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王光英被逮捕,孩子们被迫离家,福禄居中只剩下刘少奇孑然一身。 为了把刘少奇打成“叛徒”,江青等人不惜劳民伤财。就在刘少奇70岁生 日这天,他听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 1967年9月13日上午10点钟,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几个孩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们 立即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 他们要求最后看爸爸妈妈一眼,被一口拒绝了。他们要求能在假日里回家看看, 又被一口回绝了。他们故意慢慢腾腾地收拾东西,想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样就 有机会见到爸爸一面,但却被人家发现了用意,不由分说地就把他们的几个小行李 卷扔上了卡车。 卡车驶离福禄居。 站在空荡荡的车斗里,遥望着逐渐远去的家,泪水模糊了他们的双眼。他们不 忍心就这样撇下正在遭受磨难的爸爸、妈妈,但又不得不这样凄惶而去,只能在心 中默默送去儿女的祝愿。 爸爸,你要多保重呀! 经过上次批斗会的折磨后,刘少奇的腰就伸不直了,打伤的右腿使不上劲,走 路时只能双手扶着窗台一步一步蹭着移动。可是,一见到远处孩子们的身影,他就 马上收回双手,强伸直腰,他这是怕孩子们为他伤心难过呀! 妈妈,你要多保重呀! 上次批斗会开过后,王光美又被押回后院,她的头被打破了,还被强迫搬砖, 美其名曰“劳动改造”。她背着一大筐砖,吃力地挪动着脚步,一位哨兵看见了, 就大声“训斥”道:“你不会一次少背几块嘛!”就因为这么一句话,这个哨兵立 即被处理复员了。 卡车驶离中南海。 站在空荡荡的车斗里,遥望着渐渐远去的熟悉的地方,想到即将来临的种种艰 险,他们的耳边响起了爸爸那坚定有力的叮咛。 有一次,平平和亭亭被“勒令”到学校去接受“阶级教育”,王光美走进她们 的屋子,发现平平日记本里写下这样的一段话:“亲爱的爸爸妈妈呀,你们为什么 要生我?我本来就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 王光美看过后心如刀绞,拿起日记本就走进刘少奇的办公室。 刘少奇发现王光美满脸泪痕,有些吃惊,就从她手里接过那个日记本。 第二天,刘少奇把平平、源源、亭亭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 “人民现在认为我没有把他们交给我的工作做好,他们生气,对你们也有过火 行动。你们要千方百计地理解群众,决不能有对立情绪。要经得住委屈。” “年轻人要勇敢地走自己的路,你们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 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 “只要你们在人民中好好学习,好好劳动,他们会了解你们,爱护你们的。人 民最终会信任你们,人民会做你们的父母。” 活下去!不管是批斗还是辱骂,不管是监狱还是镣铐,都要勇敢地活下去。为 了妈妈的希望!为了爸爸的重托! 他们当时还不知道,就在他们被迫离开家的同一天下午,赵阿姨带着小小也被 赶出了中南海。当天晚上,他们的妈妈正式被捕入狱。 刘少奇更不知道这突然发生的一切。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拖着打伤的腿,一步 一步地蹲着,想远远地看上孩子们一眼,但是他什么也没有看到。 他又佝偻着身子,蹭到后院墙根,王光美就被关押在那里,但还是什么动静也 没有听到。有一天,一堵高墙连夜筑起,他再也不能出门到后院墙根去了。 终于,他知道了福禄居中只剩下他孑然一身。这猝然而至的沉重的打击使他变 得神志恍惚起来,常常呆呆地坐在那里出神,一坐就是小半天。 他的肉体被禁锢在这里,他的心却随着妻子儿女而去了。他托警卫人员转告孩 子们:“让他们与爸爸妈妈划清界限。”他相信孩子们会正确理解他的用意。年初 的时候,他曾经跟他们说过:“我欢迎你们严厉地批判,也允许你们跟我划清界限, 但是一定要讲真话。你们要相信爸爸、妈妈没有欺骗你们。” 刘少奇终于意识到,他已经落入一伙坏人的魔掌,一切争辩都无济于事了。从 此,他不再写信,不再申述,说话越来越少,最后索性连一句话也不说了,用沉默 来表示他无声的抗争。 已经是风烛残年的刘少奇,连对一只蚂蚁也不会构成什么威胁了,但江青那伙 人还是不肯放过他。 他们知道,要想彻底打倒刘少奇,必须给他戴上诸如“叛徒”、“特务”、 “内好”之类的帽子,而这些罪名虽然可以凭空编造出来,但要想掩人耳目,起码 还得有捕风捉影的“风”和“影”才交待得过去。 于是,他们把诬陷王光美当作突破口。王光美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那可是一 个教会学校,里边就没有特务?后来王光美又到北平军调处中共代表团里当翻译, 翻译自然要跟外国人打交道,那特务还少得了吗?如果能把王光美定成特务,也就 可以顺水推舟地把刘少奇定为特务。 按照江青的指示,凡是能够对证明王光美有问题起一点作用的人全部抓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祥被抓来了,就因为他当年在辅仁大学任过教,给王光 美当过老师。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的主任苏士文被抓来了,就因为王光美当年在军调处工作 时,介绍他去张家口参观过。江青在这里还耍了个花枪,不让公安机关直接出面抓 人,而是授意群众组织将他揪送到公安机关。 曾经给杨承柞及其夫人袁绍英当过保姆的祁妈,也在王光美家里干过几个月的 保姆。