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进中南海的“保健总管” ——原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访谈 也许是旧史读得多的缘故,说到负责国家政权最高层人物的医疗保健者,便不 由得想到已经尘封久远的“御医”一词,同时朦胧觉得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总与从 医世家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 但在采访原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时却得知,他祖上似乎并无什么行医之人。 他的爷爷,是山西南部乡村的一个穷苦农民;他的父亲,是20年代初即投身革命的 共产党人。 然而,在本世纪初,处于外强凌辱、内政腐恶的旧中国,在一些热血爱国青年 人中,又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头禅,叫做“大医医国”。如果投身救国革命,即算是 对弊政群集的国家加以医治的话,王敏清的家庭,也可谓从父辈便同“行医”沾上 了关系。或许这样联系有些牵强,但这的确对王敏清后来成为国家最高层人物的保 健医生,乃至其人格的塑造和一生的遭际,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 同王敏清交谈愈深,对他受父辈风节濡染的感受也愈重。我想倘若对他人生的 叙述和阐释,没有事关他父辈的章节,那将显得残缺和乏力。正像他所说的:“我 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我这不太寻常的经历,都同我的家庭、我的父亲相关。” 1.延安时期,风闻毛泽东将与江青结婚,他父亲领衔上书劝谏/康生质问王世 英: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有几个脑袋/毛泽东打牌时的寥寥数语,使王世英免 去无妄之灾 京剧《女起解》中的苏三的一个唱段,使天下华人都知晓了山西省洪洞县,同 时洪洞也几乎成了冤狱的代名词。王敏清的父亲王世英,就出生在那里的一个非常 贫困的庄户人家。为了摆脱受人压榨和盘剥的命运,长辈和亲戚们勒紧裤带把王世 英送进学堂。 1921年,高小毕业的王世英,考入了太原国民师范。同当时多数热血青年一样, 在得现代风气吹拂之先的新式学堂,暗中传递的《新青年》、《向导》、《唯物史 观浅说》等进步书刊,把他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学优则仕,衣锦还乡”对他 失去诱惑,而涌动在胸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在地下共产党和进步思想影响下,他积极投入了反对旧军阀统治的学生运动, 并因此被学校开除。为逃避军警的搜捕,王世英逃到河南开封,加入了胡景翼的国 民第二军。胡是因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皇宫而赢得时誉的冯玉祥的部下,本人倾向 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故而军中容纳了不少共产党人。经刘天章、高维翰介绍,王世 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好景不长,胡景翼突然病故,第二军中反共势力嚣张,共产党人再难继续栖 身军中。王世英被迫南下。在广州,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学员,文革期间 一度被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与他同属一期。 国共分裂后,王世英几度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又一次次找到党。自1931年 始,王世英受中央委派打入敌人营垒,在上海、南京一带,从事情报工作,并成为 杰出的领导者。 在1931年至1935年期间,他组织了对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10军领导人方志敏 的营救,拟订了计划,组织了人员,准备了从水上劫狱的木划子。但尚未来得及实 施,方志敏就遭杀害。 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扰乱敌人后方和运输线,王世英亲自前往江 西德安专区,商请同情中共的专员莫雄相助,并部署炸毁南河路上的德安铁桥和南 昌飞机场、油库行动。一切准备就绪后,人员已经到位,可红军却由于第五次反围 剿失败,开始战略转移,整个行动因失去意义而终止。 那是极端凶险的白色恐怖时期,可王世英仍千方百计地与国民党的部分将领发 展关系,通过工作使他们做一些有益于中共的事。他还使许多因形势骤变而同中共 断了联系的知名人士,恢复了组织关系。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就是经王世英联系, 在1934年恢复了党的关系。并由他代表中央局指派吉鸿昌返回天津,筹组反帝同盟。 在上海中央局遭到国民党特务毁灭性打击之际,王世英领导的军委系统,曾一 度代管了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坚持白区斗争。直到王明、康生从莫斯科指令上海不 再保留任何中央机构,他才率中央局人员转移到天津。 1938年,王世英奉调进入延安后,听到毛泽东将与改名江青的原上海电影演员 蓝苹结婚的传闻,感到很吃惊。4年前,蓝苹在上海兆丰公园同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 接头时被捕,王世英曾布置了对她的营救。在营救过程中,王世英得知蓝苹在看守 所表现不佳。此后,报端一再披露有关蓝苹的风流韵事,给他留下极坏的印象。他 更清楚地记得,1936年蒋介石50岁生日时,国民党当局发起购飞机祝寿运动,蓝苹 参与了这一活动。 已经确立了中共领导地位的毛泽东,同这样的女人结婚,势必会对党的事业和 领袖形象,造成不良影响。这个意念缠绕得王世英寝食难安,于是性格梗直的他, 起草了一封反映江青历史情况、劝谏毛泽东不要与江结婚的长信。 信写好后,他又动员了一些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知情者,在信上签名按了 手印。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个,接着是陈雷、南汉袁、谢祥荫等。然后,他亲自将信 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 在许多言及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文章书籍中,都提到了坚决反对毛泽东同江青 结合的代表是张闻天。叶永烈的《江青传》中写道:“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 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 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但没有写明张持反对态度的另一缘由,即江青 不甚清白且非议颇多的历史,而提供这方面翔实证据的,就是王世英。张所代表的, 是包括王世英等一批中共干部的意志。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王世英又因上书反对“抢救运动”,再度成为延安的 知名人物。他在《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以 逼供信方式抢救失足者,导致了大批好人受诬陷迫害的不良后果,并以自己的党性, 为已定性为特务的童陆生、余宗彦、魏巍、周峻烈等人申诉。 他将报告递交给了毛泽东、刘少奇和运动负责人康生。康生见报告后,立即写 信给王世英,要他把党票收好,不要乱保人,还附上了周峻烈承认自己是特务的材 料。 王世英翻开材料一看,发现专案组仅仅因为周峻烈是四川安岳县人,与国民党 中统特务头子康泽是同乡,就怀疑他是康派到延安的特务。周被审讯逼迫,只得承 认,并招认他还在1935年,出卖了国民党肖之楚军44师中已发展为中共党员的旅、 团长。看罢材料,王世英更认定这是个冤案。1935年出卖44师党员的叛徒叫吕渭鳌。 事发后是王世英派张庆炎和周峻烈,火速赶往44师抢救中共党员的。但他们迟到了 一步,几位党员已经被捕。 为此王世英专门又给康生写了信,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指出周在此前根 本不知道44师党组织的事,如何出卖?周的认罪纯粹是逼供所致,“照你们那样的 办法,什么人也受不了”。 康生对王世英坚持己见非常恼怒,在中央学习委员会上,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他 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王世英有几个脑 袋?”不久,延安便有王世英和孔原是大特务的传言。 王世英知道这是康生搞的鬼,做好了挨整的准备,但隔了些时日并无动静。一 天,毛泽东突然派人请他去打麻将。王世英怀着满腹狐疑走进毛泽东的窑洞,发现 任弼时、康生也在座。 毛泽东一见他面就招呼说:“我们的大老实人来了。”娱乐间,毛泽东问他: “听有人说你是特务?”王世英坦然答道:“主席,说什么都可以,过十年后再看。” 