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常态”: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7) 施特雷泽曼必须处理的另一个紧急状况是已经失控的通货膨胀。11月12日, 施特雷泽曼任命银行家与经济学家沙赫特担任货币专员。沙赫特所做的只是开始 发行新货币——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每一个地产抵押马克价值1 兆旧 马克。沙赫特寄予厚望的“地产抵押马克奇迹”,达成心理层面重于经济层面的 两项成就。因为存放在德国银行里的黄金和外汇数量不足以作为新货币的后盾, 所以沙赫特以不动产为媒介物——用德国所有的土地、工业与商业抵押作为新货 币的后盾。然后他利用严格限制政府的开支,以及企业借贷的金额,来维持新货 币的稳定。当1924年道威斯计划的贷款开始流入德国时,①沙赫特转而推出以黄 金为基础的新货币——德国马克(Reichsmark),德国马克直到经济大萧条之前, 依然相当稳定。 人们曾经说:“通货膨胀才是真正的德国革命。”②与1918年及1919年时的 政治革命不同,通货膨胀改变了人们的经济与社会关系。它使很多中产阶级的人 们必须挽起衣袖擦洗自家的地板。这些人在另一次经济危机时,将会追随任何一 位可以拯救他们的救星。沙赫特那严格的经济紧缩新政策,迫使那些处于盈亏临 界点的企业离开商业界。只有生产合理化与现代化的大公司,才能在20年代后期 的德国经济繁荣中获利。新的卡特尔与托拉斯已经形成。1926年合并多家煤、钢 铁企业的联合钢铁公司(Vereinigte Stahlwerke ),钢产量大约占德国的钢产 量一半。而庞大的克虏伯工业工国,则负责其余大部分的钢产量。化学品与染料 托拉斯(1925年成立的法本公司〔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 G., 或I. G. Farben〕),是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公司。 因此,魏玛共和国从1923年的垮台边缘挣扎而起,转进一段平静的岁月。在 政治上,它持续向右偏斜。1925年,当艾伯特总统去世之时,这个原属于社会民 主党有职位,就被普鲁士战争的英雄——陆军元帅兴登堡所取代。虽然其他总统 候选人的得票数总计超过半数,但是共产党候选人恩斯特? 台尔曼(Ernst Th? 覿lmann ),却从中间派共和主义候选人马克斯(Wilhelm Marx)手中取得决定 性的选票,这是因左派分裂而导致的后果。1927年时,因为纳入党报与地区领袖 都不断要求以国王或独裁者,来取代共和政体的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党员, 使政府的多数派更进一步向右派靠拢。左派人士赢得了1928年的选举,但是新任 的社会民主党总理穆勒只能借助“大联盟”来治理国家。 随着经济的繁荣,政治热度确实下降不少。早期的暗杀事件现在已经不再出 现,而由愤怒的退役军人与权力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街头帮派也比较少见。暴动 失败之后,希特勒被送进兰茨贝格(Landsberg )监狱服刑,并写下他的政治信 条《我的奋斗》(Mein Kampf,1925年)。此时,个人自由多少得到保障,且柏 林与巴黎也竞相成为世界性的艺术实验中心。魏玛共和国幸存下来了,但是在它 那议会制政体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独力自主、支持权力主义的军官团,一批具 有支配地位的大型企业联合集团,以及并未实际承诺政治自由的技术专家文官系 统。如果议会政权在外交或经济事务上出现失败,那么那些有权势的组织就会将 它抛在一旁,转而支持更有效率的政府。 8.5 东欧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欧的新国家也如德国一般,多以自由主义模式为基 础来制订宪法。人们期盼受到自由主义的强烈影响。新政权是三个同步发生的自 由主义胜利的产物:西方议会制的代表——大英帝国与法国——胜过独裁专制的 同盟国;民族独立运动胜过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的多民族王朝; 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的利益,胜过1919年和1920年时东欧的布尔什维克运动。 在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气氛里,民族独立与议会民主制度是密不可分的。除 了直到1929年为止,都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王国(Kingdom of Serbs, Croats,and Slovenes)为名的南斯拉夫以外,新国家(奥地利、波兰、捷克斯 洛伐克)都实行共和政体。先前就已存在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在20年代初 期采用新的议会制宪政体制。匈牙利依然是由没有国王的摄政政府统治,而希腊 则于1924年变成共和国(暂时)。这些国家所制订的新宪法大多采用法国、英国 与美国的政治惯例。选民的范围远比以前广泛(匈牙利那有限的选举权是主要的 例外)。 至少在理论上,20年代那十年,似乎是东欧政治民主的高峰。但是,东欧的 自由主义政治与经济制度是从外国的土地移植过来的。西方的议会制度是在“君 权神授”论的右派君主政体,与社会上层人士和广大、日渐增多的中产阶级的结 盟之间,一连串长期而痛苦的冲突下逐渐发展成熟的。相比之下,在东欧受到民 族主义知识分子支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却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东欧没有稳固、 大量的中产阶级,大部分地区是农村。东欧很多地区如波兰、匈牙利与罗马尼亚 的商人与专业人员,通常是日耳曼人或犹太人,因此与国内已经成形的民族运动 之间关系紧张;只有捷克国内有着大量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民族主义中产阶级。 新国家的问题因为东欧那不成熟的议会制度而更加复杂。本国的领袖经验不 足,而绝大部分的农民则不曾持续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在巴尔干半岛地区, 约有3/4 的人口依然是文盲。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活动依然只是由少数人包揽。 有些新的东欧宪法虽然增加了投票义务的条款,但是与其说是表达人民参与政治 的先进观念,还不如说是反映了对公民消极的参政态度的恐惧。 经济混乱是另一个沉重的负担。新国界突然切断了很多东欧人与他们习惯进 行贸易的城市之间的联系;有很多要求土地改革与发展基础交通运输业的声浪; 通货膨胀几乎与德国一样悲惨。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放任的经济变得毫无意义。 东欧的自由主义实验必须与这个地区的两个基本特性妥协:农民的优势地位 以及种族的多样化。在20世纪上半叶,东欧的政权是坚挺还是衰败,取决于他们 处理农业和民族问题的方法。 农村优势与农民的不满 大战结束时,大部分的东欧人依然是农业人口。直接从事农业或畜牧业者, 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几乎已达80% ;而在罗马尼亚、波 兰和匈牙利则占总人口的60% 以上。但是在东欧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捷克 斯洛伐克,农民所占的比例则降到50% 左右(相比之下,同时期英国的农民比例 低于20% )。此外,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大部分的土地都属于大地主所有。大 领主(Latifundia;大地产)们统治波兰、匈牙利与罗马尼亚的农村,其土地集 中程度在西欧或许只有西班牙南部与之相似。既然少有城市或工业发展的机会, 所以普遍的就业不足以及拥有土地的渴望,就郁积在人数渐增的临时工人与依赖 一小块土地维持生活的农民心头,使他们深感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