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王光美被揪斗,刘少奇一气之下病倒在床。他预感到自己即将遭到不 测,对妻子和儿女说了遗嘱。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由来已久。 自从看了戚本禹的那篇文章后,刘少奇一连几天没有睡觉,身体变得十分虚弱。 他本来到了颐养天年的岁数,身心状况又极需调理,可是一个比一个更大的打击却 接踵而来。 4月8日,中央办公厅发来一封信,通知王光美去清华大学做检查,并说明这是 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过的。 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造反派早就扬言要揪斗王光美,而且屡有动作,但一 直为周总理所拦阻。周总理表态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是个执行者,不必 去检查。”刘少奇的问题升级后,康生、江青竟在中央会议上向周总理施加压力, 声称:“王光美不去作检查,学生就要来揪。”毛泽东不再保护王光美,周总理也 就没有办法了。 刘少奇看完那封信,什么也没说,表情也很平静。既然是组织决定,作为共产 党员就应该执行,他竭力在心中这样说服自己,但强烈的内疚感却使他的内心深处 掀起了一阵阵惊涛骇浪,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是一个人把所有的痛苦都咽了下去。 没有人知道表情安祥的刘少奇心中竟有着如此巨大的痛苦。 晚饭过后,王光美正与几个孩子交谈,突然看见刘少奇扶着墙走进来,面色铁 青,大滴大滴的汗珠顺着他的面颊淌下来。 王光美和孩子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七手八脚地把他搀进卧室里,又急忙去 找大夫。 刘少奇躺在放在地上的床垫上,双目紧闭,牙关紧咬,好像昏过去了。 大夫来了。他检查了一遍,说没有事,给了几片药,转身走了。 刘少奇已经清醒过来了,却还是没有睁眼睛,只是无言地握了握王光美的手。 在这一瞬间,王光美完全明白了他的心思。望着他那清瘦的面庞,望着他那满 头的白发,上一次他生病时的情景不由得浮现在她的眼前—— 那是1965年12月底的时候,刘少奇患了重感冒,还发高烧。感冒发烧算不上大 病,但对于刘少奇来说却非同小可,他有肺炎的前因,很容易被高烧诱发出来。但 他却照样工作,还警告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许对外说他有病了。 这件事最终还是让周总理知道了。 这一天,保健医生把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请来为刘少奇作检查。黄树则为刘少 奇看完病后,刚刚从他的房间出来,正好与匆匆赶来的周总理碰了个对面。 “少奇同志病情怎么样?”周总理一见到黄树则,就急切地问道。 黄树则把刘少奇的病情向周总理做了汇报。 “少奇同志太累了!”周总理心疼地说:“前天,他把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稿一 口气看完了,看了一整夜。我劝他暂且不要看,可是他坚持要看。” 周总理走进刘少奇的房间,问候了几句,便起身握手告别了。 从刘少奇的房间里出来后,周总理神情严肃地责问道:“少奇同志病了,你们 怎么不请光美同志回来?” 刘少奇的卫士有点委屈地解释道:“我们也提出过,但少奇同志不同意,怕干 忧光美同志的工作。” “请光美同志回来一趟,就说是我说的。”周总理嘱咐道。 总理走后,由卫士组长李太和打电话给王光美,把刘少奇生病的消息告诉给她。 王光美连夜乘当地某空军部队的吉普车赶回北京。这时候,刘少奇的高烧还没有退, 周总理又给王光美打来电话:“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不要离开他。” 那一次,刘少奇的病拖了大半个月才好,经过医护人员的紧张救治,刘少奇的 病情才逐渐好转了。 这一天晚上,窗外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刘少奇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便把身 边的工作人员和孩子们叫到自己身边。他有话要说。 “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要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 十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 按照他的设想,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改革教育,实行全日制和半工半读 两种教育制度;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缩小三大差别,这些都是需要全力抓 好的事情。他有信心把这些事情干好,但现实却让他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信心。他真 是不甘心呀! 刘少奇休息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下去: 我们在山东、河北一带发现了大油田,建立工业基地,这可以使荒僻的小镇发 展成新型的工业城市。有电、有油、有铁路和公路网,同时带动附近农村现代化。 在招工时要注意招收女工,不要使农田只剩下女社员干活。” 刘少奇讲着讲着便不由得兴奋起来,苍白的脸颊上涌起了红晕,一幅宏伟的蓝 图仿佛在他眼前展现开来。“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 那一天刘少奇说了很多话,但给王光美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他希望能再活 10年。这个希望并不算奢求,而且他要这些时间不是为了个人享受,而是想为党和 人民多做一些工作。可是有人偏偏不想让刘少奇实现这个心愿。他们这不是和刘少 奇一个人过不去,而是不想让全国人民过好日子啊! 想到这里,王光美的眼窝湿润了。她的心头流出来的可不是泪,而是血呀! 这天晚上,刘少奇昏厥了好几次。幸好这一次病来得快,去得也快,第二天刘 少奇就能勉强起床了。 第二天吃中午饭的时候,平平带回来一个令人忧虑的坏消息:据说清华大学的 造反派已经放出风来,他们准备召开一个“盛况空前”的批斗大会,以此在“文化 大革命”的历史上写上“辉煌”的一页…… 还没等平平说完,刘少奇就发怒了。他一使劲推开饭碗,怒吼起来: “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 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 王光美故意作出据理力争的样子:“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 应该是我去向群众检查……” “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刘少奇胸中的怒火在燃烧。