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毛泽东畅游长江后返回北京,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的做 法。刘少奇在万人大会上公丹说他和党中央许多领导都不知道怎样进行眼 下这场革命。 7月13日,刘少奇又一次召集中央会议。 那时候中央经常开会,有时叫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有时叫政治局常委扩大会 议,也有时叫文化革命情况汇报会。这些会议由于名目不同,到会的人数也不同, 到会人少时就在福禄居的会议室里开,人多时就到怀仁堂里开。怀仁堂就在福禄居 的正前方,它实际上是中央的礼堂。但不管是什么会议,总要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 参加。 这一段时间,刘少奇听到了不少来自基层的意见,对某些工作组的做法表示不 满。他想在这个会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大家讨论讨论。 陈伯达这些日子总闹病,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但背地里他却精神头十足,前 些日子他偷偷摸摸地派人去清华大学探望被关押起来的蒯大富,还捎去口信,说他 坚决支持激的反工作组斗争。当然,这种话他不敢拿到桌面上来讲,但是他拿定主 意要在这个会议上说上一两句,以便将来推卸责任。 “我看工作组可不可以不派,也可以考虑把工作组撤回来……” 陈伯达故意做出欲言又止的样子,好像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完全考虑好。 邓小平快人快语:“要先把学生组织起来,清理当权派,然后再撤销工作组、 工作队。” 刘少奇接着说:“现在的工作队要进行教育,他们不懂政策,不学政策。不好 的工作队要进行整顿、清理。” 陈伯达没有再说话,大家也就没有在撤不撤工作组这个问题上展开讨论。 刘少奇虽然对工作组提出了批评,但他从心里觉得工作组还是不应该马上全撤 走,这么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的党组织很多都瘫痪了,撤走了工作组恐怕会中断 党的领导。再说,工作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也不算费事,何苦急着做决定呢? 毛泽东可能快回来了,到时候向他当面请示再做决定,岂不是更稳妥吗? 毛泽东是去年11月份离开北京的,先到上海,后住杭州,回韶山也住了一些日 子,前不久又去了武汉。屈指算来,已经是8个多月了。这差不多是建国后他离开北 京外出时间最长的一次,按理说他应该回来了。刘少奇从心里往外真诚地盼望着他 回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觉得自己还行;让他领导一场这样波及全国的运动, 他确有力不从心之感。 此刻的毛泽东已经做好了返回北京的打算,但在结束这次南方之行之前,他还 要做一件令全世界都大吃一惊的事情——他要到长江里游一圈。 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的人都知道他酷爱游泳。开庐山会议时,他还约过王光美到 芦林水库游过泳。那一年赫鲁晓夫到北京,他一边在游泳池里游泳,一边接待客人。 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游泳技术很高超。这也是实情。他能够躺在水面上吸烟,吸完 一支烟也不会沉下去,香烟还不湿。 然而,长江可不是清澈见底的游泳池,更不是风平浪静的人工水库,更何况这 一年他已经是73岁的高龄,怎么可以到浪高涌急的长江中冒险呢?因此,他这个想 法一提出来,就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可是,在毛泽东充满浪漫念头的思想里,任 何阻拦他挥洒激情的世俗理由都是不屑一顾的。他有足够权威把自己的任何一个想 法都变成实际行动。 7月16日上午,武汉市举行第十一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有5000多人参加。16年 前,毛泽东曾在武汉三次横渡长江,这个比赛就是为了纪念这件事而举办的。 9时20分,一艘快艇从江面上破浪而来。不知是谁眼尖。第一个发现毛泽东就站 在甲板上,带头欢呼起来。顿时,浪花中飞出一片“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11时整,毛泽东从船舷一侧的扶梯上走下来,先在江水里浸了一下,然后便跃 进江水,伸开双臂畅游起来。他时而侧游,拨开层层波涛;时而仰泳,遥望万里碧 空。 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游在毛泽东身后,他深感责任重大,两只眼睛紧紧地盯 在毛泽东身上。过了好半天,也没有发现毛泽东现出吃力的样子,这才多少放下心 来。 将近中午,江面上起了大风,王任重急忙游到毛泽东身边,想请他上船,可是 他却直摇头。一连催了几次,他都不答应。 他一直在长江中游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游出30华里,这才对王任重打趣道: “你是这里的省委第一书记,我听你的命令。” 据正式报道,毛泽东回到船上时,依然精神焕发,毫无倦意,而且满面红光。 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消息传出去后,在世界上曾经引起过不少人的怀疑。英国一 家报纸特地通过英国驻华代办处,对这条消息的真实性做了核实,才登了出去。不 久,由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专题纪录片对外发行,外国人从银幕上亲眼看到 毛泽东游泳时不断变换各种姿势,脸始终露在水面上,不用大力就能破浪前进,才 肯于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日本《读卖新闻》在报道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消息时称,毛泽东以此举“完全否 定了他正在生病的谣传”,“有人对他的健康状况妄加猜测实在是太可笑了”。 没有资料能够证明,刘少奇是否看到了国外这方面的报道,但是从情理上说, 他一方面会为毛泽东的身体如此健康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为毛泽东以这 种异乎寻常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身体健康而感到吃惊。邓小平、周恩来等人的思想活 动想来也大致不差。他们都了解毛泽东的性格,知道他选择这个时候横渡长江,不 会只是为了舒展筋骨。 畅游完长江,毛泽东登上属于他个人调动的墨绿色专列,启程返京。 7月18日晚,他回到了中南海丰泽园。丰泽园是中南海里一个并不显眼的院落, 位于春藉斋的东面,是毛泽东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丰泽园的东面是勤政殿,是毛泽 东接见宾客的地方;西面是颐年堂,是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开会的地方。 毛泽东一回到住处。中央警卫局就照例把这个消息通知给刘少奇的机要秘书。 机要秘书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给刘少奇。 “立即要车,我向毛主席汇报去。”他急切地说。 刘少奇急匆匆地乘车走了,但工夫不大,他又乘车回来了。随车前往的警卫人 员小声告诉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刘主席的车子已经开到了丰泽园门口,但门 卫通报后却传话说毛主席要休息,何时去汇报等候通知。 虽然是吃了闭门羹,但刘少奇并没有往别的地方想。毛泽东年龄那么大了,刚 游完长江就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回到北京,不知道该有多疲乏,应该好好休息休 息了。 他哪里知道,毛泽东稍事休息后,就把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找 来,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先讲了一通工作组的坏话。然后又把北大、清华、北师 大、人大等学校反对工作组的材料拿给毛泽东看。 7月20日,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讲的还是工作组的坏话。 毛泽东畅游长江获得的好心情开始变坏,他皱起眉头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 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敢镇压学 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 说完了这些话,毛泽东似乎觉得胸中的火气还没有出尽,又声色俱厉地说: “‘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 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杠杠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 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可惜的是,这些话刘少奇当时都没有听到。7月19日这天,他还是按照毛泽东同 意的安排,主持中央会议。陈伯达没来开会,却送来了一份书面意见,再一次提出 撤工作组:“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 的整学生。” 邓小平还是坚持他在上一次会议上谈过的意见,他说:“有的机关和学校,不 派工作组可以,有的要夺权,就要派工作组。工作组主要是起行政和党委的领导作 用,因此是否通盘考虑,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 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留,代替党委工作。” 刘少奇还是像上次一样支持邓小平的意见,他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 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 总结工作经验。” 参加会议的人大多数都不同意撤工作组,陈伯达的意见就这样被否定了。 7月22日,刘少奇再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陈伯达第三次提出取消 工作组,结果是第三次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 邓小平说:“要教会工作组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队恐怕不行。” 刘少奇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 不应该赶。”“现在工作组还是要的。实在不行的,撤了,撤了还要换,因为没有 其他力量领导。” 代表军队参加这次中央会议的叶剑英元帅和刘志坚,也明确地反对撤工作组。 虽然陈伯达的意见多次遭到否定,虽然他在心里对刘少奇、邓小平大为恼火, 但他却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自己,因为当今中国最有权威的人物毛泽东站在自 己一边。开完会后,他就和江青驱车前往北大搞调查,这是毛泽东对他们亲口下的 指示。调查什么?按他们的理解,毛泽东就是让他们去搜集反对工作组的材料。 他俩一来到北大,就参加了群众大会,江青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劈头第一句就 是:“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 话音未落,会场上就响起了一片雷鸣般的掌声,紧接着又是一阵山呼海啸般的 口号声。 置身在这样的场合里,陈伯达不禁对自己的选择暗自感到得意。跟着江青走永 远不会错。只要她亮出毛夫人的身份,中国人就会把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拜之情移 到她身上,就好像太阳光芒必然要被月亮分享一样。他不由得又想起了刘少奇、邓 小平,顿觉滑稽可笑,他们还在那里苦心孤诣地指导运动,哪里知道江青一句话就 可以在狂热的造反者中间掀起惊涛骇浪,而这种指导运动的独特方式,恰恰又被毛 泽东所承认。 此刻刘少奇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批阅文件。他已经叮嘱过秘书好几遍了,只 要毛泽东相召,就立即备车。毛泽东“回到北京已经6天了,还没有腾出时间听自己 汇报工作。这是怎么回事呢?刘少奇的心头不由得闪过一丝疑惑。 陈伯达的意见会不会就是毛泽东的意思呢?刘少奇闭上眼睛,把这几天自己的 思路重新梳理了一遍。为什么那么多同志都反对撤工作组呢?从自己的心理来说, 就是担心运动失去党的领导。这么大的国家,一旦乱了可不得了,立刻就会演变成 世界性危机。刘少奇也知道工作组存在不少问题,但有问题就应该帮助他们解决问 题,而不是撤换。这可不是我们党的一贯做法。工作组不能不要,但可以考虑不要 那么多人。刘少奇相信,这些道理毛泽东比自己还清楚。 7月23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的报告上写下了“同意”二字。这个请示报告的第一条意见就是:“采取抽调干部 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革命。” 刘少奇看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心中的疑惑一扫而光,看来自己的意见并没有错, 毛泽东还是支持派工作组的。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 会。 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会议处先是把开会的时间地点通知给刘少奇的秘书,接着毛 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又打来电话,请刘主席到毛主席那里汇报工作。 刘少奇对这次汇报准备的很充分,他觉得有许多事情应该当面讲给毛泽东听, 但很快他就发现,毛泽东似乎对所有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就连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开 展工作的详情也知道的一清二楚。 