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毛泽东也写了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回想起一件 件往事,刘少奇相信自己设有错。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它是这样写的: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 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 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 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 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 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以上这些文字最先是写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 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下书1966年8月5日,无标题。 很显然,这是毛泽东在重读那篇社论时,有感而发写出来的东西。毛泽东的秘书徐 业夫做了誊清,毛泽东在誊清稿上加了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并在文字上做了一些修改。当这张大字报被打印出来,准备发给参加中央全会的代 表们时,毛泽东又做了修改和添加,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把“中央到地方的某 些大领导人”改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人”,此外还添上了“压制不同意见” 一句。 周恩来很快就知道了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他十分震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 朵。如果说这几天刘少奇、邓小平遭到毛泽东的批评还属于党内同志间正常思想交 锋的话,那么这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则是把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第一线当作资 产阶级的对立面,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再者,这种大字报一贴出来, 还表明毛泽东决心把党内分歧公开出来。周恩来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事情做 的这样没有一点回旋余地呢?他也看不清楚,毛泽东造成与中央第一线在政治上的 决裂之后,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但是有一点是什么人都可以看清楚的,刘少奇无 论如何也保不住他目前的地位了。 按原定安排,8月5日下午刘少奇没有参加小组会,他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率领的友好访华代表力。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会见完外宾后,刘少奇直接回到家里,他打算今天晚上还到建工学校去,把那 里当作一个点搞下去。就在这时候,他接到了周恩来打来的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公 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刘少奇知道周恩来这是出于一片好意,但他的心情却好不起来。他缓缓地放下 话筒,默默地思索了一会儿,又拿起话筒,给李雪峰打去电话: “我不能再到建工学院去了,看来我不配领导文化大革命。” 直到现在,刘少奇还没有看到那张大字报的全文,但大致内容已经知道了。过 去,像这样重要的东西起码都要先打印出来,送交各位常委传阅。如今整个中南海 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连普通工作人员都知道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而他本 人却要等着从中央文件上传来他急切需要知道的信息。 这太不正常了! 他实在觉得不习惯,无名的烦燥不知从何处涌上心头,搅得他无法保持住平静 的心态。他索性走到办公室门外,沿着那条狭窄的走廊,默默地低着头踱起步来。 按照他数十年养成的习惯,除了睡觉前散步半小时外,其他时间是从不出来散 步的。今天他的行为有些反常。 走了几个来回,刘少奇感觉有些疲乏,就在走廊尽头的躺椅上坐下来闭目养神。 眼睛好闭,神却难养。那张大字报中的一些字句,一个劲儿地在他眼前晃来摇 去。 “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 可以发人深醒吗?” 这张大字报前边那些话,虽然听起来怪吓人的,但刘少奇还是勉强可以接受, 毕竟他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他甚至开始觉得自己确实没有正确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 运动的意图,因而在运动初期犯了指导性的错误。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毛泽东竟然 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算起了旧账,这样一联系,岂不是等于说自己从1962年起就开 始犯错误了吗? 1962年,那可真是个发人深醒年代…… 1962年1月27日,北京。 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大礼堂里,回响着刘少奇那深沉清晰、带湖南口音的讲话声: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 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 主席台上,坐着100多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坐在 第一排。