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中 李寿朋 闵孝慈 “史前史”的第一页——经正书院 北京市第一中学的校址原在东城区宝钞胡同内的郎家胡同,现在校舍已全面翻 建,校门也改在宝钞胡同北头了。一中校址当初为什么选在这里,说来话长。 清初定都北京之后,重新规划了首都的城区建制。在内城,以皇宫居中,东西 分列“八旗”,以资拱卫。外城分为“五城”,为汉民居住地区。 一中校址所在地原来属东四旗中的镶黄旗所辖。镶黄旗在八旗中是“上三旗” 之首,辖区较大。按清初顺治皇帝的决定,各旗都要设立官学一处,以旗名为校名。 镶黄旗官学设在交道口的圆恩寺。在清代光绪之前,宝钞胡同内的郎家胡同是不曾 有过任何学校的。 在郎家胡同最初建立的学校是清代末年的经正书院。现在一中校园内尚有保存 基本完好的经正书院创建碑两座。将碑文记载的年代换算为公历后可知:购地、建 院是1887年,招生。开课是1894年,建成、立碑是1898年。碑上有徐桐、孙毓汶给 光绪的奏折,徐桐的《创建经正书院碑记》和全国各地捐款人的名单。北京一中 “史前史”的第一页是经正书院。 为什么把经正书院建在北城根的郎家胡同呢?碑文中是这样说的:“……又十 三年(按:即光绪十三年,1887)置买左翼所属房屋一所,坐落在安定门内郎家胡 同,地处城北,尚为东西各四旗道里适均之地。”这里所说的“左翼所属房屋一所”, 乃是清代“三世翰林之家”延煦住宅的一部分。“三世翰林之家”为什么卖房子呢? 因为他“博雅好事,且伉爽敢言……因之失欢于当道……”[注]家道衰微下来。筹 办经正书院的时候,“适延尚书殁,遂售其宅之半,人官开书院焉”。[注]所以经 正书院当初购买时只是延煦住宅的一部分(一中购买延煦的花园是解放以后的事)。 原来延煦住宅的正门、影壁、正厅等古建筑至今仍在,只是破旧不堪了。 经正书院的修建过程,前后历十年之久,详细情况已无从可考。创建碑记中只 有几句笼统的话,即“迩来协力齐擎,共襄盛举,栋栌增建,丹囗重新,义路礼门, 规模大启。并颜其额日经正书院”,总之是很有气派。 经正书院在教学内容上也有很大的改变,重视经史等实学,与八旗官学有很大 的不同。但是,其改革的主导思想仍然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经者,常也,万 世不易之常道也”。所以尽管筹集的经费很足,建院之后尚余一万余两白银,校舍 也很讲究,但终于未能发展下去。 当时,书院的监院是宗室宝丰。 庚子(1900)之后,国势衰微,改革之风势不可当。一些元老、重臣也都感到 非进一步改革不行了。宗室宝熙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对当时的学校和学生有这样的话: “宗学久经废弛。”“八旗官学风鲜变通。”“当此时事艰难、人才消乏之际,非 扫除积弊变通办法不为功。”这些观点代表了清政府高层次人物中改良派的主张, 也是当时的大趋势。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经正书院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改为 宗室觉罗八旗中学堂,原来的八旗各官学改为八旗小学,附属于八旗中学堂。1904 年,宗室觉罗中学堂又改为宗室觉罗八旗高等学堂,仍然附设八旗中学堂。 1909年(宣统元年),八旗高等学堂及所属八旗中学堂都划归八旗学务处管理。 学务处就设在八旗高等学堂院内。与此同时还附设了一个优级师范选科班。当时, 八旗高等学堂的监督是宗室宝熙、文斌等人。 在这几年里,郎家胡同存在着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教育实体,既有学校又有教育 行政部门。而这里的学校,就是京师一中的前身。 应该说,上述这种频繁的变动过程,也正是中国近代中等教育体制诞生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以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和随后颁布的《奏定学堂章 程》(1903、光绪二十九年)为蓝图的。“四年制”“五年制”也是在这时候出现 的。 京师公立第一中学的诞生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不愧是一位民主 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分析问题高屋建瓴,处理问题简捷果断。他在就职谈话中对前 清办学的评价是“奢纵”二字,他处理问题的原则是“严加归并,裁汰冗员,严定 章程”,“一洗前朝积习”。[注]正是根据他的指导思想和决策,才在1912年七八 月间把郎家胡同的封建教育实体改组为京师公立第一中学,任关百益为校长。