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 吴阶平 我到协和学医,完全是听从父亲的安排。父亲认为社会腐败不能让儿女们从政, 而做医生却是一种既高尚又稳妥的职业,不管社会如何动乱,济世救人总是会受到 人们尊重的。他说,要想当一个有本领的医生,必须进协和。第一个被他动员进协 和的是我的大姐夫陈舜名,那时姐夫大学毕业正在执教,竟被父亲说服,再到协和 学医,于1927年毕业;第二个是我的哥哥吴瑞萍,于1933年毕业;我是第三个。在 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家先后有10人在协和学习和工作,对协和有较多方面的了 解。现在我只谈自己学习生活的某些片断,也就是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 惊人的淘汰率 要想进协和,最好先进燕京大学,在医预科学习三年。1933年我考入燕大医预 科,全班共有52名同学,到1936年考协和时,却只有15人被录取。进协和那年,我 19岁,是全班年龄最小的。 一进校,压力便扑面而来。能否在协和读下去,关键是一年级。我们上一班读 完一年级后,因学习成绩不合格离校的有四人,留级的有四人。学校的意图是,对 经过一年学习表明不适合学医者,早一点淘汰,有利于学生及时转入其他专业。按 照教学安排,五年级的学生到医院做实习医师;毕业后,部分同学留院做住院医师, 也有部分同学必须另觅出路。就外科来说,按照惯例,在外科各专科轮转做实习医 师者,是准备毕业后留院的;如果主要是在普通外科实习,则是即将离开协和的先 兆。其实,就是留院做住院医师,竞争也还在继续,因为还要经过四五年的工作考 察,最后只能选拔出一个人任住院总医师。 紧张的学习激烈的竞争 学习生活十分紧张,从一年级医学生的作息时间表,就可以看到普遍存在休息 不足的情况。早8点从宿舍到学校,12点过后才下课,赶回宿舍午餐,午休不超过半 小时,又赶到学校,下午2点开始实验课。虽规定5点结束,有时却拖得很晚。记得 有一次,直到午夜1点做出实验结果才罢手。一般情况下,6点晚餐,然后到图书馆 自习,晚10点图书馆闭馆,回到宿舍继续学习到12点以后才能休息。考试前更是紧 张,有的同学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地复习功课。由于学习过分紧张,学生的健康状 况普遍下降,还有一些同学得了结核病。学校方面为此提高了伙食标准,并补贴了 伙食费。 学校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从专业学习到言谈举止,都必须一丝不苟。每位教 师手中有一份附有照片的学生名单,教师很快就熟识了每个同学。平时的实验报告、 读书报告或病历记录,都要求记述准确,书写工整,交教师或上级医生批阅。考试 制度更加严格,除平时考核笔试之外,有些课程要附加口试。学期终了,教师们要 开会,认真评议每个学生的学习成绩、培养前途,并决定优秀生、留级生,以及淘 汰生名单。一二三年级结束时评出两名优秀生(不分先后),免交下一年的学费10 0元。毕业班只评一名优秀生,对获奖者除颁发证书外,还有500元奖金。 同学们进取心很强,个个争先,力求学习好,有礼貌,准时,认真,信实可靠。 学习再紧张,也注意仪表整齐地出现在教师面前。由于竞争激烈,偶尔也有阿谀奉 承教师或争出风头、表现自己的事发生,但这种作风为同学所不齿。五年级时,我 们班上公认,黄国安和我学习成绩最好。我俩相比,黄国安成绩稳定,一二年级时, 名次比我高;我的优势从三年级才开始,提高较快,被认为是突出的。我主动找黄 国安,邀他同住一间寝室,他欣然同意。彼此都明白,这一年我俩要认真竞争一下, 看毕业时谁能获得优秀生的桂冠。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在学习上,互相都得益不 少。这场竞争后来未见分晓,因为珍珠港事件后,医学院被迫停办,无法按照常规 进行评比。 折磨人的“特殊关照” 一年级刚开始,上的是组织学和解剖学,都是形态学科,主要靠死记硬背,对 此我毫无兴趣。老师要求对每一块骨头,就连腕骨、蹠骨等人体内较小的骨头都包 括在内,不但能辨认,而且仅靠手摸,就能叫出名称,并分出是左是右。我就别出 心裁,告诉同学,靠手摸来辨认还算不得本领,我能将骨头向空中一抛,不等骨头 落下,就能叫出名称。同学们以为要用这种办法考试,也都忙于练习掷认。开这种 玩笑,不过是为了调剂一下枯燥的学习生活。 一年级的生理学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课程是由国际上有名的林可胜教授主 讲,这门课我学得较好。课程结束时有八个同学的口试要由林教授亲自主持。