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常态”: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4) 左翼联盟 因为可以为两次大战期间,法国第三共和国那表面上错综复杂的政治活动提 供解题之钥,所以我们绝对有理由彻底地检视这个政党联盟。习惯措辞谨慎的政 治词汇的美国读者,可能会被这些拉丁语政党所使用的热情标签误导。法国激进 党(Franch Radical Praty)是19世纪60年代第二帝国(Second Empire )激进 分子的正统继承人:他们强硬主张普遍选举权、议会的权力凌驾于行政部门之上、 普及免费自由普遍的中等教育、废除天主教教堂的国教制度和以民兵取代职业军 人。虽然在19世纪90年代有些激进党员赞成征收所得税的提案,但是这个政党通 常并不赞成国家干预经济。1905年,随着法国的政教分离,激进党的党纲实际上 都已经实现。激进党依然是法国“小人物”主要的政治代言人:他们反教权主义 (antielerical)、主张政治上人人平等、赞成自由放任的经济、对法国大革命 抱有伤感,当共和国受到主教、将军或贵族们的威胁时,随时准备起来保卫共和 国(欧洲所有的天主教国家都有类似的反教权主义、支持民主的小资产政党)。 左翼联盟的另一半是法国社会党(Farch Socialist Party ,SFIO,或者〔 第二〕工人国际法国分部French Section of the 〔Second〕 Workers’ International)。 这是在1920年大部分社会党党员投票加入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之后,法国议会 中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政党。1924年,法国社会党回归自己的路线,成为议会中 另一个主要的左派政党。虽然他们名义上忠于马克思主义者所支持的社会主义, 以及最终将发生的劳工革命,但是法国社会党却赋予议会制共和政体极高的存在 价值,认为这是向上述目标前进的第一步。法国社会党愿意在选举期间与激进党 合作,以防止右派政党大获全胜,但是除非他们自己取得议会的多数席位,而且 有能力制订社会主义法令,否则他们不愿意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 此外,左派政党的结盟基础是,保卫第三共和以对抗支持教权主义或君主主 义的右派敌人。左翼联盟是1924年时于世纪交替之际,因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1899-1906 )而组成的激进党——社会党联盟。德雷福斯事件发生时, 支持教权主义者与军官似乎意图利用此事件来破坏法国的宪政体制,而不仅限于 放任军事法庭利用子虚乌有的指控、误审犹太上尉德雷福斯叛国罪一案上。对政 治家而言,在瓜分左派选票的危险性胜过一切的选举期间内,这种结盟可说是表 现得合作无间。激进党和社会党都承诺,无论他们之中哪位候选人在决胜选举中 领先,他们都会支持此人。①两次大战期间的五次选举中,这种“共和政体纪律” 让改良派的左倾分子三次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1924年、1932年与1936年)。 一旦选举结果尘埃落定,激进党和法国社会党的众议员在合作制订政治纲领 时,就出现了问题。在政治自由、免费教育、反教权主义与反军国主义(antimilitarism) 方面,他们可以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在处理经济议题时,激进党的小资产倾向 与法国社会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冲突。因此,在两次选举之间的那段期 间,激进党的中枢很容易回转而向中间派的政党联盟靠拢。结果造成议会的多数 派始终不够稳定的现象,是美国政治学家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所称第三 共和国“僵局”的重要因素,第三共和国僵化的政治体制与法国经济进步缓慢及 普遍的低出生率息息相关。 1924年左翼联盟的选举,让我们有机会见识这个政治局的运作。新任总理是 两次大战期间担任激进党领袖、但在第三共和国晚期转为非社会主义左派分子的 赫里欧。