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和煦的阳光,轻拂的春风,清新的空气,加上 盛开的海棠花,这一切把中南海西北角的这个四合院装点得充满了生机。 邓颖超在院子里散步,她显然为眼前的春色迷住了。她知道周恩来最喜欢海棠 花,便冲着里面大声叫道:“恩来,恩来!”她想让周恩来出来活动活动,赏赏花, 也换换脑筋。他已经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了。 可是,周恩来没有回声。 邓颖超返身进屋,发现周恩来已伏在案头,睡着了。 “唉,他总是这样,没白没黑地工作,从来不知道爱惜自己。”邓颖超顿时心 生怜意。她放轻了脚步,转身去卧室取来一件衣服,想过去为他披上,防止他着凉。 谁知周恩来睡觉一向很警觉,这时一下子醒了。 “你看,瞌睡虫来了。”周恩来不好意思地笑笑说。 “你呀,就是不注意休息。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你还记得这是谁说的吗?” 邓颖超疼爱地批评说。 “列宁说的嘛。”周恩来指指案头堆积的文件,说:“有什么法子呢?都是急 件,压不得的。” 周恩来说着,伸了个懒腰,忽然警觉地问:“暖,你没有得到允许,怎么到我 办公室来了?” 周恩来的保密观念和党性观念很强,他和邓颖超曾经有过约定,虽然他们两个 生活上是夫妻,但平时不能随便谈论党内的事。周恩来的文件,不能随便看。周恩 来的办公室,不经允许也不能随便出入。 邓颖超知道周恩来是在认真地提这个问题,也半认真半玩笑地反问一句:“谁 允许你在办公室里睡觉了?” 周恩来一怔。邓颖超见状,随即笑着说:“走吧,我邀请你出去赏花。你看外 面海棠花开得多好啊!” 她上去硬拉着周恩来,来到了院子里。 周恩来走到外面,这才注意到,庭中的海棠花果然开得十分漂亮。他是很喜欢 海棠花的,但由于平时工作紧张,虽然天天出入院子,却没有注意到海棠花已经盛 开了。他被邓颖超挽着手臂,兴致勃勃地观赏了一会儿,然后又扩了扩胸,弯了弯 腰,作了几口深呼吸,就要进屋去。 邓颖超意犹未尽,说:“才走了这么几步,就不耐烦了?这么好的景,照张相 吧。” 周恩来边向里面走,边说:“我还有事。明天,明天再照吧。” 邓颖超知道他放不下工作,也不再强求。只是喃喃地说:“明天,明天是什么 时候啊……” 周恩来坐在办公桌前,又拿起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 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待他签署后,将以政务院的名义发出。盯 着这份文件,周恩来的两道浓眉凝到了一起。他反复审看了几遍,不由得陷入了沉 思。 前不久毛泽东批评新税制,批评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这是建 国后毛泽东直接对着周恩来的第一次严厉批评。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评看得很重。 他本来就谨慎戒惧,惟恐工作中有所不周,这下就更加细致,更加小心翼翼了。 为了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主持会议反复研究了政府领导人分工和工作制 度的改进问题。政务院研究后的决定报毛泽东和中央后,毛泽东不完全满意,又指 示作了几次调整。 一开始,周恩来主持召开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和作好分工的 座谈会。与会的有邓小平、李维汉、董必武、彭真、刘景范、薄一波、曾山、贾拓 夫、安子文、习仲勋等人。随后,根据会议确定的原则,他主持起草并形成了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 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一开头就规定:“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 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 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 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和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 接的领导。” 为了更好地使政府各主要领导人“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具体分 工如下: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 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 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 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 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 其他不属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 责。 这个《决定(草案)》报告毛泽东和党中央后,毛泽东指示,分工还要作调整。 于是,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 政府领导人的分工又调整如下: 国家计划、工业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 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 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 农业、林业、水利、供销合作工作,由邓子恢负责。 劳动工作和工资问题,由饶漱石负责。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作出了《关于中央目前工作方式的决定》,确定今后每 星期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两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又主持召开政务院院务会议,对中央人民政府所 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重新作了分工,然后即将以政务院的名义发出《关 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 重新分工后的领导格局,是耐人寻味的。 