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全党传达七届四中全会和解决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精神是由各个中 央局分头进行的。东北和华东自然是重点。华东有陈毅在,饶漱石控制得不那么严, 相比之下,东北就让高岗把持得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了。为此,中央派周恩来和罗 瑞卿到东北,在东北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会议精神。 周恩来和罗瑞卿是3月25日到达沈阳的。 他们在沈阳呆了两天。周恩来作了传 达报告,详细介绍了高、饶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饶的资产阶 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由此得出结论: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 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经走上了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 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经过一个月的学习教育, 4月24日,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通过了关于拥 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决议全文如下: (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与会同志听了周恩来同志关于党的 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传达报告,大大提高了觉悟,坚 决拥护七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同志 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委托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认为这个决议和报 告是我党生活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对于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尤其 是给了特别沉重的教训。与会同志对于高岗阴谋分裂党以图夺取党与国家 领导权力的罪恶及饶漱石参与高岗阴谋活动的反党罪行,表示深恶痛绝, 极为愤慨;并认为党中央及时地揭发和坚决地制止了高岗、饶漱石的罪恶 活动,对于中国革命事业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此次会议在中央的密切指导和关怀下,充分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 和自我批评,进一步揭发了高岗的罪恶。会议表现了在对高岗及其同盟者 饶漱石的反党罪行的斗争上的一致性和团结性,并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 表现了高度的信任与拥护。会议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在关于高岗问题的 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认为高岗的罪恶活动不是一种偶然的事件,而是 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高岗业已 完全变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会议并严肃地、尖锐地揭发 和批判了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提高了 大家的政治警惕。与会同志表示:决心彻底肃清高岗在东北地区所造成的 一切恶劣影响,并将以实际工作来补偿由于这种恶劣影响所给予党和人民 事业的重大损失,建立和健全党的正常生活,把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巩 固和提高中央威信,当作我们经常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会议认为东北地区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由于 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全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积极努力,基本上执 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同时由于地区解放较早、原来的工农业基础较好、 中央派来的干部较多、中央对于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给了许多的便利,并 动员了全国力量首先在东北进行巨大的建设工作、以及苏联的大量援助— —这一系列的优越的条件,因而在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东北地区 党的组织在许多工作和具体贯彻中央政策方面,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和错误,特别是东北局在高岗问题上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东北局对 于高岗的罪恶活动的发展是有重大的责任的。 根据与会同志揭露的事实,证明高岗的夺取党与国家领导权力的野心 和阴谋,蓄意已久。他认为中央领导同志. 是他夺取中央权力的障碍,便 千方百计地对中央领导同志实行卑鄙的造谣诬蔑,企图由此达到他推翻中 央的领导,实现篡党、篡军、篡政,按照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 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的目的。