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第二十九 食货三

        ○钱币
        钱币。金初用辽、宋旧钱，天会末，虽刘豫“阜昌元宝”、“阜昌重宝”亦用
    之。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
    正隆二年，历四十余岁，始议鼓铸。冬十月，初禁铜越外界，悬罪赏格。括民间铜
    鍮器，陕西、南京者输京兆，他路悉输中都。三年二月，中都置钱监二，东曰宝源，
    西曰宝丰。京兆置监一。曰利用。三监铸钱，文曰“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
    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与旧钱通用。
        世宗大定元年，用吏部尚书张中彦言，命陕西路参用宋旧铁钱。四年，浸不行，
    诏陕西行户部、并两路通检官，详究其事。皆言：“民间用钱，名与铁钱兼用，其
    实不为准数，公私不便。”遂罢之。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
    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十年，上谕户部臣曰：
    “官钱积而不散，则民间钱重，贸易必艰，宜令市金银及诸物。其诸路酤榷之货，
    亦令以物平折输之。”十月，上责户部官曰：“先以官钱率多，恐民间不得流通，
    令诸处贸易金银丝帛，以图流转。今知乃有以抑配反害百姓者。前许院务得折纳轻
    赍之物以便民，是皆朕思而后行者也，此尚出朕，安用若为。又随处时有赈济，往
    往近地无粮，取于它处，往返既远，人愈难之。何为不随处起仓。年丰则多籴以备
    赈赡，设有缓急，亦岂不易办乎？而徒使钱充府库，将安用之。天下之大，朕岂能
    一一遍知，凡此数事，汝等何为而使至此。且户部与它部不同，当从宜为计，若但
    务因循，以守其职，则户部官谁不能为。”十一年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
    送官，给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之属，则存之。十
    二年正月，以铜少，命尚书省遣使诸路规措铜货。能指坑冶得实者，赏。上与宰臣
    议鼓铸之术，宰臣曰：“有言所在有金银坑冶，皆可采以铸钱，臣窃谓工费过于所
    得数倍，恐不可行。”上曰：“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当私铸。今国
    家财用丰盈，若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所费虽多，但在民间，而新钱日增尔。其遣
    能吏经营之。”左丞石琚进曰：“臣闻天子之富藏在天下，钱货如泉，正欲流通。”
    上复问琚曰：“古亦有民自铸钱者乎？”琚对曰：“民若自铸，则小人图利，钱益
    薄恶，此古所以禁也。”十三年，命非屯兵之州府，以钱市易金帛，运致京师，使
    钱币流通，以济民用。十五年十一月，上谓宰臣曰：“或言铸钱无益，所得不偿所
    费。朕谓不然。天下如一家，何公私之间，公家之费私家得之，但新币日增，公私
    俱便也。”十六年三月，遣使分路访察铜矿苗脉。十八年，代州立监铸钱，命震武
    军节度使李天吉、知保德军事高季孙往监之，而所铸斑驳黑涩不可用，诏削天吉、
    季孙等官两阶，解职，仍杖季孙八十。更命工部郎中张大节、吏部员外郎麻珪监铸。
    其钱文曰“大定通宝”，字文肉好又胜正隆之制，世传其钱料微用银云。十九年，
    始铸至万六千余贯。二十年，诏先以五千进呈，而后命与旧钱并用。
        初，新钱之未行也，以宋大观钱作当五用之。二月，上闻上京修内所，市民物
    不即与直，又用短钱，责宰臣曰：“如此小事，朕岂能悉知？卿等何为不察也。”
    时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
    官私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二十年十一月，名代州监曰阜通，设监一
    员，正五品，以州节度兼领。副监一员，正六品，以州同知兼领。丞一员，正七品，
    以观察判官兼领。设勾当官二员，从八品。给银牌，命副监及丞更驰驿经理。二十
    二年十月，以参加政事粘割斡特剌提控代州阜通监。二十三年，上以阜通监鼓铸岁
    久，而钱不加多，盖以代州长贰幕兼领，而夺于州务，不得专意综理故也。遂设
    副监、监丞为正员，而以节度领监事。二十六年，上曰：“中外皆言钱难，朕尝计
    之，京师积钱五百万贯亦不为多，外路虽有终亦无用，诸路官钱非屯兵处可尽运至
    京师。”太慰丞相克宁曰：“民间钱固已艰得，若尽归京师，民益艰得矣！不若起
    其半至都，余半变折轻赍，则中外皆便。”十一月，上谕宰臣曰：“国家铜禁久矣，
    尚闻民私造腰带及镜，托为旧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约。”二十七年二月，曲阳县
    铸钱别为一监，以利通为名，设副监、监丞，给驿更出经营铜事。二十八年，上谓
    宰臣曰：“今者外路见钱其数甚多，闻有六千余万贯，皆在僻处积贮。既不流散，
    公私无益，与无等尔。今中都岁费三百万贯，支用不继，若致之京师，不过少有挽