原附 设在这里的师范二部于1915年停办(这个师范共有三届毕业生)。 按照1912年夏季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的决定,第一中学为四年制,一年分三个 学期。设置的课程是:修身、国文、外语(以英语为主)、历史、地理、数学、博 物、物理、化学。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分普通与军事两种)。 学校的管理体制是比较完全的校长负责制:除校长一人由京师学务局委派之外, 其他人员一律由校长聘任,行政人员很少。教师待遇按课时计算:每节课一元。有 作业的课(如国文、数学、外语),每节课另加五角。教师职工中收入最多的是每 月120元,最少的每月12元。学校经费每月为1450元。 最初,学校的教学班是单轨制,即每个年级一个班。1917年改为双轨制,即每 个年级两个班。 1913年赵继增接任校长后,京师一中的各项工作在当时是比较出色的。《京师 教育报》上曾选登过一中学生的作文。校长赵继增和教员增普、白宗魏、崇贵等人 曾受到教育部的奖励。 赵继增任校长期间(1913——1922),还修建了新的教学楼和风雨操场等。但 这些事却又导致了赵继增的下台,因为据说他贪污公款。这是五四以后的事了。 五四大潮的洗礼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一中学生积极参加了这个反帝爱国运动。封闭式的办 学和学习局面被冲垮了,反帝、爱国。民主、科学,乃至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校园中 广泛传播开来。一中学生通过参加五四游行、罢课,思想变化很大。学生们还揭露 校长赵继增的贪污,迫使赵下台。 京师学务局曾先后派两位校长接替赵继增,实际上都未能到校视事。不得已, 1923年2月委派罗常培代理一中校长。这时,学制改为四二制:初中四年、高中两年。 一年分三个学期也改为一年分两个学期了。在此前后,曾有几位文化教育界知名人 士到一中任教。他们是罗常培、董鲁安、老舍等。 罗常培本人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教授,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和 全国政协委员。 董鲁安(董囗,参加革命后改名为于力)是大学的国文教授,曾是第一届全国 政协委员,华北联大的教育学院院长。据罗常培在《自传》中说,他到一中来是代 董鲁安的课。董鲁安是当时北京教育界中第一个教语体文的人,他讲修身课,“也 不讲道德、说仁义”,而是拿“社会学”及“社会问题”做课本,在当时就被认为 是“崭新的人物”了。[注] 另一位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据听过老舍讲课的人回忆,他讲课生动活泼,引 人入胜,外班学生有时也来旁听。著名剧作家翁偶虹、民俗学家金受申都是老舍班 上的学生。关于老舍在一中教书的情况,现存的成文史料极少,但听过他课的人, 有一些仍然在世。 罗常培在一中代理校长期间,曾把全部工资购书捐赠一中图书馆,他在旧国会 有速记员的兼职,收入较多,但他的心思却在一中。“文革”动乱中,一中图书馆 损失惨重,罗常培的赠书,现只有少量尚存,书上有罗常培写的字。 在冲突动荡中发展前进 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是一中在冲突、动荡中发展的时期。 1924年7月,已被任命的校长杨荫庆从英国留学回来,代理校长罗常培离开了一 中。杨荫庆上任不久,即发生了和学生冲突的事件。原因是一中有的学生一时交不 起学杂费,校方不准其入学,于是引发了学生的不满情绪,有学生带头和杨评理, 杨便勒令这些学生停学一年。事情愈闹愈大。后来据说有的学生打了校长,警察局 逮捕了八名学生。紧接着,卫戍司令王怀庆又下令解散一中,勒令学生出校,学校 里驻进军队,成了兵营。这是1924年9月的事。直到10月底,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 之后,这件事才告结束。当年12月,一中重新招收三三制初一新生。杨荫庆仍任校 长。 在这个时期里,学生们在与校方的冲突、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革命的火种深 深地埋在学生们的心底,学生们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思想和参与意识,大大加强 了。五卅惨案后,一中学生参加了“三一八”集会和到铁狮子胡同(现张自忠路) 请愿等反帝爱国活动。 一中是北京地区中学里首批建立共青团组织的少数中学之一。