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胡适的交往 贺麟 人们对胡适有不同的评价 早在五四运动以前,我在四川故乡上中学时,就知道陈独秀和胡适这两个名字。 我知道胡适提倡写白话文,主张文章分段和使用标点符号。他举了个有名的例子, 即“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这句话作比方,没有标点符号,既可读作“下雨天, 留客天,留我不?留。”也可读作“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意思完全两样, 生动有趣地说明标点符号的重要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知道他在美国留 学时,就讲文学革命,提倡写白话诗文,并和他的朋友任鸿隽、杨杏佛、梅光迪等 有过争论。1917年回国后,他出版了白话诗集《尝试集》,这些白话文书籍对我这 样的一些青年人很有吸引力,受到我们的欢迎。当时也有很多人反对白话文,北京 大学有些老教授以及南京大学“学衡派”的人就因为反对白话文而反对胡适。这些 人越反对胡适,我们就越喜欢他。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我到北京清华大学上学,听到了他的演讲。同年,他 的用新眼光、新方法讲授中国哲学思想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以前一般 讲中国哲学思想的人,都是从尧舜禹讲起,而他却是从老子、孔子讲起。他重考证, 推崇清代考据大师戴东原以及段玉裁、孙诒让、俞樾、章太炎等人,并以实用主义 的观点、欧美的论证方法,用白话文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出版后,两个月就再版。 我对它很感兴趣,一两天就一气读完了。胡适还到清华讲过关于中国书院制度的问 题,赞扬这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和学术研究制度。 1919年至1921年,胡适的老师——美国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到中国 来讲学,胡适给他当翻译。杜威的一些讲演,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后来又出 了书。胡适公开宣称他是杜威派,师生两人一唱一和大讲实用主义,在当时的思想 文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大概是1927年或1928年,胡适到美国讲学。听说有一次他在加州大学演讲时, 他的侄子胡敦之当堂站起来反对他的说法。一位在场的日本教授惊讶地说:“全世 界都知道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你们中国人应该引以为自豪,怎么你们倒反对起他 来了?”殊不知,胡敦之是个革命派。他曾到哈佛大学探望过我,对我说:“要当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是生活态度要改变,要接近工农大众;第二是思想意识 要改变。”因此他反对胡适。 在哈佛大学时,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曾经拜访过一位英国籍的名教授怀特海。 他是研究数学、哲学的,是著名的哲学和逻辑学家罗素的老师,也是当时世界公认 的懂得相对论的十二人之一。我们谈了许多问题。怀特海教授说:“前些时你们中 国出了个年轻人胡适,他反对中国传统的东西,什么都反对,连孔子也反对了。你 们可不要像他那样,文化思想是有连续性的,是不可割断的。”还说:“我将要出 版我的哲学书,我的书西洋人是不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但你们中国人和印度人可能 会理解和接受。”可以想见在那个时期,胡适的学说在欧美已引起了重视和异议。 南京一幕 1931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到北京大学任教,才开始和胡适交往。他当时已是 北大文学院院长,是社会名流学者,社会交往很多。但他日常生活随便,不拘小节, 夫人江冬秀好客,因此我们常到他家串门,闲谈、打麻将并吃饭。他回家碰上我们 玩牌时也不说什么,有时还坐下来打上一圈两圈的。他过生日时很热闹,常常有十 来桌人吃饭打牌。他有两三间屋子的藏书。后来我们才慢慢互相了解和熟悉起来。 1935年底,我回四川探望我病重的父亲时,他还送了我一篮很好的桔子。父亲见我 当上了第一流大学的教授,又结交了胡适这样的名人,心里十分高兴,还每每夸耀 于人。 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召开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人称伪国大), 胡适和我都是代表。我这个遴选代表大概是胡适和教育部长朱家骅推荐的。我们同 机到南京去参加会议。当时周作人因汉奸罪已被关押在南京,周的家属托胡捎点东 西给周。我触景生情地对胡说:“周作人和鲁迅这两兄弟也真怪,鲁迅是这样的革 命,周作人却当了汉奸,两人走的是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真是不可思议。您对他 两人怎么看法?”他不假思索地说:“还是弟弟(周作人)比哥哥好。”到南京后, 他住中央研究院,我和一些代表同住招待所。在胡适担任执行主席的一次大会上, 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手捧伪宪法,郑重其事地交给胡适,胡适则恭恭敬 敬地接了过来。蒋介石讲了一通宪法的来源和意义以及什么“还政于民”的鬼话, 两人煞有介事地表演了一番。我们还听了参谋总长陈诚的军事报告,报告胡吹要在 三个月内打败共产党,等等。小组讨论我只参加了一次,一百多人的小组,我连个 座位都没找到,站着听了半个小时我就走了。