他在担任东北局书记期间,即有计划 地散布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流言蜚语,破坏中央威信,采取两面派的手法, 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造谣挑拨,破坏 党的团结,利用东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党中央领导下所创造的成绩当 成他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的政治资本。他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把 东北地区作为自己的独立王国,把东北局摆在和党中央相对立的地位。他 在实际上否认党中央的领导对于东北工作的决定作用,用所谓“东北特殊 论”与“东北先进论”来和中央竞争领导的地位,有意地不着重宣传东北 工作的成绩是由于执行中央路线的结果,同时还利用某些“左”的词句迷 惑一些党的干部,以求掩饰他的反党、反人民、反国家的实质。高岗制造 我们党是军队创造的所谓“军党论”的荒谬言论,企图藉此来分裂全党干 部的团结从而实现他分裂党的阴谋。高岗并在中苏及中朝的关系上,播弄 是非,进行不利于中苏及中朝团结的阴谋活动。至于高岗私生活的极端堕 落腐化,则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人的道德。会议认为高岗这一切阴谋分裂 党、夺取党与国家领导权力和腐蚀党的罪恶活动,实际上是对于我国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破坏,是为反革命的复辟开阔道路。高岗 这种罪恶活动是党和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会议完全拥护中央对于高岗 问题加以严肃的处置。 会议认为东北对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非法活动,对于他反对中央领导 同志的言论,对于他的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及其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失掉了 原则立场,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报告。在高岗的影响下, 东北局的不少同志往往错误地强调东北地区的特殊性,往往夸大东北地区 在支援抗美援朝和进行经济建设中的功绩,往往在工作中缺乏实事求是的 态度,对中央报喜不报忧,甚至以各种藉口抵制中央的检查和批评,对中 央的某些政策采取不忠实的态度。更为严重的是在干部与群众中,不注意 宣传党中央的领导对于东北工作的决定作用,不注意巩固和提高中央的威 信,不注意宣传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提倡个人崇拜,替高岗个人捧场吹 嘘,捏造高岗个人的功劳,包庇高岗的错误,对于高岗那种腐化生活的大 量事实熟视无睹。东北局有些同志或者对于高岗有不同意和不满意的情绪, 但也没有在实际上正式提出反对的意见或报告中央。会议认为东北局没有 负起中央代表机关的责任,有负中央的委托。 根据与会同志揭露的事实,证明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为了达到他们的 卑鄙的个人目的,不顾党的纪律,在不同程度与不同范围内追随高岗诬蔑 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破坏中央威信,挑拨党内是非,制造党内不和,实 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因而在实际上参加了高岗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 形成了一个以高岗为中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接受 高岗的策动,接受高岗所谓“东北特殊论”和“东北先进论”这些反党的 观念,在实际上把东北局和党中央对立起来。同时,这些同志一方面替高 岗吹嘘装潢,包庇他的错误和罪恶;另一方面,又在高岗的指使和支持下, 故意地孤立林枫同志,即在高岗离开东北地区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 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这是一种严重的违反 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破坏党的团结的不可容许的错误。会议指出, 这些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和在高岗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 必须继续进行深刻检讨,停止一切宗派性的活动,脱离原来宗派的立场, 把宗派活动的情况向党彻底交代,以便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否则他们就会 犯更大的错误。 会议同时指出:东北局及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中还有一些在高岗问题上 犯有个别错误或部分错误的同志也必须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在这次会议 上,有的同志已开始认识并表示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值得欢迎的。 (三)会议认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东北地区的高级干部及广大的 干部、党员中,有着崇高的威信,因此,能够保证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基本 上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但是,高岗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作 风,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干部中特别是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有着相当广泛的 影响。当然,他们所受影响的深浅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受影响是部分的, 有的受影响则有较多的方面。受高岗的直接影响与一般的个人主义和自由 主义也是有区别的。应该指出:东北地区有不少干部对于高岗的恶劣的思 想作风和腐化行为,内心是有抵抗和厌恶的,但是没有积极采取严肃的态 度去加以揭发和进行必要的斗争,这却是错误的。 