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黄浦江畔的聂家福地 “聂家子孙再也不要做官!” 十九世纪末,聂缉规正在浙江巡抚任上。浙江担负的战争赔款每年达百万元, 不堪重负,于是动脑筋开发财源。他发现铸制铜元获利甚厚,于是剔除各种杂乱货 币而以颁布新型铜元为流通货币,一年下来,居然盈利上百万。 此时,浙江有一巨商高某,倚仗财势,胆大包天,居然把浙江金华、衢县和黄 岩三地的矿产私自售给意大利商人,又通过官府中的种种关系,买通商务局委员, 窃取了商务局的关防大印,作为官府已批准的证据,而实际上商务局的总办并未知 晓此事。矿产卖出后,高某大获其利,引起浙人哗然,群起争执,并派出代表与意 大利人同上北京,告到总理衙门,进行交涉。朝廷下令由浙抚聂缉规查办。 高某为浙江豪富巨族,神通广大,与朝廷某大员属儿女亲家。聂大人调查此事 颇费周折,后来终于弄清了事情原委,秉直呈报,揭出此中重重黑幕,然而那贪官 也不是好惹的,继续制造假象,欺骗舆论和朝廷,聂大人屡次予以据理驳正。结果, 朝廷宣布废除高某与意大利人的商约,把商务局总办另案革职,高某亦受到查处。 谁知此一大快人心之事,却成了日后的祸根。那帮黑势力想方设法要把聂缉规整下 去,以报一箭之仇。 1906年夏天,聂缉规自觉心神疲惫,精力不支,两次奏请回家休息,然而朝廷 不准。8 月,御史大夫姚舒暗中收集了密报,向朝廷参了他一本,说他在铸新铜元 过程中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于是朝廷下令查办。奇怪的是,办案人员并没有查出 他的营私舞弊的证据,拖至数月,仅以任用私人回禀朝廷,所谓查无实据,然而仍 罪不可赦。朝廷一向重用、信任聂缉规,这回不知被什么风吹斜了耳朵,遂下令将 他开缺,即去职回家。 聂缉规觉得自己一生尽忠朝廷,最终却被所诬,如此灰溜溜地回家,实在意气 难平。于是告诫其子孙:“聂家子孙,以后再也不要当官!” 聂缉规毕竟出身于忠厚的诗书之家,从小受的是农业中国的传统熏陶,对泥土 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官场上呆久之后,就更加厌恶都市的尘嚣氛围,所以一旦有了 一些积蓄之后,他便要回到老家去,置办农田,种稻种棉,过几天清闲日子,而把 上海的产业交给他的三儿子聂云台和四儿子聂其炜去打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 厂始终是聂家的命根子。直到现在,聂家还有好几个人在该厂拿退休金。 聂缉规的工厂在他的儿子手里办得挺出色。这个厂在甲午战争之前营业情况较 好,甲午战争之后,受外商纱厂的竞争和挤压,开始连年亏损。1904年,聂缉规派 出自己家的账房先生汤葵生,由汤葵生及聂云台用复泰公司的名义租办该厂,情况 才有了好转。谁知第二年汤葵生就去世了,大权就全归聂云台掌握。聂云台雄心勃 勃,重新改组复泰公司,用借来的巨款买下了该厂三分之二的股份。1909年租约期 满,他再次向私人贷款,其中向袁海观(亦任过上海道)就借贷5 万。买下了全部 股份,使该厂成为聂家的独资企业,并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然而聂家欠下的袁海 观的钱,直至聂缉规去世前一年才还清。 聂家在湖南老家买田的气魄并不下于在上海买厂。1904年,聂缉规用华新纺织 新局的盈利,在洞庭湖边大规模地围湖造田,这片湖田东西长16华里,南北宽10华 里,总面积达5 万余亩,称为种福垸,可称一个超级大庄园了。可是新围起来的湖 田,秋冬季看起来挺好,一到夏季湖水暴涨,弄不好就遭了淹,所以必须高筑堤岸, 年年加固。盛夏季节各处都要派人巡堤以防塌方,所以虽然在年成好的时候,能收 租谷五六万石,收棉花一万多斤,然而用于修堤固堤的费用亦非常之高。到抗战的 时候,堤坝上已高出湖面10米,宽度可跑小汽车了。由于租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亦住 在这片土地上,为安全起见,聂家又组织了“保警队”,有武器装备,某种程度上, 这5 万亩湖田已成了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 这个种福垸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确实给聂家子孙带来了福气。他们一旦在上海的 生活有了问题,或者碰上战乱,就会很自然地向这块根据地靠拢。抗战时期上海的 聂家子弟卖掉了辽阳路的大花园,有的躲入租界避难,有的就躲进了种福垸。那时 种福垸里甲鱼横行,在场院或田间小径上随时可以用脚踩住它们的背壳,抓回来煮 了吃。至今聂家的子孙们还有人说,聂家的老人们大都高寿,大概就是当年在种福 垸里吃甲鱼吃多了吧!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