其中 四名是学得较好的,要通过口试选出最好的;另外四名是学得不好的,由他来确定 谁不及格。口试的名单按姓氏英文字母排列,我是“矿,排在最后一个应试。口试 的时间按规定是15分钟,前七个人都按时考完,轮到我时,后面已无人等候。林教 授的问题接二连三,问得很活,都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愈问教授兴致愈高。考了 接近一小时,秘书来请他到礼堂参加一个追悼会,我如遇大赦,以为这下可以得救 了,不料他却说:“你等着,我很快就回来。”他回来后又问了半个多小时,才算 结束。我疲惫不堪,感到天昏地暗。走出协和东门时,细雨蒙蒙,直到50年后的今 天,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正是这次折磨人的“特殊关照”,更激发了我对生理学 的浓厚兴趣,甚至打算作为自己终身从事的专业。读完一年级,我约了三位同学在 二年级时选修生理学。生理学课程难,教授严,过去10年中,从没有人选修,我们 的举动实属罕见。后因林可胜教授高院,以及科内个别人科学作风差,引起了我们 的反感,我改变了主意,打算以后专攻外科。 “你们来自远方” 一年级的生理学课程,最后要做“慢性实验”。我和同班同学屈鸿翰在张锡钧 教授指导下,对狗作内分泌实验。教师要求实验工作要认真,无论是白天、夜晚或 星期日,都要无例外地按实验计划进行工作和观察。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和屈鸿 翰一起到动物房观察实验动物后,在楼道里遇见前来检查学生实验工作的张锡钧教 授,他高兴地操着天津腔问:“吴、屈,你们那窝小狗怎么样了?”刚巧屈鸿翰是 天津人,我也是在天津长大的,于是我们调皮地也用天津话回答了他。这风趣的一 问一答,师生间亲切之情,便溢于言表了。 三年级的一次教学巡诊,是由内科主任斯乃博教授主持的。巡诊已经开始,三 个同学才匆匆赶来,其中第三位是从维也纳来的外籍同学。巡诊结束后,斯乃博教 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第一位同学,要他转交给第二位同学,两人打开条子一看,竟 然写的是一句德文,只得去找那位外籍同学,原来这句话是德国谚语:“你们来自 远方。”三人懂得了,这是教授对他们幽默、委婉的批评。 不知之知 生物化学课的部分课程,由国际上很有名望的吴宪教授主讲。为了督促同学的 学习,每星期六都要进行测验,然后在星期一上课时,教师分析和讲评学生的答卷。 有一个星期一,吴宪教授刚一上讲台,就神情严肃地问:“你们知道人和猴子有什 么区别吗?”台下没有一个同学敢做声。他接着说:“人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而 猴子却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接着他就开始讲课。几分钟后,同学们恍然大悟: 这是教授对我们上周考试成绩极端不满的表示。这次批评虽过于刻薄,却给我留下 了难忘的印象。几十年来,我经常感到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多,特别在进入临 床工作之后,生怕由于自己的无知而贻误患者,总是倍加谨慎。这“不知之知”, 或许就是从吴宪教授的一骂中开窍的。 “自然更加简单了” 四年级的内科学习以看门诊为主,一般的要求是一个上午看三名病人,包括进 行必要的化验。学生诊断之后请教师复核。有一次,我看了一名肺结核病人,从病 史、体征到病程,都很典型,我自以为认真记录了病史,查明了体征就够了,便去 请教师复核。那天负责复核的教师是朱宪彝副教授。他审阅了病史,复核了体征之 后,问我有没有查痰,曾否查到抗酸杆菌。我回答没有查痰。他严厉地说:“你现 在是四年级学生,就想简单化。明年做实习医生,一定更简单了。做了住院医生, 还要再简单。到主治医生,自然更加简单了!”这顿劈头盖脸的批评使我无地自容。 也正是这次,使我开始懂得了一个医生的主观分析不能代替客观实际的道理。直到 今天,每当我谈到医生的成长道路时,总是再三地提醒青年们,要认真区别主观分 析和客观实际之间的差别,并把它看成能否自觉成长的要点之一。 三年级的转折 我在协和一二年级时,虽有个别科目学得较好,但总的来说,成绩平平。三年 级开学不久,我因患肾结核,动了手术,休学一年。那时,协和的学术空气十分浓 厚,定期开展学术活动,其中有属于教师阶层的活动;有属于医学院的活动;有属 于各门学科的内部活动。医学生有权自由参加各类学术活动。我充分利用了这些机 会,虽然对很多具体内容并不理解,但耳儒目染,得之于心的东西却不少。例如: 研究工作中的科学态度,客观评价前人的贡献,有条理地分析和归纳实验结果,论 据充分地阐明观点,以及预测学科在某一领域中的发展等。