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 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所属的铁道、交通和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 所属的农业、林业和水利部,划归财委副主任邓子恢领导。 所属的劳动部,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 所属的财政、粮食、商业、对外贸易和人民银行,仍归财委主任陈云领导。在 陈云养病期间,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五口通商”。 中央作出的上述决定和分工,无疑是对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严重批评。根据这 个决定和分工,周恩来对政务院的工作除必须担负全部责任外,实际上他所直接领 导的只剩下一个外事口了。外事口理所当然地应当由他负责,因为他是兼任外交部 长的。先前他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但这个职务中央明令取消了。 周恩来的权力,明显地受到削弱。 与周恩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岗的地位一下子突出了。中央决定把政务院20 个部中的8个主要工业部划归实际与政务院平行的国家计委领导。 而高岗是国家计 委主席,这不能不看做是对高岗的信任和重用。 饶漱石也显露头角。在此之前,他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主要管党务的。这 下,中央决定他分管重要的劳动部,表明他今后也要参与政府事务的领导了。 周恩来反复审看这份《通知》,心情是复杂的。作为总理,他一方面感到担子 很重,另一方面对国家计委和政务院的这种平行的关系,感到不是很顺畅。至于对 高岗这个人,他总感到有点异样。和高岗打交道,既不像和刘少奇、朱德、陈云、 邓小平打交道那样坦诚、平和、沉稳,又不像和彭德怀、陈毅、贺龙等打交道那样 豪放、爽快、耿直。高岗是似乎两者都有,又两者都没有。当然,对周恩来来说, 这种异样也只是一种感觉,缺乏真凭实据,因而既不好对其他领导谈,也不好和高 岗本人交换意见,只好先装在自己的心里。 一想到国家领导体制问题,周恩来就觉得要想理顺关系,任务是很重的,有大 量的工作要做。 他想起了毛泽东访苏时的情景。 建国后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第一次访苏,在莫斯科一度受到冷遇。本来, 毛泽东已与斯大林约好23日或24日谈一次,谁知恰好24日这天,陪同毛泽东赴苏的 苏联驻华总顾问科瓦廖夫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 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反苏 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持他们;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的无根据的批评,高岗 现在在中央很孤立;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变成了 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据说,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斯 大林看了后当然不快,就没有积极主动地安排和毛泽东的会谈。一段时间,毛泽东 在莫斯科闭门不出,心情郁闷。后来,他在苏联接待人员面前发了脾气。他说:我 来苏联并非专来为斯大林祝寿,还有两国双边关系等重要问题要商讨。如果斯大林 同志很忙,无暇商谈中苏关系问题,那我可以回国!斯大林得知后,感到这样下去 不妥,很快就安排了和毛泽东的会谈。有意思的是,斯大林还把科瓦廖夫的报告交 给了毛泽东,以示信任、理解和友好。 毛泽东和斯大林谈得很好。为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电召 周恩来赴莫斯科,加入谈判。 周恩来清楚地记得,他在陪同毛泽东同斯大林会谈中,当向斯大林汇报了中国 国内工作的情况后,斯大林谈了三点意见:一是强调在土改中,不能侵犯富农的利 益,否则是很危险的。二是建议中共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制定宪法。三是建议 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编成集子,以便党内学习,也便于国际上了解。 由于忙于抗美援朗战争和国内的土改、剿匪、镇反、“三反”、“五反”等运 动,斯大林的关于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制定宪法的建议,一时没有来得及采纳; 斯大林关于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和制定宪法的建议,早在毛泽东访苏之前,即刘少 奇1949年建国前夕率领高岗、王稼祥秘密访苏时就提出过来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的: 会谈时斯大林向刘少奇建议说:“现在你们可以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 刘少奇问:“这是否指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 斯大林轻轻摇了摇头,说:“不是,我说的是现阶段的宪法。” 斯大林沉稳地端起茶杯,呷了口茶,然后作了详尽的阐述, “敌人是很狡猾,很阴险的,他们可以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 你们。一是说你们没有进行选举,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二是国家没有宪法,政协 不是选举的。人家可以说是你们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 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从敌人手中拿掉 这个武器。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的基本大法。宪法内容应是: 第一,全民普选;第二,承认企业主、富农的私有财产;第三,承认外国在中国企 业的租让权。我想,你们1954年可以进行选举并通过宪法。” 刘少奇点点头说:“有道理。” 斯大林继续说:“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是联合政府,那就 不能向一党负责,应向各党负责,这样国家的机密就很难保证。你们的计划被敌人 知道,对你们是很不利的。如果人民普选的结果,共产党占了多数,你们就可以组 织一党的政府。” 1952年10月,苏共召开第19次代表大会,刘少奇率饶漱石、陈毅、李富春、王 稼祥、刘长胜前往莫斯科祝贺。