。 翌日,即21日,在日本各新闻媒介以“管制者应被管制者之邀来日访问”。 “30年后的相逢”等标题报道了我们与中归联会员久别30年后相逢的激动场面。期 间,日本媒介又提出“管制者与被管制者、改造者与被改造者之间本来是敌对关系 在中国怎么会变成朋友?”等疑问。 几年前,中、英、意三国合拍的《末代皇帝》影片,在日本和世界各国上映后 引起了轰动。仅3岁就登基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幼年起在宫中环境里养成了根深 蒂固的唯我独尊的封建统治意识,但在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改造政策指引下,改 恶从善,成为一名普通公民。改造溥仪的具体实践者就是抚顺战犯管理所金源所长 及其工作人员。 伪满皇帝溥仪,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教育改造,终于认识到自己前半生所走的 路完全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卖国求荣的大汉奸的罪恶道路。最后, 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于1959年12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时候,被宽大 特赦释放。影片《末代皇帝》中,宣布特赦人员名单的人就是金源所长。 对末代皇帝来说,经历了由皇帝到平民的改造过程,我们同溥仪一样也经历了 由杀人狂到恢复人性、热爱和平的改造过程。1950年7月,在中苏边境车站绥芬河, 苏联政府将我们移交给中国政府,并被关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我们抱着畏罪怕 死的心理和自暴自弃的悲观绝望的心态,不肯低头认罪,反而抗拒改造的时候,和 我们预料相反,管理所工作人员对我们给予了革命人道主义的对待。当时,对于我 们军国主义的日本军人来说,不可能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才渐渐了解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人民政府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战犯虽然犯下了严重罪行,但他们 是人,必须尊重他们的人格。 管理所的各位工作人员都是我们的受害者,他们压抑着心中的仇恨,忠实地执 行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工作人员始终如一的工作态度,深深感化了我们冷酷的 心,我们才逐步觉醒起来,开始批判和反省自己前半生所犯下的罪行。然而,我们 又都产生了推卸责任的错误想法,认为我们是奉上级命令干的,所以,一切责任应 由上级军官承担。甚至替自己的罪行辩护,仿佛自己也成了受害者。侵略者是无法 理解被侵略的中国人民的苦难心情的。然而,随着我们学习改造的步步深入,我们 终于完全觉醒了。由于加深了认罪思想,开始萌发了谢罪意识,进而融化了管制者 与被管制者之间的铁壁鸿沟,逐渐培育起了友好情感。 1984年,原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访日团来日访问时,日本新闻媒介根本理解 不了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这是不足为奇的。 这次出版的金源所长的回忆录,是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人道主义精神 铲除非正义战争的思想根基,成功地改造战争狂人的伟大实践的记录。我们中国归 还者联络会会员是这一实践的具体体验者。希望更多的人们阅读这本书,使他们更 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的改造政策。 1996年10月 序3 蔡省三 我作为“蒋介石集团战犯”(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 长),自1956年冬至1975年3月19日获得特赦释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了20年。 这期间,始终都在金源先生和其他诸位先生的管教之下。第一次见到金先生是1956 年12月26日,我们来自中南的一批战犯,乘火车抵达抚顺车站。正值零下30多度的 严冬,我们一个个浑身颤抖,旋即见到一位像是一般干部的人,提着热开水和饼干 来到车厢,送到我们手里,叮嘱我们:“先吃点东西,饱暖饱暖……”这给我们带 来了意外的温馨。后来知道,他就是管教科长金源。