台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坐满了一层大厅。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共中央工 作会议。 这次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规模空前,包括了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 级领导干部。出席会议的,除中共中央、中央局负责人外,全国每个县委两人,地 委三人,省委四人,中央部委四人,还有大型厂矿企业和军队单位的负责人,加起 来总共达7118人之多,所以又叫七千人大会。这是中共历史上扩得最大、也就是出 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今天刘少奇在讲话前只准备了一个简要提纲,没有稿子,所以大家手上都是空 空的,只能带耳朵听。人们脸上的表情显示出,这个讲话的内容非常重要。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 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 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 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 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 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也难以上升。这就是说, 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减产,所以各方面 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伺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 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 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 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刘少奇讲的全是实情。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党内党外议论纷纷,国内形势 究竟如何?大跃进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人民公社是不是非办不可?是什么原因造 成这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怎样评价?调整工作怎样进行?诸如 此类的问题,困扰着许多干部群众。为了统一大家的认识,尽快克服困难,中共中 央才决定召开这样一次大会。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通过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能不能使7000 多名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岗位的干部统一认识,关键就在于这个主报告。刘少奇抱 定一个宗旨:实事求是。他在主持起草报告过程中一再强调,无论是分析形势、肯 定成绩,还是指出问题,都要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统一全党的思想。 报告的初稿已经印出来了,长达4万多字,是刘少奇主持一个写作班子在会前起 草的。按以往惯例,报告稿需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后,再由报告人刘少奇在大会 上宣读。毛泽东这次提出一个新建议: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直接把报告稿 发给与会人员,同时由刘少奇主持一个高层次的起草委员会,吸收会上意见修改定 稿。 这样,七千人大会1月1日开幕后,首先就分组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修改后的 报告稿准备在1月27日再次发给到会人员,毛泽东这时又提议,刘少奇的报告不要照 念了,改为书面报告,大会上由刘少奇再放开讲一讲,对书面报告作补充和阐述。 刘少奇原来没有打算在这一天讲话。毛泽东提议后,他立即着手准备,连夜写 了个口头讲话的提纲。在全体大会开始之前,毛泽东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来 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休息室(原北京厅),传看刘少奇拟出的讲话提纲。毛泽东看 完一页,就交给其他常委看。接力棒似地一页一页传阅。好在总共只有十来张纸, 字又写得很大,不大一会儿就传看完了。 7000多名代表早已在会场内坐定。常委们传阅完刘少奇的讲话提纲,在一片掌 声中走上主席台。毛泽东随即主持开会,宣布由刘少奇讲话。 刘少奇在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当前的困难之后,又开始分析造成困难的原因: “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使我们的 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他紧接着果断地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一是成绩缺点三七开,七分成 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二是困难原因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 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 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有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 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 主要的。” 