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常态”: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8) 农民似乎会采取直接的暴力行动。1907年,罗马尼亚的农民们攻击领主的宅 邸和放高利贷的犹太人,这场欧洲现代史上最血腥的农民暴动可说是第一个警告。 在镇压这次暴动时,有一万名农民丧生。1917年和1918年时,俄国农民大量掠夺 土地的行为,成为邻近地区的榜样,激起几乎无法压制的夺地浪潮。20年代初期, 东欧的统治者们知道,实施某种形式的土地重新分配,几乎无可避免;主要的问 题是,应该如何重新分配土地。 库恩的布达佩斯苏维埃,在1919年春天就曾经提出革命性的重新分配土地的 政策。但是对东欧的农民来说,库恩呼吁土地集体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做法, 不如列宁那比较有弹性的、默许农民个体占有土地的方法具有吸引力。不论如何, 因为库恩的政权在1919年夏天垮台,所以他的革命性解决方案并未付诸实施。此 后,东欧的土地改革就掌握在那些新国家的中产阶级与上层领袖手中。他们进行 土地改革的方法,受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少数的革新派地主和广大农民的支持, 目标是大幅增加独立式家庭农场的数量。他们没收皇室土地和外国人的土地,购 买私人手中超过最高允许限额的多余土地,再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家庭农场,以实 现其土地改革目标。 20年代初期,每个东欧的继任国都以这种方式重新分配了某些土地。在很多 地主都是外国人的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产生了相当实质性的变化。1920年 到1941年间,罗马尼亚将1300万英亩的土地分配给140 万名农民,在超过220 英 亩的土地上仅存13% 的耕地。①保加利亚非常特别,虽然从一开始国内的小地主 就非常普遍,而且几乎没有贵族存在,但是在主张平均地权论的斯坦姆波林斯基 (Alexander Stamboliski ,1919-1923 )政权的领导下,依然进一步扩大国内 家庭农场的基础。斯坦姆波林斯基为在保加利亚的农村地主设定了75英亩的上限。 1934年,只有1%的乡村农场以及6%的地产面积超过这个上限。其余各国的土地改 革进展缓慢。在很多情况下,刚独立的农民因为沉重的贷款,以及20年代晚期农 产品的价格下跌,而再次将土地全部出售给大地主。1937年,拉齐维尔家族(Radziwill) 在波兰总共拥有20万英亩的地产。不论如何,单靠土地重新分配,实在无法解决 农村中人口过剩、欠缺高效的农场经营方式等基本问题。 在农村占优势地位的国家里,选举权的扩展使农民政党得到参政的机会。致 力于维护小地主利益,由平均地权论者、小耕农或小地主所组成的政党(使用最 普遍的名称),在东欧的议会里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西欧的政党体系里则身 影稀疏。虽然由于那些在第七章曾经讨论过的反革命因素遮掩了他们的光彩,但 是1919年于匈牙利首届选举中崛起的小地主政党(Smallholders’ Party),仍 然摇身一变成为议会的最大党。温森特 ?维托斯(Wincenty Witos)的农民党 (Peasant Party )在1923年到1926年间执掌波兰的政权。拉迪奇的罗马尼亚农 民党(Croatian Peasant Party)是20年代新建国的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与斯洛 文尼亚王国(后来更名为南斯拉夫)的第一大党。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农民领袖, 还是领导保加利亚农民联盟(Bulgarian Peasant Union )的斯坦姆波林斯基。 从1919年开始,到1923年被暗杀为止,斯坦姆波林斯基让保加利亚变为真正 由平均地权论者掌权的独裁国家。他不喜欢那些让农民负债累累的“寄生虫”— —城市中产阶级,也轻视那些他认为会因为持续重复的机械性工作而心胸狭窄的 工人。 我不喜欢那些带有西方狭隘观念的工人;他们没什么教养……农民就不同— —农民的心里蕴藏着可以充分发展人类品格的种子……农民的经验使他们自然而 然拥有优于光盘那个人的优势,农民是自己的主人,能够承担很好地教育自己的 责任。① 因为深信生产力、美德与才智都与土壤息息相关斯坦姆波林斯基盼望建立一 个没有银行家和官僚的农民民主政权。 斯坦姆波林斯基是东欧唯一拥有足够的权力可以实现农民民主的农民政治家。 保加利亚的农民让他获得绝大多数的选票——在共236 个席位的国会(Sobranie, 或称保加利亚议会)取得112 个席位。在农村也相当强势的共产党,以50个席位 居次。斯坦姆波林斯基除了限制个人的农村地产之外,也让城市居民很难拥有农 村土地,此外还有向城市中产阶级纳税人课征重税的倾向,并利用法律和银行严 格控制中产阶级。他的私人军队——橙色卫队(Orange Guards )负责痛击敌人 以及镇压罢工。他建立了一个统一整个东欧农民地主利益的“绿色国际”(Green International ),以对抗集产主义者的“红色国际”(Red International )。 与掠夺成性的橘色卫队一样,斯坦姆波林斯基也落得了一个可悲的结局。他 曾让城市中产阶级惊恐;也曾由于在国际议题上支持协约国而触怒民族主义者与 共产党员。此外,他也因为与南斯拉夫建交而与国内的少数民族——马其顿人— —对立。虽然共产党袖手旁观,但是1923年,在一场由预备役军官所发起的政变 里,斯坦姆波林斯基政权还是被推翻了。他被一群马其顿的恐怖份子掳获,在被 斩首之前,先被砍断了手臂。 保加利亚的情况显示,即使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欧国家,也无法用与 城镇和军队对立的方式统治国家。虽然农民政党有足够的议席可以让议会生态更 加复杂化,但是他们的力量不够强大,不足以提出一以贯之的政治纲领。他们只 是通过模糊的反城市平民主义(antiurban populism)联合起来而已。反城市平 民主义的观念认为,城市是堕落邪恶的,农民应该将自己从银行家和商人的统治 之下解放出来。除此之外,他们也陷入矛盾。有些农民领袖,如克罗地亚的平民 主义者拉迪奇,赞成激进土地改革,还加入第三国际。有些人如斯坦姆波林斯基, 则主张保护小地主以对抗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主义。欠缺政治的凝聚力,反映出 农村人口的利益冲突,已将他们划分为无产劳工、小地主、家庭农场地主和大地 主。此外,农民政治家通常由于从政经验不足,很快被诱惑而顺应城市政治家, 遭到选民鄙视。东欧的农民政党夺走城市自由主义政治家执政所需的多数席位, 却无法提供可行的统治方案。 更基本的问题是,东欧农民政党的强大势力,使人们更难克服让社会落后的 局限。长期来看,人们可以想见繁荣兴盛的东欧,若不是如丹麦一般建立在有效 率、高生产力的农业上,就是建立在工业吸收日益增多的农村过剩人口的基础上。 不过,20年代的东欧仍然处于稠密的人口要靠土地维生、小农场过多且低效以及 工业化进程缓慢的状况。其后,当世界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的生活也遭受破坏 的大萧条时期,所有的东欧国家都变得更加脆弱,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