    运之费，纵所费多，亦惟散在民尔。”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雁门、五台民刘
    完等诉：“自立监铸钱以来，有铜矿之地虽曰官运，其顾直不足则令民共偿。乞与
    本州司县均为差配。”遂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审其利病，还言：“所运铜矿，民以
    物力科差济之，非所愿也。其顾直即低，又有刻剥之弊。而相视苗脉工匠，妄指人
    之垣屋及寺观谓当开采，因以取贿。又随冶夫匠，日办净铜四两，多不及数，复销
    铜器及旧钱，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通两监，岁铸钱十四万余贯，而岁所费乃至
    八十余万贯，病民而多费，未见其利便也。”宰臣以闻，遂罢代州、曲阳二监。
        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皆设使、副、判各一员，
    都监二员，而交钞库副则专主书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
    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行，
    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犹循宋张咏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尔，盖亦以铜少，权制
    之法也。时有欲罢之者，至是二监既罢，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利于致远，
    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止因有厘革年限，不能无疑，乞削七
    年厘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岁久字文磨灭，许于所在官库纳旧换新，或听便支钱。”
    遂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法自此始，而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浸轻之。
    厥后其法屡更，而不能革，弊亦始于此焉。
        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
    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衡阑下曰：
    “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
    “圣旨印造逐路交钞，于某处库纳钱换钞，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官私同见钱流
    转。”其钞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钞纸擦磨，许于所属库司纳旧换新。若到
    库支钱，或倒换新钞，每贯克工墨钱若干文。库掐、攒司、库副、副使、使各押字，
    年月日。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书户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
    钱处合同，余用印依常例。
        初，大定间定制，民间应许存留铜鍮器物，若申卖入官，每斤给钱二百文。其
    {去廾}藏应禁器物，首纳者每斤给钱百文，非器物铜货一百五十文，不及斤者计给
    之。在都官局及外路造卖铜器价，令运司佐贰检校，镜每斤三百十四文，镀金御仙
    花腰带十七贯六百七十一文，五子荔支腰带十七贯九百七十一文，抬鈒罗文束带八
    贯五百六十文，鱼袋二贯三百九文，钹钴铙磬每斤一贯九百二文，铃杵坐铜者二贯
    七百六十九文，鍮石者三贯六百四十六文。明昌二年十月，敕减卖镜价，防私铸销
    钱也。旧尝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采铜，明昌三年，监察御史李炳言：“顷闻有司奏，
    在官铜数可支十年，若复每岁令夫匠过界远采，不惟多费，复恐或生边衅。若支用
    将尽之日，止可于界内采炼。”上是其言，遂不许出界。
        五月，敕尚书省曰：“民间流转交钞，当限其数，毋令多于见钱也。”四年，
    上谕宰臣曰：“随处有无用官物，可为计置，如铁钱之类是也。”或有言铁钱有破
    损，当令所司以铜钱偿之者，参知政事胥持国不可，上曰：“令偿之尚坏，不偿将
    尽坏矣！若果无用，曷别为计？”持国曰：“如江南用铜钱，江北、淮南用铁钱，
    盖以隔阂铜钱不令过界尔。如陕西市易亦有用银布姜麻，若旧有铁钱，宜姑收贮，
    以备缓急。”遂令有司籍铁钱及诸无用之物，贮于库。
        八月，提刑司言：“所降陕西交钞多于见钱，使民艰于流转。”宰臣以闻，遂
    令本路榷税及诸名色钱，折交钞。官兵俸，许钱绢银钞各半之，若钱银数少，即全
    给交钞。五年三月，宰臣奏：“民间钱所以艰得，以官豪家多积故也。在唐元和间，
    尝限富家钱过五千贯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以五之一赏告者。”上令参酌定制，令