高岗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干部中,特别是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所造成的影 响,主要的表现,例如:滋长着一种极其危险的骄傲情绪,忽视东北地区 工作的成绩是因为中央领导的正确和有了如前面所说的一系列的优越的条 件,受了高岗所谓“东北特殊论”和“东北先进论”的蒙蔽,自以为先进, 自以为正确,自以为一切工作都比其他地区好,忽视中央的领导,既不虚 心学习其他地区的经验,也不认真去研究、总结和不断提高本地区、本部 门各种工作的经验,不愿意正视和检查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喜欢人家奉 承赞扬,不愿接受批评监督;错误地夸大个人作用,忽视党的工作和党的 集体领导,不强调党在各种工作部门中的领导和监督的作用;无组织无纪 律的现象颇为严重;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很不开展;个人主义、自 由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相当普遍的存在;有的地区和部门党内生活 很不正常,有浓厚的不问政治的倾向,原则空气稀薄,以及铺张浪费现象, 均没有受到党组织严格的批评和斗争;更严重的是有的高级干部竟然抄袭 高岗在东北局所使用的那一套而用在他自己所领导的地区或部门,实行按 照高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去从事改造那里的党的组织。这一切的 倾向和现象都是很危险的。会议对于这些危险的倾向和现象,进行了初步 的检讨和批判,认为这些危险的倾向和现象证明了高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 义在东北是有它的市场的,必须引起东北地区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充 分的警惕,并必须认真地及时地克服这些危险的倾向和现象。 (四)会议认为全区党的组织,必须根据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本着 此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揭发高岗的罪恶,粉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 彻底肃清高岗的影响。全区党员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从高岗的事件中吸 取教训: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军党论”的荒谬论点必须肃清。派 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纠正。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一切骄傲情绪、自由 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以及崇拜个人的思想和宣传都应受到严格的批 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及其腐化生活对党的侵蚀必须坚决反对和防止。 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中央的方针政策必须贯彻,党 纪国法必须绝对遵守和执行。党内的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必须发展, 压制批评及对批评人实行打击报复者必须严厉制裁。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 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党性的 锻炼必须加强。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 会议坚信东北地区各级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 的领导下,一定能够紧密地团结起来,彻底肃清高岗的影响,坚决贯彻七 届四中全会决议,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党组织的战斗性, 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为逐步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勇前进。 会议同时鉴于东北局多年来受高岗的把持,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曾经 积极地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因此请求中央考虑改组东北地区 党的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东北局,以整顿和严肃党的纪律,维护 党的统一和团结,并从而改进党的工作。 继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之后,华东地区也召开会议传达了四中全会精神。 所不同的是,华东最后以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名义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全文如下: 中央并主席: 四中全会结束后,谭震林同志即将会议内容及高岗、饶漱石问题分头 向各省市委委员、华东一级机关及华东军区的高级干部作了简要传达。稍 后,陈毅、谭震林二同志又分头向各省市地委书记以上、华东军区及所属 部队的师党委书记以上、华东一级机关处长(科长)以上干部作了传达报 告(现已传达到一般县级及部分区级党员干部)。在陈毅同志主持下,于 南京召开了江苏、安徽和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初步展开了批评与自我 批评,对两个省委及军区党委的领导工作进行了初步检查。军区会议上并 批判了王建安同志骄傲自满、功臣自居、拒绝自我批评与对抗军区党委领 导的严重错误,帮助了王集成、张震东、聂凤智等同志进一步认识自己的 错误。为了更好地贯彻四中全会的精神,华东局于四月一日至十五日召开 了扩大会议(出席华东局委员、华东局各部委、华东军区及各省市高级干 部六十人),除了认真讨论四中全会的决议,进一步揭发高岗、饶漱石的 反党阴谋外,会议以绝大部分时间着重检查了华东局的领导。会议开始时, 陈毅、谭震林、舒同三同志均作了自我检讨,并要求大会给以严格批评。 后因多数委员建议,改为先开委员会进行批评(出席委员十七人,另吸收 九个非委员同志参加,共开了五天,到会同志全部发了言)。