[注]据校友李续 纲同志回忆,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是一中共青团的负责人,公开身份是学生会 的文书,开大会,小会他都要做记录,校外活动他也去参加。他说,一中地处北城 根,交通不便,不为人所注意,所以参加地下党团的老师和青年往往在这里活动。 (李续纲同志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文革”期间含冤而逝。) 李续纲在校时曾领导了第二次反对杨荫庆事件。杨的后台是奉系军阀,在“打 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浪潮中,杨荫庆被赶下了台。 从1927年秋季开始,一中的高中实行了文理分科。 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军进入北京。不久,北京改名为北平,建制为特别市, 一中也改名为“北平特别市立第一中学”。同年暑假,陈文华接任校长。1929年初, 陈文华赴日本考察,八月回国后被免职。教育局先后委任过两名校长,都遭到一中 师生的拒绝,因为他们有严重的劣迹。教育局对此等抗命行为甚为不满,于是停发 学校经费。师生们只得暂用学生交的学费维持开支,并继续请愿。九月中旬,教育 局委派孟世杰为校长,学校秩序恢复正常。在这个时期,一中师生表现得相当成熟, 主要是由于地下党团员、进步师生多的缘故。 抗战前后的一中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国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剧烈冲突。国民党在 北平加紧搜捕,镇压进步学生。据一中校友、原北京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同志回忆: 国民党派市党部委员宋振渠为校长,遭到一中学生的一致反对。领导这次反宋斗争 的就是高二文科学生陈洪勋(共产党员)。陈因此被开除。陈洪勋1934年因搞兵运 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一中校史组曾给南京雨花台烈士馆去 信了解此事,烈士馆回信:烈士名单中确有陈洪勋,但事迹不详)。一中另一位被 国民党政府逮捕的是1933年至1934年任一中校长的沈国光。沈国光当时是国民党北 平市党部干事,共产党员。(他的夫人曾于1987年到一中访问过校史组,是为整理 沈国光的事迹而来。) 这一时期,一中的教学质量也是不错的。当时,一中的学生大多来自河北省, 70%以上住校,学生比较用功。因校址地处北城根,交通不便,学生很少到街上闲 逛,学习成绩相当好。据北京大学一份1931年入学成绩统计册记载,一中报考十人, 被录取四人,是北平市升学率最高的中学,在全国有考生的中学中名列第四。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日伪当局本无心办教育,市属学校只是 勉强维持而已。学生人数大为减少,有时一个班只有二三十人。据当时在一中任教 的老教师高博彦。范至市回忆:那时的老师在讲文化知识课时都有一个想法,“将 来这些学生会用得上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则往往“正话反说”,事后大家哈哈 一笑,心里明白就是了。 在这个时期任校长的是杨荫庆、王秉和。王秉和还兼教数学课。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中又恢复了抗战前的校名:北平市立第一中学。学 制仍为三三制,共12个班,学生人数为492人。北平市政府派佟绍宗为校长,接替了 原校长王秉和。然而胜利的后果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好。国民党接收大员到处贪 污、搜刮,群众十分不满。据校友高俊昌、赵树枫等同志回忆,学校里的情况也不 像话,一些带枪上学的三青团员监视进步学生的一言一行,激起同学们的愤怒。美 国海军陆战队开进北平之后,发生强奸中国女学生事件,民愤更大了。不久,国民 党大军源源北调,内战迫在眉睫,反暴行、争民主。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一 浪高过一浪。 当时一中校内办起许多墙报,在大礼堂还演出话剧《升官图》,争民主、反内 战实际上成为学校生活的主旋律。一些学生到解放区去了,留下来的继续坚持斗争。 解放后的一中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一中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1949年4月11日,北平市军管会派徐楚波(校长)、李世濂(支部书记、教导主 任)、张幼成(支委、政治教师)接管了北平市立第一中学。 