“我绝没有反 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对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我一直是拥 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 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2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 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 刘少奇说到这里,把手中的汤勺猛地往桌上一摔,手都微微颤抖了。“别人就 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 把人抓起来!?” 刘少奇稍稍停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一下,又说:“去年八月,我就 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 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这么多干部都被打倒了,将来的 工作谁去搞?生产谁来抓?” 说到这里,刘少奇发现孩子们都在静静地望着自己,一个个神情是那么严肃庄 重,便对他们说:“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还是现 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及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 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刘少奇长出了一口气,似乎他的话已经说完了,又恢复了往日安祥的神态。 刘少奇说到了死,而且语调有些凄凉,使得王光美和孩子们流起了眼泪。 “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刘少 奇缓缓地说,像在交待一件很平常的家事。“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 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王光美还记得。那是1956年的时候,由毛泽东倡议并带头,中央领导人都签名 同意死后火化。从中央开会回来,刘少奇把这件事郑重其事地给王光美说了。王光 美听了,当时也没往心里去。而现在的情形却全然不同了。自从“文化大革命”开 始以来,已经有不少高级干部死于非命。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山西省委第一 书记卫恒、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都死的不明不白,被说成是“自杀”。煤炭工业部 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毒打致死,遗体上有32处伤,颈部有数处血洞,惨不忍睹。刘 少奇被称作“头号走资派”,他的人身安全还能得到保证吗? 想到这里,王光美不禁悲从中来,泣不成声地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 到你的骨灰呢?” “会把骨灰给你们的。”刘少奇语气坚定地对孩子们说:“你们是我的儿子、 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 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 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我是人民的儿子,你们 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孩子们不再流泪了,他们听得出来,爸爸这是在说遣嘱。他们瞪大了眼睛,仔 细静听,生怕漏掉一个字,又把这些话默默地记在心里。 刘少奇站了起来,坚定而又响亮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 说完,他便回到他自己房间去了。 这天晚上,刘少奇彻夜未眠。 4月10日早晨6点半钟左右,王光美被造反派押到清华大学中央主楼。 离开中南海之前,王光美在福禄居的会议室里同来揪她去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发 生了激烈的争吵。他们非要王光美在检查时穿上随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时穿过的 旗袍,还要戴上那时戴过的项链。王光美坚决不答应,她愤慨地质问道:“要我去 作检查,为什么要我穿出访的衣服?” “你出访时穿戴的衣服,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次去 作检查也必须包括这些内容。”造反派们振振有辞。 “要我去检查可以,但我只能穿在清华大学参加运动时穿的衣服。” 王光美就是不穿,他们也没有办法。毕竟这是中南海,刘少奇的警卫人员还没 有撤,他们不敢动硬的。但王光美心里明白,清华大学是蒯大富等人的大本营,到 了那里就由不得自己了。因此,她做好了从批斗会上直接被押进监狱的打算,随身 带上了牙刷、毛巾等一应生活用品。这是她背着刘少奇偷偷预备好的。 王光美预料的不差。到了清华大学,自称是“打鬼队”的几个年轻力壮的年轻 男女,就强制性地给王光美穿上旗袍、高跟鞋。他们找不到项链,就把乒乓球串起 来,挂到王光美的脖子上。 她没有预料到的是,为了批斗她一个人,造反派们居然把彭真、薄一波、陆定 一,蒋南翔等300多人拉来陪斗。王光美一看这架势就明白了,造反派们不会有这么 大的神通,肯定又是江青他们那伙人在背后操纵。政治局的常委们只是同意我来做 检查,他们知道这里正在制造的是一场什么样的闹剧吗?这么多干部当众受到侮辱, 这难道不是往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脸上抹黑吗?她在心里暗暗下决心,如果能让 我回去,我一定要给毛主席写封信。 这次批斗会的详细情况,刘少奇是事后从王光美和孩子们口中得知的。 孩子们告诉他,在这个据说有30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造反派们公然对他们 的妈妈拳打脚踢。那些人逼迫她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她义正严辞地驳斥道: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永远不反!” 王光美告诉丈夫,在正式的批斗会前后以及中间,她曾三次受到小范围的批斗。 造反派们除了翻来覆去地把那些不知问过多少遍的问题又提了出来,还要求王光美 对戚本禹在那篇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做出回答。王光美一条一条地谈了她 的看法。她还这样告诉那些人:“我等待毛主席讲话,等毛主席讲最后一句话。” 刘少奇双眉紧蹙,静静地听着孩子们和妻子的诉说,却一句话也没说。那天晚 上,他一口饭也没吃。 他吃不下去呀! 记得那是在延安的时候,抗日军政大学的一些同志要求批判张国焘,毛泽东亲 自嘱咐一位负责同志说,批判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骂他,不要让他站着,口渴了 可以喝水,可以做记录。那次批判大会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做了,收到的效 果非常好。 