接着又开大 会,继续开展批评。会议是成功的,对于肃清高、饶的影响,增进华东党 内团结和改进华东局的领导有极大的建设意义。兹将此次会议情况报告如 下: 一、对四中全会精神及高岗、饶漱石问题的认识及教训 (一)到会同志对四中全会的决议一致拥护,对高、饶反党联盟,企 图夺取党与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的阴谋活动,表示无限愤慨;认为党能及时 地、果决地对高、饶罪恶阴谋予以揭露和打击,再次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 席领导的英明和党的坚强有力;对高、饶反党阴谋的揭露,不但不是党的 削弱,而且是党进一步加强的表现。会议认为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 的决议,是提高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提高党 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是党赖以团结全国人民胜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 靠保证。 (二)会议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对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及党的本身情 况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高、饶反党活动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也决没 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完全符合于阶 级斗争的发展规律的。高、饶反党活动不发生在过去革命尚未取得胜利的 年代里,而发生在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的时期,表 明今天的阶级斗争正日趋尖锐、复杂和深刻,阶级敌人所用以进行斗争的 手段也日趋阴险和毒辣。有人怀疑高、饶是否已和敌人有了组织联系,从 饶的历史材料的若干疑点看来,对于这个问题,完全有彻底查清的必要。 但会议认为:不论实际上有无联系,就接受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来说,这 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一切反党分子,不论他们采取何种形式,但在其作为 资产阶级代理人从内部来破坏党,执行其反动任务这一基本点上,均殊途 同归,毫无二致。抓住这一政治本质来组织对反党集团的反击,才能予以 致命打击,保卫党的利益。如果把高、饶问题仅仅看成是党外问题,反会 把问题简单化,妨碍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实质,使我们不 能从这一事件中得到足够的教训。 (三)饶漱石长期在华东担负领导工作,他又善于伪装欺骗,因而在 华东党内和干部中是有很大的影响和“威信”的。很多干部开始听到饶漱 石搞反党阴谋,权为震惊,难以理解;但当传达了中央批转邓小平、陈毅、 谭震林同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和摆出许多具体事实后,认识即 迅速转变;再回忆过去许多事实,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后,就进一步认清了 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本质,表示极端愤慨和鄙视。这 完全说明任何欺骗与伪装在真理和事实面前都是站不住脚的,也表明党中 央和毛主席具有极高的威信,得到广大干部无限的热爱和信任。会议认为: 不估计到饶漱石在华东影响,不去认真地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教育工作,是 不对的;但过分夸大这种影响,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对高、饶反党活动揭 露后,少数同志怀疑为什么过去那样提拔他们、信任他们?现在又这样揭 露,是否斗争过火,不教而诛?其所以产生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揭露事实 未加详叙,就是因为听报告未完全领会,或由于思想固定化,不经酝酿转 不过来。因此会议指出必须继续进行这一方面的批判工作,才能使全党真 正达到认识上的一致。 会议认为:必须肯定资产阶级代理人饶漱石在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 中,不可能不贩卖一些资产阶级的“私货”,因此除了应着重揭发饶漱石 的反党阴谋外,还必须同时揭发他在执行政策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做 不仅有利于肃清饶漱石在华东的影响,而且可以更加提高干部的政治嗅觉 和政治观察力。会议在这两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到会同志对饶漱石的阴 谋活动,除在中央揭发的几个关键问题上补充了一些具体材料外,并揭发 了他在华东局日常领导工作中间,也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玩 弄了许多阴谋手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待华东局几个常委及某些高 级干部,也经常采取政客手段和比较隐蔽的形式,企图拉拢一批,征服一 批,打击一批;处处从抬高个人威信、扩大一人影响出发,明明无经验, 硬装有经验,为了藏拙,不惜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使人莫测高深;在很 多工作中常常安排了“替死鬼”,功则归己,过则归人,完全没有自我批 评精神;在领导方法上是极端不民主,长期个人包办,包而不办或不准人 办,许多重大问题不经常委讨论擅自决定,严重地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 则,使干部的积极性长期不能发挥;对中央和主席在表面上是尊重的,但 在实质上他不仅不认真地研究与贯彻中央的指示,而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 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歪曲与抗拒中央的方针、政策,对中央各部门极不 尊重甚至公开诋毁;常在干部面前贬低其他大区的经验,反过来又剽窃其 他大区的经验来标榜自己。