毛泽东微笑着问刘少奇:“王光美为什么过去四清时‘三同’现在不‘三同’ 了?可以参加劳动嘛!” 刘少奇微微一征,他听得出毛泽东的话中有责备的意思。 会后,他立刻把毛泽东的这番话转达给王光美。王光美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从此每天都到食堂帮助卖饭卖菜。她当时无论如柯也不会想到,后来她被造反派揪 到清华大学接受批斗,这竟成了她的一条罪状,罪名是“捞取政治资本”。 7月25日上午,会议继续进行,这一次参加会议的人员,比昨天又增加了前来北 京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各中央局书记。 按照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开两 次。可是,八届十中全会闭幕以后至今已近4年时间,却没有开过一次全会。 这次全会也是仓促召开的,7月24日才由中央发出召开全会的通知。除了有资格 参加全会的141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按照惯例总要请一些人列席会议。以 往列席中央全会的都是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这 一次北京高等学校的一些“革命师生”代表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这份荣誉,那位因为 一张大字报而走红的聂元梓赫然列在这些列席代表的最前面。 听完了汇报后,毛泽东开始讲话。在昨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撤销 工作组,并对派工作组的这种做法提出批评:“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 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 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 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 今天,毛泽东口气变得格外严厉: “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搞得快一点。有这么一段, 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根本撤出来,另 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张承先这些人能不能搞好,能搞好就搞,不能搞就撤出来。” “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 “许多工作组,当然不是一切工作组,但包括张承先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 的,都要把它撤出来。” “不要工作组,要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刘少奇一边听一边心中暗自吃惊。他也曾想到过毛泽东会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 有些意见,但没有想到他会全然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全面否定工作组,放手 让群众自己去“革命”。刘少奇早已习惯于接受毛泽东打破常规的思维,但这一次 他却实在不能勉强自己。这样搞不是要天下大乱吗?今后还怎样贯彻中央已经确定 的方针,有领导、有限制、有秩序地开展运动呢? 如果刘少奇这时候知道了会外的情况,就会发现他的这些担心已经变得完全多 余了。 7月24日,毛泽东领着刚开完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就来到北京广播学院, 在群众大会上鼓吹“一切权力属于文化革命委员会”。 7月25日、26日两个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全部成员一起出动来到北大,参加在东 操场举行的两次万人集会。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大会上竭尽挑拨煽动之能事,声 称“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宣布撤销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撤掉这 个障碍物”。7月27日,他们又到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揭批工作组大会,当场宣 布罢免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职务、撤销工作组。 康生在大会上还透露出一个惊人的秘密,这就是所谓“二月兵变”: “在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妄图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 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一个营的军队。 陆平、郭影秋帮他们修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 康生这是在公开造谣,完全是捕风捉影。1966年2月,北京卫戍区一个新组建的 团没有营房,听海淀区武装部介绍,有些大学的学生去农村搞四清,空房不少,决 定到北大、人民大学去联系借房。后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认为军队住进学校 不合适,就安排这个团住进了南苑郊区的靶场。 就是这样平平常常一件事,被北大一些神经过敏的学生拿着阶级斗争的放大镜 一照,竟照出一个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他们贴出大字报来声称:北京卫戍区 要在北大、人大住一部分军队,这是彭真、刘仁企图搞政变的准备。 这件事传进康生的耳朵里,他也不搞任何调查,就马上抓住大做文章。他的如 意算盘是,先给彭真安上一个“加害毛主席”的罪名,然后把刘少奇牵进去,让毛 泽东觉得刘少奇不仅与他有思想上的分歧,还对他的人身构成威胁。这种人不提防 能行吗? 在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的精心策划下,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对派工作组一 事发表的批评意见,也被故意泄漏出去了。 这个消息像旋风般传遍北京各大中学校,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反工作组立 即成为合法而又时髦的行动,蒯大富等反学校党委、工作组最坚决的人转眼间成了 斗士和英雄。学生们再度躁动起来,学校内外再度掀起阵阵狂潮。 7月2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陶铸传达了毛泽东前两天谈话的内 容。会议最后决定撤销工作组。第二天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毛泽东亲自对这个决定作了修改。