毛泽东说:“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后来,毛泽东亲自纠正了抢救运 动的过火状况,并对受迫害的干部甄别平反。件的地方,对父母说:“见到特务, 不能看这儿,不能摸这儿,要像平常一样玩。”那时,他才四五岁。父母看着这早 熟的孩子,这过早地承担起风险的孩子,心头便泛起极为复杂的感慨。 “这就是我那刚正不阿、襟怀坦荡的父亲。我们这些孩子,都受了他的强烈的 熏染。”王敏清以此暂时结束了关于父亲的故事。 2.5岁就参加革命的老资格/“延安保小的学生,都是烈士子女。不是真烈士子 女,就是假烈士子女。”/“我们为这伟大的今天趁着晚间的太阳行走着” 和父亲相比,王敏清“参加革命”时就显得年轻多了。30年代初,王世英在上 海从事地下活动时,为了便于工作和掩护,他和同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李果毅扮做假 夫妻。久而久之,在志同道合、生死患难的战友情谊之间,又增生一重两情依依的 爱恋。后来,他们结成了真正的伴侣。 王敏清对我说:每当我看《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电影时,就会想到我自己的父 母,以及我亲身经历的幼年情景。随着地下斗争环境的日益险恶,王世英觉得队夫 妻身分活动,若身边有个孩子,更不容易引起怀疑,遂将一直在故乡由家人养育的 王敏清,接到上海。 刚到上海时,王敏清不过是三人家庭的一分子。但没多久,他就进入了“革命” 的角色。为了安全地传递情报,王世英、李果毅有时外出带着王敏清,并把情报藏 在他的身上,躲过街头密探、巡捕的搜查。后来,他们还经常把密电码及重要密件, 缝在王敏清的衣服里面,即便敌特到家里翻箱倒柜,也会因王敏清在外玩耍而一无 所获。 久而久之,王敏清知道自己身上的分量,他会拍拍缝有密 翻看着早年跟随父母在上海、天津拍的照片,王敏清说:“那时穿着还挺像样 的,可那衣服里面,就常夹有秘密文件和情报。每当有同志被捕或发现特务跟踪, 我们就得搬家,而每换一处新地址,我们就要改名换姓。这种事很经常,我甚至以 为搬家就得改名。所以,后来在去延安的路上,妈妈对我说‘我们要回延安,回自 己真正的家了,你再也不用改名字了,永远叫王敏清’时,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 摆脱了压抑的松弛和激动。” 到延安的那年,王敏清9岁,他被送进了延安保育院小学。在延安保小就读的, 都是真假烈士的子女。所谓真烈士的子女,就是父亲或母亲已经为革命牺牲了的孩 子,如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等;所谓假烈士的子女,就是王 敏清这样的,父母虽在世,但有的在前线作战,有的在白区斗争,都不在身边;而 且说不定哪一天,有的假烈士子女,就可能变成真烈士子女。 延安的学习生活,给王敏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从入学以后,夏季就再也 没有穿过袜子;衣服没有不打补丁的。上课没有教室,就是在树权上挂一块黑板, 学生席地而坐。练字就拿个小木棍在地上练。讲到此,王敏清又翻出了一张1939年 在延安自家坪拍的照片,照片上有百十来个孩子,在教员的带领下,排列在黄土坡 上。 他指点着告诉我:“这是罗西北,这是曾宪林,这是项英的女儿项苏云,这是 贺光辉、林汉雄。那是夏季,我们大都光着脚,只有几个穿草鞋或绑着破布鞋。白 上衣、灰短裤倒还挺像样,那是为了照相新发的。照片是中央专门派人来拍的。中 央领导们看到照片后,觉得这些娃娃太苦了,就设法弄些营养品给我们送来。我们 受到老一辈很好的照顾,延安的成年人,比我们还要艰苦得多。” 保小毕业后,王敏清又上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中学。在延中,17岁的王敏 清入了党。我曾在一部回忆录中,看到一篇他在中学写的作文《他们把时间看得非 常宝贵》,这大概是作为范文被保留下来的,可见他当时的学习成绩不错。在这篇 作文中,记述了一些延安青年是如何从“明月,映暗了繁星,葵花也用着崇高的微 笑放着芬芳的香味,我为这伟大的今天趁着晚间的太阳行走着”,成长为能写很流 畅报告的干部的过程。 3.临汾战役打响时,王敏清成为正式的军医/接收国民党陆军总医院时,他是 最年轻的军管会成员/初进北京医院,带他的教授赵夷年、吴洁,是给中央领导进 行内科治疗的最高级专家/在北京医院住院的康生吩咐:不见医生,但王大夫可以 来 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王敏清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撤到了山西。到 潞城时,正逢北方大学医学院(即白求恩医科大学前身)招生,当时的院长是后来 出任卫生部长的钱信忠。 王敏清懂事不久,就因常看着体弱多病的妈妈为革命奔波,萌生过学医的念头。 他觉得为人民服务必须掌握一些实际的技能,否则就是空谈。医学院招生时他抱着 试试看的心理,前去投考。 刚刚考完,教务处长张润苍就问道:“你下午能来吗?”“能呵。”“那你下 午就来报到吧。”“不是要等几天才发录取通知吗?”一我们已经决定录取你了, 你是今年春季以来考试成绩最好的一个。” 王敏清学的是军医科,新生被编排在6区队。但没学几天,校方就通知他跳一级, 直接学习专业。一年后,随着战事的发展,前线急需医务工作者,王敏清便和比他 高一年级的学员同时毕业,分配到华北军区第一野战医院。 当时的华北军区第一医院,已经全力投入临汾战役的医护工作,王敏清被派往 前线医疗所。他说:“战地医疗所紧靠着战场,受伤的战士先抬到我们这里,做些 紧急处置,重伤员被送往后方医院。” 临汾战役结束不久,更炽烈的太原攻坚战又开始了。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野 战医院,王敏清又随医院开赴太原前线。一年多解放战争战火的洗礼和磨砺,他的 医术提高了,在政治方面也更加成熟。 北平刚解放,他作为军管会的成员,接收原国民党陆军总医院。这时他才20岁, 是总医院最年轻的军管会成员,又是最年轻的内科医生。如此发展下去,驾轻就熟 而且顺当。但王敏清觉得:自己仅在医学院受了一年多正规训练,就匆匆结业从事 临床,基础太不扎实,系统学习的课一定要补上。 1950年,王敏清进入山西医学院学习。毕业那一年,他是被医学院挑选出赴卫 生部报到的4名优秀生之一。 1954年8月,他由卫生部分配到了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的保健局,又由 保健局分配到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的北京医院。 王敏清对我说:“一到医院,院长计苏华和我谈了话,然后安排我到三楼西, 当住院大夫。”计苏华是医术高超的老资格,后来在文革期间被逼疯,死得很惨。 “和我分在一起工作的有沈道,负责带我们的有主治大夫赵夷年,内科主任吴 洁。吴是当时给中央领导人进行内科治疗的最高级专家,北京医院前身德国医院院 长。那天中午吃饭时,我分明地感到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并窃窃私语。我起 初对此不解,后来才知道,三楼是北京医院最高级别的病房。到这里的医生,都要 经过一定时间的医术和其他方面的考察;而我们刚毕业就分配到这儿,因此,引起 人们的各种猜测。” 王敏清初到北京医院时,康生恰好也住在医院内的七号楼养病。我曾听一些知 情者说过,建国后一段时期,康生被毛泽东冷落,中共许多领导大多捻知其整人善 变的习性,同他疏远,所以他一直称病韬晦、深居简出,而且患了很重的精神病。 我问王敏清,他分配到北京医院是否正逢那段时间? “就是那个时候。当时康生的病情好像挺严重,有幻视、幻听的症状,明明窗 明几净,可他偏说有壁虎在爬动;还总说书橱里的、写字台上的书在晃动……还怕 有大的动静,怕见人。当时,除了曹轶欧外,只让护士照顾,谁也不能打扰他。 “康生向院方提出了好几个不见,不见医生,不会客人……但他得知我到北京 医院工作后,便又后加了一句:王大夫可以来。文化革命前,我父亲从未对我透露 过他同康生的龃龉。我只知道康生同我父亲共过事,很熟悉,且多次到我家中看望 我父亲,所以我去七号楼看过他。他那时对我挺客气,很关心,还为我写过几幅字, 可我当年对书法没什么爱好,结果都遗失了。我同他见面时,他的谈吐、举止都很 正常,字也写得很好。所以要我说,他犯的纯粹是政治病。” 4.他用自行车驮着自己的全部家当,进了中南海/最初的保健对象是陈伯达、 杨尚昆、陆定一、胡乔木……/当舞曲终了时,王敏清发现他正好和毛泽东面对面 就在王敏清到北京医院工作的那年年底,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找王敏清 谈话,对他说:组织上决定调你进中南海保健组工作,这是个很光荣又至关重要的 岗位,现在征求一下你个人的意见。 自幼年不知不觉“加入”革命行列,到上学、做军医,王敏清对面临的一切似 乎从未闪现过畏难和犹豫;延安精神的熏陶,父亲人格的影响,使他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患得患失;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对组织的决定,也向来没说过二话。王敏清 没有多加考虑,干脆地答道:“我服从组织安排。” 1955年初,王敏清就把自己的全部家当,捆在自行车上进了中南海。初进中南 海时,他住在勤政殿的东边,距离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不远,当时的中南海保健 处也在这儿附近。中南海保健组、处归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领导,保健处有三位负责 人,他们是周泽沼、周毅胜、黄树则,都是延安时期就从事中央领导人医疗保健工 作的老资格。 