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东北的春天总是来得很迟。 1951年也是如此,已经是4月份了,还是寒风刺骨,大地一片干净。 在沈阳东北局高岗的办公室里,身穿一件狐皮领子大衣的高岗,正背着手,在 房间里踱来踱去。他那擦得锃亮的皮鞋,踩在纯毛地毯上,有节奏地发出“噗噗” 的闷响,像是一曲古怪的音乐。 宽大的会议桌旁,围坐着高岗的秘书和几个局内公认的“笔杆子”。他们一个 个面前摊开了稿纸,手中握紧了笔,正期待着高岗面授机宜。看那架势,高岗嘴里 说出来的每一个字,即使是标点符号,也会捕捉下来,决不会丢掉。 高岗手里拿着一份《人民日报》,半天不说一句话,只顾在房间里踱步。 他踱步完了,又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端起茶杯,品味起上好的龙井茶来。 大家知道他的脾气,他正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谁也不能打扰他。谁要是打扰他, 不管你说什么,也不管你说得对不对,总要遭到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好,就这么写。”高岗终于发话了,“对着邓子恢开炮。文章要旗帜鲜明, 有火药味。” 他说着,扬了扬手中的《人民日报》。那上面全文刊登着邓子恢《在中南总工 会筹委扩大会上的报告》。 这是高岗在布置写一篇重要文章。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迎合毛泽东关于要讨 论工会工作的意图,更重要的,是要表明高岗政治上的敏锐和正确。 事情的起源,还要从头说起。 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一个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 记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邓子恢是个敢讲话的人。鉴于当时工会工作中已经出现脱离工人群众的情况, 公营工厂中有些工会组织不重视维护工人群众的正当利益,放弃了自己应有的独立 的主动的工作等问题,他指出,公营企业中的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 府工作人员之间,在“基本立场”一致即双方都是为国家、同时也是为工人自己利 益服务这样的前提下,在“具体立场”上仍有所区别。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任务 不同。即使在公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 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任务,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厂方 某些规定或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就应当反映工人的意见,同厂方商量修 改完善。 邓子恢的意见,事前用电报的形式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书记处分工刘少奇主 管全国总工会的工作,8月4日,刘少奇拟稿批转邓子恢的报告,批语中说:“这个 报告很好。望照邓子恢同志的作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 中央作一次报告。”刘少奇拟的这个批语,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立三圈阅 后发了下去。先是《工人日报》,后是《人民日报》刊登了邓子恢的报告。全国总 工会还通知全国工会干部认真学习。 4个月后, 即同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上批示说: 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且以管好工厂工会工作为中心来研究,因此要组 织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案;过去工会工作是有成绩的,成绩很大,问题甚多; 有的工厂企业中,党、工会与群众关系不正常。如群众正在谈话,党员一去便不谈 了,群众害怕党员,怕党员汇报,甚至有个别地方把党员看成“特务”,这是一个 脱离群众的现象;工会也是如此,脱离群众的现象很多;因此,全党都要注意这个 问题,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要专门讨论工会工作,不是小规模地讨论,要大规 模地讨论。 高岗立即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对工会工作不满意了,毛泽东的目光已经扫向 工会工作了,自己应当在工会问题上说说话,作作文章了。 高岗看了邓子恢的文章,对邓子恢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要组织人马写出一篇 重大文章,目标是在全国引起影响,最好能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你们明白了吗,嗯?就这么写。”高岗简单说了那么几句,就算交代完毕了。 连个提纲都没有,怎么写呢?“笔杆子”们面面相觑。 出身于陕北横山农村,当过牛贩子的高岗,文化程度不高,平时又不注意学习, 不要说写文章;就是读文章,也难说多么流利。有一次在东北局干部大会上,他作 报告,念别人代劳写的稿子。念着念着,卡了壳,原来是遇到生字,坦克的“坦” 字不认识。憋了半天,他问:“这是什么克呀?”别人上去一看,告诉他是“坦克”。 他“噢”了一声,说,“原来是坦克啊。”弄得全场大笑。别看自己肚子里墨水不 多,他却经常装出一副酷爱学习,满腹经纶的样子。他的办公桌上,一年二百六十 五天放着一本《联共党史》。有人去找他请示汇报问题,他总是坐着不动,头也不 抬,不住地翻那本《联共党史》。弄得别人走也不是,问也不是。老半天,他才抬 起眼皮,用一副语重心长的口气说:“《联共党史》很重要啊,你们要好好学习啊。” “这篇文章,分量要重,时间要抓紧。‘五一’节作为《东北日报》社论发表。” 高岗又强调说。 “首长,是不是说说要点。否则,不好下笔。”秘书小心谨慎地说。 “唔。”高岗沉吟了一下,说: “是要说说要点……这要点嘛,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解剖。公营工厂中没有阶 级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行政与工会没有立场的不同。 邓子恢说工会与公营工厂的‘具体立场不同’,是糊涂观念,是错误观点,应当坚 决反对,狠狠批判!” “笔杆子”们唰唰地记着。 高岗想了想,又说:“解放了,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成了工厂的主人,这和 解放前性质完全变了嘛。‘具体立场不同’,昏话!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还模糊了……” 高岗摸了摸脑袋,自言自语地说:“还模糊了什么呢?……对,还模糊了本质 上的区别,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本质上的区别。” “好吧,就这样吧。”高岗挥了挥手。 秘书心领神会,带领“笔杆子”们退了出去。 几天之后,文章写出来了。高岗看了,大体满意。他动手稍作修改,亲自拟了 个标题:《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 按说,高岗作为东北局书记,完全有权指令《东北日报》将这篇文章作社论发 表。可是,那样有可能引不起毛泽东的注意。为了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高岗提 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主席:目前在工会问题上党内存在意见分歧。送上我们组 织的《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一文,请您在百忙中帮助审改。此 文可否在报上发表,请您决定。”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收到高岗的信和文章后,就此事写信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报 告,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高文“用正面批驳 的方法也不适宜。最好指出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当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 许多工会不重视是不对的”。 刘少奇同意胡乔木的意见,在胡的信上作了指示:“我意高岗同志文章暂不发 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同志一阅。” 几天之后,刘少奇又写信给高岗说: “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 未来得及看。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 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高岗接到刘少奇的这封信后,气得面包发青。他狠命将信往桌上一甩,气鼓鼓 地说:“哼!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