得到这个线索后,江青如获至宝,亲自批示道:“一定要找到祁妈!请东兴 同志注意。”祁妈很快就“找到”了并被关进监狱。 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曾在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王光美 就是由他介绍到军调处任翻译的。这样的人当然更不能放过。 审问者问崔月犁,美国在北平的特务机关所在地是哪儿,他不知道;审问他东 四六条门牌多少号,他也不知道。于是,审问者逼他数数字,从1、2、3、4数到38, 这群人扑上来就是一顿毒打:“你早知道,为什么不说?”崔月犁根本不认识杨承 柞,连名字也没听说过。审问人又逼他背“百家姓”,背诵到“蒋沈韩杨”,又是 一顿打。他们拿来杨承柞的像片,背面写着“杨承柞”,给他看,让他念。 就这样,崔月犁成了杨承样介绍王光美做“特务”的“证人”,也成了他自己 介绍王光美“打人”我方代表团的“证据”。 张重一教授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的代理秘书长,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 美,但是他认识杨承柞及其夫人袁绍英,而杨、袁二人认识王光美。就凭这样一个 说不上什么联系的联系,张重一就被定成了证明刘少奇、王光美是“特务”的关键 人物。 当时,张重一已是肝癌末期。据医生鉴定:张的眼睛明显出现黄疽,大量便血, 脸部已出现“恶意像”,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对待这样一个生命垂危的老教授, 江青竟亲笔批准了专案组对张重一进行突击审讯的报告。 为了争取时间获取口供,先是由解放军总医院在监狱内对张重一采取了医疗监 护和急救措施。当张重一病情急剧恶化时,又把他移人解放军总医院,靠着药物和 医疗手段,张重一的生命延长了7天。就在这7天里,他受到了日夜不停的审讯。在 他进入昏迷状态的时候,靠着审讯者的诱供、逼供,张重一语无论次地说过王光美 是“特务”。可是当他在临终前一段意识清醒的时间里,他明明白白地告诉审问者: “这个问题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谣言。”“王光美是个共产党员。” 对张重一的最后一次审问,从10月31日上午9时一直持续到24时,整整15个小时。 两个小时以后,张重一就惨死在病床上。 就凭着一个重病老人在昏迷状态中逼问出来的混乱语言,再加上另一个垂危病 人杨承样的一些“口供”,王光美“美国特务”的罪名就被定下来了。 这里需要特殊记述一笔的是,专案组最初写《王光美特务问题情况报告》时, 还有些心虚,只是说从调查和审讯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 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没有事实根据,“基本上可以断定”,已属很荒谬了, 而江青看后却不满意,在报告上画了个大大的“×”,批道:“搞的不好,退王专 案组。”后来还是康生亲自起草报告,就变成了“根据现有材料证明”,仅就杨承 柞等人口供“证明”,王光美是“美国特务”,而且又是“日特”、“国特” 既然王光美成了“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江青还嫌这个 份量不够,又凭空捏造出刘少奇是“美国远东情报局代表”(一说是特派员)的神 话。 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从1967年3月就已正式开始,但那时候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 种请示报告都用的是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当王光美的罪名被定下来后,对刘少奇 的审查就明显加快了速度,到了1968年4月下旬,“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招牌 便公开亮了出来。 被关押在中南海福禄居中的刘少奇,对于关于他自己专案的种种情况,全都一 无所知。在对他立案、审查、定案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关专案的任 何消息,更没有人来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述。就连专案组的人也觉得这样做不大妥当, 当面向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这个要求当即被驳回。他们害 怕露出破绽,又对专案组的人不信任,因此拒不同意专案组的人和刘少奇见面和接 触。 江青之流在这边忙着给刘少奇罗织罪名,那边又对重病缠身的刘少奇放心不下, 于是给监视刘少奇的人下了一道严令,决不能发生任何意外。这一来,福禄居里的 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刘少奇的住处门口加了双哨,看守们如临大敌。 这一天,几个士兵奉命来搜查刘少奇的房间。搜查完了,又要他把皮带解下来。 这是干什么?怕我自杀?刘少奇厉声抗议,可是话音未落,他就被按倒在地, 皮带被强行抽走了。 刘少奇气得浑身打颤,半天没有爬起来。 又一天,中央文革小组的得力干将退群来了,他自称代表“中央”,要给看守 刘少奇的警卫战士训话。这些战士因为过去提任过保卫刘少奇的任务,就被骂成是 “地道的保皇兵”,枪被下了,证件也被没收了。有人稍微对刘少奇留一点“情面”, 就立即被批斗、关押或者遣送回农村老家。 迟群恶狠狠地说:“刘少奇就出在你们这儿,你们中毒最深,要肃清流毒。