我听过许多著名专家的 精彩报告,在他们的启发下,我又阅读了一些享有盛誉的外科学者的传记。这一切 大大提高了我的学习兴趣,也教给我不少思考问题的方法。三四年级开始临床实习, 这个阶段主要不是靠死记硬背,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靠思维能力。我学习得比较 主动,成绩突飞猛进,出乎教师和同学的意料,一下子名列前茅。 有准备的头脑 斯乃博教授是我最佩服的学者之一,他知识渊博,善于表达。他讲话和分析病 例时,总是中心突出,层次清晰,逻辑性强。他那篇题为《有准备的头脑》的演讲, 紧密联系实际,旁征博引,说服力很强,至今我都记得,可以说是终生受用。联想 到自己四年级当“器械员”时的一次实践,更是体会深刻。 1940年我在四年级时,曾担任“外科代理实习医师”,这个职务可以极大地发 挥学生的能动作用,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在手术台上,实习医师做“器械员”,也 就是位于手术者、第一助手、第二助手之后,职责是术前准备器械,术中为手术者 及助手递送器械。看起来是一个很不重要的角色。一次外科主任娄克斯做一个大手 术,患者正是我分管的病人,所以由我来担任“器械员”。为此,我做了认真准备, 不仅参阅了《外科手术学》的有关篇章,还到病案室翻阅了主任过去做同样手术的 所有记录。我认为只有熟悉手术的步骤和术者当时的意图,才能及时递出需要的器 械。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我这个“器械员”配合得也很默契。最后,作手术切口 缝合时,主任回过头来问我:“大夫,你以后准备专修哪一科?”我回答说:“准 备修外科。”他和蔼地说:“我意识到你应该学外科。”这是对我的嘉奖,也给了 我极大的鼓励。听了斯乃博的演讲,更深化了对“有准备的头脑”的理解。我当时 就暗下决心,处处要做有心人,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毕业五年后,一定要超过一般 毕业10年的医生的水平。 学生司仪 协和医学院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进取精神和荣誉感。设“学生司仪”就是学院 独树一帜的创举。 协和的毕业典礼庄严而隆重。典礼之前,在毕业班的下一届,即四年级中选拔 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任毕业式的学生司仪。仪式开始,学生司仪手持纪念牌,身 着学士礼服,依次带领医学生毕业班和护士毕业班,穿过参加典礼的师生和来宾, 进入礼堂就座。举行毕业式并颁发毕业证书后,再带领毕业生退出礼堂,完成仪式。 纪念牌上套有一道道金箍,金箍两面各刻一届学生司仪的姓名。我的姐夫陈舜名曾 任学生司仪,他的姓名刻在第二道金箍上;我也被选为学生司仪,名字刻在第九道 金箍上。院方原准备当纪念牌上套满金箍,成为一块金牌时,留在学校作永久性纪 念。学生司仪是极高的荣誉,为众人所瞩目。记得当我被选为学生司仪和学生会主 席时,许多教师和同学纷纷向我祝贺,为我高兴。遗憾的是,当抗日战争胜利,协 和医学院复校后,那块套有九个金箍的纪念牌却再也没有找到。 良言一句三冬暖 当我五年级轮转到耳鼻喉科实习时,我在学院的前途已经相当明朗,因为在此 之前,我已到泌尿外科和骨科实习,一直还没有去普通外科,这说明毕业后将留院 任住院医师。越是形势好,我越是告诫自己,一定要好自为之,谨慎从事,千万不 要出什么枝节。正在这时,科内分配我负责一个先天性髋关节脱臼复位手术的麻醉。 那是一个大手术,患者是六岁的小女孩。我按照科内专门负责麻醉的医师的安排, 用新式麻醉机进行全身麻醉。开始时,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我认真地记录了血压、 脉搏、呼吸,但接着患儿出现了异常,血压逐步上升,我立即将那位负责麻醉的医 师请来,问她应该如何处理,她解释不出原因,也没有提出需要采取的措施。几分 钟后患儿突然不能呼吸,心脏也停止了跳动。手术台上一切正常,并没有大出血的 现象,事故显然是出自麻醉。负责手术的孟继懋教授十分生气,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只好一言不发,既难过又委屈,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出医院。以后的两天就像是过 了两年,我茶饭无心,神不守舍。到了第三天,那位负责麻醉的医师把我找去,她 说外科主任娄克斯让她转告我,手术台上的事故跟我没有责任。后来大家清楚了, 事故纯属科学水平低造成的,对设备的使用范围都不了解。