1949年8月初,北平市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叶剑英市长在会上提出了新民 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培养有专门技能的建国人材的办学方向与 任务,学校工作有了明确的目标。徐楚波校长出席了这次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徐楚波校长作为平津教育界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这对一中全体师生来说是极大的 鼓舞。 1949年10月1日,一中全体同学和部分老师参加了激动人心的开国大典和会后的 大游行。徐楚波校长作为政协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晚上,一中全体同学和部 分老师又到天安门参加了盛大晚会。徒步往返两次,师生们精神饱满,不知疲倦。 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大大推动了新一中的各项建设工作,促进了教改和教学质量 的提高。 习惯上把1949年到1966年称为前17年,这17年确实是北京一中大发展大提高的 年代。成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观点大大加强。在一中,热爱劳动蔚然成风。从1949年9月参加天安 门广场的清理、平整开始,历年多次下乡帮助农民春种秋收、参加灭蝗战斗。尤其 是参加集中时间较长的修建十三陵水库和修建京密引水渠的劳动,都是吃住在工地, 经常日夜奋战。同学们抢重活,挑重活,互助成风。1958年,共青团中央授予一中 “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的称号和锦旗。 与此同时,学生们校内劳动的成绩也很突出。一中原来没有像样的操场,解放 后大操场(现已修建了教工宿舍楼)的初期工程都是学生们在体育老师带动下人拉 肩扛平垫起来的。后来,市里拨专款修建了八千平方米的中型体育场。一中的体育 运动成绩突出,多亏有这样一个操场。 (2)教学质量迅速提高。解放后,广大教师的政治热情也推动着教学改革。许 多有经验的中老年教师在这方面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例如数学教师王光兆,最先 试行“计划教学”,把教学目的、教学过程、作业批改、质量检查等列入严格的计 划之中,并且举行“公开课”,对推动教改起了很大作用。一中还和师大中文、化 学、物理三个系签订合作协议:一中年年接受三个系学生的实习任务,师大则安排 一中教师到师大选课进修,旁听讲座。其中对普希金和凯洛夫教育理论的学习,对 解决教改中的盲目性问题有很大帮助。 50年代前期,一中高考成绩始终名列全市前茅,数学。历史、生物、语文组都 曾接受过市教育局颁发的奖状、奖金。1955年高考,全市只有七所学校平均成绩及 格,一中就是其中之一。后来由于搞运动和劳动过多,学生学习成绩下降,教育局 领导曾在大会上点名批评。60年代中期,教学质量又开始回升。1964年,在全市数 学竞赛中,一中的宣捷得了第三名(他后来上了北大)。1965年全市数学竞赛中, 一中张泮霖得了第一名(他后来考上清华)。另外,语文、数学组都曾有经验总结 发表过。 (3)文体活动成绩斐然。一中的课外文体社团、代表队活动训练正规,要求严 格,成绩出众,知名度高。学校在日程安排上对社团活动有严格的保证。足球队和 篮球队(均分青年。少年)都是市、区有名的队。青年足球队曾是北京市足球甲级 队中惟一的中学队,少年足球队50年代曾获北京“五爱杯”赛冠军,80年代曾两次 代表北京市参加全国比赛。一中培养了许多体育人材。现任国家女足队教练的商瑞 华、北京市少年宫球类组组长李明,都是当年一中代表队队员,在校时表现非常好。 一中的军乐队也是远近闻名。长期担任军乐队队长的刘兴同学(1956年高中毕 业),工作能力强,作风好,训练得法,成绩出众,给一中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至今仍被许多老教职工所称道。他后来考上外贸学院,现在外贸部门工作。 解放后,北京一中迅速发展,教育、教学、课外活动成绩显著。这些成绩和历 届校领导班子的求实作风和苦干精神是分不开的。徐楚波校长因身兼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市政协委员,实际上担负着对外和对上级的联系工作,一中校内具体工作便落 到张幼成同志身上。张幼成同志调走后,黄自强、项秀荣同志把校内工作接下来, 一中上下、内外分工配合都很好,所以成效显著。 