你 们现在的任务已经根本变了,不是警卫,而是看管刘少奇。”说到这里,他又咬牙 切齿地补上一句:“要好好地看管,不能留情。” 在这样的威逼和恐吓之下,没有人再敢给刘少奇行方便了,更别说出于人道对 他的生活起居加以照顾了。 由于批斗会上的扭打,他的肩周炎又发作了,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 可是没有人敢帮他的忙。 由于腿被打伤了,去饭厅吃饭,短短30米的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 时。这哪里是走,就是一点一点地往前蹭。每蹭一步,他的头上都会滚落下一串汗 珠。可是看守他的战士谁也不敢上来扶他一把。 后来他根本走不动了,警卫人员只好把饭给他打回来吃。警卫人员害怕被骂作 “保皇兵”,不肯每餐都去打饭,于是便一次多打一些,让刘少奇多吃几顿,刘少 奇本来就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饭馊菜,便常拉肚子,使得他的身体越发虚 弱,吃饭的时候手颤抖的不听使唤,饭怎么也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怎么能够受得住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他的身体急剧 地垮下来。1968年3月以后,他的病情明显加重。4月12日中央警卫局整理的《刘少 奇情况反映》写道:“据大夫检查,刘的神智不大清楚,表现定向,辨别不清,表 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应,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腿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 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穿、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时,还不知纠 正。” 可是,负责监视看守刘少奇的人却这样告诉警卫战士:“此人狡猾,不能排除 有意这样做的可能。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要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当刘少奇病得太厉害时,也有医生护士来给他看病,可是每次看病前都要先开 一个批判会,喊过一阵口号之后再看病。医生检查病情的时候,一边用听诊器狠狠 敲打,一边大骂:“你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护士打针时也毫无耐心可言,操起 注射器就使劲乱捅。 这哪里是看病,简直跟上刑差不多。 刘少奇并不想责怪这些人狠心,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把他描画成青面獠牙魔鬼的 人,但他不能不让这些人知道他们正在干什么,他不能听任折磨: “你们给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 刘少奇说的这些话不但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反而让人家把他服用多年的维 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S860给停了。 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医治,刘少奇的病情终于恶化。7月9日,他的支气管炎急性 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危急。这时才有人出面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 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们会诊后提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 可能发生意外”,建议将病人撤离监护环境住院治疗,但却得不到批准。没办法, 只好从北京医院拉来一些医疗器械,就地治疗。 刘少奇的卧室很快布置成了病房,放上了氧气钢瓶、点滴注射吊架。经过抢救 医治,到7月24日刘少奇总算又缓了过来,脱离了危险期。 打那以后,刘少奇只能整天躺在床上,在重病的折磨下苦熬。他已经失去了生 活自理能力,却得不到应有的护理。没有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起床大小便。 因为不能活动,他的双腿肌肉渐渐萎缩,他的胳膊和腿由于经常打针被扎烂了,护 士在记录本上写道:“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在他最需要亲人关心照顾的时候,他的身边却没有一个亲人,他不知道自己的 妻子儿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样,只有严密的监视像影子一样从早到晚跟随着他。 刘少奇的家人已经不可能来看望他、照顾他了。 他的妻子王光美正被关进秦城监狱一间阴暗霉湿的牢房里。 在包头某国防工厂任副总工程师的长子刘允斌,已在1967年底挨斗后卧轨自尽。 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作的长女刘爱琴,正被关在“牛棚”里,不准回家。 在七机部一院当技术员的次子刘允若,还被关押在监狱里。 