……1975年特赦释放离开管理 所,金源先生早已是所长了,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在管理所大俱乐部举行宴会欢 送我们的那天,金源先生再三叮嘱我:“保重!”宛如亲人话别。 长期在金先生等诸位春风化雨的改造中,我个人认为:金源先生是一位朴实的 “改造人的艺术大师”。我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艺术迷”,通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的 改造实践,我认为改造人、教育人是一门“综合艺术”,从金源先生身上,突出地 让我切身体会到这种“综合艺术”的重要、宝贵的质素。 艺术不是完全抽象的、空虚的,它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实际生活的“基因”,其 核心应该是“真”,金源先生管教我们处处表现出“真诚”、“务实”。他虽身为 所长,为全所最高领导,却经常同管教班长一齐到监号值班,直接同犯人接触,观 察掌握犯人生活与思想情况,采取相应的教育措施。他找犯人谈话,犯人也乐意向 所长汇报。监号情况复杂,常常发生争吵,金先生处理问题时,总是让双方各自陈 述经纬,耐心地听,然后平静地劝导双方。每每在金先生和言细语的劝导下,争执 得以平息。就我所知,金先生从来也不曾大声训斥他人。 金源先生常常深入了解犯人的心病,以求对症下药,解除思想包袱。最突出的 是“黄维水动机事件”。黄维与我是旧识,又是江西同乡,他从北京转到抚顺时, 一身多病,极其消沉。我俩谈心,黄维说:他在佳木斯关押期间,偶尔看到一本机 械学的书,他反复钻研,引发了发明“永动机”的念头,决心后半生从事此道以报 效人民。却不料他的这些想法后来被斥为“借故逃避、对抗改造”而遭批斗,一些 同犯亦借此侮辱其人格,加之体弱多病,刚到抚顺时,他曾万念俱灰,深感绝望。 后来,金先生了解到黄维的内心想法,同他谈话,肯定黄维有心靠拢人民的愿望, 并由所方作出决定,积极创造条件支持黄维进行“永动机”实验。虽然试验失败了, 金先生还是安慰黄维“创造切莫灰心”,并送黄维到沈阳住院治病,从而使黄维激 发了前所未有的改造积极性。黄维曾感动地对我说:“我现在才体会到,共产党的 政策是真要挽救我们的……” 在六十年代中苏分歧以前,我曾暴露过对苏联、对斯大林以至对赫鲁晓夫不满 的言论,而多次受到同犯的围攻,要求开大会批斗我。而金先生却耐心教导说: “大胆暴露思想,通过学习,求得解决,是改造之路。”我虽被同犯视为“顽固”, 但是,金先生从来未曾“强加于我”,让我始终心情开朗,敢说真话。今天,我愈 益感到,以金先生为代表的“真”使人心悦诚服。 一切艺术都不是冷酷无情的,恰恰相反,它充满了和善、温馨的感染力。金先 生同其他管教人员贯彻“不打”、“不骂”、“不辱人格”的方针,充分体现了 “与人为善”的精神。更令人感动的是,金先生及诸位不仅“善始”,每批战犯到 来,都有盛大的动人的欢迎晚会,让犯人有受到热烈欢迎的自然感觉。尤其特别注 重“善终”更为难得。每个病故的战犯,不论其生前表现如何,都一视同仁地得到 郑重的火葬,并以精致的骨灰盒存放骨灰。例如,江西的杨不平,在文革中,曾被 视为“极端反动”,为此曾想投水自杀。此后,金源先生回所,杨不平正患喉癌, 金先生送他到沈阳住院治疗。杨病故后,所方同杨的亲属联系,派专人将杨不平的 骨灰同遗物送至南昌。 军统骨干廖宗泽病故在管理所,我1975年释放来香港后,同周养浩一起偶逢西 德来的廖宗泽的女儿廖天琪,她问及其父情况,我们告诉她可去抚顺战犯管理所查 询,一定能领取其父的骨灰。她先还有些怀疑,后来决定同她德籍夫婿马汉茂一起 去抚顺试探一下。她们夫妻从抚顺返港后告诉我们:金源所长亲自接待了他们,见 到其父的骨灰盒保存完好,确实意想不到。 文革中,战犯死亡率上升,死者仅被草草收殓。金源先生复职回所后,恢复常 规。我同组的广西人陶松病故,金源先生亲自在场安排火葬,他让我们拿来陶松内 外的全套新衣裤,并亲手替陶松更衣,后发现外裤缺条皮腰带,金先生又让我找来 皮裤带为陶松系好。金先生对在场者说:“这是为死者送终,不可马虎。”此事至 今令我难忘,这正是可贵的“善终”的“善意”呀! 艺术之“善”,真诚的“善”,它就像磁石吸铁一般,深入肺腑地感召人。 一切艺术创作,她都是或大或小的“美”的结晶,给人带来的是心灵的喜悦与 享受,从而助长人的活力。 抚顺战犯管理所环境的美化是极其突出的。大俱乐部前后的花园常年盛开的各 种鲜花,监房四周与来往通道两旁都是连接不断的五颜六色的铺地锦,还有果树与 葡萄。监号与走廊都围绕着天蓝色的墙裙,衬托着雪白的天花板与透明的玻璃窗, 光洁照人。文革前夕,一位“造反英雄”来到管理所,惊讶地叫嚷:“这里简直是 一座大花园嘛!比一般旅馆都好,哪里像监狱,不行!……”于是,管理所内外一 片荒芜,连接待室的沙发都扫光了,带给犯人的是一片灰暗与消沉。 