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刘少奇坐在毛泽东身边,面对着彭真被打倒,《二月提纲》被批判的 既定事实,他无话可说,但还要一一落实毛泽东的务项指示。 刘少奇和陈毅刚到上海,就被接到从杭州派来的专列上。这部墨绿色的专列本 来是毛泽东乘坐的,但由于事情来的急,刘少奇的专列一时调不过来,只好先临时 借用一下。 专列一路飞奔,风驰电掣般地驶进杭州。 刘少奇下了专列,刚刚住下来,周恩来就急匆匆赶来了,向他介绍情况。刘少 奇这才逐渐知道,就在他出访的这段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情: 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 级界限,是错误的;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 “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他还号召地方造反,向 中央进攻。 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 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其中有这样一句:“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 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当初在延安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江青在党内一直是默默 无闻。 如今有了这个以党的正式文件下发的《纪要》,情况就不一样了,里边有那么 多吹捧江青的文字,还有林彪的亲笔指示。江青的名字立刻响亮起来。既然毛泽东 同意“放虎出山”,那么以她那特殊的身份就势必会在今后的中央高层领导中占据 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 周恩来向刘少奇投过去一束充满焦虑的目光,接着介绍情况。 4月9日至12日,陈伯达、康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系统批判彭真的所谓 “一系列罪行”。这次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文化 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就 是“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 在此期间,“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写成了《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通知》中除点名批判彭真 外,还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 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于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央 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 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刘少奇默默地听着周恩来的介绍,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他实在没有想到,出 访仅仅20多天,国内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周恩来把他知道的事情讲完了,也沉默了下来。 刘少奇抽出一支大前门牌子的香烟,却没有点燃。他嗜好吸烟,却从不在不吸 烟的周恩来面前喷云吐雾。 此刻,他们俩的心思是相通的。如此现状让他俩感到同样难以置信,又不能不 信。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干部遭到批判并被打倒呢?深深的苦恼和迷惑又同样困扰着 他们的心灵。 先说罗瑞卿。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就负责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解放后, 他又出任公安部长。从个人关系而论,毛泽东相信他的忠诚,甚至超过了相信江青。 毛泽东怎么会同意把他当作反党分子打倒呢? 还有一个田家英。他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他的才华也 颇受毛泽东的赏识。他怎么也会被打倒呢? 刘少奇和周恩来又不约而同地联想到了今年元旦那一天,他们两人做过的那番 交谈。 1966年元旦那天下午,周恩来驱车从中南海西北角上的西花厅,来到刘少奇的 住处福禄居。 福禄居坐落在怀仁堂的后面,是一所有着两进小院的老式庭院,原来是林伯渠 副委员长的住地。自他1960年逝世后,曾空闲过很长一段时间。1963年夏天,中南 海行政管理部门安排刘少奇一家搬了进来。 刘少奇一家原来居住在中南海西楼的甲楼。那是中央领导进城后建起的第一批 房子之一,设计得不大合理,没有围墙,结构类似公寓。刘少奇的办公室在楼上, 会客室却在楼下,而且那间办公室上午南晒,下午西晒,夏天热的时候,他只穿背 心裤权还满头冒大汗。毛泽东来这里见到西晒的墙上有四扇门,门上头又有四扇窗 子,曾感到很不好理解。 和甲楼相比,福禄居对于刘少奇开展工作来说就方便多了,也得于安全和保密。 北屋一排平房,作为刘少奇的办公室和卧室。西厢一间较大的房子,改成会议室兼 会客室。平时由刘少奇召集的小型会议,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 在这里举行。东西厢还有一些零星用房,作为秘书、警卫等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沿 东侧走廊可以通往后院,那是孩子们住的地方了。 在互致新年问候之后,沉稳的周恩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份封面上写着“绝密” 两个大字的《简报》,翻开头一页,递到刘少奇手中。 刘少奇接过这份用钢笔抄写的简报,草草地看了一遍。 周恩来缓缓地说:“这是张春桥同志在上海《文汇报》召集个别人开会时发表 的一个讲话,他说明年的攻战计划是北京市委,是彭真同志。他这样讲话不知道根 据是什么。” 刘少奇生气地把手中的茶杯“砰”地往茶几上一摔,愤怒地说:“张春桥有什 么权力在基层肆意攻击中央的领导同志?这个问题要彻底地追查!” 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们是否就这个问题请示一下毛主席?会不会是 他在什么场合下说过这类话?我是担心彭真同志会像杨尚昆、罗瑞卿那样,遭到不 必要的麻烦。” 刘少奇不大相信毛泽东会在背后支持张春桥他们胡作非为,但他担心江青会在 暗中有所动作,而她是有机会和能力影响毛泽东作出判断的。想到这里,他便对周 恩来说,希望他能找个适当机会,从侧面向毛泽东反映一下江青的事情。周恩来点 头同意。 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许多相像之处,风度温文尔雅,性格柔中有刚,在许多问题 上也有共鸣。 