原来一直同刘少奇、王光美生活在一起的4个年纪较小的子女,也早已被赶出家 门,流落各处:19岁的平平被关进单人牢房;17岁的源源四处逃亡,1968年12月又 被抓进拘留所;15岁的亭亭一个人住在学校里,还时不时地要她作检查。最可怜的 是小小,上学第一天,她挎着新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刚走进校门,有人说刘 少奇的女儿来了,便引起一阵混乱,一大群人把她围在当中,好像观看什么怪物一 样。她吓坏了,双手抱着头蹲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街上值勤的解放军战士闻讯 赶来,把她抱了起来。过了好大一会儿,她那呆滞的目光才转动起来:“叔叔,我 没有反对毛主席呀!”说完就大哭起来…… 幸好这一切都没有让刘少奇知道,即使让他知道了其中的一件,都会让他伤心 欲绝。 这样的惨剧应该发生在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土地上吗? 就在王光美被定罪的同时,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刘少奇 曾经长期坚持白区工作,历史上又被敌人逮捕过,这就为把他诬陷成“叛徒”提供 了口实。 为了把刘少奇打成“叛徒”,江青等人不惜劳民伤财,先后动员了40万人,查 阅了400万卷敌伪档案,企图从故纸堆里搜索出可资利用的材料来。光为寻找刘少奇 “1929年在沈阳被捕叛变”的证据,他们就在沈阳组织了400人的“彻查队伍”,调 阅敌伪档案汗牛充栋,结果却一无所获。 有一段时间,专案组费尽心机仍未找到能说明刘少奇有所谓“自首叛变”的证 据。江青对此大为恼火,1968年3月13日她在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说:“我觉得你们现 在主要是思想不解放,右倾保守。要解放一下思想吗!”她武断地说:“刘少奇是 个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小将整理的材料,比你们整理的好。你们现在的材料 有进展。但有好多东西没有超过红卫兵的材料。” 江青的话给专案组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思想压力。别看她动不动就说“搞专案的 同志是无名英雄”,“是毛泽东的好战士”。康生也假惺惺地对办案人员说:“你 们的前途很伟大,不要骄傲;你们是中央信任的干部。一个同志为党中央所信任、 所依靠,比什么级别都重要。”“你们填干部履历表,填上哪年哪月在中央搞专案, 比提级还光荣。”可是只要他们稍有不慎,或有不同意见,轻者被他们斥为“右倾”, 重者逮捕入狱,有的受到处分或送回原单位挨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领 导班子先后换了三次,有两人被关进监狱,其中有一个就是曾经担任过专案组负责 人之一的肖孟。他在后来回忆说:“他们不断给专案组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 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 员工作,甚至被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 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 倒感觉自慰一些。” 在江青、康生等人的一再催逼下,专案人员把工作重点从翻阅敌伪档案转到逼 取活人口供上来。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来一批人,采取勒令交待、长期隔离、日 夜审讯、轮番批斗、软硬兼施等恶劣手段,编造假情况,拼凑能陷害刘少奇的伪证。 其他受到牵连的人和“嫌疑人员”,虽然没被逮捕,但一旦被列为审查对象, 就只能交代问题,不能申辩和上诉。这些人只要一为自己辩解,便被斥为“不老实”、 “翻案”,受到更加严厉的批斗。审讯时凡是为自己辩护的供词,一律不准写入审 讯记录,不准写书面材料,写了也被扣压下来,不准办案人员上报和转送。 1927年曾和刘少奇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丁党群(此人1928年被捕后脱党)被 抓了进来。刚开始他在交待材料中写道:“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我和刘 少奇除了工作接触以外,没有特殊关系。”这样的“交待”江青是不需要的,于是 千钧压力一起降落到他的身上,他只好说了违心的话。但是第二天他就写了声明: “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我才说。”后来他又专门给负责审讯的人写信: “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丁觉群在写了揭发刘少奇进行“内奸活动”的书面交待后, 曾经在两个月之内四次翻供和申述,在一份申诉材料中他这样写道:“首长已经向 我揭开了盖子,反戈一击有功,且可免追既往罪过,否则交群众斗争,交公安机关 治罪,停止退休金,以至促短自己有限生命,而落个遗臭万年。聆训后,我思想斗 争剧烈,思想起伏,终夜无眠。” 1972年丁觉群被释放回家后,曾在日记中记载了他被迫编造假口供的真实过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的儿子把这本日记交了出来,并说明其父生前对他说过: “我深深地知道,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现在只是要打到一些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 倒的罪证材料公布于世,以求名正言顺。