我个人长期是管理所负责搞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金源先生强调:“文娱是学 习的另一种方式,改造需要文娱,需要愉快的情绪。”我于1957年刚到管理所,便 组织同犯化装多种少数民族,演出红男绿女、色彩缤纷的民歌大汇演,演得全场欢 腾喝彩。我卸装后走出前台门口,那里是干部和家属在看演出,我不经意地听到金 源先生说:“蔡省三的表演是艺术啊!”我大为惊喜:管教干部也欣赏犯人的“艺 术”,这本身就是感人的“艺术”!后来,我们得到所方大力支持。我在管理所期 间负责安排各种演出共计2000多个节目,多数是同犯自编自演,自我教育,自我鼓 舞。每逢节日,连场文娱会自不待言,加以张灯结彩,使所内充满了节日的欢乐气 氛。这一切都驱散了沉闷,就我个人而言,多是在欢乐中渡过了那段岁月。胸怀开 朗,得以保持身体的健康。现离开抚顺转眼20载了,已年近80,我深深感到:如果 那段漫长的时光,要是一片沉寂灰暗,没有“美”感,没有希望,没有保持我对艺 术的一贯陶醉,那就没有我的今天了。 饮水思源,我衷心感激共产党的“给出路”的光辉政策,感激卓越执行政策的 金源先生以及诸位管教先生。 欣闻金源先生的大著《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即将付梓,作者索 序于我,我虽然未曾得窥大著的全貌,但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地攀附骥尾,略述我对 尊敬的金源先生的印象,谨候明教。 1997年11月20日于香港 前言 《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是我70年坎坷人生之记录。 我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中度过童年的。在我7岁那年冬天一 个阴冷的夜,我们一家人为了生存背井离乡从韩国庆尚北道前往满洲。到了目的地 发现,满洲也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时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夺取满洲的 第二年。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伸到的地方都是人间地狱。我们一家人带着亡国奴的痛 苦,天南海北不停地流浪。日本帝国主义战败的前一天我被强行征兵,差一点成为 不幸的怨魂。 光复的黎明冲破长久的黑暗终于来到了,渴望早日回国的那一天也终于盼到了。 但是,人生的航程并不是都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的。中国4年内战从东北开始爆发了。 回国的路自此被切断,于是命运把我留在这一片土地,今天我已是73岁的老人了。 光复后我成为一名革命军人,经受了战争的考验。自1950年开始的25年间,我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历任副科长、科长、副所长和所长。在这所监狱里关押着日本战 犯969名、满洲国战犯61名、国民党战犯300余名。读者已经知道他们是犯下滔天罪 行的刽子手,特别是在日本战犯中不仅有把无辜的老百姓当作靶台,让日本新兵射 击练胆量的罪人,还有用石块击碎活人头骨吃脑浆的杀人魔王。对于这些人,中国 政府没有处死他们,而是采取用人道主义的教育改造方针。我和同事们起初很不理 解政府的这一方针,认为把那些抱定一死、闭口不谈、负隅顽抗的日本战犯改造过 来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中国政府“憎恶罪行不憎恨人”的人道主义政策感化和 管理所工作人员热情帮教下,他们终于叹服并流下了忏悔的泪水。期间,我们遇到 了很多困难,他们也有沉重的苦恼。 数年的艰辛使战犯们奇迹般地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到1964年,全部日本战 犯被释放回国。之后,满洲国战犯和国民党战犯也相继被释放。 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成立了自己的团体——归还者联络会,并四十余年如一日 将精力倾注在和平事业和日中友好事业上。他们回国后立即写了许多回忆录,揭露 自己在中国土地上所犯下的罪行,谴责日本侵略战争,并与当时在日本抬头的!日 军国主义分子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这里有许多感人的故事。 