虽说刘少奇这是在即席发挥,没有详细的讲话稿,却好像对他没有什么影响, 这倒不是因为他能说善道,而是因为这些全是他肺腑之言的真实流露。 从1960年上半年开始,刘少奇就到全国各地视察,发现经济形势很不妙,表面 看轰轰烈烈,背后的问题相当严重。转过年来,他又在湖南省农村住下来,搞了44 天的调查研究,更使他百感丛生。 4月3日,他来到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一块“万头猪场”的旧木牌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领先走进去,转了一圈,只看到几头不死不活的瘦猪。在刘 少奇的追问下,当地的一个干部说出了实话,这个万头猪场是在浮夸风盛行时层层 吹出来的,实际上生猪存栏数最多时也只是从农民家中集中起来的几百头。 刘少奇没有批评那个干部,他知道自从“大跃进”以来,这种情况在全国到处 都有。1958年时,山东出了个号称有20万头猪的养猪场。刘少奇听了连连摇头,别 说是20万头猪,就是20万头猪崽集合起来,那该有多么大一片呀!他当即派人去实 地调查,结果发现完全是吹牛皮。 刘少奇吩咐随行人员,当天晚上就住在这个猪场里。随行人员找来一张旧木床 给刘少奇睡,其余人准备打地铺。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问题,在整个王 家湾里都找不到铺床用的稻草。 刘少奇也深感意外:“哦,过去这里是有名的盛产稻谷的地方,现在怎么连点 稻草也找不到了?” 在王家湾猪场住了五天,刘少奇又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这是一个全 省有名的先进单位。他要亲眼看一看这个“红旗大队”的情况究竟怎么样。 刘少奇住进了天华大队一间阴暗的土砖房,开始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还走 村串户,找人个别交谈。每到一处,他总是鼓励群众如实反映情况。 真实的情况越来越清楚了,原来这个“红旗大队”也和王家湾差不多,虚报浮 夸严重,群众生活极为困难,他们想请国家主席吃一顿红薯、芋头,却拿不出来。 刘少奇还发现,群众对公共食堂意见特别大,背后骂声连天,可当面谁也不敢 说,因为上面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谁说公共食 堂不好,谁就是拆桥。 刘少奇也知道关于公共食堂上边有争论,弄不好就会被戴上右倾分子的帽子。 但是他不能闭上眼睛不管群众能否吃饱肚皮。他当即决定,解散公共食堂。 “食堂解散了!”消息传出,许多群众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又把它当作特大 喜讯奔走相告。 5月3日,刘少奇回到了他的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早在1920年, 22岁的刘少奇就只身离家,投身革命。打那以后,除了在1925年五卅运动后因回湖 南养病在长沙同母亲见了一面外,再也没有机会回过家乡,算来已经是40年了。 如今回到了故乡,见到了熟悉的山水,他却无暇寻觅往日的踪迹,他要在这里 了解这几年农村的真实情况,这里毕竟是他的故乡,什么事情要瞒过他,就不那么 容易了。 刘少奇找来小时候一块放牛的农民朋友李桂生,同他一起回忆童年往事,然后 问他:“人们说去年干旱很厉害,安湖塘的水车干了吧?” “没干,还有半塘水。”李桂生肯定地回答。 “还有半塘水,这说明干旱并不厉害嘛!你还记得吗?小时候那一年,塘底干 得晒得谷,那样天干,每亩田还收得两三担谷呀!” “叫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一点影响,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主要不 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李桂生直话直说,一语惊人。 李桂生说着带刘少奇去看附近的公共食堂,指着胡乱堆在地上灶上的炊具、及 碗筷和一小堆葛笋叶,说:“这是全食堂一餐的菜。炒菜只放盐,不放油,吃不饱 呀!” 刘少奇找来担任过大队书记的农民朋友王升平,问他。“你说说看,食堂到底 好不好?” “咯到底是讲得还是讲不得呢?”王升平已经因为“右倾”被撤了职,心有余 悸。 “怎么讲不得呢?”刘少奇鼓励他,“把你请来就是要你讲心里话。实事求是 嘛,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好,讲得我就讲。”王升平壮了壮胆说,“要是叫我和群众说心里话,食堂 还是早散伙的好。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拿朽木冲食堂说吧,开伙时120人,眼下不 到80人,死了十多个,跑了十多个,还有几个得水肿病住在大队临时医院。过去家 家户户养猪养鸡,人了食堂没得吃,养不成。如今20户人家,只剩下集体的一头母 猪,叫鸣的鸡公子都没有……” 他步行到赵家冲看望亲姐姐刘绍德。外甥女鲁新秀告诉他,她家所在的食堂这 两个月就死了11个,她的父亲“吃糠粑粑厨屎不出憋死了”。 70岁的老姐姐颤巍巍地对他说:“老弟弟,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呀!” 刘少奇放开六姐那干枯的双手,头也不回地跨出了六姐家的门槛。他的眼睛里 没有泪,心头却在流血呀! 从这以后,他对食品就好像着了迷,凡是能吃的东西都要尝一 这一年的冬天,他在广东从化养病,散步时看到附近的小山坡上长着橡子树, 就对工作人员说:“橡子面可以做代食品,我们捡一些回去试试看。”橡子捡回来 了,按照他的吩咐,厨师把橡子面做成了窝头。刘少奇尝过后,突然胃痛难忍,豆 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大家都很紧张,他却用手按住胃部,安慰大家说:“没 关系,这是我的胃还不适应,吃点药就会好的。” 后来,他又吃了河北某地用白薯面和其他代用粮制作的一种食品,觉得既经济 又好吃,而且不缺原料,有推广的价值,就连夜写了一篇短文,简明扼要地介绍了 这种食品所用的原料和制作方法,并把食品和那篇短文一起交给了毛泽东。 那些日子里,他只有一个心思,怎么才能让全国人民吃饱饭。我是国家主席, 国民饿肚皮,我要负责任呀! 离开六姐家,他走进一户姓彭的社员家里,看到彭阿婆正在用两块石头架起的 铁锅煮着什么。他弯下腰将锅盖揭起,一看煮的全是野菜。他随手拿起旁边放着的 筷子,从锅里夹出几棵鲜嫩的野菜,送到嘴里尝了尝,自言自语道:“根本没有盐 味和油星。” 他又走进一个处黄的社员家里,打开油坛子,里边是空的,坛子的塞子和坛口 都是干的,说明它已经空了很长时间。