我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我是下不了台的。” 孟用潜因为1929年在沈阳同刘少奇一道被警察局拘留过,早早地就被隔离审查, 孟用潜不肯胡编乱造,康生就气哼哼地说:“专案组斗不过被审查对象。”他下令 要专案组全体出动对孟用潜进行批斗。 曾经参加过这场名为批斗实为审讯的原专案组副组长至中这样叙述了当时的情 景:“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 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 吓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谩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 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 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7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 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写申诉翻案了。” 孟用潜在被关押期间,先后写了20份申述,推翻假供,他一再说明这些交代 “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当时专案人员强迫他当场撕毁了其中5份,警告 他:“再对1929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陈元桢(现名陈冠英)曾在1927年时在奉天警察局南埠地三分局当过差遣班长。 1968年初,沈阳军区有一个人把他找了去,要他证实刘少奇当年被捕后叛变了。他 不肯做这种昧良心的事,那人就一连七八天不让他睡觉,还威胁他说:“你再不说, 就送你到公安局去。”后来又有一个人骗他说:“你都承认了吧。刘少奇已经倒了, 你说了没有啥,你立功了。”陈元桢识字不多,也不会写字。有人代他写了材料, 让他签字盖上手印。就这样,一份证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材料出笼了。 1968年9月,唯江青马首是瞻的谢富治指挥“刘少奇专案组”日夜奋战,终于整 出了三份所谓“罪证材料”,陆续送到了钓鱼台11号楼江青的手里。 江青审阅后用极端的语言为刘少奇的问题定了性。9月16日,她虚张声势地批示 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 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 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康生、陈伯达也都批了意见。 9月29日,林彪看了这个所谓的“罪证”材料,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所批,他 还特别提出“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张春桥也在一次会议上说:“你不要看这么一本啊!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 这一本搞了一年多了!这样一本东西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江青、康生、谢富治关在钓鱼台紧张策划,把逼供得来的三份“罪证材料”综 合改写成《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由张春桥修改定稿后 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 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中召开了。这次会议极不正常。195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竟有71%的人 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剥夺了他们出席会议 的权利。97名中央委员当中,除上次全会以来去世的10人外,允许参加这次会议的 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有选择地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勉强过半数。 允许出席会议的候补中央委员只有9人。而扩大进来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 办事组成员和“文化大革命”以来提升的各类人员达74人,超过总人数的一半。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在最后一天批准了这个用伪证写 成的《审查报告》,从而铸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但就是在这种 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中,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还是不畏高压,在讨论《审查报告》 时拒不表示同意,在全会表决通过时也坚决不举手。