庐山会议之前,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因为反冒进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958年毛 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时,曾当面批评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 我是反反冒进的!”1956年,针对当时出现的大反右倾保守的浪潮,由刘少奇指示 中宣部搞出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稿送到 毛泽东那里,他只批了这样三个字:“不看了”。当时刘少奇并没有领会到毛泽东 批了三个字的真正用意。到了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篇社 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江西的避暑胜地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 召开之前,由于1958年以来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挫折,连毛泽东也认为有许多经验 教训需要总结。于是,继续纠“左”成了这次会议的主调。刘少奇在参加分组讨论 时发言说:1958年出现了些乱子,得到了极有益的教训,碰了钉子知道拐弯,这是 真正的聪明人。 代表们都听得出来,刘少奇主张继续反“左”,不过话说得比较婉转。 会议开到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对1958年以来发生的错误、教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有些话讲得比较尖锐。毛 泽东一开始没有表态,只是在7月16日把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样一 个标题,印发给与会人员。 7月23日早晨,毛泽东通知上午开大会,他要讲话。刘少奇昨夜很晚才吃了安眠 药入睡,突然接到开会通知,王光美只得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药性还没有过去, 他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警卫人员连忙扶着他下山进了会场。 毛泽东结束了几天来的沉默,对彭德怀进行了极为尖锐的批评,甚至使用了 “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这样粗俗的用语。他还十分冲动地说出这样的话: “假如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 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 走。” 毛泽东讲话之后,庐山的空气陡然紧张起来。 刘少奇突然变得沉默起来,在连续两天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的批评彭德怀的 会议上,刘少奇只讲了一句话。除了开会,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文件,与他找 来的同志谈话或者是长时间地思索。那些日子里,他烟抽得极凶,浓浓的烟雾几乎 整天都把他包围在当中。他拒绝参加一切娱乐活动,连王光美劝他也不去。 有一次,一些服务人员想同他照张相留个纪念,他却不耐烦地说:“会议不是 延长了嘛,走的时候再说。” 这种事情在刘少奇身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刘少奇实在有些心烦心乱。他不相信彭德怀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会 组成一个反党集团,更不相信彭德怀会像林彪说的那样,是什么“野心家、阴谋家、 伪君子”。他认为彭德怀说的是真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 标志,“左”倾错误大肆泛滥,已经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危害。如果 再反什么“右倾机会主义”,而对“左”倾错误视而不见,势必会给国家和人民带 来更大的灾难。 刘少奇找到负责起草文件的胡乔木,让他把已经通过的反右倾决议发到省一级, 另搞一个继续纠正“左”倾错误的决议发到县以下单位。然而,当时击退“右倾机 会主义进攻”的火药味极为浓烈,刘少奇的这个建议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庐山召开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 又接着开了一天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由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中央 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部长。 刘少奇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阅读文件、整理思路,听完周恩来的介绍后,便匆忙 出席了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下榻在杭州的刘庄宾馆,会议也就在这儿举行。 以往开这种会议,通常都是先听汇报,大家再就某些问题发表意见,最后由毛 泽东一锤定音。这一次却有所不同,很多问题是作为既成事实摆在与会者面前,一 切无须商量。 彭真、陆定一已被打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革 小组已经成立。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瘫 痪,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田家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晗等一批人 挨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迅速得势。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 总参谋长)、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早在1965年就 以莫须有的罪名遭贬黜,这时又被说成是彭真、陆定一的同伙。 在这次会议上,彭真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 毛泽东用冷峻的口吻说: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 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 谁都听得出来,毛泽东认为吴晗的后台就是彭真。 彭真的问题被上升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刘少奇既感到吃惊,又觉得尬尴。