王敏清刚去时是机动。所谓机动,就是不专门负责某一个人,而是哪儿需要就 去哪里。如重要会议(如中央政治局会议)、重要活动(如五一、十一观礼,还包 括看节目)的值班;领导人外出(出巡、出访)期间的医疗保健。同时他还主要负 责杨尚昆、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说到机动的工作,王敏清对我说:“那时怀仁堂时常演节目,中央领导人观看 时,我们有人跟随值班。我们在怀仁堂里有专座,一旦发生什么事情,领导人的随 身警卫和工作人员很容易找到我们。” 王敏清说他对一般的演出兴趣不是很大,但他对京剧却可称得上着迷上瘾。他 说那是在延安看《打渔杀家》、《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看上瘾的。他甚至 曾闪过到延安平剧院当演员的念头。恰好保健组里的人对京剧都缺乏欣赏热情,甚 至觉得看戏是受煎熬,所以演京剧时,王敏清就把值班的任务全包揽了。 “听许多前辈讲,延安时期领导和群众间等级观念是最淡薄的,所以见中央领 导人,机会比较多,也比较容易。我想您在延安大概就见到过毛泽东,但那种见和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见感受也许不尽相同,而且此时见面,可能会发生对话,印象 会特别深。” “的确如你所说。在延安我就见过毛泽东,有时在一起看节目、看戏,相距都 不算远。刚到中南海工作时,我首先要做的是熟悉环境,熟悉服务对象的情况。到 春藕斋、怀仁堂、游泳池等处转悠,认认各位领导人的门,同各位领导人的夫人、 秘书、警卫人员建立联系,了解有关情况,以便于开展医疗保健工作,并经安排见 领导人。在中南海里走动,总有机会看见毛泽东,但一直没有说过话。 “第一次和毛泽东面对面讲话,还是在一次舞会上。当时,春藕斋每周举办一 两次舞会,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解除紧张工作的疲劳常常到 场。保健处也要派人值班,以防万一。当然我们有时也上场活动一下。 “有一次跳舞,我和舞伴跳到毛泽东身边时,舞曲骤然终止,我正好和毛泽东 面对面。我看着他,也不知是该向他问候呢,还是离开。毛泽东先开口了,问我叫 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工作,从哪调来的。我回答说:我叫王敏清,在保健处工作, 原先在北京医院,刚刚调来不久。说着话,毛泽东还和我握了握手,当时我十分激 动。” 5.1955年夏季,王敏清经常和毛泽东在游泳池“会面”/在西湖畔,王敏清受 到毛泽东“表扬” 1955年夏,王敏清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多了起来。“毛泽东喜欢游泳,在北京时 常常去中南海内的游泳池,我这个机动医生跟随值班的机会也自然更多些。那时的 毛泽东身体好,水性也好,因此没发生过什么意外情况。我们只是做些点点眼药, 处置一下耳内的积水,有时观察一下血压、心跳之类的工作。” 夏过秋来,秋去冬至,王敏清接到通知,到杭州毛泽东和江青住地做医疗保健 值班。他住进了西湖之滨的汪庄。1956年初的杭州,超乎寻常地寒冷。可毛泽东的 脑海里,正酝酿着推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更新的热潮。 这年1月,毛泽东亲自参与编辑、并写了序言和大量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 义高潮》一书出版。本来,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合作化的任务相当艰巨,也许需要 花费较长的时间,没想到仅用了6年左右就顺利完成了合作化的过程。有着“不断革 命”强烈意念的毛泽东,随之萌发了终于招致不良后果的、急于“并社升级”进一 步跃进的构想。 也是这些天,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毅、柯庆施、谭震林、廖鲁言及辽宁、山西、 陕西、甘肃、四川、华东5省、中南6省的省委书记,对由他起草的《农业十七条》 进行补充和修改,形成了《农业四十条》的初稿,并拟出了从1956年至1967年的12 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当时的汪庄招待所里还没暖气,气温骤降时,靠燃炭火取暖。一天,寒流袭来, 加上南方的湿冷令人难以忍受,晚上王敏清和徐涛把燃着木炭的火盆端进屋里,便 匆匆就寝。护士魏琳在他们屋里的电话旁,等着罗瑞卿通知她去做治疗的电话。午 夜过后,电话铃响了,魏琳刚拿起电话听筒,就因煤气中毒摔倒在地板上。 魏琳倒地时,碰翻了火盆,引起地板着火。摔倒声与满屋烟熏,惊醒了王敏清, 还没清醒过来的他感觉出了事,迷迷糊糊地去推门,可门被卡住了,只推开一点小 缝。然后,他把魏琳抱到另一张床上,就在这时,他也因煤气中毒支持不住昏倒了。 屋外的哨兵听见屋里连响数声,又有烟从门缝里冒出来,立即冲进屋里,把他们三 人救了出来。 清醒之后,王敏清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天亮时,王敏清感到头痛得厉害且浑 身无力,但想到早饭后例行的随毛泽东散步,便强忍着疼痛来到西湖边。毛泽东显 然已经知晓夜里发生的事故,操着浓浓的湖南口音,风趣地说:“两个医生煤气中 毒,应该表扬。”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听了,都呵呵地笑了起来。 保健医生们没有保健好自己,造成不太好的影响,王敏清内心自责不已。毛泽 东以幽默的口吻,提醒他们对此引起重视,使王敏清感到一阵温暖。 6.杨尚昆虽然患有一些慢性病,但都不是什么严重的病症/秘书和警卫在王敏 清的建议下,都随身带些糖块/杨尚昆的茶杯里有“秘密”/王敏清“轻慢”了陈 伯达/陈伯达非要护士小宋照顾他的儿子 从进中南海,到1957年回北京医院参加“反右”运动,王敏清在中南海保健处 除了机动之外,还主要负责杨尚昆的医疗保健。 “杨尚昆的身体情况好像一直不错吧,他有什么经常要医治的病吗?”“杨尚 昆的身体情况应该说是相当好的,虽有一些慢性病,但都不是大病。他时常犯的病 是低血糖、结肠过敏(拉肚子),还有就是因吸烟太厉害导致的慢性气管炎。” “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工作头绪比较多,也比较忙碌,晚上经常工作到 12点多钟才能休息;而且时常因为工作过于劳累而打乱饮食规律,如外出活动,无 法按时吃饭,引起低血糖症状。我有几次见到他心慌、无力,脸色煞白,晕倒了。” 针对杨尚昆的这种病症,王敏清经常提醒他工作生活要有节奏,要注意劳逸结 合,避免过度劳累。同时还对他提出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最初,他还建议杨尚昆 的秘书或警卫,随身带上一些糖块,在必要的时候给杨尚昆吃,补充一些糖分。 可后来,王敏清仔细观察发现,杨尚昆并不怎么吃糖。原来不能按时吃饭往往 是因为谈话或开会,有时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剥糖吃很不合适。 于是王敏清又想了另一种办法,再逢开会或会谈,自己就带一包葡萄糖,必要时就 冲一杯葡萄糖水,让秘书或警卫端给杨尚昆。开会和谈话中间,秘书或警卫递杯茶 水是很自然的,喝时也不必再有顾虑。如此一来,杨尚昆低血糖症状的发生率就少 多了。 回忆自己从事高层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的生涯,王敏清说:“我跟随时间最长 的,就是杨尚昆。第一次进中南海,主要保健对象是他;第三次进中南海,虽说主 要对象改为邓小平,但仍兼顾他;1964年,杨尚昆下放陕西一年,我也跟着他去了 一年;文革以后我五进中南海,还经常参与和过问他的医疗保健工作。” 王敏清说,和杨尚昆长久接触,感受最深的是好相处,杨尚昆待人接物,平易 随和,没有一点架子。在医疗保健方面,他从不主动提什么要求,总是力求从简, 尽量不麻烦医务人员。 那时,中央党政领导人,每年都要做一次全面体检;还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 半年进行一次重点项目的检查。杨尚昆的例行检查,包括胸部透视、心电图、胆固 醇、肝功能、钡餐胃肠造影、糖耐量试验、血糖等等。每次检查前,王敏情都要与 杨尚昆讲述检查的项目、作用,并根据他的工作活动情况,具体安排检查的地点和 时间。 每到这时,杨尚昆总是说自己的身体不错,不必检查了;或说某项某项检查做 过了,这次就免了吧。经王敏清再次阐述一遍检查的必要性,他才遵从医嘱。 同杨尚昆的不太关注自己相反,陈伯达在医疗保健的事上显得有些斤斤计较。 陈伯达那时的身体状况也不错,例行检查一直没有发现有什么病症。但他却经常要 保健医生去看望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有一年例行检查期间,王敏清将他还负责的陈伯达等领导人的检查时间都做了 安排。可不久,杨尚昆的秘书通知王敏清,说杨下星期要出国访问。一般来说,访 问前需要体检。由于医院床位紧张,王敏清遂安排杨尚昆提前住院检查,而将原先 安排陈伯达住院检查的时间推迟了几天,因当时陈伯达也没有什么紧急情况。 不料此事被陈伯达知道后,大发雷霆,质问王敏清为什么把他的检查挪到后头, 而让杨尚昆加在他前面,言下露出是对他有轻慢之意。王敏清向他解释后,他依旧 耿耿于怀。后来杨尚昆听闻此事,对王敏清说,我身体挺好的,你何必让他生气呢? 王敏清说:我这是从需要出发,于心无愧。在对待体检一事上,两人态度反差竟如 此之大,使王敏清感触颇深。 还有一次,陈伯达的孩子患麻疹,因为麻疹的治疗重点是护理和防止并发症, 于是,王敏清决定调一个护士每天去料理一下。 