所有这些都表明饶漱石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和 阴谋家,不仅在重大关节问题上“伸手”,即便在日常工作中也暴露了他 不少的“马脚”。对饶漱石在执行中央路线方面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观点, 会议做了很多的揭发。 初步揭发的主要问题有:(1)饶的根本思想是害 怕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彻底摧毁旧秩序,表面上以“稳重”出现,而实质 上是拖延整个社会改造,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曾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华 东和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过“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是教育、团结 与提高。……共产党员要自觉地团结民族资本家,作为对付封建势力的动 力之一”。在上海第一次与四百多个资本家会面时,他预言将来必有许多 资本家进步到可以加入共产党。这证明饶是竭力为资产阶级在党内扩大其 影响的, 这与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没有丝毫共同之点。(2)从上述错误 思想出发,他在城市工作方面,违背了党的二中全会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 人阶级搞好生产的方针。这一点以上海表现得最明显。在上海接管初期, 强调稳重,采取暂时维持原状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但饶片面地夸大了上 海的特殊性,认为上海应该比其他地区落后一步,把中央“稳步前进”的 方针歪曲为“稳步不进”。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方针,把上海市委控制到失 去了一级党委的作用,一切有关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公安、外交、 工业生产、职工运动、统战工作、思想改造等问题,不经他的允许,市委 均无权处理。因而上海接管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没有作出任何较有成效 的改革工作,一直到中央提出工厂民主改革的方针后,他仍表现动摇犹豫, 最后被迫进行,却极奸滑地以“民主团结”的口号去代替“民主改革”的 口号,企图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方针。这样就使得上海的工业改造较其它 地区推迟了一年至二年,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执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 他片面地强调团结,取消了应有的斗争,在“三反”、“五反”运动中, 不敢提出“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在他个人的掌握下并曾一 度布置上海资产阶级进行“自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极不重视,迟 迟不敢动手,不调配干部,不讨论研究。在中央提出后仍举棋不定,多方 约束, 致时间拖长,搞得不彻底。(3)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亦充分暴 露了他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早在一九四二年苏北锄奸会议上,他即认 为“强调阶级成分的原则是不对的”,主张“各抗日阶层、抗日党派在法 律面前一律平等”而否定了法律是为阶级服务的原理。解放后对上海镇压 反革命运动,他表现了没有决心和勇气,不是采取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动员一切力量来肃清反革命的方针,而是采取了“以特反特”的神秘主义 的错误做法, 不敢长期放手发动群众。 一九五二年取缔圣母军,他估计 “斗得愈狠,敌人将愈团结”,再压下去会发生“惨案”,因而临阵退却, 使这一斗争遭受失败。对清理“中层”和“内层”工作也没有抓紧贯彻, 展开不久, 就草率收兵。(4)饶漱石对农村工作的指导也是如此。解放 以后很久不敢提“反霸”口号,在土地改革中一再强调反“左”、防“左”, 而不谈或很少谈放手发动群众。他主张土地改革中一律不退押,甚至主张 一般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纠纷” 应采取调解仲裁的方式解决。(5)关于 建党工作。他在土改后仍过分强调“慎重”的一面,而没有同时强调“积 极”的一面,在他的这种错误指导思想的约束下,华东各地建党计划普遍 没有完成, 这对以后工作曾造成了很大困难。(6)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 时,饶通过情报关系把日寇参谋部代表带来,举行了一次滑稽的所谓“受 降”仪式,这说明饶在重大事变面前也在玩弄投机手法。上述这些事实, 充分暴露了饶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它与党的正确思想是带着纲领性的 对抗,只是由于中央领导正确,华东各地党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因而他 的右倾错误除在某些问题上(如初期土改退押和城市工作等)发生过一定 的影响外,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得到贯彻,这是尚未造成更大损失的基本原 因。 (四)会议认为:饶漱石是一个十分奸猾、善于伪装的阴谋家,其平 时的一些活动和错误思想常常都是隐蔽在马列主义、中央路线和所谓“稳 重”、“严肃”、“朴素”等外衣之内,有时虽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一 般同志往往从正常的方面去设想或作为一般负责同志难免的缺点而加以谅 解,故不易察觉其搞阴谋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华东党内还存在着适 宜于个人野心家发展的“土壤”和“气候”,如党的集体领导不健全,党 内民主空气淡薄,缺乏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 还存在着顾虑得失、个人打算、自由主义、骄傲自满、个人崇拜与“迷信” 个人、政治嗅觉不高、分散现象与地方主义倾向等弱点,这些都是为什么 饶漱石的阴谋诡计虽曾有若干暴露,但终未能及早地、系统地予以揭发的 重要原因。