打开盐罐子,里边只有少的可怜的一点盐。 主人说不到万不得已是舍不得吃的。 从黄家出来,刘少奇看到小山坡旁有一堆已经风于的人粪,他径直走过去,用 脚踩开搓了搓,仔细瞅了瞅,全是些粗纤维,不禁摇头叹息道:“这是吃野菜多的 结果。” 他又来到公社医院,这里住着几十个病人,其中大部分是浮肿病人。 看过这些病人后,他来到院子中间,对出来为他送行的医生和病人们说:“我 40多年没回家乡了,没想到父老乡亲们今天的生活这么苦,没想到解放十多年了家 乡还是这么贫困。我心里很难过,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各位父老乡亲……” 他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双眼噙着泪花,深深地弯下腰去,向在场的众人鞠了一 个躬。 5月15日刘少奇离开长沙回到北京,赶上了出席5月21日开始的中共中央工作会 议。从会上反映的情况看,党内外的思想仍然相当混乱,集中表现在对形势的看法 上。一部分同志坚持把困难原因归咎于自然灾害,还有的自批彭德怀后余悸尚存, 不敢讲真话。 亲眼看到老百姓的生活那样苦,还有什么犹豫的呢?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 议上大声疾呼道:“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 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 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他又反问道:“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 都是天老爷的关系?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 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少奇收拢住自己的思绪,继续在侃侃而谈。那么鲜明尖锐的 观点,那么生动丰富的内容,而且还敢于实事求是,令与会者感奋敬佩不已。但也 有些人担心刘少奇的一些提法过于大胆,比如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 “彭德怀的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 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错误。”也有个 别人认为刘少奇的讲话对缺点错误讲多了讲重了。更多的人心里想的是:刘少奇是 这么说的,毛泽东会怎么说;刘少奇认帐的错误,毛泽东认不认帐。 还没等毛泽东说话,林彪先说话了。 1月29日下午,林彪大会发言。他是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本来应该讲一讲军队 方面的事情,可是他一张嘴就扯到国民经济上来。他先是承认这几年我们在物质方 面受了一些损失,但马上话锋一转,“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得失 相比,付出一点学费也是值得的。他说的“精神收入”是什么呢?用他的话说,那 就是“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 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地 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 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 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至于目前出现的困难,原因就在于“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没有照 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 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林彪这一番高论,给与会者的心头留下了一道深深的阴影。事情明摆在那里, 本来是中央领导人乃至全党跟在毛泽东后面犯了“左”倾错误,让林彪这么一说, 就变成了领头犯错误的人没有错误,真正的错误是跟着犯错误的人跟得不够紧。换 句话说就是,因为毛泽东在历史上曾经是正确的,所以就一贯正确而且永远正确, 如果出了问题那只能是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受到了不正确思想的干扰。 1月30日这天,毛泽东登台发表长篇讲话,他讲了很多问题,但最引人注目的是 公开做了自我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 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 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 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向别人推 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任的应是我。” 毛泽东的这番话未必是发自内心,因为他在私下里对林彪的讲话非常欣赏,忍 不住大加赞扬,而林彪的讲话恰恰是论证毛泽东绝无一点错误的。 他找来罗瑞卿,对他说:“林彪的讲话水平高,这样的讲话你们能讲出来吗?” 罗瑞卿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我讲不出来。” 在另一个场合里,毛泽东又称赞它“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 兴”。 既然是满意于林彪的讲话,就必然不满意于刘少奇的讲话,因为这二者分明是 两个路子。只是考虑到当时整个氛围,毛泽东才把对刘少奇的不悦乃至反感埋在心 底。“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也许是得意忘形,竟然把毛泽东的这块心病捅了出 来:“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喜欢听别人说自己的好话,这是人之常情,毛泽东也不能例外。因此,林彪在 毛泽东的威信遇到危机之时,站出来为他说话,因而博得了毛泽东的好感,这毫不 奇怪。