在会后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中,又一次建议中国 1954年制定宪法,并进行选举。斯大林说的理由和三年前同刘少奇、毛泽东说的理 由基本一致,并进一步说明即使各党派在选举中落选了,你们也不应当使统一战线 破裂,你们应继续在经济上同他们合作。 斯大林的建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当然是极为重要的。刘少奇在同斯大林两 次会谈后,立即将这一情况用电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于是,进入1953年,毛泽东就把召开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提到 了议事日程上。 1953年1月14日,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讨论《关于召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结束时作了结论。他说:“就全国 范围来说,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 织起来,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奋 斗历数十年之久才得到的伟大胜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 加强国家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 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 这次会议决定,在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上,将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会议还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 员会,两个委员会的阵容十分强大。 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委员有32人:朱德、宋庆龄、李济深、李维汉、 何香凝、沈钧儒、沈雁冰、周恩来、林伯渠、林枫、胡乔木、高岗、乌兰夫、马寅 初、马叙伦、陈云、陈叔通、陈嘉庚、陈伯达、张澜、郭沫若、习仲勋、黄炎培、 彭德怀、程潜、董必武、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赛福鼎、薄一波、饶漱石。 选举法委员会主席为周恩来,委员有23人:安子文、李维汉、李烛尘、李章达、 吴玉章、高崇民、陈毅、张治中、张箕若、章伯钧、章乃器、许德珩、彭真、彭泽 民、廖承志、刘格平、刘澜涛、刘宁一、邓小平、蔡廷锴、蔡畅、谢觉哉、罗瑞卿。 周恩来之所以觉得担子很重,是他看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时期不同于 战争年代,面临掌权,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战争年代大敌当前,没有说的, 只有一致对敌,思想好统一。革命胜利了,公开的强大的敌人没有了,倒容易发生 其他问题。比如,就怕有人把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视为权力再分配,向党伸手, 甚至出现权力之争。另一个是,要处理好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弄得不好,会危及党 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如果像党内比如高岗所说,建国所成立的中央人 民政府是各党派的联合会,带着这种情绪和认识组织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情况就会 弄得很复杂。而高岗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而且高岗的影响也很大。 眼下,他看到给高岗这么大的权力,总有点不大放心。可是,他转念一想,中 央已经定了,毛泽东对高岗一再表扬,高岗在东北也搞得不错,自己还有什么不放 心的呢? 他伸手从笔筒里取出一支毛笔,在这份《通知》上签下了“周恩来”三个字。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总理吗,我是高岗。”话筒里传来洪亮而浓厚的陕北口音。 “哦,高岗同志,我正要找你。” “总理,您有话请讲。” “是这样,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财经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我已经签发。今后 就‘五口通商’了。你,小平,子恢,漱石,陈云;你们五个,分兵把口,各司其 职。在你们五人之下分设五个办公机构,我看就分别称为财委第一工字,财委第二 财字,财委第三交字,财委第四农字,财委第五劳字办公室。工、财、交、农、劳, 真正的‘五口通商’。五个方面的联系事项,由我的办公室负责,也就是总牵头吧。 高岗同志,你看怎么样,有什么意见没有?” “我同意。”高岗爽快地答应,随即又谦逊地表示说,“只是我感到,自己能 力有限,给我这么重的担子,怕挑不起来,有点赶鸭子上架呢。” 高岗说完,电话里笑了一声。 周恩来也笑了一声,说:“不要这么说嘛。中央相信你,主席相信你,你就放 开手脚,大胆地干吧!出了问题,由我来负责嘛。” “那好,我听总理的。” “高岗同志,你来电话,有什么事吗?”周恩来随即问道。 “啊……没有。”高岗赶紧说明,“我只是想说,中央对我过于信任了,我怕 自己不能胜任……另外,让饶漱石同志分管劳动很合适,他工作能力强,思想敏锐, 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我认为早就应该让他参与政府的领导事务了。” 周恩来“啊,啊”地应着,心想,高岗怎么说起饶漱石的好话来了,他们两个 并没有在一起共过事,彼此谈不上多么了解呀。周恩来哪里知道,高岗打这个电话 的时候,饶漱石就坐在他的客厅里。高岗是故意讲给饶漱石听的。 放下高岗的电话,周恩来打铃唤来秘书,嘱咐马上把《通知》发出去。 秘书转身出门,周恩来又补充说: “通知薄一波同志,请他明天来我这里研究一下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问题。 要他考虑细一点,先拿个方案出来。” 秘书应声出去了。这时,周恩来感到发困。他拿起桌上的一盒清凉油,打开盖, 用食指轻轻抹了一下,然后在自己的太阳穴和额头的宇眉间使劲按了按,顿时感到 清醒了许多。他伸开双臂,打了个哈欠。然后打开财政部呈报的一份文件,又聚精 会神地批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