而陈伯达非要将平日跟随王敏清、同时还负责其他领导同志保健的护士小宋留 住他家,天天守护他的儿子。在陈伯达的一再坚持下,王敏清只好让小宋照顾他的 孩子。 7.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对王敏清说:为江青找保健医生很不容易,你还是把这 项工作接下来吧/他向父亲征询意见,父亲仿佛有难言之隐/江青心血来潮提议和 身边工作人员共同进餐后,王敏清他们深受其累 1957年春,“反右”斗争日益高涨,中南海保健处医生全部被调回北京医院参 加运动。但王敏清等人仍在医院的保健办公室,从事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1959年 冬季,中央一些老同志陆续前往温暖如春的南方休养。北京医院保健办公室主任力 伯畏通知王敏清,护送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去广州。 到了广州,王敏清同广东省卫生厅负责保健的人员交接完工作,正准备返京, 当时一方面在广州休养,一方面又坐镇广州主持保健工作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 要王敏清去见他。 一见面,傅连暲就对他说:“徐涛大夫要调离江青同志处,而江青同志的身边 仍需要保健医生,组织上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你去比较合适,江青同志也同意,希 望你能承担起这项工作。江青同志现在广州,你就不要返回北京了。” “我听后内心十分矛盾。那个时候,在我们看来,在江青身边工作,几乎等于 直接为毛泽东工作。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要经过反复筛选和一定时期考验的, 是很高的荣誉和极大的信任。在那个时代得到这样的荣誉和信任,内心没有几分激 动那是谎话。但我毕竟在中南海保健处工作过两年,和徐涛也很熟,知道江青不好 伺候。徐涛曾几度被江青斥责、赶走,只是因无人替代又几度返回。我想徐涛比我 年长,资格比我老,经验比我丰富,连他都难以胜任的话,我更不能轻松了。” 当即,王敏清婉转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傅连暲说:“你也知道,找一个适合这 工作的人多不容易。你在保健处工作过,业务上可行,人又都熟悉,还是把工作接 下来吧。”王敏清仍然犹豫不决。 从傅连暲处出来,王敏清就找到也在广州休养的父亲王世英征求意见。没想到 在中央苏区就当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傅连暲,同父亲是老相识,他早已同王世英谈 过了此事。王世英的心情,比儿子更复杂。他不赞成儿子做江青的保健医生,可又 不便在毫不知情的儿子面前,翻江青的老账,使党的主席的夫人形象受损。他只是 让王敏清慎重掂量,如果接过工作,就全力以赴地做好。 最后,王敏清接受了组织的决定。他预想到工作可能较艰难,可能会受些委屈, 但一切看在毛主席的份上,为让毛主席减轻些生活方面的负担和搅扰,自己就尽量 克制吧!他抱着遇事忍三分的态度,接受了此项任务。 确定为保健医生后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广东省委东山招待所小岛。号楼。 初次见面,江青对王敏清很客气,她坐在沙发上,让他坐在了她旁边的沙发上,并 吩咐服务员给他沏茶。后来,王敏清了解到,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能享受在江 青住所中同她平坐在沙发上待遇的人极少。 “我刚接手工作时,江青身边的服务人员有七八个:殷曼丽、程美英、李强华 三位护士,负责医疗护理方面的工作;李连成担任警卫,还要负责江青的生活,以 及同广东省有关部门的联络;广东省委警卫处干部张荣,也整日跟着我们;还有两 位服务员韩芷芬和张淑兰。” 王敏清被安排在二号楼的楼上,和李连成住在一起。楼下是江青白天通常活动 的地方。这里的人一再提醒他江青怕声响。他们在室内、在地毯上走也要脱了鞋; 同江青说话,声音要轻得只能对话的两个人听见;江青活动范围内的门缝,都垫了 纱布或海绵。他还得知,江青甚至因李强华辫子摩擦衣服的声音太吵,软硬兼施地 逼她剪掉了。 一天,江青心血来潮,突然提议以后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桌进餐,说是为了和 群众打成一片。所有的人都知道江青怕声响,所以吃饭时尽量不发出声音,甚至吃 青菜也不敢出声。如果谁出了声,江青就骂谁:“你是猪。”这是王敏清第一次看 到江青施淫威,侮辱身边的工作人员。他感到吃惊:主席的夫人怎么这么专横,这 么不尊重别人? “江青说同甘共苦、一桌吃饭,她和同桌的人都吃一样的菜饭吗?”“我们是 坐在一起吃,但她的菜是单做的,和我们不同。她有时会拣两口我们的菜吃。” “她吃得很奢靡吗?有的文章或书中说她常吃高级补品。”“在今天看来,倒不算 很奢侈。鸡、鱼、肉、蛋,每顿总是有两样。有时也吃些高级营养品,像燕窝等, 但不是经常不断。” 为了把饭吃得悄无声息,王敏清他们只好顿顿与豆腐相伴。有的护士因为怕嚼 出声响,硬把一碗米饭直接吞进腹中,结果导致肠胃患病。不久,江青也发现,同 桌人的菜总是豆腐,还问王敏清:你们怎么总吃豆腐?王啼笑皆非,只得说,我们 喜欢吃豆腐。 和江青同桌不仅没有甘,只有苦,而且她一放筷子,大家也得“住口”。长此 以往是要影响身体和工作的,于是王敏清他们在陪江青吃完饭送她走后,还得再回 到餐厅补吃一顿“自由饭”。这样一来,加上晚间的夜宵,王敏清他们每天要吃七 顿饭。外界人还以为他们多享福,而他们的感觉却是受洋罪。 “江青不许别人吃饭出声,她自己难道吃饭一点声音都没有吗?”我问道, “记得某保健医生在其回忆录中说,他也感到和江青一起进餐是受罪,因为江青吃 饭时爱喋喋不休地议论这、评判那,而且吃相饕餮,让人厌恶。” “江青吃饭的确很斯文,确实没有什么声音,否则她骂别人猜时岂不也是在骂 她自己?”王敏清答道,“可也奇怪,她对辫子和衣服摩擦的声音都挑剔,可听音 乐、跳舞、看戏、看电影,那么大动静,她倒不怕了。” “江青喜欢听什么音乐,都看些什么电影呢?”“她听的多是西洋音乐、轻音 乐、交响乐;她那时看的影片也多是外国的,是从香港进口的。” 8.寸步不离苦守月余的专家们刚刚离开住所,江青突然要王敏清通知下午查体, 他的心立刻悬了起来/江青伸出血管细细的胳膊,由谁为她抽血呢/乍冷还寒的初 春,江青寓所周围的园工却光着脚/江青嫌过往的飞机太吵,吩咐工作人员说:跟 广东省委打个招呼,把白云机场关闭掉 1960年元旦过后,保健局根据江青本人的要求,由局长史书翰带着北京医学院 精神科主任教授伍正谊、上海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上海精神病防治院院长栗宗华, 聚集到广州,为江青会诊,还临时请来了内科、妇科专家检查身体。他们住在与小 岛一河之隔的省委东山招待所。毛泽东为了表示对江青的关心,到广州时,让负责 自己保健的医生和护士长吴旭君也来协助体检。 “据某医生回忆录,专家聚集的检查是在1961年春。您能肯定是1960年吗?” “肯定是1960年,否则我就不会在场了,而且有照片为证。”说着他翻出了几幅19 60年在广州他和几位给江青体检的专家的照片。“当然那位医生也在场,但他的叙 述显然错了。” 他们迅速做好了检查的准备,可江青却编织出各种理由,今天有安排,明天不 舒服,迟迟不能做检查,让几位重任在身、医务繁忙的权威专家,坐等了一个多月。 春节过后的一天,几位专家说,来了这么久了,成天坐守,也没看看广州,估计今 天也检查不成了,便结伴上街去了。可偏偏在这天午饭时,江青突然要王敏清通知 专家们,下午可以体检。 “我一听就急了,若告诉江青专家上街了,要她变更检查时间,她肯定会大发 雷霆,不依不饶;若隐瞒真相,等她午休后不见医生,也没法交代;马上寻找吧, 偌大一个广州城,谁知几位专家上哪啦?吃罢饭送江青休息后,我立即同广东省委 有关方面商议联系,派人开车在广州城内寻找几位教授。结果出动了不少人,总算 在江青起床前,把几位专家给找回来了,我那悬在半空的心这才落了地。” 体检中,有几个查血的项目。抽血大概一般的护士都能胜任,但给江青抽血却 让所有的人却步。王敏清对在场的毛泽东保健医生说:李大夫,你经验丰富,你来 吧?李大夫推脱了。王敏清又请毛泽东的护士长来抽,护士长也有些犹豫。王敏清 感到只有由他来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了。 江青的血管很细,而且没有暴露在表层,很不好找。给她抽血绝对不能反复进 针,或用针头在皮内探寻。王敏清凭借自己干军医的老底子和临床的经验,一针就 扎中了血管,快速而顺利地抽完血,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乍冷还寒的初春,不时有飘零的落叶撒落在院子里。但由于江青怕声响,负担 打扫的园工不能用扫帚扫落叶,只能用手一片片地捡拾起来。有一天王敏清清晨即 起,当他推开窗户,远远望见江青住的一号楼台阶上,一位园工正光着脚,在一片 一片地捡拾落叶,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到江青身边已经两月有余。最初他以为江青有病,植物神经失调,神经系统 紊乱,导致脾气暴躁,心绪烦闷,产生一些乖僻的念头。后来渐渐感到这并非出于 病态,而是她心态扭曲和极端的个人至上在作祟。她对周围的工作人员,动辄斥骂; 对老专家大夫,颐指气使;她甚至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为此她要广东省委下令住 地附近不得有飞机掠过。结果她住在广州的最后一个多月,广州白云机场关闭,民 航的客机不得不在军用机场起落。 如此所作所为,哪里像我们党的主席夫人的样子?!王敏清幼年在延安,耳濡 目染的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事业奉献,江青不也是从那个环境中走过来的吗?