这种新式麻醉机不能用 于儿童,因为儿童呼吸量小,机器管腔很粗,死腔太大,反复呼吸时不能有足够的 氧气交换,由于缺氧,患儿停止了呼吸。娄克斯对事故的原因进行了调查,了解到 我并没有失职的地方,为了解除我思想上的负担,特意带话给我。他这一句公正的 话,给了我极大的宽慰,使我又重新振作起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的占领,协和被迫关闭,我到中和医 院(今北医附属人民医院)工作,1943年任外科住院总医师。当时病人很多,所以 工作能力提高比较快。溃疡病穿孔是腹部急症中常见的病例,按常规手术都是采用 简单缝合穿孔的办法治疗,待身体完全恢复后,再考虑是否需要做比较根治的胃大 部切除手术。但在国外文献中已有在急症时立即做胃大部切除手术的报告。一次急 诊时,又来了这样的急症病人,我可谓初生牛犊不畏虎,为病人长远着想,当时就 做了胃大部切除术,病人恢复很快,我也很得意。娄克斯教授那时还在北平,一次 他到中和医院巡诊,看到这个已恢复健康的病人,十分高兴,对我大大赞扬了一番。 临走时,一再叮嘱我,今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先全面考虑病人的安全后,再 决定是否也采取这种手术方案。他仍把我当作学生,怕我国一次成功而得意忘形。 这及时的提醒,是多么深切的爱护啊! 启发式教育的启示 协和医学院在一部分学科的教学中虽也有“填鸭式”的弊病,但大部分学科, 特别是临床各科,则十分重视启发式教学。多数教师并不死抠书本,并不局限于灌 输某一专业方面的知识,而是着重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培养学 生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微生物学课程中,谢少文副教授要求每个学生写一篇医学综述,分配给我的 题目是《胎盘抽出液在麻疹预防中的作用》。我广泛搜集资料,认真编制索引卡片…… 当时我只把它作为一篇作业来完成,直到几年后我才省悟,“作业”本身恰恰是次 要方面,而通过独自撰写“综述”的实践,对学生进行查阅文献、编写卡片、分析 综合等基本功的训练,才是这一教学环节的主要目的。 又如专为学生安排的临床病理讨论,最鲜明地贯穿了“学以致用”的思想。讨 论之前,先将某一病例的临床病史、诊治经过,直至病人死亡情况都印发给学生, 然后由学生对病例进行分析,教师通过提问将讨论引向深入。最后病理科医生根据 尸检所见,说明疾病的实际情况。这种临床分析和病理所见的对照,大大提高了学 生对疾病的认识,使他们了解到主观分析与客观实际在哪些方面不符,启发学生在 诊断中自觉地重视临床表现的病理学基础,逐步提高临床思维能力。 在启发式教育下,我开始懂得,知识只有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才有价值,才能成 为医生的工作能力。我观察到,正是在知识向能力的转化过程中,同学之间最容易 拉开差距。有的同学尽管书读得不错,但在患者面前却往往束手无策,认为症状不 典型,与书本上讲的不一样,好像是患者得错了病,也就不再深究。他的知识没有 能充分转化为能力;而有的同学却运用自己学过的知识及各种诊断方法,从不典型 的症状中抓住主要矛盾,解除了病人的痛苦。这种医疗实践大大深化了对书本知识 的理解,当然也就提高了他的工作能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陆游的这句名言实在精彩,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同样参加医疗实践,可以是盲目的实践,也可以是自觉的实践,效果却迥然不 同。例如急性阑尾炎,是外科中的常见病,有的医生满足于“腹疼待查”的诊断, 并进行手术,多数情况下也治好了病,以后也照此办理。我认为这种盲目的实践, 很难说对医生的认识能力有什么提高。所以我要求自己,要养成思考的习惯,手术 前不仅得出“急性阑尾炎”的诊断,而且要对阑尾的具体部位,阑尾中有无粪石, 腹膜反应的严重程度等做出判断,然后在手术中对自己的判断进行验证。这样做对 我工作能力的提高帮助很大。 知识——思考——实践,它们密切相关。只要自觉运用,循环往复,无论在学 习、医疗、教学、科研中,都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说这就是我在协和医学 院学习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选自《话说老协和》,198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