赫里欧品德高尚,是一位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家(他有很多著作,包 括贝多芬〔Beethoven 〕与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觕l 〕的传记);担任 里昂(Lyon)市长时积极提供市政的社会服务,真诚地关心政治自由。此外,赫 里欧也是一位绝顶高明的议会谈判家,身材魁梧的他经常进出里昂与巴黎的咖啡 厅与餐厅。 赫里欧在法国总理任内(1924年6 月到1925年4 月)的成就,展现在左翼联 盟有能力做出具决定性行动的部分。我们已经看到1924年时,赫里欧协同麦克唐 纳与施特雷泽曼对国际和解的贡献。②他给予苏联外交承认,并且开始退出罗马 教廷(Holy See)。法国消除了教会在公立中小学的影响,相关法令也延伸到阿 尔萨斯- 洛林地区(当19世纪80年代通过上述法令时,阿尔萨斯- 洛林地区并不 属于法国领土)。赫里欧也推行法国优秀公立高中的民主化运动,反军国主义、 反教权主义、扩大个人受教育的机会——这是让法国激进党也深感满意的共同领 域。③ 不幸的是,左翼联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经济与财政问题。法国曾经寄望能 利用德国的赔款来偿还战时的债务,也曾经寄望能利用德国的赔款来补贴战后重 建所需的庞大费用。战后重建的庞大费用,使法国的预算始终处于赤字的状态。 但是赫里欧对占领鲁尔的清算显示,法国可能永远无法从德国榨取大量的金钱。 自从解除战时的经济管制以来,猛烈的通货膨胀就已经失去控制。不信任赫里欧 的法国保守派人士,对于法郎在国际上的价值已经失去信心。持有法郎的人开始 卖出法郎,买入黄金和其他货币,造成“法郎挤兑”。与此同时,金融界与法国 银行也对赫里欧施压,要求他平衡财政预算。最后,法国银行甚至拒绝借款给政 府周转。 赫里欧和激进党总是指责保守派的金融业者筑起“钱墙”(wall of money ) 来对抗共和国。这是激进党典型的夸饰言辞,也是“小人物”对庞大的经济力量 所抱持的猜疑。当然,保守派人士对赫里欧的敌意,无疑也对“法郎挤兑”推波 助澜。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法国人民拒绝利用课税来支持战争与重建费用,以及 憎恶激进党管理国家的做法。正如1924年时的英国一般,倾向左派意味着减少而 不是增加政府的干预。战时的管制是一段令人深感不快的回忆。除了提议大幅提 高所得税以外,法国社会党对于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政府干预毫无兴趣。激进党倾 向于支持经济的自我调节,所以赫里欧不愿执行可能有助于平衡预算并稳定法郎 的提高税收与货币管制策略。 法国在赫里欧于1925年4 月下台之后接下来的十五个月中,历经七任内阁。 正当激进党感到没有社会党的参与,他们的路线就可以向比较中间的政党联盟靠 拢时,法国通货膨胀飞升,而法郎在世界货币市场上的价格,已经贬值到战前价 值的1/10左右。 彭加勒:回归“常态” 最后,法国终于在严谨的彭加勒身上找到了20年代晚期的“常态”。1924年 时因为占领鲁尔而被排挤的彭加勒,在1926年以国家财政救星的身份重回政府。 他个人的廉洁与严格的守法精神,让那些惊恐而只能眼睁睁看着存款在永无止境、 不断飙升的通货膨胀中蒸发不见的人民感到心安。甚至在彭加勒还来不及做些什 么之前,投资人就已经开始买回法郎,经济也再度复苏。虽然大部分是因为安全 感,但是部分也是因为政府采取紧缩开支与审慎管理的传统保守的救市方法,这 一切使彭加勒得以于1928年时让法郎的价值回升到战前国际价值的1/5 。也就在 那时,彭加勒恢复了国际金本位制。从1807年到1914年,“拿破仑法郎”始终是 稳固的经济靠山,是法国的中产阶级赖以安居乐业的基石。但当时法郎的地位已 经因为战争而松动,而且受到战后通货膨胀的破坏。1928年,“拿破仑法郎”已 经为“彭加勒法郎”所取代,中产阶级开始看见复苏安定世界的曙光。他们已经 用自己的薪资支付战争的费用,所以甚至在1929年经济最繁荣的时期,法国中产 阶级的意识里依然留有一道一触就痛的伤口。法郎绝不能再受到伤害,法国也绝 不能再卷入另一场战争,因为战争所付出的黄金与鲜血,代价如此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