可她 的言行与延安的精神和宗旨怎么那样地格格不入? 王敏清想:江青的所作所为大概毛主席还不知道,他若是知道的话,绝不会允 许她这样。可谁又能向毛主席诉说这些,给他增添烦扰呢?我们的工作,不就是为 了让毛主席解脱琐碎的生活问题的缠绕吗?离开江青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然而,又 不能主动要求调动,还不能敷衍工作,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冬季的广州,依然有蚊子。江青怕蚊子叮咬,可又不许采用喷药、点蚊香的方 式驱蚊,认为这样对她身体有害。于是只得在晚饭后,江青散步和外出活动之际, 动员小岛招待所和省委接待处的干部,到江青的卧室和客厅里面打蚊子。这些人行 动要干净利索,否则江青在自己的卧室发现了生人,又要闹得鸡犬不宁。 有一天晚上,江青就寝较早。王敏清觉得这下自己也能睡个好觉了,便多服了 一粒安眠药。可刚睡下不久,就听到江青招呼的电铃。他迷迷糊糊地走进江青的卧 室,不知有何吩咐。江青说:“你们怎么搞的卫生?我的蚊帐里面有蚊子,吵得我 无法休息!快叫护士来给我打蚊子。” 王敏情感觉到江青这是在刁难人,她的房间里只点着一盏台灯,而台灯外面还 罩了一层厚厚的绿丝绒,昏暗得乍一进她的房间,什么都看不见,怎么打蚊子呢? 可江青的吩咐又不能不照办,王敏清只好叫醒护士殷曼丽。 殷曼丽在江青身边受气多年,她走近昏暗的蚊帐前,束手无策地愣住了。这一 是由于看不见,二是不能有声音,怎么个打法呢?坐在远处沙发上的江青,随即恶 语相加:“你是死人呵?站着不动!”“蠢东西!”一通训斥。王敏清马上走到殷 曼丽身边,悄声说:“你捕风捉影地打几下,就说打着了嘛。”他心里有数,蚊帐 睡觉时才放下,里面绝不会有蚊子,江青听见的,最多是蚊帐外漏网的个别蚊子。 经这一折腾,江青也困了,她睡着后没再找麻烦了。殷曼丽总算对付过了关。 9.保健处郑学文处长突然来到杭州毛泽东住地,原来江青告了状/王敏清帮助 护士殷曼丽脱离了“苦海”/江青冷不丁对王敏清说:“王大夫,你太高了。”/ 飞机已经发动,江青突然责怪起王敏清、张仙鹤,并把他们赶下飞机 1960年3月至6月,毛泽东几度来到杭州。他这几次在杭州,都是在日理万机中 匆忙度过的。他召集了华东地区省委书记的会议;主持了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等参加的南屏会议;并在此接见了来华签订中国、 尼泊尔《两国边界问题协定》的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 成、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 也是在这一期间,江青经上海来到了杭州。因为3月后的广州,天气开始热了, 而且阴雨连绵。王敏清刚随江青到杭州不久,保健局的郑学文处长也来到杭州。他 一到就找王敏清了解工作情况。 原来,江青向保健局告了几次状,说她身边的护士不好好服务,经常惹她生气。 郑学文这次是专程来杭州,准备开会批评护士的。王敏清如实地向郑学文汇报了工 作的情况,他解释说,不是护士们不好好工作,而是江青故意刁难人,太难伺候, 护士们很辛苦。 因为两边的说辞不同,郑学文一时难下判断,就在幕后观察了两天,看护士们 如何工作。当他耳闻目睹了江青的无理要求和对护士们有辱人格的责骂后,对王敏 清说,她们太辛苦了,我不忍心批评她们。最后他一句批评的话也没说,返回了北 京。 在杭州,江青对护士们的态度似乎更恶劣了,特别是服侍江青时间最久的殷曼 丽,屡屡遭受江青的辱骂,“蠢东西”,“寡妇脸”……王敏清了解到她已在江青 身边工作多年,都二十七八岁了。她同毛泽东原先的化验员朱宝贵恋爱谈了四五年, 可平时见面的机会很少,而且几次因江青不放她,耽误了约会,以致朱宝贵怀疑她 变心了,还是王敏清和其他医护人员出面证明,才消弭了他们之间的误会。他很同 情小殷,工作中尽量安慰她。 有一天,王敏清又见小殷以泪洗面,而且听到了江青对她的斥骂,还高喊了一 声:“你给我滚!”这使王敏清灵机一动。他对殷曼丽说:“你明天就回北京吧。” “那你如何向江青交代呢?”殷曼丽心中很高兴,可又为王敏清担忧。“医疗保健 上的事我负责,这是我职权范围内的事,你放心走吧。” 王敏清立即与浙江公安厅长王芳联系订票,第二天殷曼丽登车北上了。从此她 脱离“苦海”,与朱宝贵结了婚,还读完了医科大学。多少年后,她每每回忆起那 段往事,总是对王敏清感激不尽。 江青得知王敏清竟然无视她的存在,不打招呼就让她身边的护士离开时,非常 气愤。她质问王敏清:“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就让殷曼丽走?”王敏清说:“小殷最 近总惹你生气,这影响你的身体恢复和治疗,所以我觉得她现在在你身边不合适, 先把她调开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你想让她回来,再调她回来就是了。” 虽然江青心里依旧忿忿,但一时找不到什么反驳的理由,只得暂时咽下这口气。 王敏情知道江青对此绝不会善罢甘休,自己今后的麻烦肯定少不了。没过多久的一 天晚上,当他给江青送睡前服的药时,躺在床上的江青突然说:“王大夫,你太高 了。” 在江青身边工作时间长的人都知道,江青从不抬眼看普通干部和工作人员。一 般吩咐什么事情,她根本不看你,你可以站着,听完吩咐离开即可。但要同人对话 交谈时,就要谈话对象处于比她视线低的位置。因此当她在沙发上和床上谈话时, 对谈者就得处于半蹲半跪的姿势。对此王敏清极为反感,这不是在要皇太后的淫威 吗?哪里像个共产党员的样子! 听到江青的指责后,王敏清看在毛主席的份上,并想到遇事忍三分的自戒,往 下蹲了蹲身于。不料江青又念叨一遍:“王大夫,你还高。”再低,就只有下跪了, 王敏清忍无可忍了,没有再理会江青,办完事,站起身走出江青的卧室。 第二天早上见面时,江青对他说:“王大夫,你有架子!”王敏清没答理,心 想你才有架子呢!事后,护士说江青为此事很生气,一夜没睡好觉。王敏清知道, 此后可能再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但他认准一条,忍让可以,但人格绝不能丢失。 反正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宗旨,到哪里都一样干,你江青不满意,尽可另请高明。 夏季又来临了,毛泽东已经前往北戴河,他让他的卫士张仙鹏,到杭州来接江 青去北戴河。飞机从杭州起飞,到济南时停了一夜,他们在山东省委交际处安排的 住所歇息。张仙鹏和王敏清是老相识,很久不见了,便海阔天空地谈笑起来。 第二天登机时,江青面带温色地对他俩说:“你们真有本事,吵吵一夜,我觉 都没睡成!”王敏清和张仙鹏认为她是故意找茬,因为他们的房间离江青住的房间 隔得挺远,而且王敏清在江青身边多时,已被训练出小声说话的习惯,两人都没有 搭理她。 飞机已经发动,就要起飞了。江青突然说:“你们打搅了我的休息,我不要你 们送了。”王敏清考虑作为保健医生,他有责任把江青送到目的地,就说:“我们 的任务是把你送到北戴河,到那儿见了主席我再走。”“不要你们送了,你们给我 下去!”王敏清、张仙鹏只好走下飞机。 10.被保健局长史书翰叫到北戴河的王敏清,总以为会有点什么事/第一次到 邓小平家中探望/卓琳告诉王敏清:鸡蛋倒是每天煮了,但是邓小平不吃/对邓小 平家庭特别深刻的印象/在朝鲜访问时,康生老没个笑脸,总和团长邓小平拉开一 段距离 王敏清从济南直接回了北京。离开江青身边,他感到难得的放松。但此事最后 如何了结,还悬而未决。他在保健组等了几天,没有什么动静,突然接到保健局局 长史书翰要他前往北戴河的通知。 毕竟是被江青赶下飞机的,而且王敏清对她善于恶人先告状,已经领教,不知 保健局领导如何看此事,也许还要费番口舌解释。不料到北戴河后,史书翰什么也 没问,只是每天约他下海游泳,晒太阳,看电影,或打扑克。王敏清几次询问史书 翰,到北戴河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史书翰总是含笑告诉他,“没什么事。”如此这般度过了一个多月。原来,慈 祥、心善的史书翰局长是让王敏清来北戴河休息和散心的。老领导对他的情况很清 楚、很理解,这使他十分欣慰。 从北戴河回京后,领导安排王敏清到阜外医院,进修心脏和心血管方面的业务。 两年后,又是北京医院保健办公室主任力伯畏找王敏清谈话,组织决定他进中南海 保健组,主要负责邓小平的医疗保健工作。 1962年春季,王敏清第三次进入中南海。他先和邓小平的内勤卫士张宝忠、秘 书王瑞林见了面,之后又经邓小平夫人卓琳引见,他探望了邓小平。 邓小平给王敏清的感觉是不多说话,很稳重,但也不是总绷着面孔,他对周围 的工作人员以及医务人员都很和蔼、亲切,生活朴实,特别豁达大度,待人处事宽 容,给王敏清留下极深的印象。 邓小平的生活十分简朴。当年深秋的一天,王敏清向卓琳问及邓小平的起居情 况,卓琳告诉他,邓小平还是盖一床薄薄的棉被,边说着边拉开了那床已褪了色的 旧被子。对着窗外亮光看了看,王敏清发现不仅棉被很薄,而且还厚薄不均,有的 地方都透亮了。 那时的邓小平身体状况很好,只不过有时出现轻度的低血糖、中耳炎和轻度听 力障碍。“偶尔患病时,邓小平很尊重和服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嘱咐他吃什么药, 就吃什么药;说打针,就趴下打。不像有的病人,你让他打针、吃药,要费很多口 舌,要对为什么服药,服哪些药,有哪些作用、副作用等等,作一系列解释,要排 除他的重重疑虑。可邓小平从不多问,对治疗很配合。一次他中耳炎犯了,我给他 滴药时不留神滴到了外边,当时我很过意不去,他却说没关系,他从不因这些事而 责备医务人员。” 时间久了,王敏清同邓家的大人、小孩都处得十分融洽。他渐渐感觉到,在他 接触的许多人家里,邓小平一家人相互间特别和睦,家庭气氛很浓。邓小平特别爱 孩子,孩子们也跟他特别亲近。他的休假时间,总安排在孩子们的假期里,带着孩 子们一起去度假。 