问题在于,刘少奇也处处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在中共七大上,还是他第 一次对毛泽东思想做了系统的阐述,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 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但人们极少听到过毛泽东对此有过什么表示,如 果要认真探究起来的话,恐怕原因就在于刘少奇拥护毛泽东完全是出以公心和大义, 不像林彪那样带有个人的私心、野心。毛泽东后来也逐渐懂得了“从上之非谓之阿” 的至理明言,但那已经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的事情了。 刘少奇继续半坐半躺在藤椅上闭目沉思。他摸出一棵前门牌香烟,点燃后重重 地吸了两口,随即吐出浓浓的烟雾。 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朱老总在七千人大会期间说了这么一段话:“反‘左’ 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 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 刘少奇与朱德深有同感。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大跃进”闯下了大祸,是 “左”在误国误民,应该狠狠地反一反了。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两个星期,也就是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 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连着开了3天。常委当中毛泽东、林彪离京外出没有到会,其余 都参加了。因为人数不多,只有几十人,会议地点就放在了中南海西楼会议室。所 以后来称它为西楼会议。 会议首先讨论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出的年度报告。核算下来,发现当年财政收 支将出现30亿元赤字,这是原先没预料到的。这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将十分危 险。刘少奇批评经济部门没有揭露矛盾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有赤字要 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 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 针对那种一味歌功颂德的现象,刘少奇批评道:“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 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 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这是不是毛泽东在他那张大字报中指责的“右倾”呢? 为了统一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刘少奇请出了一度受到批评和冷落的陈云, 由他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毛泽东对于这个人选非常满意,曾这样慨叹道:“国 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在陈云的主持下,中央财经小组提出了1962年调整计划,下决心对国民经济作 出大刀阔斧的调整,不惜“伤筋动骨”。 有人对此提出了疑问,刘少奇却大力支持。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阐述了调整计 划的重要性后,大声疾呼道:“‘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这是不是毛泽东在他那张大字报中指责的“右倾”呢? 1962年3月4日,刘少奇两次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 报中共中央的诸多决策,听取意见,也直率地谈了他对“三面红旗”这个敏感问题 的看法。 说到“总路线”,他认为还要继续执行,但过去执行里头有偏差。 说到“大跃进”,他认为这个口号现在取消太早了,但过去解释有片面性。 说到“人民公社”,他说:“从前提过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现在人民公社 大是大,公就看不那么清楚,现在搞到小队核算,似乎也不那么‘一大二公’了, 因此,这个口号要不要?要不要取消?现在这个问题看不大那么清楚,但是再过多 少年可能看得清楚。因此,这个‘一大二公’的口号我们也还不取消,放到这里再 看嘛。有人说,人民公社办早了。也可以说,人民公社迟几年办是可以的。问题是 群众已经办起来了,我们还是站在群众前面去领导人民公社,主要的经验,不应该 一下子全面铺开,高得太急了。总之,‘三面红旗’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而且 继续为这个‘三面红旗’奋斗。有些问题现在还看不大清楚,但是再过5年、10年, 再来总结经验,就可以进一步对这‘三面红旗’作出结论。” 这些话让毛泽东听到了,能不说自己“右倾”吗? 还有在这之后,他曾几次找政法部门负责人谈话,要他们好好总结这几年混淆 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随意关人捕人的教训,把弄错了的改正过来。在此之后, 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处分的干部、党员进行甄别平反和为右派摘掉“右派分 子”帽子的工作便加快进行了。 毛泽东批评的“右倾”是不是指这个呢? 刘少奇忽然挺直腰杆坐起来,眼睛也随之睁开了,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从来 不会文过饰非,总是愿意接受批评和帮助,但他不能把正确说成是错误。 他相信自己说过的那些话,做过的那些事情都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经得住 历史的考验。 想到这里,他的心情变得坦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