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节:希特勒的欧洲:占领、合作、反抗,1939至1942年(10) 抵抗分子的合法地位,随着各国政府的认定态度不同而各有所异。那些得到 本国绝大多数人民支持并与英国合作的流亡政府,对其国内的抵抗势力多能给予 合法的地位,流亡伦敦的荷兰与挪威政府便是最佳的例子。相比之下,法国由于 存在两个敌对的合法政府,因此抵抗势力极难找到一条出路,取得合法的地位。 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极度渴望能从德国的暴虐占领中得到解放,然而直到1944年 盟军发动攻击,再加上事实证明盟军确有能力将德国人迅速从法境内驱逐、并能 避免一战时双方对峙的战况之后,大多数的法国人才开始相信戴高乐将军的武装 解放路线,比贝当的谈判妥协方式更有希望带领法国走出困境。战后的一些统计 数字让我们得知,在此转变发生之前,仅有约2%的法国人冒险参加积极的抵抗运 动;而最多大约也只有10% 的法国人会阅读抵抗运动的地下刊物。事实上,还有 相当多人直到最后都狂热地支持贝当政府。① 德国境内的抵抗运动 在德国境内进行抵抗运动,所面临的是更为特殊的危险与限制。在占领区从 事抵抗运动可以诉诸民族主义,如同诉诸人道主义与个人的切身利益一样理由冠 冕堂皇。相比之下,在德国境内发动抵抗运动,就像在扯自己国家的后腿一样, 极难得到认同。这种情况在大战爆发之后更是如此。在希特勒成功的鼓舞之下所 激起的群众热忱,强化了德国原有的强烈政治民族传统。公众舆论毫不留情地抨 击德国境内的抵抗分子,甚于批评占领区的警察或党卫军。 德国境内的抵抗分子还分为彼此歧见甚深的左派与右派。他们缺乏民族解放 的一致目标,因此难以结合。此外,他们也欠缺有力、普遍的自由传统。左派拥 有大批潜在的支持者,但却无力渗入军队与官僚体系;而以保守党为首的右派虽 有机会渗入军队与官僚体系,但却缺乏群众基础。 直到1933年3 月,大多数的德国人仍然投票反对希特勒的领导,其中有些人 直到最后都坚守反希特勒的立场。左派成员——社会民主党员、共产党员与工团 主义者,组成了最强有力的反对派。不过,德国左派错失了在1932年与1933年时 可以团结合作的最后机会。社会民主党员与工团主义者仍坚持以合法手段对付不 走正道的对手;而共产党员则坚信希特勒摧毁魏玛共和国,只会使德国陷入类似 “红色十月”(Red Ocrober )的状况。两边阵营都将对方视为与己方原则相背 的敌人。德国左派掌控的机构在纳粹政府建立之后的数周内便遭到查封的命运, 领导人或被逮捕,或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或流亡国外。任何企图重建社会主义政 党或工会组织的人,都难逃入狱或死亡的命运。许多德国人,包括少数工人,都 因痴迷于纳粹政府在经济与国际上的成就而“纳粹化”(Nazified)了。后来, 社会民主党员与共产党员发动了几次重要的抵抗运动,如“红色乐队”(Red Orchestra), 不过,其成员在1942年8 月便遭逮捕。纳粹政府长期监控着德国左派的一举一动。 1933年后,为了对付势力渐长的左派反对党,纳粹政府开始将不计其数的德国人 送进集中营。 教会是德国境内潜藏的第二大反抗势力。虽然德国新教徒由于太分散也太受 路德教派效忠国家的传统观念影响,无法结成统一的反对党,然而纳粹政府仍不 敢掉以轻心。纳粹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德国基督徒”教会——基督救世军(SA of Jesus Christ ),在新教教会中形成一个反对派势力互相牵制。基督救世军 由尼默勒牧师(Pastor Martin Miemüller)领导,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 U 型潜艇舰长,也是魏玛共和国的反对派。天主教会于1933年与希特勒缔约,同 意废除中央党(Center Party),并以教会停止从事政治活动为交换条件,延续 教区学校与组织的运作。