7月28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发出《关于撤销各 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中注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7月29日上午10时许,人民大会堂中央大礼堂座无虚席。上万名师生挤满了整个 三层大厅。这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 分子大会。 大会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他首先宣读了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 定,接着宣布由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讲话。邓小平讲完后,由周恩来讲话。 周恩来、邓小平在讲话中,都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邓小平说:“以新市委 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工作组有好的、比较好的 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三种情况。”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完成 “一斗二批三改”三大任务的指示。他们不约而同地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 话来表达自己跟不上形势的心情。 接下来,是刘少奇讲话: “我也是在党中央工作的人员之一。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 中等学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我们党中央的方针。 “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 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 也不晓得。” 会场内鸦雀无声。师生们安静地听着这位老革命的肺腑之言。此时,他们还不 知道在派工作组等问题上刘少奇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因此都怀着崇敬的心情聆听 中央首长的讲话。 刘少奇继续讲下去,好像是在和大家谈心; “怎样革命,现在只能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的群众,依靠革命 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放手发动他们进行革命。更 具体的方法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两个 月,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又不上课, 党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不上课干什么?干革命,专门干革命。在这半年中间 你们可以取得很大的进步。我们也可以跟着你们学习一些。 “过去曾经派工作组,刚才雪峰同志、小平同志、恩来同志都讲了,派工作组 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目前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工作队员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 你们学校里面作的,他们犯了错误或者作了好事,是在你们学校里面作的,成千上 万的人看到了,你们都清楚。” 师生们听得很认真,许多人在作记录。接着,刘少奇又用商量的口气讲了他的 建议: “根据最近运动中的经验,我只是提一点建议。就是你们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 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你今天是多数,经过辩论之后,明天可 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的问题上你又是少数。不只是错误的 意见是少数,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自己有这个亲身经验,有些意 见我提得并不错,讲得并不错,结果是少数。毛主席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也有过这 种。惰形。所以,保护少数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不然,运动不能很正常的开 展……” 第二天,中央直属机关组织干部收听这次大会的录音,听完刘少奇的录音讲话 后,很多人都觉得刘少奇说的很多话实在耐人寻味。一人兼有国家主席和党中央日 常工作主持者的双重身份,他怎么会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个革法呢?按照最 简单的推理,如果他不知道,那么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知道了。 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从后台走出来,接见全体师生代表。 当上万名满怀热情的青年看到毛泽东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激动的心情难以 形容。扩音器里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壮乐曲,“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的欢呼声响成一片! 毛泽东一声令下,工作组就像大海退潮一样,一夜之间退了个精光。可是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各学校的党委已经瘫痪,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毛泽东设想的 “文化革命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却因为群众分裂成两派而成立不起来,或成立起来 了也不能发挥多大作用,于是造反派更加肆无忌惮,学校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并 迅速蔓延到社会。 1968年夏天,面对日益恶化的内乱局面,毛泽东被迫修正自己的思想,指示向 全国大中学校派驻由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时的 “工宣队”、“军宣队”,实际上就是工作组,不过换了个名称而已。由此可以证 明,“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在刘少奇主持下采取派工作组的办法稳定局势、领导 运动,实实在在没有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