60年代前期,一中教育、教学质量稳步上升,这和上级加强了党对教育工作的 领导、派老干部刘启民同志到一中任支部书记有直接关系。刘启民同志在宣传党的 教育方针的同时,特别注意调动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关心、支持、 帮助他们从事教研和教改,经常参加老师们的政治学习和教研活动。在这个时期, 语文、数学等组都有系统的教改经验总结,青年教师迅速成长,更是有目共睹的事 实。当时的许多青年教师现在都已成为教学骨干,有不少人已担任了教学领导工作。 从“文革”重灾区中走出 “文革”时期,一中是有名的重灾区。仅以图书馆为例,一中图书馆在全市中 学的图书馆中曾经是面积最大、藏书最多的。80年代初曾做过一次粗略清点工作, 旧版书中除《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等大型古典丛书之外,尚有《万有文 库》、《中国新文学大系》等成千上万的书籍,但均已遗失或处理掉。据当时的图 书管理员何绍武回忆,当时处理图书的“标准”,一是“封资修”的书,一是“没 有用”的书。 “文革”浩劫结束,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之后,一中最大的变化是旧校舍全面翻 建。在原来的大操场上,建起了两栋东城区教工宿舍楼。原来的办公、教学区的旧 平房、楼房一律拆除,南北院打通。南侧盖起一栋四层的新教学楼,又新建了电教 礼堂、大食堂。其余部分为大操场,实际面积两千多平方米,约为原来大操场的四 分之一。 新教学楼最初大家还是欢迎的。但没过多久就发现毛病不少。楼板薄,楼层低, 共呜噪声大,上课时互相干扰。这座教学楼是1979年设计的,其设计思想显然受了 当时低标准的影响,现在看已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为解决这个问题,只能 采取减少班数,减少每班人数,即减少“人口密度”的办法,否则对于提高教学质 量,对于学生心理的健康成长,都是不利的。然而新建的电教礼堂和学生食堂都很 好,美观、实用、利用率高。校园虽然小了,但绿化很有特色,并且易于管理。近 几年多次受到市、区绿化办公室的表扬。 一所新的实验学校的诞生 1988年底,东城区政府、区教育局决定把一中作为东城区教科研中心的实验学 校。教研中心主任高贤明兼任校长,杨毅竹任党支部书记。1989年元月正式命名。 这在一中历史上又是一件大事,受到老校友、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和关 心支持,并寄予很高期望。 新的教改实验任务正在扎扎实实地从初一年级全面落实,全面的长远规划正在 研究之中。一所著名的老校,正在新的轨道上前进。 附:经正书院创建碑碑文 说明: 经正书院创建碑共两座,原立在书院正厅前廊下东西两侧,保存完好。50年代 末扩建教室,两碑均移到院内,露天存放。动乱年代,因被认为是“封资修”文物, 被推倒在地,不久,校内修建人防工事,遂把它们当作石料使用,埋在地下。80年 代初,一中翻建校舍,在清理基地时,又把这两块碑用吊车吊出来。新教学楼完工 之后,两碑并排安放在楼前东侧。这是经正书院时代仅存的文物。 东碑正面、背面均为吏部尚书徐桐和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给光绪皇帝的 奏折全文。奏折中详细记述了建院经过及经费三万两的开支情况、办学方针、招生 办法等,最后有光绪皇帝的“依议钦此’的批示。碑文为翰林院编修支恒荣书写, 宗室宝丰鸠工镌石。共一千四百字左右。 西碑正面为徐桐撰写的经正书院创建碑记,共700字。背面为各省地方官吏捐款 名单及金额。名单中包括19个省区共56人。其中已不在职者23人,率领所属人员一 起捐款者11人(名单略)。碑文是支恒荣写的。 东碑内面文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管理八旗官学事务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臣徐桐,军 机大臣兵部尚书臣孙毓汶言:窃维取士之道不外文章,而体国之材端资器识。八旗 官学自整顿以来,迄今十有一年,臣等奉命督课,加意裁成。其间登巍科膺馆选者 因不乏人,而求一文行兼修,体用具备,出可为干济艰难之士,处可为扶持名教之 儒,殊不易觏其人。因思另建书院一区,俾八旗子弟讲求实学,期为通儒。缘经费 浩繁,未敢轻举。窃查八旗管学各官,经理学务,于常年经费撙节动用,计历年积 存余款三万两,已交顺天府发典生息。又曾于十三年奏买武清县沙石屯学田一区, 每年约入息租两项二千六七百两,拟将此款归入书院支用。又十三年置买左翼所属 房屋一所,坐落在安定门内邮家胡同,地处城北,尚为东西各四旗道里适均之地。 拟将此房作为书院。一面订立章程,先行创办。至创立之始需费极繁,经费入不敷 出,拟函知各省旗籍大交劝以量力相助,共成盛举,俟积有巨款,再行逐渐推广, 添立课程。