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了。江青一 伙终于如愿以偿了。不过,他们还有一个极大的遗憾,那就是没有把“资产阶级司 令部”的二号人物邓小平彻底打倒。在这次全会的开幕会和闭幕会上,毛泽东两次 提到他不同意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他认为邓和刘还是有区别的,“邓小平在战争时 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毛泽东肯定邓小平的战功当然是正 确的,但以此否定刘少奇却是不公正的。刘少奇也是从枪林弹雨中过来了,也指挥 过千军万马的调动。对于这一切,毛泽东应该是清楚的。 1940年,身在抗战第一线的刘少奇提出了抽调一部分八路军南下,新四军主力 北上,共同打开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建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完全赞同刘少奇的 建议,但一时抽调不出得力的军事指挥员,便决定由刘少奇统一指挥各部队的军事 行动。当时在他手下有一大批能征惯战的名战,如彭雪枫、叶飞、陶勇、张爱萍等, 著名的黄桥决战,就是在他的运筹下打胜的。 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任命他担任新四军政委,重建新四军的重担又落在他的 肩上。经过紧张的整编,亲四军又以7个师1个独立旅的全新面貌活跃在大江南北、 淮河南岸的抗日战场上。 抗战胜利后,内战的阴影笼罩住了华夏大地。蒋介石顾虑到国际国内呼吁和平 的舆论,军事部署又尚需时日,就耍了个手腕,在不到10天之内向延安连发三次电 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事。 1945年8月23日,就在收到蒋介石第三封电报的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 会议,专门讨论时局和同国民党谈判问题。 经过一番讨论,定下了应邀谈判的方针,并最后作出正式决定:在毛泽东去重 庆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8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各中央局发出电报通知:在毛泽东赴重庆期间,由刘 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毛泽东就要走了。他把刘少奇请来,仔细地交待着方方面面的工作。 8月28日,刘少奇、朱德和上千干部群众,来到延安机场,为赴重庆谈判的毛泽 东、周恩来、王若飞送行。 毛泽东离开延安后,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重任落到刘少奇的肩上。他既要及时 指导全国各地党政军民的全面工作,又要配合好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还要指 挥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区军队协调行动,进入有利战略态势,真可谓日理万机。 刘少奇到了他一生中又一个最紧张繁忙的时期。他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谨慎细心 地处理着诸方面的一件件大事。 一项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控制东北。东北地域辽阔,工业、交通发达,物产丰富, 一旦建成巩固的解放区,使华北和东北连成一片,将使中国共产党在未来斗争中处 于极有利的战略地位。 兵贵神速。刘少奇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紧急调兵遣将,不到两个月,控制东北的 部署就基本实现。陆续开进东北的中共军队达11万人,其中包括罗荣桓等率领的山 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所部3.5万人。先后派往东北的干部 有2万余名,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中央委员李 富春、林彪、李立三、罗荣桓、林枫和10名候补中央委员。刘少奇在9月21日曾电示 彭真、陈云,提出进入东北的部队统一用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以便组织大规模的 正规军。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 任第一、第二政委,下辖10个军区。 在华东解放区,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部队陆续撤到苏皖边区和山东,新四军军 部率第二师、第四师、第七师大部分主力部队转移到了山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由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陈毅任军长兼司令员,饶漱石任政委,下辖5个军区。原 中共华中局也移到山东改为中共华东局,饶漱石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另在苏皖 地区组成华中军区,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委。原华中地区组成受中共华东 局领导的华中分局,邓子恢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军事大调动。