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节:希特勒的欧洲:占领、合作、反抗,1939至1942年(11) 至于西欧,抵抗运动也未能对战场战果发挥明显的影响。西欧的抵抗运动者 确曾向盟国提供德军驻扎位置的情报,并于1944年6 月6 日诺曼底登陆日,帮助 盟军拖延了德军的调度行动,然而,不论如何,西欧反抗运动的最重要意义,仍 在于它对人们精神与心灵更新的刺激与启发,而非对战事的贡献。 抵抗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抵抗运动不仅意味着行为上的反抗,也同时意味着思想上的反抗。经济萧条、 法西斯主义、战争——25年之内,欧洲人的第二次自相残杀——这一切都需要人 们对欧洲经验加以严厉的批判,并深思推翻希特勒之后,欧洲人要如何重建一个 新的欧洲。 在经历过抗争,经历过希特勒掌控下的经济、社会与政治革命之后……我们 要的是哪一种共和国?哪一种民主制度呢?① 虽然从事抵抗运动的成员来自各地,并且背景复杂——从天主教徒到共产党 员皆有之,不过,身处欧洲空前的自我毁灭境况,与因从事秘密写作与演讲而涉 入的险境,让这些同病相怜的分子团结在一起。1941年6 月苏联陷入战争之后, 敌人凶残的本性更让抵抗分子与左派紧密团结。从事抵抗运动的知识分子们,几 乎都对战前的欧洲持否定的态度。事实上,确实也没有任何人想把欧洲恢复到两 次大战间的状况,并为此做任何努力。应对战争所造成的全面性危机,需要的是 深刻的改变,而这些知识分子们早已做好准备来迎接政治、社会、经济上的新转 变。多数的抵抗运动思想家主张恢复议会民主政治,不过这必须在清楚两次大战 间议会制度的失误与腐败的条件下方可成行。此外,他们也要求政府提供更公平 公开的受教育、就业、受勋机会。他们反对自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ing market),批判萧条的现状。不过,不同于战前左派抵抗运动的经济学家,他们 接受在混合经济中并入某种程度的计划与国家干预的方案(有关战时的人民期许, 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论述)。 抵抗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的创举是,引发欧洲教会的骚动。虽然并无任何基督 教派完全投入抵抗运动,却有许多年轻教士与牧师,放弃单纯争取教会自治权, 而投入到积极的社会与政治活动中。教会之前顺从世俗政权与社会经济的问题, 此次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天主教的重要创举是“工人教士”(worker-priests) 的出现。这些工人教士们脱下法衣,换上工作服,直接参与劳动。这种试验始于 被送往制造德国军需品的法国工人中的牧师们。也因此,他们更贴近维希政府的 基础与抵抗运动分子。不论哪一种情形,他们都主张应该与中产阶级的传统神职 人员之间坚决决裂。 至于是否要采取非法手段来反对不义的政权,则是教士与牧师们所要面对的 严重道德难题。每一条教规都要求他们效忠国家。朋霍费尔牧师(Poster Dietrich Bonhoeffer)是一位年轻的德国新教徒。也是神学院的教授,他所提的有关基督 教道德问题的见解,或许是开战以来,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思维。朋霍费尔是瑞士 神学家卡尔? 巴特(Karl Barth)的追随者。巴特曾批评现代自由主义神学过度 以人为中心且过于乐观。而纳粹政权的一切作为,更让巴特猛烈抨击较温和、自 由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 )神学。巴特呼吁大众重新重视人类罪性的 严重性,并警觉地质疑人类社会进步的真实性。不过,朋霍费尔并不因追随巴特 的思想而认为基督徒应遗世独立,反而主张基督徒应如同基督的追随者一样,献 身参与社会事务。朋霍费尔坚决主张唯有保卫国家,才能引发人们的集体悔改、 更新德国教会并褪去他们虔诚的表象与财产。由于与1944年7 月20日发动暗杀行 动的德国抵抗分子有关,朋霍费尔成为这次事件中被处决的四位牧师之一。 抵抗运动的主要世俗伦理源自于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 家让- 保罗? 萨特(Jean-Paul Sartre),他曾于30年代回避献身政治。在德国 现象学者埃德蒙? 胡塞尔(Edmund Husserl)与马丁?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的影响下,萨特潜心钻研哲学的本质与知识。战争迫使萨特意识到,除非个人能 为世界国家负起积极的责任,否则便无人能够得到自由,连哲学家也不例外。否 则,个人的生死存亡便将掌握在他人的手中。不过,像萨特这种既不相信上帝也 不认同不变的道德律、不相信宿命的人,又能采取何种行动以积极的负起社会责 任呢?萨特在自己早期所发展的存在哲学中,发现了一种行为哲学。他认为个体 的存在是唯一的必然,通过对事物的自由抉择,可确立一个人的存在事实。“你 可以选择向东也可以选择向西;若你不做任何选择,便失去一切可能性。”有良 好信念的人会接受选择的责任,将自己投身于环境之中,依据自己对世界的“计 划”采取行动,清楚知道“他的行动关乎全体人类”。至于那些缺乏信念的人, 会无视自己的责任与自由,总是将世界的状况归咎他人。不过,在现实生活中, 后者所做出的抉择其实并不少于前者。① 一种简化的存在主义——无视萨特哲学中的复杂性与精致性——在战争后期 变成从事抵抗运动的知识分子的一种风潮。事实上,身为抵抗分子,萨特早已体 验到这种选择的痛苦。个人的行为后果,会导致当事者陷入恐怖的严刑拷问的情 境中;而且,“一句可以满足十个人的话,可能会让一百个人感到不满。这种绝 对孤独中的绝对责任,不正是自由的真意吗?”②依据萨特的说法,抵抗运动是 一个“无声共和国”(Republic of Silence ),在这样的一个孤独国度中,自 由的人们,将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奉献于经过道德选择后、深思熟虑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