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节:希特勒的欧洲:占领、合作、反抗,1939至1942年(9) 随着希特勒获胜可能性的渐减,许多欧洲人重新燃起联军可能获胜的希望。 不过,还是有许多人仍然恐惧西方的另一次战争会引发斯大林入侵欧洲的后果。 在这种逻辑思考之下,直到1944年,许多不明确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欧洲人,都仍 然希望能在一个妥协的和平下度日。 14.6抵抗 纳粹的统治,让希特勒在欧洲的敌对国家面临棘手的问题:应该要忍辱屈服? 还是采取行动来抵抗这个不义的政权?采取抵抗,会面临实践与伦理层面的问题。 采取哪种行动才能对抗这种无限期且范围辽阔的暴政呢?个人又应负何种责任、 采取何种行动反抗此一邪恶势力呢?倘若所有合法的抗争方式都无效,是否能采 取平时被认为是犯罪的手段(包括杀人)?而这样的行动又是否能在道德标准上 被合理化呢? 以下是几个迫使欧洲人默许希特勒行为最易了解且最普遍的理由。首先,希 特勒在占领区的暴行,刚开始时并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尤其是在西欧、波西米亚 - 摩拉维亚与斯堪的纳维亚等地,德国的统治手段尚属温和。其次,直到战争出 现转机,许多欧洲人已经不抱能成功反抗希特勒的希望。再者,由于纳粹的暴行 是前所未闻的,因此许多犹太人甚至还来不及觉察自己的命运便已送命。最后, 即便欧洲人已经知道希特勒的残暴行径,他们也未能迅速地作出强烈反应,以高 道德标准之名,出师讨伐暴行。是否纳粹党员也以相同的标准来评判自己攻击魏 玛政府的正当性?而狂热的反抗行动,最终是否会演变为只是以无政府的混乱局 面取代纳粹暴政呢? 最重要的是,所有抵抗行动都很危险。从事抵抗运动不但意味着将自己的家 人、邻居暴露于遭受纳粹报复的危险之中,也意味着必须冒生命危险,或忍受恐 怖的严刑拷打。一个从事抵抗运动者,必须牺牲个人的舒适享受、日常生活、安 全,甚至必须抛弃一般的伦理规范。这就是为何实际参与抵抗运动的人数如此稀 少的缘故,也是参与抵抗运动者大多是外部者的原因。他们大多是年轻、单身无 牵挂者,别无选择的军人,民族主义者与革命主义者的巷战老手等。 尽管有这种种的理由,抵抗运动仍然在欧洲的纳粹占领区,甚至德国境内发 生了。积极的反抗分子指的是会做出公然挑衅政权、招致处罚的人,而非那些仅 对政府的作为表示不满、虽持异见却选择沉默、仅用消极的怠工以表示反对的人 们。公然的抵抗运动涵盖范围甚广,从撰写或散发传单、在墙壁上涂写反政府标 语,到为盟军搜集情报、掩护政府的敌人,甚至包括彻底的破坏行动与暗杀。从 事这种种抵抗活动的人,都已下定决心打破法律限制,毫不畏惧身涉险境。 由于人数少且孤立,又时常受到警觉性高且残酷冷血的执政当局镇压,欧洲 的抵抗分子极少能发动重大直接的军事行动。然而他们的英勇作为仍然引起世界 的关注。在希特勒所建立的“新欧洲”中共患难的人们,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兄弟 情谊,这种情感常能将意见相左的人聚合在一起,例如教士们与共产党员。这些 反抗群众中的知识分子,不仅规划了一个战后欧洲的蓝图,更建立了一个伦理架 构来使个人责任与反抗暴政的行为合理化。 德国境外的抵抗活动 欧洲抵抗希特勒的运动,不论在时间与地点上都各有不同。战争初期,虽然 占领区的人民生活缺乏希望,但也没有发生令人难以忍受的暴政(波兰除外)。 早期抵抗运动的领袖大多是保守党员、民主主义者或军官,例如“自由法国”的 领袖戴高乐将军。