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极盛时期的欧洲:1914年(2) 1914年,由于欧洲人几乎垄断了现代的军事武装,所以他们能够保卫自己的 世界帝国。由欧洲军官统率并且装备精良的殖民地军队,轻松地就能击败东方、 回教王国与非洲部落——在当时他们要以本国的武力,取得长期凌驾于欧洲人的 优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1896年埃塞俄比亚人在阿杜瓦(Adowa )大败意大利 军队,是唯一的例外。英帝国的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之所以能够宽 容大量地对待苦战的苏丹战士: 而,在酩酊大醉之前,苏丹士兵…… 你冲破了一个英国方阵。② 是因为到那时为止,英国人最后总是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 欧洲以外正在兴起的工业势力,从来没有打算依照欧洲的规模来建立军队。 举例来说,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军队的主要功能只是镇压印第安的反抗者。在 当时除了彼此之外,世界上并没有可以与法国、德国、奥匈帝国(Austria Hungary) 及俄罗斯庞大陆军一争高下的军队。因此,美国在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强夺菲律 宾,以及日本于1905年挫败俄罗斯,对很多欧洲人来说是非常令他们震惊的。 欧洲的艺术家与科学家 欧洲人对世界的影响绝不只有物质层面。欧洲的艺术家与科学家和欧洲人的 贸易与技术一样,是世界其他地方仰望的明星。在亨利? 詹姆斯(Henry James ) 的小说中,出国旅游的美国人并不是去观赏奇特有趣的景致,而是去学习欧洲人 的优雅与学识。人们并不期待不曾去欧洲研究学习过的美国物理学家或化学家, 可以在所属领域里出类拔萃。即使是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大学,如约翰? 霍普 金斯(Johns Hopkins )大学,虽然已经仿照德国大学开始引进博士学位以及研 究生课程,但每年仍有数以百计的美国人在德国学医。所以,哈佛大学的哲学家 威廉? 詹姆斯(William James )在1901年于爱丁堡的一场名为“多极化的宗教 经验”(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的演讲,以下文为开场白, 就不单是出于礼貌而已: 对我们美国人来说,接受欧洲学者和欧洲书籍的教导,是非常熟悉的经验… …听欧洲人说话,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相对地,我们却没养 成让欧洲人听我们说话的习惯;而且第一个冒险做出这种事的人,将会因为自己 的放肆,而深感歉意。① 1.2 欧洲风光:城市与乡村 到1914年,欧洲是拥有最多城市的大陆。北欧与西欧是最先将大部分的劳动 人口从农业转入工业的地区,也是最早大部分的人口集中居住在市镇与城市的地 区。虽然人口总量暴增,但是乡村的人口数量依然稳定甚至衰退:因为过剩的人 口都流入城市与市镇。 在1800年到1900年之间,人口数超过10万的欧洲城市,从22个增加到120 个。 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都是新兴的工业化城市(举例来说,德国的埃森[Essen ] 在1800年到1900年之间就扩展了30倍)。此外,即使是工业化之前的首都——巴 黎、伦敦、维也纳——在19世纪时也扩展了3 或4 倍。1848年时,只有伦敦和巴 黎拥有100 万以上的居民;到1914年,欧洲已有6 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 万,而 美国有3 个、亚洲有3 个、拉丁美洲2 个。20世纪90年代时,虽然只有两个欧洲 城市(伦敦与莫斯科)依然跻身于世界25大城市,但是欧洲依然是最城市化的大 陆。有74% 的欧洲人口居住在城市里——而英国、德国与低地国家的城市人口比 例甚至更高,这是只有在北美洲的某些地区才能达到的水平。②但是,这些冷冰 冰的数据,远不及城市生活所带来的社会与知识上的冲击重要。 城市生活 城市是欧洲人最感光荣,但同时也是最恶劣的创作之一。自中世纪以来,欧 洲的城市就已经聚集了大量的金钱、权力与艺术,以及令人厌恶的贫民窟。工业 革命将更多的人送进了这些充满烟雾与尘垢的贫民窟,产生了匆匆建造、连绵数 英里的廉价公寓。1857年,狄更斯描述了伦敦一所“破旧不堪的老房子”,这栋 房子: 外墙已被煤烟熏黑,沉重地斜倚在与它一样腐朽而且破旧的支架上,不曾体 验过健康或片刻的欢愉……当雨水、冰雹、霜和冰雪已经在其他地方消失的时候, 你仍然会在阴暗的围墙上发现它们的踪迹;至于雪,你应该可以持续数周在那里 看到它,看着那些雪从黄色变成黑色,缓慢地结束它那肮脏的生命。③ 19世纪的建筑商对于使欧洲城市成为典雅及壮观的中心颇有贡献。和那些曾 经审慎地设计帝国时期的巴黎、教会时期的罗马,以及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公共 空间的前辈不同,19世纪的城市建筑商——以适合于这个中产阶级繁荣兴盛的世 纪的方式——使得对不动产的投机最大程度地发展;而除了位于老城中心西部或 逆风地带的新型豪宅区外,他们几乎不进行任何城市规划。在少数规划妥当的工 程中,包括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拿破仑三世时期、截断了贫民窟的巴黎新林荫大 道。另外,维也纳的旧城墙在1858年初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辽阔的、有着歌剧 院与雅致咖啡厅的环城大道(Ringstasse)。那些几乎没有规划的工程则包括柏 林的新商业大道,如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 ),以及那些建在首都西部、 原为松木林区及马铃薯田地的利润丰厚的别墅。难怪20世纪初期,欧洲人对他们 的城市会充满矛盾的情绪。批评城市的人不仅指出城市贫民窟的肮脏污秽,而且 也提出渐趋冷漠的风气以及目和意义的丧失,扼杀了很多的城市人。在19世纪的 小说里,移居城市的主题频繁出现,而虚构的城市移民的悲惨遭遇,令人印象深 刻。一个典型或许是司汤达的《红与黑》(The Red and the Black , 1831 ) 里的于连。越来越有预谋的风流韵事,使他最后到了巴黎,并且因为试图杀害他 的情妇而被处死刑。事实上,在数以百万迁入城市的欧洲人中,有很多人得到的 确实只是道德沦丧、孤单寂寞以及穷困潦倒的生活;尽管社会评论家痛惜城市的 穷困,保守势力也抨击城市是拥挤且充斥了无根的世界文明的地方。巴莱斯(Maurice Barrès )的法国小说《无根浮萍》(The Uprooted, 1897 )中的男主角,在 巴黎堕落,并犯下谋杀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社会评论家斯宾格勒悲叹: 取代那些真正在这块土地土生土长的人们的,还有一种新的流浪者,他们四 处流动,极不稳定地聚集在一起。他们是寄生的城市居民,没有传统,平凡乏味, 没有宗教信仰,聪明但不切实际,他们根本瞧不起乡下人,尤其是那些地位崇高 的人——乡绅。① 在高贵辉煌的外表下,城市似乎也使很多人感到贫乏: 虚幻的城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