彭真 是刘少奇的老部下。解放前,他在华北地区进行地下工作,担任过天津市委书记、 北方局组织部长,解放后,他仍然在刘少奇身边工作,可以说他的一切工作刘少奇 都了如指掌。 就说那个被毛泽东斥责为“不分是非”的《二月提纲》吧,就是在刘少奇主持 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通过的。 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今年2月5日的事情。下午3点多钟,几辆红旗、吉姆牌轿 车先后开到中南海福禄居大门外轻轻停下。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 胡绳、姚溱等人陆续下车,走进福禄居前院的办公室。不一会儿,周恩来、邓小平 也一前一后进入会议室。邓家和福禄居在同一个巷子,相隔不过几十米,所以邓小 平是走着来的。 福禄居里的会议室不大,但光线很好。这是因为它的整个东壁是一排玻璃窗。 室内陈设简单:西壁一排放满了书的书柜,南面靠墙半圈沙发,北面一张会议桌, 桌边摆了几十把椅子。 来开会的人在会议桌边坐定之后,刘少奇宣布开会。 这是一次研究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议程是由文化革命五 人小组汇报当前学术讨论方面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的前两天,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彭真的主持下举行了一次扩大 会议。彭真在发言中谈了这样几个意见: 1.现在有些文章火气大,妨碍自由讨论,是一个偏向,要纠偏; 2.已查明吴晗和彭德怀没有关系; 3.不要把《海瑞罢官》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问题联系在~起; 4.邓拓是左派,是拥护三面红旗的。 康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却一言未发。 会后,由许立群和姚溱根据彭真的讲话内容与会议精神,起草了《文化革命五 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也就是后来通常所说的《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显然是想对这场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加以约束,不让它发展为政治 斗争。它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 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 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这些话都是针对着江青、张春桥在批《海瑞罢官》一事 上乱打棍子的蛮横作法而去的。 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之前,这份汇报提纲已经分送各位常委,所以会上 用不着照稿子念,只由彭真和许立群作口头说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不时询 问一些情况。 彭真在口头汇报中还特意说明,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 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 常委们经过讨论,对提纲中的意见表示同意。刘少奇最后说,他也没有什么意 见了,请五人小组的同志尽快去武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2月8日,彭真、陆定一以及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前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康生因他事也同机前往。毛泽东在听取了汇报后,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于是邓小 平就在2月12日正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将《二月提纲》转发全党。 刘少奇想不明白,为什么事隔两个月后,毛泽东会一反常态,把《二月提纲》 说的那么坏?如果《二月提纲》真是一株“大毒草”,自己又该负什么责任呢? 刘少奇一边思索着,一边翻阅着摆在他面前的那份已经打印好的《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份通知虽然是大笔杆子陈伯达起草的,但起草过程从头至尾 都是毛泽东主持进行的,据说他先后修改了八次,其中有许多锋芒毕露的话,都是 他亲自动笔加上去的,熟悉他文风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刘少奇的目光在这份通知上移动着。渐渐地,他这位饱经党内斗争风浪的老练 的政治家也不由得感到惴惴不安起来: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 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 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 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 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 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 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 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 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 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刘少奇的目光在“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一段话上定格了。这是暗指什么人 呢?难道仅仅是指彭真一个人吗?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没有发言。他不是不想说,而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毛泽东最后做出决定,5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正式通 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落实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 处理。刘少奇既然在一线负责,这些事情就都要交给他回北京一项项落实。会议期 间发生的事情都由康生负责向他汇报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