    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二万贯，猛安谋克则以牛具为差，不得过万贯，
    凡有所余，尽令易诸物收贮之。有能告数外留钱者，奴婢免为良，佣者出离，以十
    之一为赏，余皆没入。又谕旨有司，凡使高丽还者，所得铜器令尽买之。
        承安二年十月，宰臣奏：“旧立交钞法，凡以旧易新者，每贯取工墨钱十五文。
    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贯例，每张收八文，既无益于官，亦妨钞法，宜从旧制便。
    若以钞买盐引，每贯权作一贯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工墨钱，贯可令收十
    二文。买盐引者，每贯可权作一贯一百文。”时交钞所出数多，民间成贯例者艰于
    流转，诏以西北二京、辽东路从宜给小钞，且许于官库换钱，与它路通行。
        十二月，尚书省议，谓时所给官兵俸及边戍军须，皆以银钞相兼，旧例银每铤
    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
    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
        承安三年正月，省奏：“随处榷场若许见钱越境，虽非销毁，即与销毁无异。”
    遂立制，以钱与外方人使及与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驵侩同罪。捕告人之
    赏，官先为代给钱五百贯。其逮及与接引、馆伴，先排、通引、书表等以次坐罪，
    仍令均偿。时交钞稍滞，命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一贯以上俱用银钞、宝货，
    不许用钱，一贯以下听民便。时既行限钱法，人多不遵，上曰：“已定条约，不为
    不重，其令御史台及提刑司察之。”九月，以民间钞滞，尽以一贯以下交钞易钱用
    之，遂复减元限之数，更定官民存留钱法，三分为率，亲王、公主、品官许留一分，
    余皆半之，其赢余之数期五十日内尽易诸物，违者以违制论，以钱赏告者。于两行
    部各置回易务，以绵绢物段易银钞，亦许本务纳银钞。赴榷货出盐引，纳钞于山东、
    河北、河东等路，从便易钱。各降补官及德号空敕三百、度牒一千，从两行部指定
    处，限四月进纳补换。又更造一百例小钞，并许官库易钱。一贯、二贯例并支小钞，
    三贯例则支银一两、小钞一贯，若五贯、十贯例则四分支小钞、六分支银，欲得宝
    货者听，有阻滞及辄减价者罪之。四年三月，又以银钞阻滞，乃权止山东诸路以银
    钞与绵绢盐引从便易钱之制。令院务诸科名钱，除京师、河南、陕西银钞从便，余
    路并许收银钞各半，仍于钞四分之一许纳其本路。随路所收交钞，除本路者不复支
    发，余通行者并循环用之。榷货所鬻盐引，收纳宝货与钞相半，银每两止折钞两贯。
    省许人依旧诣库纳钞，随路漕司所收，除额外羡余者，亦如之。所支官钱，亦以银
    钞相兼，银已零截者令交钞库不复支，若宝货数少，可浸增铸。银钞既通则物价自
    平，虽有禁法亦安所施、遂除阻滞银钞罪制。四年，以户部言，命在都官钱、榷货
    务盐引，并听收宝货，附近盐司贴钱数亦许带纳。民间宝货有所归，自然通行，不
    至销毁。先是，设四库印小钞以代钞本，令人便赍小钞赴库换钱，即与支见钱无异。
    今更不须印造，俟其换尽，可罢四库。但以大钞验钱数支易见钱。时私铸“承安宝
    货”者多杂以铜锡，浸不能行，京师闭肆。五年十二月，宰奏臣：“比以军储调发，
    支出交钞数多。遂铸宝货，与钱兼用，以代钞本，盖权时之制，非经久之法。”遂
    罢“承安宝货”。
        泰和元年六月，通州刺史卢构言：“民间钞固已流行，独银价未平，官之所定
    每铤以十万为准，而市肆才直八万，盖出多入少故也。若令诸税以钱银钞三分均纳。
    庶革其弊。”下省议，宰臣谓‘军兴以来，全赖交钞佐用，以出多遂滞，顷令院务
    收钞七分，亦渐流通。若与银均纳，则彼增此减，理必偏胜，至碍钞法。必欲银价
    之平，宜令诸名若‘铺马’‘军须’等钱，许纳银半，无者听便。”先是，尝行三
    合同交钞，至泰和二年，止行于民间，而官不收敛，朝廷虑其病民，遂令诸税各带
    纳一分，虽止系本路者，亦许不限路分通纳。户部见征累年铺马钱，亦听收其半。
    闰十二月，上以交钞事，召户部尚书孙铎、侍郎张复亨，议于内殿。复亨以三合同
    钞可行，铎请废不用，既而复亨言竟诎。自是而后，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
    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以至泰和三年，其弊弥甚，乃谓宰臣曰：
    “大定间，钱至足，今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耶？其集问百官，必有能知之者。”
    四年七月，罢限钱法，从户部尚书上官瑜所请也。四年，欲增铸钱，命百官议所以
    足铜之术。中丞孟铸谓：“销钱作铜，及盗用出境者不止，宜罪其官及邻。”太府
    监梁絪等言：“铸钱甚费，率费十钱可得一钱。识者谓费虽多犹增一钱也，乞采铜、
    拘器以铸。”宰臣谓：“鼓铸未可速行，其铜治听民煎炼，官为买之。凡寺观不及