因为当时我国经济处于灾害后的恢复期,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都还很低,王敏 清考虑到邓小平有时低血糖,就建议卓琳多注意邓小平的营养,并建议每天早晨给 他吃一个鸡蛋。 过了些日子,王敏清到邓家探视,询问起吃鸡蛋的事。卓琳告诉他,鸡蛋倒是 每天早上都煮了一个,但邓小平没有吃,都给小儿子吃了。“他说他看着小儿子吃, 比他自己吃还要舒服。”卓琳也无可奈何。 “根据邓小平爱孩子的特点,有些我们不大容易办到的事情,就通过孩子来做。 当时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每天很长的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 的;而他的业余爱好是打桥牌,和办公一样,也是坐着,所以他的体力活动很少。 我们劝,卓琳说,让他多活动活动,可效果不大。后来,每当该休息的时候,就让 小儿子连拉带拖地把邓小平拉出室外散步,结果这一招还比较灵。” 由于邓小平的内脏没有病,所以,王敏清在负责邓小平保健医疗期间,主要是 组织好邓的定期体检和外出时跟随他出差,算是医疗保驾吧!除了国内出差外,他 还随邓小平出访过朝鲜和越南。 “据我看到的一些材料,为抗美援越作战之事,叶剑英、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 荣等曾秘密访越。你们那次访越是否也与此有关?”我问道。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保健医生只管保健医疗方面的事情,别的事情从不过 问,人家也不会跟我们说。我们跟随领导人时,总是隔着一段距离跟着,他们谈话 时,没有医疗方面的事情,我们向来不往前凑。” “翻看相册时,我看到好几张您和邓小平在朝鲜拍的照片,您能谈谈那次出访 的情况吗?” “那次是1961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访问朝鲜,团长邓小平,副团长是康 生。康生对邓小平当团长、他当副团长内心可能有点不服气,老没个笑脸。而且代 表团集体参观、活动时,他不是紧随团长,而是一个人总在后面,有时拣石头、看 字画,或东张西望。团长、副团长老相隔那么远,是不太正常的,在外事场合更不 妥当。一次邓小平曾对朝鲜同志笑着说:‘康老呵,就是喜欢古董,爱考古,看见 石头、字画就走不动啦。’” 11.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批示,保健局撤销了/在西安,接受刘澜涛的款待, 他们的吃相令人永远难忘/史书翰、郑学文要王敏清四进中南海/王敏清给周恩来 写了一封揭发康生的长信,可信却落到了康生手中/《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看 到一篇让他大喜过望的来稿,作者叫做王敏清 1964年,毛泽东就党政高级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做了一系列的批示,其中包括 撤销卫生部保健局,取消保健组。他还批评专门负责高级干部医疗保健的北京医院, 应该“改名老爷医院”,要北京医院对外开放。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批示,中南海保健组也撤销了,回到北京医院。我们全体 保健人员撤离时,在保健组的院前合影留念,毕竟在此工作多年。” 正在这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要到陕西省咸阳的牛角村“四清”,除了警 卫赵宇田、中办机要室干部刘吉顺跟随外,组织上决定王敏清随杨一起去“四清”。 在陕西乡村的“四清”生活,使王敏清重新回忆起自己青少年时在延安度过的 艰苦岁月。解放15年了,中国老百姓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在物质生活方面,还远未 达到理想境界。 牛角村十分贫困,有的老百姓甚至买不起食盐和点灯的油。王敏清他们最初每 天只能吃两顿棒子面糊糊,后来陕西省委看到他们工作组又苦又累,决定工作组另 起炉灶,这才喝上了面汤。这也就算是很大的改善了。 当他们“四清”结束,回到西安市时,刘澜涛曾在西安大厦款待他们吃炸馒头 片。结果盘子一端上来,就被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因为厨房已经下班了,做不了其 他花样,只得再炸馒头片。第二盘、第三盘均很快被扫光,直到大师傅炸完第四锅, 他们才打住。“那时肚子里缺油呀!不仅是我们终生难忘,在场的人都留下深刻记 忆。” 1965年秋,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和负责保健工作的郑学文处长,相继找王敏清 谈话,要他四进中南海,担任中南海门诊部的主任。自从撤销中南海保健组后,中 南海内领导人的保健和小病的治疗,都得临时叫人来或出中南海去看病,很不方便。 而原中南海门诊部并不担负领导人的保健医疗工作。史书翰、郑学文找王敏清,是 希望他去后,能兼管一些原保健组的工作。 已经三进三出中南海的王敏清,一再推托不愿当官,他说当医生,治病救人足 矣,从未想过担任什么职务。他推荐原保健组别的几位资格更老的医生,说他们更 合适就任。可史书翰、郑学文一再找他谈,认为他曾为多位领导人服务过,相互熟 悉融洽……王敏清最后答应,先由他顶着,希望领导继续物色人选,一旦物色到合 适人选,他就退出来。 王敏清就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半年多,就遇着了狂飙疾雨。1966年初,杨尚昆 已经处于被批判的状态。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 明确地将杨尚昆列为反党集团头面人物。而王敏清长期担负杨尚昆保健医疗,并随 杨到陕西“四清”,被视为同杨尚昆关系很不寻常,所以当批彭、罗、陆、杨进入 高潮之际,王敏清也随之受到波及,开始受到种种诬陷。 不久,王敏清的父亲、颇清楚康生、江青历史污点的王世英,也受到了残酷的 迫害。王敏清对为革命舍生忘死的父亲也遭批判百思不得其解,他刨根问底询问, 可父亲就是不讲。直到父亲感到可能永远失去揭示真相的时机之际,才把康生的劣 迹和他同康生几度交锋的真情告诉给王敏清。 原来康生曾诬陷王超北、刘雅洁等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老党员是特务、内奸, 王世英为他们和康生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父亲还给王敏清看了1962年他刻画康生嘴 脸的诗:“阿谀逢迎,蚁附蜂拥。自为得计,终将败行。无耻之徒,众目难容。踏 尸进阶,爬高跌重。历史自造,无法改正。” 王敏清听呆了,他感到问题严重,同时也才明白:为什么康生经常来看望父亲, 表示亲近;为什么对自己客气有加,并向江青推荐自己做保健医生……实际上是想 通过这些手段封住父亲的口,不揭他们的短。当他们发现这一套对刚直不阿的父亲 不起作用后,便萌生祸心,乘“文革”之乱置父亲于死地,杀人灭口。 与父亲禀性相近的王敏清,随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长信,揭露康生的问题, 及其迫害王世英的阴谋。不料,这封信竟辗转落到了康生的手中。结果父亲未能幸 免于难,他自己也被打成了攻击康生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他被多 次抄家、关、斗,后来又下放西北劳改……父亲王世英于1968年春,被康生、江青 陷害而惨死。 粉碎“四人帮”后,大批受陷害的好干部陆续平反,但由于康生尚未被还以本 来面目,直到1979年1月,通过重重阻力,党中央才为王世英昭雪平反,邓小平主持 了追悼大会。9月,蒙冤13年的王敏清也得到平反。但坚强的王敏清在自己没获平反、 康生的问题未被揭发之际,就在2月冒着政治风险,写下了7000余言的长文《爸爸的 眼睛——记我父亲王世英持续30年的一场斗争》,向党、向人民揭露康生的累累罪 恶。 当时的《人民日报》社副总编李庄,一直为不能将康生劣迹抖搂于天下,致使 许多是非辨不清,民愤难平抑而耿耿于怀,收到这篇来稿,不禁大喜过望。当时还 没有一篇如此翔实而有力度的揭露鞭挞康生、能言人所未言的文章。可当时中央尚 未对康生定性,发这篇文章要冒一定的风险,但也会引起好的轰动效应,因此李庄 决定独自承担责任,未与其他人商议,便拍板发稿。 文章于1979年9月24日刊出,虽然康生的名字被变通为“那个理论权威”,但明 眼人一看就明白矛头所向,反映很好。而且文中直言“那个‘理论权威’和叛徒江 青一伙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比中央1980年10月16日在报上正式公布康 生反党罪行和开除其党籍的消息,整整提前了一年。 12.有人跟王敏清开玩笑:“你这是五进宫啊!”/叶剑英肺炎复发,病情较 重,杨尚昆要王敏清也来听病情汇报/王敏清对杨尚昆立下军令状/医疗保健史上 的淮海战役/胡耀邦指示:要尽一切力量抢救叶帅/人民大会堂已经接到通知:准 备布置追悼会/奇迹出现了 1983年初,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通知王敏清,组织决定要他出任中央保健委员 会办公室副主任。当时,他呕心沥血创办的《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刚刚走上正轨, 马上离开有点舍不得。他推荐了几位同志,但组织上已经决定,他只得服从。 王敏清再次拿到了中南海的出入证。这是他第五次进中南海。有人跟他开玩笑 说:“你这是‘五进宫’啊!” 