他们对于抵抗运动的想法仅限于为盟国搜集情报,并秘密储备 武力以静候盟军登陆之时予以协助。只要《纳粹-苏维埃条约》不失效,则拥有 欧洲最大地下组织的欧洲共产党员对希特勒的态度,就会倾向和平共处而非反抗 斗争。共产国际下达指示,命令欧洲工人不得参与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更确 切地说,共产党认为不论是希特勒,还是希特勒的合作者,都是邪恶的。从1928 年到1934年间,是主张“阶级对抗”无可妥协的年代,他们甚至认为希特勒与希 特勒的敌人——伦敦与其盟友都属同类,无论哪一方获胜,工人都无法从中获利。 1941年初,共产党在德占区巴黎所散发的传单还写着:“不要霍乱,不要鼠疫!” 意为:“不要贝当,也不要戴高乐;不要希特勒,也不要丘吉尔;终结帝国主义 战争;法国人不为资本主义卖命;法国苏维埃掌权;和平万岁。”①欧洲工人希 望能与德国工人和中立的苏联建立良好的联系,以尽快促成和平。这种处境,从 开始到最后都让许多欧洲共产党员感到极度不安。不过,后来他们仍自豪地指出, 有些工人并未遵从共产国际的命令,例如法国的煤矿工人便在1941年5 月直接罢 工。 1941年6 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让欧洲的抵抗运动出现转机。当时欧洲共产 党的地下组织迅速转向,以轻松而热情的态度加入反希特勒的直接行动。在德国 占领区中,突然增加了许多破坏活动与暗杀行动。由于组织完善、成员精良,使 共产党员所带领的抵抗运动,无论是在装备还是精神号召上,都比其他的反抗团 体更能吸引积极活跃分子参与。欧洲的反希特勒活动,俨然成为另一新的人民阵 线——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联盟。许多人的心情就如同法国共产 党诗人阿拉贡(Louis Aragon)以得到解放的感觉所写下的:“我的党帮我找回 了法国国旗。”① 第二个转机出现的时间虽不明确,却具有重要意义。1942年底、1943年初, 德国败象渐露,同时,德国人也开始在占领区大肆掠夺当地人民的财物。德国的 这种作法,对西欧来说,是个特别令人注目的转变,因为直到那时为止,西欧人 所受到的大多是自尊上的损伤,人身的具体迫害较少。此时法国的年轻人开始被 强行征调入德国位于法国、比利时、荷兰的工厂劳动,食物配给也减少了。将大 批犹太人运往焚尸场的暴行,自1942年夏天开始展开。西欧天主教会发行了首份 抨击占领区政府暴政的刊物。此时,法国的“马基”(Maquis)②抵抗运动在当 地也出现了:抵抗分子在偏僻的地区扎营,里面住着逃避劳动征召或被驱逐出境 的人。这群抵抗分子在养精蓄锐准备支持盟军的期间,生活所需全靠地方人民供 给。1943年初,随着抵抗运动逐渐得到社会广泛支持的同时,人们也逐渐增加了 战胜的希望。欧洲抵抗运动至此终于建立起广大的群众基础。 当然,抵抗运动在整个德占区的反应并不一致。抵抗运动所能发挥的效果, 取决于时机与人们对敌人的仇恨程度。对那些生活压较小迫的地区,如丹麦、波 西米亚—摩拉维亚,以及处于半占领状态的法国而言,由于生活较安定舒适,因 此默许认同德国的作法较易获得支持。而另一种极端的例子如波兰,则由于德国 的手段太过严酷,让他们甚至面临灭种危机,无暇他顾,导致中央丘陵无法如阿 尔卑斯山及南斯拉夫山地一样,能够为抵抗分子提供藏身之所,因此抵抗运动无 法蓬勃发展。换句话说,最适合反抵抗势力发展的地方,必须兼具两个条件:一 是人民尚怀有希望之处;一是能提供抵抗者安全营垒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