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极盛时期的欧洲:1914年(4) 然而,即使是这些帝国也依然存在持续朝向某种程度的宪法限制的趋势。德 意志帝国的议会虽然在1886年与1887年争取军备预算控制权的重要斗争中失败, 但是在很多领域却拥有预算决定权。与德意志帝国一样,哈布斯堡王朝的首相在 对内政策上必须取得奥地利与匈牙利议会的同意。即使是俄国的独裁沙皇,也都 被迫在1905年的革命运动之后成立议会(杜马)。尽管权力有限,但是杜马确实 拥有立法权;除了军备预算及沙皇个人的开销之外,其他的支出必须取得杜马的 同意才能拨款。这些进展激励了俄国立宪自由派如米留可夫(Pavel Miliukov), 与改良社会主义学家克伦斯基(Aleksandr Kerensky)等人,使他们相信他们的 国家最终将与西欧一样,实行君主立宪制。 对米留可夫、克伦斯基以及一般欧洲的立宪自由派而言,1914年的政治议题 依然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首度明确提出的问题:如何以任人唯贤来取代世袭权 威。战前欧洲的立宪自由派认为,英国模式的国会是最适合用来约束世袭权力的 工具。 议会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议会,有两个发展趋势。首先,由于国家的活动已经 扩展到新的社会与经济领域,所以议会有更多的事情要做。立法的范围与复杂性 日益增加,因此议员变得更专业,而且每年的会期就占去了一年中绝大部分的时 间。举例来说,在19世纪中叶,英国下议院每年的开会时间平均是116 天,而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议员开会的时间平均每年为146 天。 其次,有更多欧洲人取得选举国会议员的权利。英国在1884年时将选举权扩 大到几乎包含所有的成年男子。1848年,法国就规定了普遍的男性选举权,并且 在1871年之后实际行使这项权利。比利时(1893)、西班牙(1890)、挪威(1898)、 瑞典与奥地利(1907)、意大利(1912)则随之相继实行普遍的男性选举权。① 中欧与东欧选举权的发展比较落后。虽然从1871年德国统一以来,帝国议会 (Reichstag ,下议院)就是在所有的成年男子中选举产生,但是掌握实权的上 议院——“联邦参议院”(Bundesrat )的议员却是指定的。而且,德意志联邦 体系中最大且最有权势的普鲁士邦,并未像比较小的邦一样授予全体成年男子选 举邦政府的选举权。它仍然维持三级选举制,允许那些缴税占总税金1/3 的少数 最富有的公民选举1/3 的下院议员。匈牙利与巴尔干半岛上的大部分国家,直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在实施有限的选举权。在1914年前的十年里,俄罗斯帝国似 乎有开倒车的倾向。1905年与1906年的第一次与第二次杜马的选举时,允许几乎 所有成年男性拥有选举权;而在1907年与1912年的第三次与第四次杜马选举时, 人民的选举权却被大幅缩减。但是乐观的自由派认为,这些情况不过是立宪潮流 里暂时的逆流。 在欧洲大多数国家,直接选举产生的下议院逐渐胜过了以比较不民主的方式 选定的上议院。举例来说,在1884年废除终身参议员制度之后,所有的法国参议 员都是经由选举产生。英国的下议院在与上议院的对抗中,取得了耀眼的胜利成 果。1909年,当上议院全体议员反对自由党领袖劳合? 乔治的预算案中的福利条 款时,他们对下议院通过法案的绝对否决权被剥夺殆尽。 在民众对立法机构的控制方面,还有些其他比较细微但重要的进展,例如秘 密投票的普及,以及议员支薪席位。秘密投票法或称澳大利亚式投票法(Australian ballot)给投票者提供密封袋与个人投票站。法国在1913年引进秘密投票法后, 就削弱了地方“显要”对弱小邻人在政治议题上的普遍影响。在1911年时,每年 要发放给所有英国下议院议员400 英镑薪水的规定,使得没有个人收入的男性有 机会在下议院任职,而长久以来,英国的下议院是贵族统治最严重的欧洲议会之 一。 1914年,议会制度在欧洲的发展依然非常不平衡。它的持续发展显示未来的 趋势将朝广泛的选举民主制度迈进,但是这却遭到来自专制旧君主与新民族主义 者的强烈反击。扩大普鲁士三级选举制的努力,遭到皇帝和很多德国自由派的最 坚决反对;后者由于俾斯麦的成功,转而相信强大的国家比公民的自由还重要。 德国自由主义者瑙曼(Friedrich Naumann )曾说:“当哥萨克人来袭时,社会 改革对我们能有什么益处?”①自1899年以来,奥地利的议会经常由于捷克族与 日耳曼族的下议员所举行的示威运动,陷入半瘫痪状态,后者要求在这个多民族 帝国的学校与法庭中,扩大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权利。俄国沙皇成功地颠覆1905 年被迫批准的改革。回想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0年,似乎并不是议会政体的 黎明,而是它的黄昏;这是战后复杂的经济形势使经济计划官僚得以取代议会之 前的最后一刻,也是战后民族主义者对“国家效率”的渴望使独裁者得以取代议 会之前的最后时光。 社会主义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正义与经济权利是紧迫的新议题,足以与立宪问 题相提并论。早期工厂的严苛环境,以及因为工业化而遭淘汰的城市工匠的悲惨 遭遇,促成了1848年的暴动与1871年巴黎公社。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要求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基本改革的压力之所以持续不断,是因为它们来自 新兴的常设组织:工会与社会主义政党。 19世纪末期,行会——技术工人保护同行的联合——已经扩展为由全体工人 组成的工会。虽然很多政府已经不再禁止工会的存在(英国是1825年;法国是1884 年),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工会那快速成长的会员人数与常任干部,依然 使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与保守派感到惊慌。在1914年时,英国与德国工会已经 拥有两百多万名会员,约占男性劳动者的30% 。德国工会常任职员的财富与规模 远胜其他国家,在1900年到1914年之间,他们的人数增加了10倍——从290 人增 加到2867人。由不到6%的法国劳动者组成的法国工会,虽然只有极少的罢工基金, 却以战斗力来弥补组织上的不足。从1906年到1909年间,法国政府不得不一再动 用军队来控制大罢工。 新的社会主义政党利用不断扩大的投票权,促使大量的雇佣劳动者成为一个 可以独立站上政治舞台的阶级。逝世于1883年的马克思的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取 代了自由主义改革派与天主教改革派,成为有组织的工厂工人的主流思想(英国 除外),并在改变经济制度的策略上取代了早期的自发性暴动。在19世纪90年代 后,马克思的追随者将他的理念解释为通过增加有投票权的无产阶级人数,来征 服欧洲的民主政体。截至1914年之前,他们的计划似乎颇有成效。1912年选举时, 德国的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掌握了1/3 的选票,取得了110 个席位席位,成为议会的第一大政党,这仅仅是社会主义选举策略最出色的成就。 1914年,法国的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 )在602 席国会议员中争得了103 个席位,约有150 万张选票;英国的工党(Labour Party)在1906年选举的670 个席位中夺得了29个席位;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es )在1907 年选举的516 个席位中赢得了87个席位席位;而俄国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ies, 农民革命派(agrarian revolutionaries))与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es ,马克思主义者)的极盛时期是1906 年的第二届杜马选举,他们在520 个席位里, 共赢得103 个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