时隔17年,王敏清又回到他熟悉的工作岗位,但工作却与以前不尽相同了,他 担负起了重大的责任。 这一年,已是86岁高龄的叶剑英身体一直不好,而且还患有神经系统病症。11 月下旬至12月中旬,叶剑英的心与肺又出现病症,而且病情复杂,医疗任务很重。 为了及时向中央报告病情,王敏清每天参加医疗组专家们的会诊。 “负责叶剑英医疗的大夫都是一流的教授与专家。如邓家栋、方圻、陶寿淇、 牟善初、王新德、朱玉珏、胡懋华、李家泰等。经过专家们夜以继日的会诊、治疗, 半个多月后,叶帅的病情稳定了。” 1984年1月10日,叶剑英肺炎复发,病情较重。次日,邓家栋教授、解放军301 医院副院长江石坚和军委办公厅肖洪达向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的中共中央军委副 主席杨尚昆汇报了叶剑英的病情。中央保健委员会主任杨德中在场,杨尚昆让王敏 清也到场听取情况汇报。 汇报完后,杨尚昆希望医疗组尽全力做好叶剑英的医疗抢救工作,并指派王敏 清参加叶剑英的医疗组工作。王敏清受此重托,感到任务非同一般。“作为中保办 的副主任,对任何一位患病的中央领导人的诊治都必须尽职尽责,全力以赴。但对 叶帅的关切,除了医生的责任感外,我还有一重特殊的关系。抗战刚刚胜利时,毛 泽东同我父亲谈了一次话,要他担任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工作部部 长,不久即接到了正式任命。当时的参谋长,就是叶剑英。由于共事,我父亲和叶 剑英关系密切。而我在延安读书时,又和叶帅的孩子曾是前后同学。再就是我对叶 帅敬仰由衷,因为他在我党历次重要历史关口,都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而且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我向杨副主席立了军令状,表示一定要努力做好工作。” 杨尚昆见王敏清充满自信,又吩咐说:在医治抢救过程中,要依靠专家,尊重 专家们的意见,互相协调,通力配合。王敏清心里也清楚:叶剑英是党内、军内、 全国人民乃至海外侨胞心目中非常有威望的老帅,他的生命能延续一天,对稳定时 局、祖国统一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会后,王敏清即随邓家栋、汪副院长一起住进叶剑英西山的家,同医疗组的专 家们携手紧张地工作。王敏清告诉我:具体的诊断和治疗,当然主要是依靠专家们 进行,他主要是了解病情及负责医务方面的联系与协调。一星期后,叶剑英的病情 被控制住。 然而进入7月中旬以后,叶剑英的病情再度恶化,除心肺疾病加重外,并发多种 病症,病情极其复杂,且呈恶化趋势,以致不得不进行气管切开。王敏清再次进驻 西山。 据王敏清回忆:年迈的叶剑英几乎各个系统都出现了病症,治疗非常困难。 “这种复杂的情况,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我们当时称此次抢救为医疗保健史上的 淮海战役。” 当时的医务人员都集中在一个大厅里,对叶剑英实行昼夜监护抢救治疗。不论 白天黑夜,随时根据病情的变化,及时会诊与治疗。在最紧张的几天内,24小时不 离开大厅,大家在极疲惫的情况下坚持着。实在太困倦了,就找个角落一靠,眯一 会儿。 中共中央对叶剑英的抢救治疗工作非常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做指 示:要尽一切力量进行抢救,各个方面都要全力以赴地支持抢救工作。 当时医疗组各方面的条件都是一流的,只要病情需要,即能得到有关方面的支 援。 一天晚饭前,大约6点左右,专家们在会诊时认为,叶剑英此刻的病情需要请广 州的著名呼吸系统专家钟南山会诊。王敏清和有关方面打招呼和联系之后,当晚9点 半,钟南山医生奇迹般地出现在抢救大厅里。 叶剑英的生命依然处在危急之中,眼看“八一”临近,根据他的病情,中国政 府已经开始通知各国驻华使馆,今年的“八一”,不举行例行的建军节庆祝活动。 人民大会堂也接到通知,近期不在此安排其他活动,并准备布置追悼会会场,预备 花圈。王敏清也在此期间随时同毛泽东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徐静保持着电话联系,要 他们提前准备遗体保护工作,以防万一。 尽管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参加抢救的全体医务人员,仍在极力为挽救叶剑 英的生命而努力。终于,在紧张的气氛中,平稳地度过了“八一”建军节。到8月1 0日,奇迹出现了:叶剑英的病情再次趋于稳定。医务人员们终于舒了一口气,一位 护士说:今晚可以看看电视了。王敏清这才想起,自己竟有一个月左右没听广播和 看电视了。 两个月后,叶剑英的病情保持稳定,中央对抢救叶剑英的工作很满意。胡耀邦 来西山探望,他对医疗组说:“你们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1984年12月27日, 杨尚昆、习仲勋、胡启立和田纪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招待 会,招待参加抢救叶剑英的全体有功的医务人员。 在这次抢救之后,叶剑英的生命又延续了两年多。 13.兼任中央保健局恢复后的第一任局长/我要向王敏清局长汇报班禅副委员长 的突发病情……”/温家宝的指示是“三个最”/身穿军大衣的温家宝,在抢救小 组之前赶到了南苑机场 从1984年年底,卫生部就在酝酿恢复保健局。1985年5月,中央保健局正式恢复 时,身任中保委办公室主任的王敏清兼任局长。31年前,他成为保健领域的新兵时, 还那样年轻。如今他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导,已经两鬓飞霜了。他的压力和责任更重 了。 作为保健局的局长,他有一项例行的公事,就是每个星期六的上午9点,到北京 医院北楼,听取有关住院的高层领导人病情的汇报。1989年1月28日是个星期六,他 像往常一样,在8点50分走进听取汇报的办公室。 刚进办公室,就有电话找王敏清局长。他拿起电话才知是从西藏日喀则打来的, 打电话的人叫张建纪,是全国人大陪同班禅赴西藏日喀则参加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 光典礼活动的干部。 张建纪告诉王敏清:班禅今晨4点多发生心肌梗塞,我们在当地立即组织了抢救, 现在班禅的呼吸已经停止,抢救仍在进行中。王敏清听后感到事出意外,因为班禅 在离京前没有任何会突发心血管疾病的征兆。尽管如此,北京医院还是派了内科医 生和护士陪班禅赴藏。 了解了基本情况后,王敏清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中保委主任杨德中。很快,中央 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办公室、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都打回了电话,内容都是要尽快 组织抢救组。温家宝说得更具体一些:要组织最好的班子、带上最好的抢救医疗器 械、以最快的速度赶赴西藏抢救。 王敏清和北京医院的院长蒋葆生、副院长陈曼丽经紧急商议,10分钟后便决定, 王敏清亲自带队,内科心脏病专家沈道、北京医院副院长心脏病专家刘元恕,以及 有急诊抢救经验的护士李秋红、魏东组成抢救小组。同时迅速准备抢救药品与器械。 王敏清给杨德中打电话告知准备的情况及抢救组的人员。杨关心地问:“你亲 自去身体行吗?”王敏清这才想到自己已经年在花甲,但他毫不犹豫地说:“没问 题。”因为他的身体一向很好,4年前还曾陪同当时是副总理的李鹏去过西藏;特别 是作为领导,关键时刻,自己应该带头上。 当他们准备得差不多时,中央办公厅派来接他们去飞机场的车也到了。他们直 奔北京南苑机场。王敏清下车时发现,中央办公厅主任、这次赴藏抢救班禅任务的 总领导温家宝身穿军大衣,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们鱼贯登机,同行的还有中央统 战部副部长武连元、全国人大的副秘书长许孔让、班禅的亲属等10余人。在这些人 中,王敏清的年纪最大。 14.飞机在重庆上空时,拉萨方面来电:当地气候恶劣,降落有危险/两架直 升飞机在狭窄的山谷中穿行/一位主治医生被背进抢救现场/王敏清的第一个决断: 抢救暂停/在班禅大师遗体告别仪式上,中央抢救小组的医生都没有到场 王敏清上了飞机才得知,他们乘坐的大飞机不能在日喀则降落,必须在拉萨换 乘直升飞机。当飞机快到重庆时,飞行员报告说接到拉萨机场的消息,拉萨气候不 好,机场不能降落。他向温家宝请示,是否在重庆降落。 温家宝听后果断地说:“不行,直飞拉萨,要强行降落。”王敏清非常赞赏温 家宝的这一决断,因为他们是去救人的,如果在重庆等候天气变化,延误了时间, 他们还去西藏干什么呢? 下午5点20分,飞机在拉萨迫降时,果然是狂风呼啸。机场上有两架直升飞机已 经发动,王敏清和抢救组人员急忙登上了第一架直升飞机,温家宝也上了这架飞机。 飞机沿着雅鲁藏布江峡谷飞行,两岸峭壁似乎伸手就能触摸到,在狂风中匍匐 在地的野草清晰在目。由于气候恶劣,飞机颠簸得厉害,飞机里没有座位,所有的 人都坐着小马扎,像摇煤球一样被颠来倒去。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呕吐不止,连一名 机组人员也吐了。 6点20分,飞机降落在日喀则的班禅行宫附近。王敏清提着手包,跳下飞机便朝 抢救现场奔去,走了几步发现没人跟上,边嘟嚷边回头望了一眼,发现刘元恕正被 两个人搀扶着,踉跄而行;沈瑾则由《民族画报》社的一位记者背着。他这才想到: 他们毫无过渡地一下从海拔几十米的北京,直达海拔4000米以上的日喀则,氧气稀 薄导致了严重缺氧。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已经呈现紫色。 