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节:“常态”: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9) 少数民族的问题 20年代时,各个新国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尚未解决的民族抱负。战败国, 尤其是匈牙利感到羞愤难当。战胜国的境内有很多尚未同化的少数民族,是1918 年和1919年时为了建造大捷克斯洛伐克、大罗马尼亚与大波兰所付出的代价。 以南斯拉夫为例,说明当新的议会制政权遇到棘手的民族分离问题时可能会 造成的结果。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王国中,虽没有任何一个民族 强到足以统治其他民族,但是他们也无法和睦相处。在推翻共同的敌人哈布斯堡 王朝之后,塞尔维亚(信奉东正教、讲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语〔Serbo-Croatian language〕、使用西里尔字母〔Cyrillic alphabet 〕)、克罗地亚(信奉天主 教、讲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语、使用罗马字母)与斯洛文尼亚(信奉天主教、讲 斯洛维尼亚语、使用罗马字母)人发现,他们很难统一成一个国家。新王国的分 权式联邦制度(decentralized federal system)扩大了民族分离的问题。既然 克罗地亚的领袖拉迪奇曾经投靠第三国际,其分离主义的根基上就布满了布尔什 维克的威胁。亚历山大(Alexander )国王于1929年1 月废除宪法,以中央集权 的制度,取代以种族为基础的联邦行政区制度,并且把国名重新更名为“南斯拉 夫王国”,如此“解决”这个把革命、地方分离主义及政府不稳定搅和在一起的 问题。但是,他的独裁政府正如乌斯塔沙(Ustasha )一般,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1934年10月9 日,克罗地亚极端的分离主义分子在马赛暗杀了当时正在法国进行 国事访问的乌斯塔沙。 其他的东欧国家也大多走上相同的权力主义道路。1923年斯坦姆波林斯基被 暗杀之后,保加利亚的国王鲍里斯(Boris )就任命保守派的政治家、依靠警力 来统治国家。从1925年起就自愿流亡的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Carol II), 在1930年时回国即位,执政积极。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1926年5 月,使毕苏斯 基(Josef Pilsudski )元帅得以从主张平均地权论的维托斯总理手中接掌波兰 政权的军事政变。 1921年的波兰宪法赋予议会多数派组织内阁的权力。但是这个多数派支离破 碎,包含的政党多达59个(包括33个代表少数民族的团体)。在1918年11月到1926 年5 月的八年里,接连更换了十四位总理。因为议会制政权的成功而获益最多的 维托斯,他的农民党与城市自由主义团体,都无法形成具凝聚力的核心。缺乏有 效率的管理,很难调整统一波兰的经济。西里西亚人与柏林、加利西亚人和维也 纳,都曾有过贸易关系;而东部的波兰人则曾经以俄罗斯的经济活动马首是瞻。 但是现在,这些人都必须缓慢且痛苦地以华沙为中心来开展经济活动。 民众渐渐开始轻视议会制政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领导波兰军队对沙 俄的爱国老人——毕苏斯基,于1926年5 月的政变时,得到工会和军队两方的支 持。夺权之后,毕苏斯基就创立了单一民族运动——与政府合作的无党派联盟。 单一民族运动的目的,是促进国家那在政党口角中已经荡然无存的“道德更新”。 在非常需要国家统一与政局稳定的新国家里,20年代的议会政权却有着毫无 效率、腐败堕落与派系不和的名声。此时尚能勉强幸存的议会制政权,却在30年 代时被权力主义政权所取代。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保持议会共 和政体。在东欧各国中,只有捷克拥有大量的本国中产阶级,以及高度发展的自 由主义传统。继承旧奥地利帝国的工业基础,使新兴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在发展经 济时的适应不良与通货膨胀等问题比其他东欧国家要少。捷克人设法在中央集权 的行政体制里,转移斯洛伐克与日耳曼等少数民族的不满。捷克斯洛伐克由托马 斯? 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总统掌权。一直到1935年去世,马萨里克单纯 依靠他的个人影响力掌握了由改革派社会主义者、平均地权论者与天主教人士结 合起来的议会核心,法国历史学家鲍蒙特(Maurice Baumont )将其称为“受敬 重的独裁”。① 8.6 伊比利亚半岛 与东欧相同,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毫无生气的议会政权,也没能在20年代幸存。 和东欧人一样,伊比利亚半岛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农民,大多目不识丁,传统的农 村惯例根深蒂固,并且受到当地地主和教职人员的强烈影响。西、葡的农业也一 样效率底下。举例来说,虽然有3/4 的葡萄牙人居住在农村,但是葡萄牙依然无 法实现粮食自给。 当然,西、葡有某些重要的特征与东欧不同,但是并不在那些有助于成就自 由主义制度的层面。不像东欧新国家那样努力地在国内积极投入施政与经济活动,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由政客以及官僚负责执政的腐朽旧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 主教会对人民生活影响之普遍,远胜于除天主教国家波兰以外的任何东欧国家, 但是西、葡的国民并未因此而更具同质性。城乡对立,北部小地主与南部大领主 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与在西班牙心脏地区占优势的阿 拉贡- 卡斯提尔人(Aragon-castille )之间过于强烈的文化差异,是选举政治 的障碍。最后,不论是西班牙的议会君主制,还是1910年的葡萄牙共和国,甚至 都未能如东欧国家刚开始时般享受刚建国时的片刻喜悦。在19世纪晚期,自由主 义制度就已经以北欧和西欧的统治模式为主,传入伊比利亚半岛。大战期间不论 是中立的西班牙,还是1916年以后加入协约国参战的葡萄牙,都已厌倦了战时以 及战后的混乱,这两个国家都再度走回19世纪时的军事政变传统。承诺维持社会 秩序与复兴国家的军官团接掌了两国的政府。 在西班牙,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工业繁荣与通货膨胀,加剧主要工业 区——文化背景不同的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Barcelona 〕)与巴斯克地区— —的社会紧张局势。1917年后,并且从1919年一直到1923年的罢工,结合了熟悉 的焚烧教堂、要求加泰罗尼亚自治,以及倡议其实是以争夺权力而非改良工作条 件为目的的革命性全面罢工等情况。但是,其规模史无前例,并且还有南部的无 政府主义农民暴动与之响应。苏维埃的影响更加明显:安达卢西亚(Andalusia ) 的一名农民领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从科登(Cordon)改为科顿涅夫(Cordoniev )。1921 年的殖民战争中被摩洛哥游击队打败,只是压垮长期因帝国衰颓而深感 困扰的西班牙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阿方索十三世国王的批准下,里维拉(Miguel Primo de Rivera )将军于1923年9 月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 里维拉扫除了那些他指责的必须为西班牙的没落负责的“老政治家们”,建 立起他个人独裁统治,一直持续到1930年。但是,里维拉并不只是个西班牙的反 动分子。他成立劳资仲裁委员会,有些主张改良主义的工会也加入其中。他招揽 了一些技术专家,允诺要让经济现代化,而且大面积修筑道路以及扩展电力系统。 里维拉的专制统治是一个现代化的独裁政府,他决定让工人和平地分享比较先进 的经济利益。但是,里维拉在反动派与大企业之间,以及拥护共和政体与不妥协 的左派分子之间却树敌不少。1930年,当西班牙的经济开始受到经济危机影响时, 阿方索十三世国王不再信任他,更不愿意与衰败的军人团体一起沉沦。1930年1 月,里维拉流亡法国,并在不久之后死于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