刻下款项未充,未敢规模大启,拟由八旗官学经费处存余项下,动用四 千两,先行聘请山长主讲,择八学中之性情敦笃有志大成者来院肄业,即于今秋举 行。俟各省捐款积有成数,除就款开支外,余俱发典生息,以备岁时支用,冀可经 久不谕。庶几今日里囗中多佳子弟,他日朝廷上多好人才,于维持士习,作养人文 之方,亦不无裨益。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奉旨:知道了。钦此。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管理八旗官学事务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 臣徐桐,兵部尚书臣徐甫阝言:臣等于光绪二十年奏建八旗书院,并声明函知各省 旗籍大吏捐助,俊积有成数逐渐推广等因,奉旨充准。当即钦遵。函知各省旗籍大 吏去后,一面先提官学存余经费修理房间,延请山长,择入学中之性情敦笃有志大 成者,每月讲书二次,考课二次,课以经史实学,酌给膏奖,于今三年。现在各省 旗籍大吏,或自行捐助,或率属集赀,总捐或年捐,计前后汇解到院者二万二千三 百余金,当即提交顺天府一万五千两,发典生息,复动用五千余金,添建考棚房舍, 刻已落成。拟命名曰经正书院,即于明年二月开课。凡八学外之举贡生、监生胥令 肄业。其中,先行取具本旗图结,送院报考,以杜冒名之弊。每年二月甄别一次, 凡取入额内者,准其应试一年。每月山长考试二次,专课经史,不课诗文,限定取 额,给与奖赏。其中如有内行敦笃堪以深造者,拔补听讲,兼课札记,并给膏火, 不容冒滥。惟书院事务殷繁,宣专责一人经理。拟于管学官内择其廉谨资深者,轮 流监院,一年为期。每岁津贴二百金。其余未尽事宜,容臣等随时酌办。方今时事 多艰,各省纷纷建立学堂,讲求时务。窃思京师乃首善之区,士子为四民之冠,而 八旗子弟尤为休戚与共之人。若能于八旗中得一二体用兼备之士,与之研析经传, 通达治理,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大旨,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大防,诸生世受国 恩,自当勉为通儒,挽回风气,俾得备干城之用,不仅为科目中人,则所以培植人 才者,正所以维持国本。谨具折缮单以闻。奉旨:依议。钦此。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功臣馆纂修、起居江协修、本衙门撰文 支恒荣书。赐同进士出身翰林院侍讲、国史馆协修、文渊阁校理、管理正白旗官学 事务监院官、宗室宝丰鸠工镌石。 西碑内面文 创建经正书院碑记 古者比闾族党莫不有长,即莫不有教。周制废,而始以教导之责属之郡县。至 东汉时乃设校官,唐末教官又旷阙职。而乡大夫之有力者,始各设书院教其子弟。 近时各省书院林立,其分设各郡县,而专课本郡本县之士者,亦所在多有,惟八旗 独无,识者憾焉。爱于光绪二十年奏请于朝创建书院一所,在安定门内郎家胡同。 徒以经费尚绌,未暇扩充。迩来协力齐擎,共襄盛举,栋护增建,丹囗重新,义路 礼门,规模大启。并颜其额曰:经正书院。续于二十三年十二月奏明在案。窃维书 院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而我八旗子弟世受国恩,尤为天下人才所 属望。其登进之途较宽且易。惟宽也,故虑其蕴蓄之未深;惟易也,故惧其杂然并 陈,而学术不必要于纯正。则所以造就之,而备异日大成之用、艰巨之投者,又本 中之本,询为治天下之急务也。自功利之习中于人心,而邪说横行,往往畔道离经, 日趋于惠世诬民而不觉。岂知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故吾人之为学 也,基之以五伦,行之以五德,持之以慎独,而完之以有恒。所谓经者,常也,万 世不易之常道也。圣学之渊源在此,即王道之根抵亦在此,则岂非今日本中之本, 所尤视为本务者哉。原诸生之肄业于斯者各自勉焉,毋囿于小成,毋纷于俗学,是 乃予所厚望也夫。经筵日讲起居住官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翰林院掌院学 士、上书房总师傅、管理八旗官学大臣徐桐撰。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功臣馆纂修、起居注协修、本衙门撰文史恒荣 书。 赐同进士出身翰林院侍讲、管理正白旗官学事务监院官、宗室宝丰鸠工镌石。 皇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 日建 (选自《北京文史资料》第48辑,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