屈指算来,不过是过去了30多年,莫非毛主席现在改变了主张?不会!一定是 那伙人暗中捣鬼!他支持王光美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让他不至于受人蒙蔽。他还怀 着和王光美同样的心思:“等毛主席讲最后一句话。” 刘少奇想了很多,却总也想不出什么头绪来,他的心情越来越沉重。随着时间 的流近,他的期望越来越渺茫,失望的阴影越来越大。一向冷静平和的刘少奇开始 变得烦躁不安起来。 有一次,郝苗把饭做好了,叫他去吃。他好像没听见,坐在那里直出神。 又有一次,郝苗给他煮了两个鸡蛋,他刚吃了一口,就突然发起了脾气,非说 是生的不可。郝苗知道他心情不好,就动手剥去蛋壳,指给他看:“跟平常一样, 不生。”过了好一会儿,刘少奇才好像明白过来,不好意思地对郝苗说:“我错了, 向你道歉。” 刘少奇这些反常的表现都落在了王光美的眼里,她不由得急在心上。她知道现 在无论说什么话,也安慰不了他,但她又不知道该想个什么办法才好。 “你已经不工作了,把国家主席辞掉算了。我说你能不能再正式提一提。我和 孩子们劳动养活你。”王光美和丈夫商量道。 刘少奇曾经跟周总理谈过辞去国家主席的想法,但那时候他恐怕让组织上为难, 也就没怎么坚持。现在他看清楚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没那么好受的,不会让我回乡种地。我下去了,他们还批什么?” 王光美想起来,前一段时间,中南海里又出现了一批揪朱德、陈云的大字报。 刘少奇听说了这个消息,曾经痛心地对王光美说:“糟糕,又要整倒一大批老干部 了!” 想到这里,王光美叹了一口气,说:“现在看来,这场文化大革命,好像是林 彪和江青他们搞的一次反革命政变,专打从中央到地方上持工作的一二把手。” 刘少奇未作回答。王光美的话在他的心里引起了巨大震动。他先是觉得王光美 的这个推测过于大胆,但接下来细细一想,又不得不承认确实很有些道理。 这一夜刘少奇又没有睡着。 从王光美的话他想起了当年搞“四清”运动时,毛泽东就提出过要整“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俗地说,当权派就是一二把手。刘少奇对此持不同意见, 由此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就是在实践毛泽东 几年前的理论主张,那么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动机和目的就可以看的很清楚了。 刘少奇相信毛泽东的动机和目的都不坏,但是最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毛泽东不 是也这样教导过我们嘛,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呀! 刘少奇的思想就像倒转的车轮一样,飞速地滚回到1963年。 那一年的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发动两个运动:一 是在农村进行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是在城市开展“五反”运 动。“四清”就是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五反”就是反对 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 和中共中央决定开展这场运动,本意就是为了打击犯罪,抵制腐败,防止产生修正 主义。 刘少奇是赞成毛泽东意见的。他在会上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 现在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严重的 铺张浪费、蜕化变质、违法乱纪、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阶级斗争,不办事 情,不好。” 为了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中央先后订了两个文件(草案)。由于 这两个文件都有10个条文,所有习惯上称为《前十条》、《后十条》,这两个《十 条》都讲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期刘少奇忙于出访周边邻国,没顾得上参与两个《十条》的讨论。 进入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由点到面展开,刘少奇的注意力也开始转 向这场运动。这个时候,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的影响,四清运动中揭 露出来的问题不仅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触目惊心:干部贪污腐化,地富分子反攻 倒算,基层组织变成两面政权,还有什么“牛鬼蛇神”、“变天账”、“美人计” 等等,似乎比比皆是。 阶级斗争的形势被估计的越来越严重了。在1964年五六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会 议上,毛泽东提出: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刘少奇则说:“和平 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 中共中央决心把社教运动搞深搞透。1964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四清 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并负责修改《后十条》。 刘少奇来到广州住下来。先是由田家英和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起草 《后十条修正草案》的初稿。初稿出来后,刘少奇又改了一遍,加写了一些话。8月 16日,他让四家英把《后十条》的修改稿带回北京,呈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请 主席和中央审核”。 修改稿拿到北京,先印发给正在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大区中央局第 一书记和其他与会人员讨论提意见,又经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审阅 修改,最后形成正式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 草案)》。后来习惯上称这个文件为《后十条修正草案》。 这《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农村形势估计的更加严重。里面提出:拉拢腐蚀干 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强调要把发动群众 放在第一位,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样一来,基层组织和干部被撇在一边, 打击面扩大,四清运动在原来已经“左”了的路子上又向“左”跨了一大步。 