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战争来临(6) 国内纷争 国内的革命风气是否促使某些欧洲政治家对外采取比较好战的姿态?在1914 年前夕,欧洲有些国家的国内冲突确实有大幅加剧的趋势。在法国,从1906年到 1909年间,罢工非常严重,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而在1913年保守派成功地 将服兵役的年限增加为三年之后,1914年的选举结果导致左派分子占据多数,再 次将整个问题公开化。德国的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曾经是1912年时 国会的最大党,而普鲁士的三级投票制也正遭受严厉的抨击。1914年7 月,意大 利的“红色星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血腥的罢工潮。至于奥匈帝国,在维也纳文 化的辉煌外表下,怀有异见的少数民族这个难解的问题更加恶化;诙谐一点的说 法是奥匈帝国的处境只是令人绝望,但是并不严重。俄国沙皇、贵族与保守派人 士,始终担心1905年失败的革命会再度卷土重来。即使是英国这个镇静的渐进主 义(gradualism)堡垒,在1913年与1914年时,也因为三次愤怒的民众街头运动 而受到撼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以1914年8 月全面罢工为巅峰 的罢工潮;以及来自右翼的、厄尔斯特(北爱尔兰)的军官和英裔地主威胁要发 起内战,而拒绝接受授予爱尔兰自治的法律。 重点并不是在1914年时这些国家是否确实濒临爆发革命的处境,而是国家领 袖是否如此判断,以及他们要如何应对。一些政治家,包括自由主义派与保守主 义派,担心战争的纷乱“意味着比1848年时更糟糕的局面”①。但是,也许是战 争可能会增加革命危险的信念,促使德皇相信俄国不敢向奥地利动武。其他政治 家(大部分属于保守主义派)相信,利用成功的对外战事或战争恫吓刺激沙文民 族主义(jingoistic nationalism),这是解决内部歧见最有效的方法。有些奥 地利领袖相信“利用积极的外交政策控制国内的动乱”。②俄国的外交大臣萨宗 诺夫告诉沙皇:“除非顺应民意,与塞尔维亚同一阵线宣布参战,否则将陷入革 命的危险之中,而且或许会失去皇位。”③ 只有最坚定的决定论历史学家指出,资本主义的后期阶段必然会产生利用对 外争战转移阶级冲突的作法。并没有任何明显的例子说明欧洲政治家单纯只是为 了解决国内问题,而制造国际危机。不过,我们可以说,当国际危机到来时,有 些欧洲的政治家宁可冒险,因为他们相信成功的对外战争可以强化他们在国内的 统治地位。最低限度,他们知道在国际上蒙羞会导致革命,如同俄国在1905年败 在日本手中之后就发生革命一般。即使是英国自由党首相赫伯特? 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 ),在细察7 月26日发生于巴尔干半岛上“近四十年来最危险的局势” 时,也发现了一些足堪告慰的事:“可能附带有避免厄尔斯特地区爆发内战的影 响。”① 联盟体系 在过去的时代,欧洲体系还出现了其他严重的瑕疵,限制了1914年各国领袖 们的选择。在战争之前,法俄协约与奥德同盟已经更具约束力。然而,危险的并 不是同盟协议更坚定的言辞,因为列强并不认为有义务在违背自己利益的情况下 支持盟友。举例来说,在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中,法国并未协助俄国。危险的 是,列强之间日渐膨胀的那种觉得自己的安全必须依赖继续维持同盟势力的感觉。 与1890年前同俄国和奥地利都维持良好关系的俾斯麦不同;1890年以后,德国的 统治者与奥地利和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由于和意大利的关系日渐疏远,在1914 年时和奥匈帝国站在同一阵线的德国感到相当孤立无援,并且系附在奥匈帝国那 不确定的命运上。如果没有俄国的支持,法国不可能独撑大局对抗为数众多的德 国人;如果俄国处于对德国开战的边缘,法国不能冒着未来会被孤立的危险,而 只给予含糊不清的支持。即使是不承担明确军事义务的英国,也无法想象如果没 有强大而友善的法国,是否依然能够保有安全的未来。渐渐地,强大的武器使各 国都变得比较容易受到攻击,所以即使盟友正在冒险,列强仍须予以支持。 战争机器 战争的工业化也窄化了1914年时政治家们的选择。在1890年到1914年间,不 只是欧洲战争机器的规模倍增,军费支出达到前所未有的占国家收入近5%,②而 且战争机器也变得极为复杂。对于战时铁路的使用,仍然重视其数量,但自19世 纪60年代起,又开始强调其速度。首先必须将民用铁路转成军用,必须在数小时 之内利用铁路运送数百万预备役军人与大量的大炮、弹药和补给品。虽然实际的 动员行动会煽动他国也开始进行动员,然而,唯有及早动员,才能应付潜在的危 险。此外,因为改变计划可能会造成混乱,所以不论是否适合目前所面临的危机, 都必须遵从既定的计划。 7 月30日俄国的总动员、德国实施施里芬计划,以及7 月30日法国“掩护部 队”的提早动员等种种行动,让我们得以知道技术性要求会如何迫使外交策略失 控。即使在英国,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也 在7 月施行夏季例行演习后舰队不得解散的罕见措施。在依赖铁路运输的年代, 一般国家唯恐突然遭受攻击,甚于落入不受控制的反应过度。 行使选择权 我们已经了解在1914年时,有哪些欧洲国家、经济与军事体系的特点,以及 民族主义狂热如何限制了政治家的选择。在1914年7 月与8 月的失误,不单只是 错误估计、疲劳或者仓促而已,还牵涉到更多的因素。然而,如果只强调这些注 定1914年战争要发生的先决条件,而忽略欧洲领袖的自由选择权,那么大部分的 历史学家都会不满。历史学家对于选择权的行使,与限制选择的条件一样感兴趣。 在1914年的7 月和8 月,奥地利领袖决定惩治塞尔维亚的原因,不单只是皇室王 储被杀。德国皇帝和总理为了重申德国的活力,而支持奥地利进行一场局部战争。 俄国早在1908年就已经决心阻止奥地利取得进一步的成功。正如英国的外交大臣 在8 月3 日告知下议院的那样,法国与英国领袖决定:“如果参战,我们会遭受 苦难;但是如果袖手旁观,我们所遭受的苦难丝毫不减。”① 应该认识到,那些选择并不限于在单纯的“和平”或“战争”状态之间作选 择。国家领袖在可接受的、不断增加的战争风险,与不可接受的、不断增加的国 家蒙羞、孤立或没落的风险之间,一步一步地作出决策。1914年的欧洲人对于在 20世纪时列强将兴起什么样的战争毫无概念,所以在每个阶段,战争风险似乎都 是可以接受的。当第一支渴望作战的军队开赴前线时,随之而来的战争的持续时 间、狂热与暴力的程度,都将远超过人类所既有的任何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