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学院对我一生的影响 叶恭绍 我为什么要学医 我出身于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祖父母生了三个男孩,我父亲排行第二。我 有七个姐姐,在女孩子里我排行第八,还有一个九妹。我七岁时父亲逝世,从那时 起,我们的一切抚养教育,都是由我二哥叶恭绰负责的。 当我的二哥做到交通次长时,家里的社会地位相当高。为赶时髦,女孩子也要 上学,而且要学点英文或法文,将来才好门当户对地嫁出去。于是我在天津圣功小 学毕业后,就进入天津的中西女校(美国美以美会办的教会学校)。当时我的目的, 只是想将来毕业后能到小学教书,主要是为了能经济独立,不再像我的嫂子和姐姐 们那样,结了婚后一切都依赖丈夫,自己就是管管家务。我的妈妈和嫂子们整天都 把时间花在麻将牌桌上。对她们的生活,我是很反感的,常常暗想,她们为什么甘 于这种寄生生活呢? 在中西女校,有的同学读完初中,就到隔壁的妇婴医院去学护士。有时我也去 找她们玩。在医院里我看到门诊病人,有的满脸脓疮,看过门诊后再出来,就包扎 得干干净净,换了一个人似的。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中西女校毕业生, 考上北平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的聂毓禅,在中西女校时就是个佼佼者,她上协和后, 有时回母校给我们讲协和医学院及协和护士学校的情况,使我对医生、护士职业有 了更多的认识。我当时就想:做护士一切都要听医生的,自己事业上不能有所发展 (当然这是当时片面的认识)。于是我默默立下一个心愿:将来到协和医学院学医 去。 做好考协和医学院的准备 我1927年在中西女校毕业后,首先就报考了燕京大学。因为燕大设有协和医学 院承认的医预科。我是家里女孩子中第一个考入大学的。考上以后,却遭到家里人 的反对。理由是:一个女孩子单身去北平上学,家里不放心;同时认为燕大洋味十 足,男女社交太自由。我只好放弃燕大,再去报考天津的南开大学。南大当时只有 文、理、商三科,没有医预科。由于南大理科水平较高,而中西女校理科不怎么样, 我不敢报考南大理科,就报考了文科,也考取了。于是进了南大文科学习。 学了一个星期后,我因还是想为考协和医学院做准备,就在南大理科主任饶毓 泰教授的同意下,顺利地转到南大理科学习,攻读了两年。选的课程完全按协和医 预科的要求,这两年是我这一辈子最用功读书的两年。 不久,我二哥迁到上海居住,我和母亲及小哥哥迁到北平居住。于是我就从南 大转到燕大医预科的三年级读书。在南大两年的学分绰绰有余,所以,这一年我在 燕大美丽的校园里,玩得心情舒畅,几乎忘了不久就要考协和医学院。我从来也不 是一个很勤奋学习的好学生,我总认为,课上学的、教授讲的,自己都能理解,才 是最主要的,能够把所学知识运用上就更好,我不会死记硬背。考协和功课的准备, 我就是靠理解,而且我终于考上了协和。 入协和后几件难忘的事 入学身体检查,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协和医学院对一年级新生的体检,却格 外仔细和严格。体检时,我一项项通过了,自己也很高兴。没想到到了眼科,我原 来就不够好的视力,再一扩散瞳孔查眼底,问题就严重了。当时眼科主任毕华德教 授亲自将我的眼睛看了又看,最后他说:“你的眼底情况,说明你的视神经萎缩严 重,你不适合学医。”我当场就和他争辩起来,我问他:我已学完了医预科,学了 生物、物理、化学,显微镜也用过,我怎么不能学医?问得这位老教授目瞪口呆。 我对他说,请您让我试读一个学期,如果我读不下来,那时我就走。他被说服了, 允许我试读一个学期后再检查一次眼睛。我胜利了!因为我知道这一试读,就可以 读完五年无疑。 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学大体解剖和组织学。大体解剖主要通过尸体解剖进行 学习。四名学生解剖一个尸体,尸体左右两侧各站两人,按照实习指导去解剖。由 于我在医预科学过生物,所以学解剖学、组织学时,都不太费劲就通过了。但有一 件事当时很不习惯。一天,全班20名同学都集中起来看示教。不料,教授领进一个 全身一丝不挂的活人,站在我们面前。教授从头到脚在他身上指点着,说明体表和 内脏的各个部位。这比用人体解剖图当然更清楚,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但当时却 感到很不习惯。我想,这是教授有意识地要求学生习惯于这种教学。 一年级是个难过的关。这关就是生化学和生理学。有这两员“哼”“哈”二将 把门,许多考上协和的同学,就是因为过不了这一关而留级或离开协和的。当时, 生化课是中外知名的吴宪教授亲自讲授。每次讲课前,他都先出一道考试题,限你 5分钟内答完,并立刻判分,然后把零分及10分的考卷挂在墙上。开始,我们极不习 惯,而且很难预测他会出个什么题,认为这门课真不好上。生化课最后考试也很厉 害,出一道大题50分,其余若干小题共50分,这道大题全班只有四个人做对了,其 余没有做对的提心吊胆!