转眼到了1964年的年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举行换届的三届一次会议,各地 领导同志都到北京来参加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召集各中央局 第一书记等负责干部开一个工作会议,讨论一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工作会议是12月15日开始的。本以为开个十来天就可以结束,谁知中途发生意 外情况,会越开越长,到1965年1月14日才正式结束。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仍 按原定日程从12月21日开始,到1965年1月4日结束。 刘少奇在这两个会上都是主角。在党内,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日常工作由 他分管;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他是国家主席的候选人。两个会议交叉开,他只 好两边跑。 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开头一段比较顺利,讨论起草了一个政策性文件。可 到后来,围绕四清运动的性质等问题,毛泽东、刘少奇的看法不大相同,以致产生 严重分歧,而且在会上表面化了。 12月20日,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 讲了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看法。他又当众询问毛泽东:“陶铸同志提出,当前农 村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是这样提,还是说原 来的地富反坏跟腐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回答说:一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 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 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认为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 矛盾交织在一起。他不能同意毛泽东的那些看法。 毛泽东不满意地当场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没有作声,毛泽东却谈兴正浓,他先引用了杜甫的一首诗:“挽弓当挽 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接下便即兴发挥道:要擒大的,先 搞豺狼,后搞狐狸,大的倒了,狐狸慢慢清。这就抓住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 不行,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在党中央的会议上发生一点争论也是常事,刘少奇虽然被批评了几句,他也没 往心里去。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订了几桌菜,邀请部分中央领 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和少数部长、劳动模范、科学家同他一起过生日。毛泽 东同钱学森、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董加耕等一些劳动模范、科学家坐在一桌, 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安排在别的桌子上。 在喝酒前,毛泽东作了即席讲话。 “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 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有来,李敏没下乡,她没有资格。李讷没有回来,下乡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口气变得尖刻起来:“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 出修正主义才怪。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 主义者。” 往常在这种场合,毛泽东总是谈笑风生,今天却是一脸严肃。他的话闪烁其词, 使人听不大懂,那些基层来的劳动模范更是莫名其妙,只是隐隐感到毛泽东今天情 绪不好。 毛泽东把脸转向李富春,不客气地大声问道:“富春啊,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 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 李富春笑了笑,没有作声。他知道毛泽东的这些话不是对自己来的。毛泽东和 李富春个人关系很深,因而他要批评什么人时,如果有李富春在场,就经常爱拿他 做个话头。 毛泽东接着往下讲,还是那种独特的漫谈式风格,似乎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你们都是有功之臣,我要感谢你们;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所以没有什么发言权; 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有 的机关搞“独立王国”;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等等。 刘少奇听得出来,毛泽东是话里有话,其中有一些是针对自己来的,但在这个 场合里,他不好说什么,只能出耳朵听。 这顿生日寿筵,从头到尾只听毛泽东一个人说话,大家吃得索然无味。 隔了一天,12月28日,毛泽东手里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 党章程》两本小书进了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出席在这里继续召开的中央政治局 工作会议。 没有人知道毛泽东拿这两本小书来出席会议的用意。 “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开始发言: “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交叉 的教育运动。1962年,北京一个月,北戴河一个月,搞出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阶 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资本主义。” 说到这里,毛泽东指了指放在他面前的那两本小书,不无恼怒地说:“请你们 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 的,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 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冲谁来的呢? 邓小平在心中叫起苦来:看来是毛泽东误解了我的一片好意。