    十人，不许畜法器。民间鍮铜器期　以两月送官给价。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
    以知而不纠坐其官。寺观许童行告者赏。俟铜多，别具以闻。”八月，定从便易钱
    法，听人输纳于京师，而于山东、河北、大名、河东等路依数支取。后铸大钱一直
    十，篆文曰“泰和重宝”，与钞参行。五年，上欲罢交钞工墨钱，复以印时常费遂
    命贯止收六文。
        六年四月，陕西交钞不行，以见钱十万贯为钞本，与钞相易，复以小钞十万贯
    相参用之。六年十一月，复许诸路各行小钞。中都路则于中都及保州，南京路则于
    南京、归德、河南府，山东东路则于益都、济南府，山东西路则于东平、大名府，
    河北东路则于河间府、冀州，河北西路则于真定、彰德府，河东南路则于平阳，河
    东北路则于太原、汾州，辽东则于上京、咸平，西京则于西京、抚州，北京则于临
    潢府官库易钱。令户部印小钞五等，附各路同见钱用。七年正月，敕在官毋得支出
    大钞，在民者令赴库，以多寡制数易小钞及见钱，院务商税及诸名钱，三分须纳大
    钞一分，惟辽东以便。时民以货币屡变，往往怨嗟，聚语於市。上知之，谕旨于御
    史台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论钞法难行者，许人捕告，赏钱三百贯。”五月，以
    户部尚书高汝砺议，立“钞法条约”，添印大小钞，以钞库至急切，增副使一员。
    汝砺又与中都路转运使孙铎言钱币，上命中丞孟铸、礼部侍郎乔宇、国子司业刘昂
    等十人议，月余不决。七月，上召议于泰和殿，且谕汝砺曰：“今后毋谓钞多，不
    加重而辄易之。重之加于钱，可也。”明日，敕：“民间之交易、典质、一贯以上
    并用交钞，毋得用钱。须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诸物。六盘山西、辽河东以五分之一
    用钞，东鄙屯田户以六分之一用钞。不须立契者，惟辽东钱钞从便。犯者徒二年，
    告者赏有差，监临犯者杖且解职，县官能奉行流通者升除，否者降罚，集众沮法者
    以违制论。工墨钱每张止收二钱。商旅赍见钱不得过十贯。所司籍辨钞人以防伪冒。
    品官及民家存留见钱，比旧减其数，若旧有见钱多者，许送官易钞，十贯以上不得
    出京。”又定制，按察司以钞法流通为称职，而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按所给券应得
    钞一贯，以难支用，命取见钱。御史以沮坏钞法劾之，上曰：“纠察之官乃先坏法，
    情不可恕。”杖之七十，削官一阶，解职。
        户部尚书高汝砺言：“钞法务在必行，府州县镇宜各籍辨钞人，给以条印，听
    与人辨验，随贯量给二钱，贯例虽多，六钱即止。每朝官出使，则令体究通滞以闻。
    民间旧有宋会子，亦令同见钱用，十贯以上不许持行。榷盐许用银绢，余市易及俸，
    并用交钞，其奇数以小钞足之，应支银绢而不足者亦以钞给之。”上遣近侍谕旨尚
    书省：“今既以按察司钞法通快为称职，否则为不称职，仍于州府司县官给由内，
    明书所犯之数，但犯钞法者虽监察御史举其能干，亦不准用。”十月，杨序言：
    “交钞料号不明，年月故暗，虽令赴库易新，然外路无设定库司，欲易无所，远者
    直须赴都。”上以问汝砺，对曰：“随处州府库内，各有辨钞库子，钞虽弊不伪，
    亦可收纳。去都远之城邑，既有设置合同换钱，客旅经之皆可相易。更虑无合同之
    地，难以易者，令官库凡纳昏钞者受而不支，于钞背印记官吏姓名，积半岁赴都易
    新钞。如此，则昏钞有所归而无滞矣！”
        十一月，上谕户部官曰：“今钞法虽行，卿等亦宜审察　，少有壅滞，即当以
    闻，勿谓已行而惮改。”汝砺对曰：“今诸处置库多在公廨内，小民出入颇难，虽
    有商贾易之，然患钞本不丰。比者河北西路转运司言，一富民首其当存留钱外，见
    钱十四万贯。它路臆或有如此者，臣等谓宜令州县委官及库典，于市肆要处置库支
    换。以出首之钱为钞本，十万户以上州府，给三万贯，以次为差，易钞者人不得过
    二贯。以所得工墨钱充库典食直，仍令州府佐贰及转运司官一员提控。”上是之，
    遂命移库于市肆之会，令民以钞易钱。
        是月，敕捕获伪造交钞者，皆以交钞为赏。
        时复议更钞法，上从高汝砺言，命在官大钞更不许出。听民以五贯十贯例者赴
    库易小钞，欲得钱者五贯内与一缗，十贯内与两缗，惟辽东从便。河南、陕西、山
    东及它行钞诸路，院务诸税及诸科名钱，并以三分为率，一分纳十贯例者，二分五
    贯例者，余并收见钱。
        八年正月，以京师钞滞，定所司赏罚格。时新制，按察司及州县官，例以钞通
    滞为升降。遂命监察御史赏罚同外道按察司，大兴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县官。
        是月，收毁大钞，行小钞。
        八月，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以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一
    贯以上皆用交钞，不得用钱。十月，孙铎又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税诸
    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本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渐重钞，可