1939年,罗马教皇与德国神职统治团体均公开反对政府 的特殊论调,包括好战的世俗主义、种族主义、安乐死政策等。①尽管许多基督 教徒英勇地进行抵抗运动,教会仍然倾向于在希特勒政权下运作自己的权力,而 不想推翻政权。 在战争开始之前,有些保守派人士以宗教与人道观点来反对纳粹政权。大体 而言,他们大多以闭门私下抒发不满,或成立秘密讨论团体等方式进行反抗。例 如毛奇伯爵(Count Helmut von Moltke )的“克莱骚团体”(Kreisau Circle) 便是一例。这个组织规画了一个统一的、没有国际争端的新欧洲蓝图,他们假设 这个蓝图将在其他团体把希特勒消灭之后实现。而希特勒可能败战的迹象,也促 使军队与政府中的反对派投入更多的抵抗活动。 这些抵抗运动在1938年达到高潮。当时希特勒似乎打算把尚未做好准备的德 国人投入对苏联与西欧的战争。在希特勒企图发动战争之时,军队与政府机构中 的反对派曾策划推翻希特勒。1938年8 月辞职的总参谋长贝克将军,便是由于反 对希特勒的野心而毅然求去。不过,战后某些德国军官与高级文官却认为,间接 破坏推翻希特勒计划的,其实是张伯伦在慕尼黑会议中对希特勒采取的让步行动。 当战争在对德更有利的时机——1939年9 月间——爆发之后,爱国主义的力量更 加限制了军队与政府中的反抗活动。保守派的反对势力由于坚持强人领导与独裁 主义,欠缺群众基础,因此他们的抵抗活动只能说是一种20世纪反魏玛共和国运 动的延续。对保守势力的抵抗运动者而言,其主要障碍是活动范围太狭隘、欠缺 群众基础,而唯一能达成其目的——建立一个独裁而没有希特勒的强大德国的手 段:政变或暗杀,又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方式。 当1943年、1944年间德国败象渐露,而欧洲也开始感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威胁 时,保守派的抵抗者终于放下了他们的坚持。1943年由保守派反抗势力所策划的 暗杀行动失败后,施陶芬贝格伯爵(Colonel Count Klaus Schenkvin Stauffenberg) 又在1944年7 月20日于接近苏联前线的拉斯滕堡(Restenburg),希特勒预定做 简报的总部设置炸弹。不过,希特勒仅被炸弹震了一下,双耳暂时失去听力而已。 除此之外,共谋关闭集中营、废除党卫军、寻求与西方达成部分和平协议的抵抗 分子们,有些被枪决,有些被挂在肉钩上处死。最后,德国还是得靠着外国的军 事力量,才推翻了希特勒与他的追随者。 抵抗运动对军事行动的影响 欧洲抵抗运动对大战的军事结果,只发生了一些外围的影响力。抵抗运动在 东欧的影响力或许大于西欧。在苏联战场中,德军后方的游击队对其运输系统的 严重干扰,迫使德国必须从前线调回一些军队镇压。 南斯拉夫拥有欧洲战斗力最强的抵抗军队。当南斯拉夫在1941年4 月被德军 占领时,它的军队并未解散。这些军队潜入山林,伺机行动。德国从未能控制地 形崎岖的南斯拉夫山地。不过,当双方僵持不下陷入对峙时,德拉查? 米哈伊洛 维奇将军的“切特尼克”(Chetniks)倾向于与德军达成实际的停战协议。不过, 当共产党加入战争,以约瑟普? 布罗兹(Josip Broz,以“铁托”〔Tito〕之名 广为人知)为首的克罗地亚共产党,改用更加积极的态度进行抵抗运动。南斯拉 夫的例子说明了两种可行的抵抗策略:一是速战速决,不过这要冒遭到报复与更 剧烈短痛的风险;一是谨慎守成,静候盟军的支援。曾以跳伞方式深入战区的英 国观察家在与铁托会面之后,积极报导其奉行的实践主义,期望能劝动盟军将对 米哈伊洛维奇的财政与物资支持,改为支持铁托。最后铁托共消灭了10个德军师 团,并在战后自然地成为南斯拉夫的领袖。相比两次大战间的时期,南斯拉夫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分裂的情形减轻许多。铁托结合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 义,建立了一种新的领导方式来统治南斯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