生理课考试的一半分数放在实验上。让学生用青蛙作实验, 要划出一个动作曲线。我拿到题目时,信心百倍,按操作规程把实验用具及青蛙都 准备好了。但做实验时,青蛙动作的曲线就是出不来,我焦急万分!这时,助教走 过来,指出我某一地方的缺点,得到纠正后我立即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动作曲线。但 我担心可能及不了格,结果及格了!后来这位助教对我说:“我看到你拿到题目后, 一步步的安排都非常合理,只漏了一小点儿。”他认为因此做不出来太可惜了,才 给我指出来。简直救了我的命。所以,人人都说协和严格,这是应该的,但它的严 格,也是很近人情的。 二年级学微生物学时,要用培养基作细菌培养。培养基都是无菌的,把一个培 养基的盖子打开,让它暴露在医学院后门的路边10分钟,另一个培养基则用手在上 面划两下,然后把两个培养基都放到温箱里进行24小时的培养。24小时后,第一个 培养基(敞放在路边的)上分散地长满了菌落,第二个培养基上,用手划过的地方 也长满了菌落。这时我们才知道,原以为很干净的手上,还有无数的细菌。从此, 对做手术前的洗手和手术时保持无菌操作的各种严格要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病理解剖课更有意思,尤其是老师对刚刚死去的病人尸体的解剖,教育意义更 大。有时在病房怎么也检查不清的病,到尸解时才把病因搞清楚。有一次,去观看 一个尸解。尸体切开后,只见这个人的全身到处都有蛔虫,太可怕了!头部、胸部、 腹腔,几乎每个器官都有蛔虫,估计可能有上千条。这是极少见的个别例子。尸解 对医学科研的进展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我对妇幼卫生工作发生了兴趣 协和医学院第五年的实习大夫工作,必须在第四年末作出决定。可以到内科、 外科和妇产科作住院实习大夫。当时我不想到妇产科,也不想到外科。我就到了内 科。内科打基础的训练较多,当时的内科主任教授是狄维德,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 格。这里我想说两件事,先说说他讲课。狄教授每次讲课以前,他的秘书都把与该 堂课内容有关的文献写在大黑板上。我们总是提前去抄,惟恐上课后再抄就影响听 课。下课后还要尽快去图书馆查阅文献,同学们都争着去找,以先睹为快。通过查 文献,确实受益不浅:一是扩大了视野,二是学会了查文献。充分发挥了图书馆的 作用。再说说他查房。协和四年级学生要在住院医师的领导下,安排在内科病房实 习。狄维德教授则在每周一个固定日子到内科病房查房。他查房时,所有在这个病 房工作的住院医生和实习学生都要跟着。到了病人的床前,他先要翻翻病历,然后 叫四年级学生汇报病人的情况,包括该病人的病历,全身检查及血、尿、便检查的 结果。还要汇报对病人的诊断及给予的治疗。狄教授认为有研究价值的病人,他还 要仔细地询问,并和大家讨论。不仅对学生已做过的检查和治疗要详细地询问,还 要讨论鉴别诊断病人对治疗的反应,以及对病人的愈后怎么看法等。每逢遇到自己 有这样的病人时,我们这些四年级的“大夫”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如临大战,前 一夜无论做了多好的准备,第二天仍常常被狄教授问得瞠目结舌。幸亏还有各级主 管医师、住院医师在场,可以帮助讨论。喜的是通过一次查房,增加了不少理论和 实践的知识。 四年级的公共卫生学是一门非常有意思的课,是兰安生教授讲的。他讲课从来 不拿讲稿,讲得很有趣,很吸引人。学生听他的课,一刻也不会走神。他的一句名 言:“An ounce o prevention worth more than a pound of curative medicine .”(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非常适合我的胃口,甚至引导我一生从事 公共卫生专业。我认为内科教授尽管有很高的学问,对病人的诊断、处理都能恰到 好处,但由于当时没有足够的对症药物,疗效甚微,而预防就显得重要了。此外, 我们在四年级时,还学过中医,当时谁也不重视它。但中医有一句话,我是十分欣 赏的,即:“上医治未病。”说明有几千年历史的祖国医学,是非常重视预防的。 华佗是我国古代有名的中医,他对他的学生说:“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常动故也。” 说明他重视体育锻炼,把锻炼作为强身之道。祖国医学中的预防观点,也给了我深 刻的印象。虽然协和医学院只有一个医学系而没有卫生系,但其毕业生中从事公共 卫生的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的人数,是相当可观的。据我所知,目前在医学院校、 公共卫生学院从事少儿卫生教学的尚有:上海医科大学的徐苏思教授,同济医科大 学的朱文思教授,协和医科大学的张囗芬教授等。