    以流通。比来州县抑配市肆买钞，徒增骚扰，可罢诸处创设钞局，止令赴省库换易。
    今小钞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
        十二月，宰臣奏：“旧制，内外官兵俸皆给钞，其必用钱以足数者，可以十分
    为率，军兵给三分，官员承应人给二分，多不过十贯。凡前所收大钞，俟至通行当
    复计造，其终须当精致以图经久。民间旧钞故暗者，乞许于所在库易新。若官吏势
    要之家有贱买交钞，而于院务换钱兴贩者，以违制论。复遣官分路巡察，其限钱过
    数虽许奴婢以告，乃有所属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实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若旧限已
    满，当更展五十日，许再令变易钞引诸物。”是制既行之后，章宗寻崩，卫绍王继
    立，大安三年会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为军赏，兵衄国残，不遑救弊，交钞之轻几
    于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贯至百贯例交钞，
    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然自泰和以来，凡更交钞，初虽重，不数年则轻而不行，
    至是则愈更而愈滞矣。南迁之后，国蹙民困，军旅不息，供亿无度，轻又甚焉。
        三年四月，河东宣抚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于钞窒，有出而无入
    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多，
    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愚谓，宜权
    禁见钱，且令计司以军须为名，量民力征敛，则泉货流通，而物价平矣。”自是，
    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商人往
    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宋人以为喜，而金人不禁也，识者惜其既不能
    重无用之楮，而又弃自古流行之宝焉。
        五月，权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与言：“关陕军多，供亿不足，所仰交钞则取于
    京师，徒成烦费，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怀州旧铁钱钜万，今既无用，愿贯为
    甲，以给战士。”时有司轻罪议罚，率以铁赎，而当罪不平，遂命赎铜计赃皆以银
    价为准。
        六月，敕议交钞利便。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仍立沮阻罪。九月，
    御史台言：“自多故以来，全藉交钞以助军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则其价浸减，卒
    无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贞祐宝券’以革其弊，又虑既多而民轻，与旧钞
    无异也，乃令民间市易悉从时估，严立罪赏，期于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
    不敢入。夫京师百万之众，日费不赀，物价宁不日贵耶？且时估月再定之，而民间
    价旦暮不一，今有司强之，而市肆尽闭。复议搜括隐匿，必令如估鬻之，则京师之
    物指日尽，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谓，惟官和买计赃之类可用时估，余宜从便。”制
    可。
        十二月，上闻近京郡县多籴于京师，谷价翔踊，令尚书省集户部、讲议所、开
    封府、转运司，议所以制之者。户部及讲议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阑籴其半，转运
    司谓宜悉禁其出，上从开封府议，谓：“宝券初行时，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陕西
    诸路所支既多，人遂轻之。商贾争收入京，以市金银，银价昂，谷亦随之。若令宝
    券路各殊制，则不可复入河南，则河南金银贱而谷自轻。若直闭京城粟不出，则外
    亦自守，不复入京，谷当益贵。宜谕郡县小民，毋妄增价，官为定制，务从其便。”
        四年正月，监察御史田迥秀言：“国家调度皆资宝券，行才数月，又复壅滞，
    非约束不严、奉行不谨也。夫钱币欲流通，必轻重相权、散敛有术而后可。今之患
    在出太多、入太少尔。若随时裁损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条五事，
    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损酒使司，三曰节兵俸，四曰罢寄治官，五曰酒税及纳粟补官
    皆当用宝券。诏酒税从大定之旧，余皆不从。寻又更定捕获伪造宝券官赏。