会议中不少同志都沉痛地检讨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缺点和错误。 会议认为每一个高级干部都应该从饶漱石问题中检查自己,吸取应得的教 训;但同时也指出:不应该不按事实而按印象去“按图索骥”,去追查什 么“支持者”、“宣传员”、“抬轿人”,找什么“小饶漱石”等,因为 那样不但会夸大饶的影响作用,而且会斗错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至于 华东党内是否有积极支持饶漱石反党活动的人物,是否有人虽然与饶漱石 无直接联系却有一套错误的东西,会议对这一问题暂不肯定,留待各省、 市的会议上进一步加以检查。 (五)华东干部与高岗接触不多,他去年来上海、南京、杭州时,也 曾有过若干活动,但方式较隐蔽。会议批判了“高岗在华东没有影响,我 们只揭露饶漱石就够了”的说法。因为高岗是此次反党联盟的主帅,事后 又“向党开枪”,罪行尤为严重,所以对他的揭发丝毫不能放松。高、饶 二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罪行的程度和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我们只 有完整地反对资产阶级代理人高岗、饶漱石,才能完整地领会四中全会决 议的精神,才能更好地提高我们的警惕,提高我们揭露伪君子、阴谋家的 本领。 二、对华东局领导及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检查和批评 在四中全会精神的感召下,加上华东局主要负责同志高价征求批评的 诚恳态度,高度发挥了到会同志的责任心,认真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真正做到了有问题就“和盘托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再加事先 规定了大家只对华东局领导及三个主要负责同志进行批评,因而力量集中, 收效很大。不论是小会或大会,大家的发言都是坦白、中肯的,批评内容 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批评虽有误解或不尽符合实际情况之处, 但态度也是诚恳的、善意的。三个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些批评表示诚恳接受。 到会同志一致对华东局各领导同志虚心检讨和接受批评的精神表示满意, 认为华东局像这样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给各 级党委作了一次极好的示范。经过这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消除了某些由于 历史原因所造成的隔阂和误解,打破和减少了顾虑,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 解和信任,为今后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相互帮助,增强团结,打下了很 好的基础。这是会议最大、最宝贵的收获。 会议认为:自饶漱石离开华东后,华东局的领导有了显著的改进,主 要表现在四方面: (1)改正了饶在时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右倾偏向,重 视了放手发动群众; (2) 改变了饶漱石空谈原则, 不解决实际问题和 “马后炮”的投机性的领导作风,能将中央指示和华东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给下面以比较适时的、 具体的指导;(3)对各省市和华东各部门的工作 是放手的、支持的,出了毛病华东局能够首先挑担子,因此,各地区和各 部门的工作积极性较前有了提高; (4)华东局本身开始纠正了个人包办 倾向,处理问题有讨论有互相批评。但这一段的领导中还存在不少缺点和 个别错误: (一)华东局对中央规定的方针路线是坚决贯彻的,没有任何抗拒现 象,对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是维护的,但在这一方面的自觉性还不 够高,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在个别问题上曾经在背后有过不恰当的批评。 对中央各部门一般也是尊重的,但有要求过高、帮助不够的缺点,有时还 表现不够虚心;去年反分散主义时中央强调各级党委要起“闸门”作用, 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在执行中有片面和过分之处,这是我们要负责的。 对各大区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但还存在着过分强调本地区特点,忽视学习 其它大区经验的自满情绪。 (二)华东局本身基本上是团结的,华东局的集体领导也比过去有明 显的改进,如增加了委员,扩大了委员会的机构,一般重大问题能够经过 会议决定等。但各同志之间还有若干顾虑;领导同志高价征求批评不够; 集体领导制度还不健全,一揽子会开得多而委员会开得少;在这些会议上 有意识地、有准备地对主要问题展开讨论不够,领导同志常常过早地发表 肯定性的意见,使其他同志不能畅所欲言;少数人或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 现象仍然存在;在某些重大问题和干部问题的处理上,听取各方意见和慎 重研究不够,以至颁发的某些指示和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中还有粗而不精之 处。 (三)华东局与分局及各省市委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但存在 着情况不够了解与上下通气不够的缺点。对这些缺点,华东局和各省市委 虽都采取了一些办法去解决,但还做得不够。这就使得相互之间不能更好 地展开批评和帮助,并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上下之间的团结。 会议认为陈毅、谭震林、舒同三个同志的优点是主要的、基本的,他 们是能够胜任地领导华东全部工作的,他们的某些缺点也在改进当中,除 了同意三个同志的自我检讨外, 并着重指出了他们的下列缺点:(1)陈 毅同志:在对饶漱石的斗争中顾虑太多,没有更早向中央揭发;能抓大问 题,但对有关的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的钻研;主动接近干部 和倾听干部的意见不够。 (2)谭震林同志:一定程度上的自满情绪和思 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尚未完全克服;决定问题急躁粗糙;讲话不注意场合、 分寸, 冲口而出,引起不少同志对他的误解。