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陶孟和:把“社会”变成“学” 陶孟和 把" 社会" 变成" 学" 屋内,一个学者,伏案写作,或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间徘徊;窗外,一个 少年,放学途中每日被这灯光吸引,自问:我长大后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少年日后成名,他叫萧乾;而学者当年是负盛名的大知识分子,如今却淡出 了人们的记忆,他叫陶孟和。 那是上世纪20年代初期,陶孟和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此前留学英伦,1912 年他20余岁时,便与同学梁宇皋搜集资料用英文编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 一书,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 " 五四" 运动前一年,陶孟和在《新青年》上撰文倡导" 社会调查" ,宣称 :" 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一则可以知道 吾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 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 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 八十余年后,有人重新记起此文,并把它贴到社会学论坛上,称" 此文值得 一读,发表于1918年,恐怕是近代最早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文献" 。 陶孟和曾主持创建北平社会调查所,后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 由他长期担任所长。该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蜚声海内外。 1949年后,陶孟和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名义上,这个职位和他此前的学 术声望是相称的,然局内人日后回忆:陶孟和是文科,解放后不兴文科,他在科 学院没多少实际的工作(管出版、图书),开会也可以不叫他来。 研究者发现,年过六旬的陶孟和虽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却是一个" 可有可无 不尴不尬" 的人物,这从当时某实权人物的回忆中可以看出:" 在科学院工作时 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郭沫若)、李老(李四光)、 竺老(竺可桢)、范老(范文澜)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 务会议通过。" 按说陶孟和也是副院长,但却不在" 事先交换意见" 之列。 更根本性的打击来自,上世纪50年代后,整个社会学被作为" 政治上不正确 " 的专业予以取消,科学院的社会学所也被改为经济所。据说,此后陶孟和显得 很消沉,几乎" 随之销声匿迹" 。 关注过陶孟和的学者智效民这样评说:" 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到头来居然 连安身立命的专业都保不住,其内心的痛苦和精神上所受的打击可想而知。" 近十余年知识界风尚,社会学渐成一门" 显学" 。然而风气之迁移,却更像 是断裂后的重生,而非承续中的进化。 在这一点上,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晚年的一番话可算看走了眼。" 陶孟和先 生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同我发生了矛盾,但是,那是个人之间的小事,作为有大 影响的知识分子,他是为当时的人所钦佩,也是应该为后世的人所纪念的。" 如今,遍查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 陶孟和" 名下的十 数条书目,均是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印行的旧本。1949年后,他非但没有新著, 甚至也没有再版过其旧著。民国大家之中,此种境遇,可谓" 悲凉" ,或谓" 蹊 跷" 。 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关于陶孟和,有一点是切切值得纪念的。从专业出发, 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各方的损失估计和谈判情况相当了解,所以当抗战中社 会学所困于四川李庄时,他提出战时经济研究和损失估计务必早日进行,以便为 日后谈判赔偿问题提供资料。据此,社会学所进行了大量艰苦的专题研究。 虽然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正如研究李庄学术史 的作家岱峻所言,当时毕竟开展了一项很有预见性的工作," 放弃也是一种权利, 陶孟和们工作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知道放弃了什么和放弃了多少。" 智效民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陶孟和。文末引用陶孟和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 段文字,叫做《我们小民的希望》,以一个社会学家的立场向当权者提出三项要 求:一是尊重生命,二是尊重财产,三是尊重人格。 有人在网上见到这篇纪念文章,感慨于所引陶孟和数十年前的呼吁,跟帖曰 :" 我们小民尊重这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