而我自己,就是通过公共卫生课 后到第一卫生事务所学习,以及四年级到定县平教会的参观等实践活动,第一次接 触到中国的社会,特别是农村,初步了解到农民的疾苦和他们的需要,从而更加认 识到预防医学的重要性,认识到在我国开展公共卫生工作的迫切性,使我立下了毕 生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决心。同时,作为一个女医生,我认为自己最好是从事妇幼 卫生工作,并且决意要偏重在幼儿工作方面。 我最后一年的医院病房临床实习,除一个月休假外,11个月中就有六个月的儿 科实习和一个月的传染病房的实习。另外四个月则在内科。11个月的病房临床实习, 是不分日夜的24小时值班。 在协和医学院,值班制度非常严格,实习大夫受住院医师的直接领导。当我在 儿科病房完成六个月的实习时,“顶头上司”是当今全国闻名的儿科专家范权教授 和吴瑞萍教授,科主任是儿科权威诸福棠教授。这六个月深入细致的儿科实习,为 我毕生从事的事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这里,我要再一次向这三位尊敬的老师 表示衷心的感谢! 献身于事业 我于1935年7月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工作。这时科主任是 袁贻瑾教授。他安排我先到杨崇瑞办的第一助产士学校见习三个月。我告诉他,我 将在10月份结婚,他简直不能接受,而且感到失望。他要我去找杨崇瑞谈话,希望 杨崇瑞能说服我不结婚。他还告诉我,协和医学院是不送已婚女医师出国进修的, 因为女医师结婚后必定随她的丈夫去留。协和培养了,又不能用,太不合算!而且 女医师生了孩子,就可能不再工作了。他还举了杨崇瑞、林巧稚由于不结婚,事业 才取得成功的例子。沈骥英虽然是协和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但结婚后生了孩子,工 作受到很大影响,她结婚后就离开协和医学院了。他想用这些例子来说服我,但我 没有改变计划。我按预定时间,于1935年10月和黄祯祥大夫结了婚,并继续在公共 卫生科工作,直到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发生,协和被迫关门为止。我于1936、1938、 1940年生了三个孩子。除了利用协和应有的每年一个月的休假外,我没有为生孩子 而多请一天的假。我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说明:已婚妇女照样能继续工作,以消除 他们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我终于胜利了! 除了给协和医学院的学生讲课外,我的实际工作和科研工作主要是在第一卫生 事务所进行的。当时,妇幼卫生科还有一位比我高两班的毕业生魏淑贞大夫,她和 我的分工是她侧重搞“妇”,我侧重搞“幼”,但基本工作是两人分担的。此外, 还有四名助产土管地段接生。还有公共卫生护士(不属于妇幼卫生科,属公共卫生 护士科领导)做地段的家庭访视。原协和小儿科主任盖大夫同内科主任狄维德结婚 后,辞去儿科的工作,也到第一卫生事务所的儿科门诊义务工作。她对儿童的生长 发育和儿童营养很感兴趣。在她的指导下,我们在儿童门诊制作了测量婴幼儿身体 的木制测量板,不仅可以测量婴幼儿的身长,还可以测坐高(测上身),这对研究 婴幼儿的发育是十分有用的。今天已在全国推广使用。 除儿科疾病门诊、儿童健康检查门诊、预防接种门诊之外,我们特别为缺奶的 婴幼儿开了营养门诊。给缺奶的婴儿制作了加料豆浆,根据母乳不足或完全缺乏母 乳等不同情况,分别给他们开加料豆浆的处方,每天半磅、1磅或1.5磅。需用豆浆 的家庭,拿着大夫的处方定时到站领取。同时,他们必须按时带吃豆浆的婴幼儿到 营养门诊进行检查。如果母亲还有一些母乳,我们尽量指导母亲的膳食,促使她们 能分泌更多的母乳。以后,我们又增加了一种“加料炒豆浆”,它与“加料豆浆” 成分一样,只是把黄豆炒熟之后再磨成粉。盖大夫认为这样加工后,可能更容易被 婴幼儿消化、吸收。 除了在营养门诊对婴幼儿及母亲进行检查指导外,如有特殊情况,立即转给公 共卫生护士,进行家访,他们结合家庭情况,进行具体指导。我们写了五篇有关孕 妇、乳母的膳食及豆浆、炒豆浆的喂养效果的文章,均在1938—1939年间的《中华 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发表。 1941年,黄祯祥由协和内科派往美国,去进修病毒的研究工作。1941年底珍珠 港事件发生,协和关闭时,我被迫带着三个孩子离开那舒适的协和医学院家属宿舍, 搬到一个四合院去住。协和公共卫生科的工作停止了,第一卫生事务所也脱离了协 和医学院,而直属“北平市卫生局”领导,我仍在那里继续工作。但我却永远离开 了协和医学院。 协和医学院对我一生的影响是重大的,它引导我走上妇幼卫生工作的道路。以 至我今年78岁了,仍从事妇幼卫生的工作,并愿将自己的毕生贡献于祖国的妇幼卫 生事业。 (选自《话说老协和》,198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