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最后的“小开”(上) 50年代初,淮海路陕西南路路口开了一家永丰寄售行。牌子虽挂寄售行,而店 里几乎全是音乐唱片,而且是清一色的外国唱片,古典、现代皆备。那时“左”的 风气尚未兴起,优秀的音乐唱片如同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一夜间能“刮”遍上海, 青年们穿着西装革履聚在一起,听唱片、喝咖啡、跳跳舞,是件很时髦和上“品位” 的事情。有了这家商店,“发烧友”们就更加“烧”得疯狂,常把小店挤得水泄不 通,因为这毕竟是上海惟一的一家专售外国唱片的商店。 店的老板本身就是个超级“发烧友”,名邵祖丞,二十来岁已很有名气。那倒 不完全是因为开了店,而是因为他那“高贵的血统”——他的父亲是著名诗人、作 家、翻译家邵洵美。邵祖丞是邵府的长房长孙,道台家的心肝宝贝,加上从他父亲 那儿传来的英美文学的熏陶,把他“塑造”成一个外国音乐的“发烧友”,一个外 国音乐唱片商店的小老板,确是十分合适的。 况且那时生意好得出奇,一般服装店只能赚百分之三四的利润,而一张新出的 外国唱片,起码要赚百分之五十的利润。香港商人知道他的能力,不断把新灌制的 片子送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买办也是邵家的亲戚,在百代公司打烊之前,也把 片子摊出来尽邵祖丞挑选。依邵祖丞的眼光,还嫌百代的片子不够新潮,只选了一 小部分。 谁知过了几年,邵祖丞的生意就“黄”了。“三反五反”之后,有钱人家如惊 弓之鸟,纷纷逃往海外,西装革履的“小开”们也失去了往日的雅兴,整个市面价 格大跌,原先能卖100 元的手表,此时20元也卖不出,唱片生意自然也日趋冷淡。 公私合营时,跟他合伙的表舅盛毓贤去教书了,他也怏怏地退出了唱片圈子,到时 代中学去教书,成了上海滩最后一代“小开”。而后来,莫名其妙的“历史问题”, 把这个淮海路上的“小开”,改造成了一个“亭子间老伯伯”。 “肃反”的时候,邵祖丞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原因是他参加了一个连他自 己都弄不清楚的组织。那是一个朋友曾提起的,他碍于情面就表示愿意参加的组织, 但实际上一次活动都未参加,据说那是个特务组织,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历 史反革命”。这么一来,讲台他就站不住了,被派往学校总务处分管学生的课外劳 动,同时在学校办的校办工厂里干活儿。这样的日子对于“小开”来说,已经很够 “味儿”了,但更残酷的事情还在后头。 1959年,他的父亲邵洵美被捕入狱,一关就是三年。那三年恰好是三年自然灾 害时期,普通市民都吃不饱,监狱里也只能喝稀饭。饥饿中的邵洵美曾想起当年过 生日时,家里为他从一品香西菜馆,订制了一只用蛋糕做成的大老虎,那时好吃的 东西太多了,对于老虎蛋糕只觉得好玩,一点儿也不想吃,如今是多么想吃蛋糕呀, 可是已经没得吃了。 由于受父亲的案子株连,邵祖丞也跟着从校办工厂里劳动“升级”为下放农村 劳动,改造思想。他和十几位有“问题”的人员来到松江县新桥村,住进农民家里, 每天一大早须起床,到大粪池边去挑粪浇菜园……他和父亲离开家后,他的母亲和 妻子、儿子也先后离开了家。母亲去南京,住在妹妹家,把淮海路的房子退掉了。 俗话说“墙倒众人推”。邵家一出事,来管闲事的人们就非常起劲,他们忙着 要邵家的其他人与邵家划清界线,其中对于邵祖丞的妻子就劝其离婚。邵妻是一富 贵人家的小姐,俄语教师,此时已有了一个儿子。作为邵祖丞来说,真的是屋漏又 逢连夜雨。父亲被捕,家里的台柱已倒了,母亲北上,身边自然又少了一些亲情; 自己去劳动改造,还不知何年何月能回来,他惟一可以停靠的“港湾”,就是妻子 和儿子,他怎么可以再失去他们?所以他坚决不同意离婚,妻子也整天哭成了泪人。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革命”的人们不允许他们如此缠缠绵绵,拖泥带水的, 于是一再地跑上门来,劝说其妻离婚。那时的资产阶级公子小姐们大多都已胆小如 鼠,闻风丧胆,妻子最终还是带着孩子跟他“拜拜”了。他望着远去的母子俩,心 如刀割,泪下如雨,觉得邵家这几年是怎么了?为什么总是风雨不断?后来,成了 孤家寡人的他也想通了,自己不能太自私,也应当替妻子和儿子做长远的考虑,妻 子不能总守着一个当“历史反革命”的丈夫,儿子也不能永远拥有一个“反革命” 的爸爸和爷爷,所以,他们母子俩能走出去,或许是一条解脱之路。想到这里,邵 祖丞反而为妻子的离去感到欣慰,他从此一个人受苦就受苦吧,再也不会牵连妻儿 了。 --------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