王敏清进入抢救现场是6点30分,当时屋子里已有50多人。有西藏自治区人民医 院、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人民解放军第八医院的专 家和医护人员,正在进行着紧张的抢救工作。有的在操纵人工呼吸机,有的在轮流 做心脏按摩,班禅的病榻边竖着输液的吊瓶。 在听了抢救情况的简单说明后,为了及时了解班禅的真实病情,王敏清果断地 下令:一切抢救工作暂停五至六秒。因为当时无法判断呼吸和心跳,究竟是班禅自 动的,还是人工呼吸机、按摩在起作用。 经过短暂的观察,王敏清等查清班禅的呼吸已完全停止,全靠人工呼吸;心室 只有极微弱的、不规则的蠕动。这就是说仍可能有转机的一线希望,遂下令恢复抢 救。 沈瑾一面吸着氧气,一面和刘元恕商议,决定实施心脏直接穿刺心内起搏。沈 瑾监视着心电图,进行指挥;由刘元恕亲自操作;护士们配合。第一次穿刺,做得 非常准确、到位,但班禅的心脏没有被带动起搏。考虑到可能是机器故障,他们决 定换第二台起搏机,进行第二次穿刺。操作依然准确、到位,可班禅的心脏依然没 有被带动起搏。起搏机都是事前经过检查的,显然,可以排除是机器有故障。 抢救在继续着,王敏清、沈瑾、刘元恕,运用一切可能奏效的方法,竭尽全力…… 一切该做的都做了,班禅始终没有恢复呼吸,心脏的蠕动也越来越弱了。晚8点16分, 心电图呈现水平线状态,说明心脏已经完全停止跳动。 从班禅病发实施抢救,至此已近16个小时,呼吸始终没有恢复。最可能奏效的 心脏两次直接穿刺心内起搏,依然无能为力,起死回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已黯然。 王敏清向温家宝报告:班禅的心脏于8点16分停止跳动,病逝了。 此后,王敏清吩咐抢救终止,收拾抢救现场。没有人对抢救组所采取的措施提 出异议;也没有人认为王敏清的指挥有丝毫不当之处。他紧张而疲惫的身心,顿感 慰藉。 快晚10点时,当地安排医疗组去吃晚饭,王敏清才想起从早晨离家,到现在还 没吃饭呢!可他此刻只感到撑持不住的困倦,吃饭时嘴里究竟嚼了些什么,根本不 知道。饭后,温家宝对他说:“我已经向北京做了汇报,中央认为抢救组尽了最大 的努力,决定新华社发报道,你们的名字要见报。”王敏清说:“我当时听了却一 点反应都没有,意识大概都停止了,唯一的欲望就是躺倒睡觉!当时不仅是劳累, 更主要的是缺氧。” 他回到休息的房间里,还没来得及脱衣服和鞋子,已经酣然入梦。第二天,向 班禅遗体告别的仪式上,人们发现抢救组的医生一个也没有到场,他们全都病倒了。 当王敏清他们离西藏返京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代表藏族同胞,对中 央派遣的抢救组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赠献了藏文哈达。班禅的家属们也再三表示感 谢,并说:抢救组所付出的极大努力,他们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 1989年1月30日,全国各大报均刊登了新华社关于班禅抢救情况的通稿,其中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有如下文字:“由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北京医院副 院长心血管专家刘元恕、心血管专家主任医师沈道等组成的专家组到达后,先后两 次作心内起搏,持续抢救……”这种由新华社发稿,报道在执行医疗任务中医生姓 名的情况,是罕见而不寻常的,说明党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荣誉。 王敏清回首此事,感慨尤长:“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成为受到世界关注的敏感地区。所以我们抢救过程中一举一动,每一细节,都不能 有丝毫差错。不光是实际工作的差错,就连可能引起旁观者感觉的差错也不行。任 何一点差错,都可能引发事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挑起民族纠纷,给党和政府造 成极大的政治麻烦。仅就班禅大师逝世没有波澜而言,就足以让我们感到欣慰。” 15.胡耀邦突然昏倒在怀仁堂/胡耀邦对王敏清说:我不是心脏病,我是胃部 疼痛/王敏清说我不得不出语很重/在海南,王敏清从广播中听到令他惊异的噩耗 1989年,实在是个不寻常的多事之秋,而且几件事都出乎意料。班禅副委员长 辞世没过多久,又一位精力充沛身体一直很好的中央领导人骤发病变,他就是原中 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4月8日中午,王敏清正在卫生部保健局办公室吃中饭,突然接到电话,说胡耀 邦在怀仁堂开会时病倒,要他立即赶到现场。他放下电话,丢下碗筷,乘车直奔中 南海。 王敏清下车走进怀仁堂时,北京医院的内科主任钱贻简已经在他到达之前,乘 北京医院的救护车来到这里。胡耀邦被移到怀仁堂的后厅,躺在担架床上,一面输 着液,一面做心电图等检查。心电图显示是心肌梗塞。 当时情况紧急,胡耀邦面色苍白,闭着眼睛,显得非常痛苦。钱贻简主任依据 心电图显示告诉胡耀邦说:“您患的是心脏病,需要安静。”胡耀邦听后不相信自 己患的是心脏病,他对王敏清说:“不对,我不是心脏病,我胃部疼痛,是胃病。” 因为王敏清的父亲和胡耀邦在延安时期就相识,王敏清对胡耀邦也很熟悉,知 道他的脾气跟父亲差不多,梗直爽快、忘我奉公。同时也了解他一向自以为身体不 错,平时不太注意休息,也不太在意医生的劝告,经常连续紧张工作。 鉴于胡耀邦的性格习性,王敏清感到倘若不把问题的严重性向他挑明,就不可 能引起他的重视。于是,王敏清一变通常不向患者透露病情严重信息的做法,很严 肃地对胡耀邦说:“您确实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而且很重,需要住院。” 闭着眼睛的胡耀邦,听王敏清出语很重,微微睁开眼睛,见他神态严峻,大概 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遂问道:“住哪个医院?”王敏清想:北京医院一直是负责 中央党政领导人医疗诊治的医院;且今天来现场急救的也是北京医院的专家钱贻简, 他已经在进行检查和治疗工作了,不宜再换医院、换人,否则,将会延误治疗,就 说道:“要住院就住北京医院。” 胡耀邦听罢,又闭上眼睛,未再做声,显然是认可了。王敏清又对他说:“您 现在需要安静,待到血压好转后,再送您去医院。”就这样一边诊治,一边观察, 直到下午4点左右,血压好转,才将胡耀邦送到北京医院北楼。王敏清一直跟着,把 胡耀邦送到了病房,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才于晚7点左右离开医院。 在此后的第一、第二天,王敏清都到医院去看望胡耀邦,了解病情。他的病情 稍有稳定。第三天,王敏清因有公务,匆匆离京前往广东、海南。然而就在4月16日 晚,正在海南的王敏清,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干15日不幸逝世的噩耗。 他感到非常的震惊和突然。在他的印象里,胡耀邦是那样的精力充沛、富有活 力。在此之前,王敏清就从未听说他住院治疗过什么病症。特别是在王敏清离京时, 他的病情似乎已经不存在什么危险了,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王敏清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赶回北京,立即去医院了解胡耀邦逝世的情况。医 生们告诉他其中原因之一,是他没能绝对地卧床静养。这和胡耀邦的性情习惯有关, 他不容易静下来。因为心肌梗塞患者,下床走动、大便用力、甚至在床上翻身用力, 都可能发生意外,所以医生要求他大、小便不要下床。胡耀邦对此很不习惯,非要 上厕所大、小便,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4月21日,王敏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研究胡耀邦治丧活动问题的会议。在那 些日子里,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知道发病期间胡耀邦的孩子们不在北京;对他所 熟悉和敬重的父执,他本应更多地守护在他身边,可他偏偏因事外出了,他后悔得 无以复加。当胡耀邦遗体化妆完毕,进行火化之前,王敏清专门到太平间,久久仁 立在胡耀邦遗体旁,阵阵哀思涌过心头。 1990年春,61岁的王敏清从保健局长位置上离休。回溯走过的历程,他胸襟恬 静坦然:“我很明白,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并不是我有多么了不起,我仅仅是个 内科大夫,能力有限。做保健工作数十年,主要靠组织上的支持与信任,靠专家、 教授以及同事们的帮助与配合。而我自己则是始终堂堂正正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 事。无论顺境、逆境之途,荣誉、压力加身,我从不做愧疚之事。所以我做事让人 放心,自己也甚感欣慰。” 几十年过去了,经历了坎坷、经历了动荡、经历了荣辱,他的心境依旧平静如 水,无怨无悔。“这是不是好人一生平安?”王敏清如是说。 一些熟悉王敏清的人对他说:“你从25岁开始,就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医疗保 健工作,这一辈子尽为大官们服务了。现在下来了,也该为老百姓服务服务吧!” 于是,人们经常可以在有益于社会保健事业的各项活动中,看见王敏清那依然充满 活力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