后来我就跑到杭州浙江大学看朋友去, 没再参加会。从杭州回到南京,不等闭会,我就回北平了。 1947年9月,原北大训导长、国民党特务陈雪屏调走。学校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继 任人,胡适派总务长郑天挺到我家找我,要我干(可能是陈雪屏和朱家骅的推荐, 经南京最高领导人同意,让我接任)。这是我根本想不到的事,我说我不行,干不 了。郑好说歹说劝我先干一干试试,等有了人可以不干,并说不必天天到校,有事 大家到家找你,拿拿主意就行了。至于为什么要让我这个书呆子当训导长,我就不 清楚了。学生们对此也感到意外。当时学生们经常请愿,有时找到我,我作不了主, 就带大家去见胡适。胡认为我推卸责任,由此渐渐产生了不满。记得朱家骅曾经三 次以教育部长的名义给学校来信,在信中开列过几批学生的黑名单,要求学校开除 这些所谓“异党分子”。胡适把信交给我处理,也不表示什么意见。我则把信往抽 屉里一搁,跟谁也不提,不了了之。可能是1947年冬天,我应邀到南京去过一次, 主要是给“戡乱训练班”和“励志社”组织的学员作学术讲演,讲了“三民主义和 辩证法”问题。由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接待我。在见到朱家骅时,我提起黑名单 的事。我说:“你在北大当过教授,你应该清楚,北大是以民主自由传统见称的有 名学府,怎能为政治开除学生呢?你这不是叫我们为难吗?以后可别再来这样的信 了。”他说:“那是他们军统提出来,让我转给你们的,你不理它就是了。”这次 我还见到了蒋介石,我对他说:“现在学生往解放区跑的很多,这是个问题呀,要 想办法解决才好。”蒋介石说:“不要紧,让他们去好啦,比较比较,看看哪边好 嘛!”说到物价飞涨、钞票不值钱、民生艰困、社会不安的问题时,我不敢提官僚 资本猖獗为害,而只是说民生主义没有很好实行等等。蒋说:“你可以找些教授学 者研究研究,怎样实行民生主义的问题。”告别时,蒋还特意让我回北平后代他向 胡适、梅贻琦校长等人问好,并说我们如有什么问题和意见,可以随时给他写信。 记得后来我曾经和北大、清华、燕京的十来位教授,由我领衔联名给蒋去过一封信, 推荐胡适当行政院长,接替王云五。王云五当时正要下台,蒋介石要换马,寻找一 个能够更好地为他装点“政治民主”门面的人,我们的举荐正逢其时。蒋即派陶希 圣到北平来接胡适,只是胡适没有接受,此事终于作罢了。 离开北平前后 我当北大训导长期间,学生凡有申请助学金、救济金的,我全批准。记得梁实 秋就曾为其女申请助学金的事找过我,我给办了。按当时规定,发给助学金、救济 金的学生不能超过半数,而且须经学校公费委员会讨论批准,我却不管这些规定, 不和大家商量就个人作主批准了,而且几乎所有学生都有了。有的人对此很有意见。 公费委员会为此专门召开了讨论会。有意见的人在会上指责我滥用职权,违反组织 规定滥发助学金。我只好装聋作哑,说我不懂这些,不会办这种事,如果要我负责, 我回家卖地赔偿好了。讨论会不欢而散。会后,学生们关心地问我,我如实告诉大 家,大家当然都同情支持我。胡适为此事也曾不指名地批评我个人专断。于是我第 四次提出辞职不干了。胡适本来对我已经不满意,就想趁此机会让我下台。但是学 生们已经逐渐认清了我的面目,认为我和陈雪屏之流不一样,他们挽留我。胡也就 不好意思叫我下台。临解放前,学生们为了表彰我,特意送了我一面“我们的保姆” 的锦旗。 1948年秋冬之际,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到北平来,胡适请他吃饭,我奉邀作陪。 席间,我建议胡适请蒋谈谈时局问题。胡就对蒋说:“贺先生想请您谈谈对时局的 看法。”蒋谈的几点,我印象很深。他说:中国老百姓怕共产党,恨国民党;恨国 民党刮地皮、腐败无能,搞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等老百姓不怕共产党时,我们 就危险了。还谈到锦州一失,北平就保不住了。不过他说,我们是办学的,谁来我 们都是办学,共产党来了我们也还是办学,北大也还是北大。记得抗战期间,在昆 明西南联大时,他也说过类似的话。 1949年北平临解放前,清华校长梅贻琦到胡适家来,两人商量了出走的事。不 久,两人就先后飞往南京去了。胡适走时我事先是知道的,他是和当时北平一个副 市长同机走的。那位副市长带了大批的衣物字画,占满了机舱。胡带的东西很少, 很多书都没带走。我不知道共产党地下组织是否已经劝告胡适、梅贻琦不要走(编 者按:我地下党曾经派人劝说过胡。梅两人不要走,党会适当安排他们的工作), 但我自己是有这个经历的。一个叫汪子嵩的学生曾经代表地下党组织找我,劝我留 在北大,不要到南京去。我当时的回答是:“我没定,可能走也可能不走,谢谢你 们。”不过我是动了心的。据说,当时北大地下党负责人王汉斌要江子嵩别暴露党 员身份,以防意外。江说:“不要紧,我相信他不会给警备司令部打电话,叫人来 抓我的。”也有人劝我以走为好。但我想,我又没干坏事没犯罪,干嘛要走呢?而 且这么多书怎么带走呢?我也懂点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党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 可怕,知道共产党也还需要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这期间,有四次机会我可以飞南 京,我都没有走。经过反复考虑和思想斗争,我终于留下来了。 据说北平解放后不几天,北大一些主要负责人和院长郑天挺、汤用彤、周炳琳 等人,曾经联名写信给南京的胡适,告诉他解放后北大师生们平安无事。胡适接信 后,知道教授们都没有走,出于复杂矛盾的心情,大哭了一场。因为信里没有我的 署名,他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还很为我担心。其实当时郑。汤等人因为有所顾虑, 所以写信时没有找我。 东方亮 整理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28辑,198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