        三月，翰林侍讲学士赵秉文言：“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已而妄传
    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谓当
    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给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之。仍自选良
    监当官营为之，若半年无过，及券法通流，则听所指任便差遣。”诏议行之。
        四月，河东行省胥鼎言：“交钞贵乎流通，今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术收之，
    不无缺误。宜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多出，民不之贵，乞验
    民贫富征之。虽为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与不敛何异？又河
    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宰臣谓：“昨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继踵南
    渡，遂致物价翔踊，乃权宜限以路分。今鼎既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征军须钱，宜从
    所请。若陕西可征与否，诏令行省议定而后行。”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钱散失，
    多在民间，命尚书省经画之。
        八月，平章高琪奏：“军兴以来，用度不赀，惟赖宝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
    以浸轻，今千钱之券仅直数钱，随造随尽，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将滋甚。宜
    更造新券，与旧券权为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濮王守纯以下皆
    惮改，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向朝廷以小钞殊轻，权更宝券，而复禁用
    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惟恐
    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然则券之轻非民轻
    之，国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出入循环，则彼知为必用之物，而知
    爱重矣。今徒患轻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轻复同旧券也。”既而，
    陇州防御使完颜宇及陕西行省令史惠吉继言券法之弊。宇请姑罢印造，以见在者流
    通之，若滞塞则验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征之。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时，
    非可通流与见钱比，必欲通之，不过多敛少支尔。然敛多则伤民，支少则用不足，
    二者皆不可。为今日计，莫若更造，以‘贞祐通宝’为名，自百至三千等之为十，
    听各路转运司印造，仍不得过五千贯，与旧券参用，庶乎可也。”诏集百官议。户
    部侍郎奥屯阿虎、礼部侍郎杨云翼、郎中兰芝、刑部侍郎冯鹗皆主更造。户部侍郎
    高夔、员外郎张师鲁、兵部侍郎徒单欧里白皆请征敛。惟户部尚书萧贡谓止当如旧，
    而工部尚书李元辅谓二者可并行。太子少保张行信亦言不宜更造，但严立不行之罪，
    足矣。侍御史赵伯成曰：“更造之法，阴夺民利，其弊甚于征。征之为法，特征于
    农民则不可，若征于市肆商贾之家，是亦敦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寿宁曰：
    “不然，今之重钱轻券者皆农尔，其敛必先于民而后可。”转运使王扩曰：“凡论
    事当究其本，今岁支军士家口粮四万余石，如使斯人地着，少宽民力，然后征之，
    则行之不难。”榷货司杨贞亦欲节无名之费，罢闲冗之官。或有请铸大钱以当百，
    别造小钞以省费。或谓县官当择人者。独吏部尚书温迪罕思敬上书言：“国家立法，
    莫不备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诚使臣得便宜从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许杖决，
    三品以上奏闻，仍付监察二人弛驿往来，法不必变，民不必征，一号令之，可使上
    下无不奉法。如其不然，请就重刑。”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许如此，试委之可乎？”
    宰臣未有以处，而监察御史陈规，完颜素兰交诤，以为：“事有难行，圣哲犹病之，
    思敬何为者，徒害人尔。”上以众议纷纷，月余不决，厌之，乃诏如旧，纾其征敛
    之期焉。未几，竟用惠吉言，造“贞祐通宝”。兴定元年二月，始诏行之，凡一贯