在教育改造工作中,功夫下的比较多的战犯是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读 者通过曾在世界各国上映过的《末代皇帝》已经有所了解,3岁称帝、在紫禁城成长、 长大后又出卖国家保自身享乐的溥仪,无论是个性还是生活习惯都是一个特殊的人 物。但他被改造成为模范公民,后成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 与国家政治,这真是奇迹。 在日本战犯中最后3人被释放的1964年,国内外报刊报道我是“人间灵魂专家”, 也受到国家的荣誉称号。但仅过两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一夜之间一落千丈从 模范所长成为“有罪”的阶下囚。犹如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抚顺监狱长、日本战犯 大村忍的下场。他虽然作为战犯被监禁在抚顺监狱,但他受到了人道主义教育和待 遇,后又被释放回国了。而我则受到非人道的虐待和非法审问。当时主宰中国天下 的造反派不是依据罪证审讯,而是用逼供捏造罪证。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但认为 “同情战犯的人不可能不是特务”。他们对当时被监禁的200余名国民党战犯拷问得 死去活来,我担心他们的生死,这又成为我的新的罪状。我脖挎牌子被斗130次,最 后被下放到一个偏僻的乡村进行劳动改造。 由于无休止的拷问,战犯中出现了许多患者,还死了数十人。事态继续恶化, 已危及全体国民党战犯的今后改造工作。幸亏周恩来总理得知情况后下达了指示, 我也结束两年下放生活,恢复原职。我回到管理所后,战犯们很高兴,他们微笑着 迎接我,但默默无言的沉重表情中看得出他们眼中的泪水,那是哀求帮助的泪水, 是在逆境中结下的崎岖因缘的纯洁的泪水。但是造反派只知主义不知人道主义。由 于我倾注全力努力改善战犯们的生活和治疗他们的疾病,仅过几个月又被下放到农 村。1975年,我又重返战犯管理所工作,并冲破重重阻力全力恢复。第二年,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终于结束了。 1979年,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溥仪先生的追悼会。溥仪先生出狱后的第8年也 就是1967年,由于受到动乱的冲击和肾癌的折磨,结束了他坎坷波折的61年人生旅 途。这是他去世12年后举行的追悼会。这一天我遇见了在狱中结下因缘的数十名奇 特的朋友,是10余年后激动人心的相逢。他们出狱后在各地都作了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同样在动乱中受到极大的痛苦。造反派曾经找他们,逼迫他们检举“金源的 罪行”,但没有一个人开过口。溥仪先生在他病重呻吟的最后时刻还以全国人大代 表的身份对造反派大声疾呼,“金源所长是模范干部”。我听了此事后,感动得哽 咽了。 全部战犯被释放后,我到北京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任副校长,后任党委书记,数 年前离休后过着平常百姓生活。期间国门开启,那些奇特的朋友们找到了我,我也 到海外好几个地方找过他们。特别走动多的是日本。日本的归还者由于对“文化大 革命”有分歧分裂成两派,为了他们的统一我曾劝说过他们。 期间,日本归还者中有不少人已作古,现在大约有500人健在,他们都是八九十 岁高龄的老人了。但是,他们把中国看作是“再生的故乡”,每年都要成群结队访 问中国。1988年,他们在前抚顺战犯管理所正门内立了巨大的谢罪碑,发誓九泉之 下也不忘记中国,并流下了忏悔的眼泪。 我本来想彻底忘却过去那些辛酸的日子,但在日本归还者和国内朋友们再三劝 说下,在亲属和朋友们一再鼓励下,我下决心写了这部回忆录。由于水平所限,掌 握的资料亦不够全面,疏漏在所难免,恳请参与教育、改造付出大量心血的同志以 及广大读者悉心指教。 此书曾以《奇特的缘分》为书名,于1995年在韩国出版,协助我写作的是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部的朴千均先生;现在此书又以《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 回忆》为书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该版本则是经过沈阳军区政治部的崔哲先生 将《奇特的缘分》翻译成中文之后,再经我的填补、修订所完成。在这里我一并对 二位先生表示感谢。 在撰写此书过程中,得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和中央档案馆热情支持,在此谨致谢 忱。 金源 1998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