大批中共主力部队按照“向北发展、向南防 御”的重大决策迅速北移,争得了控制热察、展开于东北的先机,打破了国民党企 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分散在南方国民党心 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这一切部署完毕,刘少奇稍稍松了一口气。他满意地看到,各部队已经先后到 达预定位置,相关的党政工作也已展开。从全国看,中共军队已经摆脱了分散被动 局面,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 10月1日下午,毛泽东回到延安枣园住处,稍事休息之后,便开会向在延安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报告重庆谈判经过。刘少奇等也向他汇报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情 况。 由于连续的奔波操劳,毛泽东回延安后便感到身体有些疲乏。在他离开延安的 40多天中,这里的情况已经发生了不少的变化。毛泽东顾不上多休息,便急切地要 了解动态,进入工作。 然而毛泽东的身体却顶不住了。他感到周身不适,睡不着觉,有时躺在床上全 身发抖,手足痉挛,冷汗不止。他让人用冷湿毛巾敷在额头上以减轻痛苦,但毫无 效果。无奈之下,只好住进医院边治疗边休养。 1945年11月,毛泽东正式住院疗养,一直到12月中旬才出院。在这段时间里, 刘少奇继续担负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指挥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抓紧进 行休整和扩编。 公正地说,对于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而言,刘少奇立了第一件大功。只是由于 他在其他方面功勋卓著,因而人们便对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功劳不常提及罢了。 瘦弱到极点的刘少奇躺在病床上,生命的活力在他体内已经快要枯竭了。 他的病情反反复复,频繁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由于植物神经紊乱,他不能 下咽食物,医护人员只好对他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 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从1968年10月11日一直持续到他离开人世。 在病痛和窒息感的折磨下,他常常无力地攥起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 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医护人员实在不忍心看下去,就拿来两个硬塑料瓶子, 让他捏在手里。 11月24日,这一天是刘少奇70岁的生日。人生七十古来稀,所以民间有摆祝寿 酒宴的习俗。刘少奇从来不许别人为他祝寿,他总是在过生日这一天加倍工作,以 此引为快乐。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早上,一个惊天霹雳在他的耳边 响起。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 十二中全会已经开过整整24天了。不早不晚,偏偏选这个日子把这个消息透露 给刘少奇,实在是一个丧尽天良的阴谋。 刘少奇气愤得浑身颤抖,立时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高 到260/130,体温升到40℃。但他一声不哼,只有那双向外喷射着怒火的眼睛瞪得 圆圆的,眼角都快要绽裂了…… 真理在哪里? 正义在哪里? 他在心底一直藏着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总有一天党会为他洗清冤屈,澄清是 非;为了等到这一天,他以最宏大的气度承担了最可怕的屈辱和误解,又以最顽强 的意志挣扎着不让自己微弱的生命之火熄灭,可是他听到的…… 心死无言。他决定从此不再说话,连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 他要用无言来表示抗议。 周总理特地从北京医院动员了两个护士来护理刘少奇,她们尽管技术熟练又很 细心,但只能是略尽心力而已了 突然有一天;刘少奇叫起过去的卫士小贾的名字。看守把小贾找来了。刘少奇 却一句话不跟他说,只是朝他微微一笑,便闭上了眼睛。 过了几天,刘少奇又叫来了过去的卫士小于。他还是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对小 于微微一笑,便闭上了眼睛。 他这是在向他们作最后的告别。 刘少奇非常喜欢在他身边工作的年青人,对待他们就像自己的儿女一样。他常 常这样说:“不管是谁的孩子,在我这里,我就要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后代来教育。” 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为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而感到遗憾,但是看见了他们, 他就好像看见了自己的那些心爱的儿女。他在心底这样呼喊着:“孩子们啊,爸爸 和你们永别了!你们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