邓小平作为会议 的组织者,考虑到平时一般性的会议毛泽东大多不参加,而这次会议也是讨论具体 工作,大部分是各地汇报情况,于是他就好心好意地向毛泽东提出,你的身体不好, 这个会议不必参加了。没想到毛泽东弄错了他的意思。 刘少奇也在心中叫起苦来:看来是毛泽东自己多心了。在上次会议上,刘少奇 正在发言,毛泽东插进话来,说了一通四清运动的性质。刘少奇以为毛泽东讲完了, 就接着自己原先的话头继续说下去,他没有注意到,毛泽东还有话没有讲完。如果 在平时,这样的小事不会被认为是无礼的表示,而当时毛泽东正在阐述与刘少奇截 然相反的观点,所以他就误以为是刘少奇故意不让自己把话说完。 进入1965年后,这边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进入下一个阶段,那边的第三 届全国人大进入尾声。在全国人大这边,刘少奇受到3000多名人大代表热烈拥护, 又一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在中央工作会议那边,他却遭到了毛泽东连 续的不指名批评。 1月3日,就在刘少奇连任国家主席这一天,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针对刘 少奇所肯定的四清工作队的一些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 开会。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不打,集中了15000人搞一个县,我看是搞了繁琐 哲学。 1月5日,毛泽东又批评说:怎么来了个四清四不清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 矛盾的交叉?哪有这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 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这次会议刚开始时,已经由工作班子起草好了一份政策性文件,现在当然不 能用了,必须安毛泽东的意思推倒重来。陈伯达亲自挥笔上阵,起草了一份定名为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有23款条文,困而通常 称它为《二十三条》。这份文件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以来各地出现的一些极 左作法,但却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突出了整“走资派”的内容。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那些批评,大都原封不动地写进了这份文件中去。 看了这份文件,柯庆施、康生等人抢着表态,说毛主席的说法全都符合马列主 义,社教的重点就应该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仍然坚持他原来的观点,不同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 提法。他认为这个提法在马列著作里从未见过,运动中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 题,最好不要说成“派”,一说“派”,涉及的人就多了。 周总理也觉得《二十三条》中有些提法不妥,便提议道:“说中央有后台,这 个问题太严重了吧。但可能在中央的一些部门里有他们的后台,是否改成‘甚至在 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周总理的意见部分被采纳了,刘少奇的意见则全都被否决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会议,这个《二十三条》文件,竟使毛泽东、刘少奇这两 位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间出现了深深的思想分歧。参加会议的不少干部看出了 这一点,很为这种状况担心。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领袖的威信,周恩来、贺龙去找 刘少奇谈心,希望他能主动找毛泽东致歉,消除一些不应有的误解。 刘少奇照办了,找机会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似乎原谅了他,在过后 不久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当着许多领导同志的面说:我批评少奇同志了,但 你们今后还是要听他的话哟!在场的同志听了这话,心里顿时暖洋洋的,一块石头 也落了地。 柯庆施觉得这件事不会这么就过去了,他以打听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为名,找到 江青探听底细。 江青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她正想利用两位主席闹矛盾的机会生事,一见有 人找上门来,便大惊小怪地说: “哎呀!主席很后悔,说自己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是看错了人, 现在必须回到一线主持工作。” 再说刘少奇,性情梗直的他当然不会去搞那些蝇营狗苟之事,他向毛主席做了 自我批评,完全是从大局出发,并不是见风使舵。至于他的真实想法,还是认为自 己没有错。不过,当时他也没有预料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 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因而没有那么坚决那么直接地加以反对。如今,“文化大 革命”的惨烈进程和个人的经历使他完全看明白了,当初他与毛泽东的争论绝不是 简单的文字之争,而是关系到千百万人的政治命运乃至身家性命的大事。然而,现 在想明白了却为时已晚,面对着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无数领导干部被打倒的现实,他 是无能为力。 回顾往事,他还想明白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毛泽东不会说出那句他和王光 美期待已久的话,原来毛泽东早已在心底就对自己有着深深的不满,兴许从那场争 论过后,他就不再信任自己,或许还动了打倒自己的念头。 刘少奇的这个推测后来被毛泽东自己证实了。 1970年12月28日,毛泽东接见美国友人爱德加·斯诺。斯诺在延安时期就与毛 泽东相处得很友好,因而在他面前丝毫不拘束,而且提起问题来也不加掩饰: “你是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摘掉的?” “那就早喽!”毛泽东答道:“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第一条是说四 清,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毛泽东说这番话时,刘少奇已经离世一年了。如果刘少奇在活着的时候听到毛 泽东的这些心里话,真不知道他会有何感慨。 刘少奇整整思考了一夜,终于得出了一个他一万个也不愿意承认的结论。 第二天,他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王光美:“你昨天说的看法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