    当千贯，增重伪造沮阻罪及捕获之赏。
        五月，以钞法屡变，随出而随坏，制纸之桑皮故纸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艰得，
    遂令计价，但征宝券、通宝、名曰“桑皮故纸钱”。谓可以免民输挽之劳，而省工
    物之费也。高汝砺言：“河南调发繁重，所征租税三倍于旧，仅可供亿，如此其重
    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岁收通宝不充所用，乃于民间敛桑皮故纸钞七千万贯以补之，
    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宝稍滞，又增两倍。河南人户农居三之二，今年租税征尚未
    足，而复令出此，民若不粜当纳之租，则卖所食之粟，舍此将何得焉？今所急而难
    得者刍粮也，出于民而有限。可缓而易为者交钞也，出于国而可变。以国家之所自
    行者而强求之民，将若之何？向者大钞滞则更为小钞，小钞弊则改为宝券，宝券不
    行则易为通宝，变制在我，尚何烦民哉！民既悉力以奉军而不足，又计口、计税、
    计物、计生殖之业而加征，若是其剥，彼不能给，则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秽，兵食
    不给，是军储钞法两废矣。臣非于钞法不加意，非故与省部相违也。但以钞滞物贵
    之害轻，民去军饥之害重尔。”时不能用。
        三年十月，省臣奏：“向以物重钱轻，犯赃者计钱论罪则太重，于是以银为则，
    每两为钱二贯，有犯通宝之赃者直以通宝论，如因军兴调发，受通宝及三十贯者，
    已得死刑，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则当杖。轻重之间悬绝如此。”遂命准
    犯时银价论罪。四年三月，参知政事李复亨言：“近制，犯通宝之赃者并以物价折
    银定罪，每两为钱二贯，而法当赎铜者，止纳通宝见钱，亦乞令依上输银，既足以
    惩恶，又有补於官。”诏省臣议，遂命犯公错过误者止征通宝见钱，赃污故犯者输
    银。
        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钱之为泉也，贵流通而不可塞，
    积于官而不散则病民，散于民而不敛则阙用，必多寡轻重与物相权而后可。大定之
    世，民间钱多而钞少，故贵而易行。军兴以来，在官殊少，民亦无几，军旅调度悉
    仰于钞，日之所出动以万计，至于填委市肆，能无轻乎？不若驰限钱之禁　，许民
    自采铜铸钱，而官制模范，薄恶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则钱必日多，钞可少出，少
    出则贵而易行矣。今日出益众，民日益轻，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计官吏之
    俸、验百姓之物力以敛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钱少之弊也。臣谓宜令民铸钱，
    而当敛钞者亦听输银，民因以银铸钱为数等，文曰“兴定元宝”，定直以备军赏，
    亦救弊之一法也。”朝廷不从。
        五年闰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宝券既弊，乃造‘贞祐通宝’以救之，迄今五
    年，其弊又复如宝券之末。初，通宝四贯为银一两，今八百余贯矣。宜复更造‘兴
    定宝泉’，子母相权，与通宝兼行，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随处置
    库，许人以通宝易之。县官能使民流通者，进官一阶、升职一等，其或姑息以致壅
    滞，则亦追降的决为差。州府官以所属司县定罪赏，命监察御史及诸路行部官察之，
    定挠法失纠举法，失举则御史降决，行部官降罚，集众妄议难行者徒二年，告捕者
    赏钱三百贯。”元光元年二月，始诏行之。二年五月，更造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
    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
    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乃定法，银一两不得过宝泉三百贯，凡物
    可直银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及珍货、重
    宝。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以宝泉银相易，其私易及违法而能告者罪赏有差。是令
    既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然上
    有限用之名，而下无从令之实，有司虽知，莫能制矣。义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
    易。天兴二年十月印“天兴宝会”于蔡州，自一钱至四钱四等，同见银流转，不数
    月国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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