(3)舒同同志:斗争性不 够强;工作上稳重有余,创造不够;作风上有些事务主义。 会议讨论了改进华东局领导,纠正缺点和错误的办法,认为除了切实 贯彻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精神,严格遵守六条规定外,必 须健全常委会、委员会等会议制度,改进会议的组织工作;初步确定委员 会每年系统地开展一次到两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常委及各部门负责人一月 或两月检查一次,以便经常取得同志间的相互帮助和群众的监督;此次会 议有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记录人手一册,作为“座右铭”;并注意健全各 部委工作机构,建立日常工作中的负责制度,以求从组织上保证具体领导 的实现。 三、关于各省市如何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的问题 我们认为除应认真学习四中全会的有关文件,揭露高、饶阴谋,肃清 其影响外,基本上应采用华东局此次会议的办法,强调联系实际,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批评各省市委的领导,以求解决各省市委有关团结 和集体领导中的突出问题。但鉴于各地情况不一,干部水平又参差不齐, 故在贯彻中应特别注意掌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高、饶问题的传达将会更加提高广大干部、党员的积极性,但 也可能有一部分人会产生悲观情绪。因此,在传达时,一方面要说明这是 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要反复强调党的光荣、伟大、 正确,说明党中央及时揭露了高、饶的阴谋,乃是我党的又一次伟大的胜 利,只要认真贯彻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充分接受高、饶事件的教训,就 一定会大大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觉悟与革命警惕性,减少类似事件 再次发生的可能,即使再有发生,也一定能更迅速地予以揭发和制止。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定要开展,民主一定要发扬,特别是领导干 部一定要高价征求批评,任何害怕批评、害怕民主的偏向必须坚决反对。 但另一方面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又必须根据各地历史情况和现存问 题,按照不同对象,灵活地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务求通过批评与自我批 评能够达到加深了解、加深信任、加强团结的目的。华东局及各省市党委 均应有意识地选择若干重点单位,加强对开展自我批评的领导和给以具体 帮助,防止可能发生的偏差。 (三)对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要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地进行批评,不要过早解释;但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必须加 强思想领导,善于启发引导,使思想斗争保持正常的发展,尤其是在做结 论时,必须实事求是,严格划清一般性的错误与特殊性的错误的界限;划 清一般性的个人主义与高、饶类型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界限;划清按照正 常组织原则进行批评建议与自由主义的界限;划清一般的自由主义与流言 蜚语、挑拨离间的界限;划清正确的“关闸门”和“过滤”作用与无组织 无纪律、不尊重上级的界限;划清一般的分散倾向和“独立王国”的界限; 划清发扬地方积极性和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的界限等等,并注意区别各项 表现的程度,掌握批评的分寸,这是十分必要的。特别要注意防止因为反 对“迷信”而走到不信任领导;因为强调集体领导而闹成“群龙无首”; 因为发扬民主而使负责人不敢大胆负责地处理问题等倾向。 (四)华东局离开各部门是不可能进行工作的。各部门的职责在于反 映下面情况,作出具体建议。关于任务分配、工作总结、经费开支、干部 升降或调遣等,一般都是经过各助理部门的第一步考虑,华东局根据这些 考虑再作决定,因此华东局领导的成绩是与各部门的努力分不开的。会议 指出:华东各部门的工作基本上是好的,是有很多成绩的,但存在着片面 性、急躁性,不深入了解实情,政策性不够强,计划与文件的制定不够精 等项缺点。华东局在今后应加强对各部门的领导与掌握,不要仓促间决定 问题,在决定问题前应多与有关部门、有关地方交换意见,这样才不致贸 然决定问题,造成错误或被动。会议认为“条条”与“块块”的关系,领 导与各部门的关系,各部门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关系是新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阶段中极大的政治问题,正确地安排与掌握这些关系,把这些关系处 理得很好,是一项极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艺术,高、饶的阴谋特点之一就 是利用这些关系中的某些空隙来破坏党内团结,进行反党活动。党的回答 应该是实事求是、不放任、不偏听、互相尊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 达到增强团结,做好工作为目的。 (五)高岗、饶漱石长期担负领导工作,曾给许多工作、许多干部作 过结论,其中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完全对的,也有些是完全错误的。现 在揭露了他们的错误,一定会有一些人要求翻案。会议认为对这些问题必 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如有人提出来即必须受理,并切实弄清情况,实事求 是地加以处理,但不应一般去发动大家翻案,以免造成混乱,妨碍当前工 作。饶漱石走后华东局对许多问题所作的结论,特别是对干部的处分,也 应按此精神处理。 会议全部记录已另行整理上报。 以上妥否,请中央指示。 中共中央华东局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日 到5月底, 全党普遍传达了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两个显 赫一时的人物,一下子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