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县私立潞河中学 陈昌祐 刘汝英 前言 鸦片战争后,我国社会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从此,中华民族 不仅遭受封建主义的压迫,而且遭受着帝国主义的欺侮和掠夺。帝国主义一方面用 炮舰政策公开侵略,另一方面从宗教、文化上“渗透”,其主要形式是:建立教堂, 开设医院,兴办学校。在这方面,以美帝国主义为最甚。19世纪60年代,美国驻华 公使蒲安臣就曾大肆宣扬向中国输送美国式的“文明”。腐朽无能的清王朝还很信 任蒲安臣,在他卸任后竟于1867年派蒲担任清政府的大臣,转年并派他赴美、英、 法、德、俄等国活动。蒲竟代表清政府与美国国务院订立了一个出卖华工、准许美 国在华设立学堂的条约(即《中美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蒲安臣还 在美国到处讲演,怂恿各教会加紧对中国进行精神文化入侵。 据史书记载,1876年在中国的美教会附设的学堂有294所。根据1907年所谓基督 教新教来华100周年纪念时的统计,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有1426人,占外国在华传教士 总数的40%;美教会在华所办的学校,多达1195所。1908年美国用庚子赔款中的一 部分,把一批中国学生送到美国留学。他们希望在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造成一 批亲美势力,同时希望通过各种类型的学校,培植一批为美国服务的洋行买办和传 教士。美国公理会在通县办的私立潞河中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学校之 一。 学校缘起 1870年前后,美国教会在通县南门外建立八境神学院,是为通县有教会学校之 始。1874年该院第一批学生毕业,被分配到各地传教。八境神学院负责人都是美国 牧师,现记得有姜戴德、都春南等人。 与此同时,美国教会在通县城内办了端蒙小学,分初、高两等,初等小学四年, 高等小学三年。1890年后,八境神学院改为潞河书院。1899年又改为协和书院,并 附设中斋,定名协和中斋(中斋即中学)。 义和团举义,焚毁了一些外国教堂,杀了一些外国传教士。通县协和书院有部 分房屋被焚,也有教会人员死亡。1902年牧师都春甫以“殉道有福”为名,向清政 府索取赔偿和城内外大片土地,其中包括原中斋以南的土地和通县城内的土地,以 后统一被称为“南地”。不久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一座教堂,命名为证道堂。原复 兴庄、晒煤场的地方,建起了一个富育女中。在协和中斋重建过程中,先后兴建了 教室楼和宿舍,因为是美国人谢牧师和卫子荣募集的捐款,故把教室楼命名为谢氏 楼,宿舍命名为卫氏楼。所有这些场地和建筑物,以后都拨归了潞河中学。 辛亥革命前后,大约1911年,基督教公理会、伦敦会。长老会协商决定联合办 学,原协和书院改名为华北协和大学,由美国牧师高厚德任校长。1917年华北基督 教会在北京联合兴建了燕京大学,将原通县华北协和大学并人燕京。原华北协和大 学校址和全部固定资产及一切设备,移交给协和中斋,并决定划归美国公理会负责。 不久即改称通县私立潞河中学。1918年北京公理会调育英中学校长美国人田和瑞牧 师任潞河中学校长。约一年后,公理会聘请陈昌祐为副校长。这时潞河中学是四年 制,学生二百五十余人。绝大部分学生住校,原协和大学旧有楼房已不敷用,田和 瑞又在教会中募到一笔款项,建立一座礼堂,命名为文氏楼,同时又增建了膳厅和 排列整齐的平房宿舍,配合原有教学楼,整个学校已粗具规模。此外,教学仪器也 很齐全,操场、球场均整洁平坦,校园内流水潺潺,柳丝飘荡,增添了优美景色。 学校概况 潞河中学是美国公理会办的教会学校,其人事安排、经费筹措,完全听命于教 会。除了兴建扩建的大量资金靠临时捐募外,经常性开支是依靠学费和教会拨款。 1926年教育部规定,外国人在华捐资设立的学校,必须办理立案手续,校长必 须由中国人担任。校董会选任陈昌祐为校长,并报请立案。1929年经河北省教育厅 批准正式立案。由那时起,直至1951年抗美援朝开始,我人民政府接管全部美国在 华文化机关时止,校长一直由陈昌祐担任,长达二十余载。潞河中学校董会约于19 28年正式成立。其组织办法规定:校董会由地方代表四人,校友代表二人,公理会 代表二人,公理会干事或总干事一人,共九人组成,任期为二年,每年改选1/2, 连选可以连任。1928年的校董会成员有: 地方代表四人:齐国栋、关颂声、凌其峻(另一个名字已忘记)。 校友代表二人:全绍文、孙润生。 公理会代表二人:王梓仲、高厚德(美国人)。 公理会总干事:杨乐五(美国人)。 董事长:凌其峻。 潞河中学最后时期的校董,只记得有公理会干事魏振玉,以及凌其峻、关颂声、 孙润生、齐国栋等人。 抗日战争时期,潞河中学迁往西安。彼时在西安组成了一个校董会,记得有: 校友代表张子华、黄振英,地方代表张博文、孙敬轩,公理会代表张横秋、亨德 (美国人)。 陈昌祐任校长后,对学校进行了整顿,由过去的四年制中学,改为三三制的初 高两级的完全中学。在课程方面,取消了长期以来以培养传教士为目的的宗教课。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本着潞河中学“循循善诱,三育(即智育、德育、体育)全备” 的传统方针施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须择优聘请教员,有优秀教师才可能有 优秀学生。对学生的功课要求很严,达不到规定水平不能升班。对文娱、体育活动, 也同样大力提倡,积极开展。由于师资优良、设备齐全、环境优美等条件,教学质 量很快地达到国内第一流水平。1930年在校学生由过去的二百五十多人,增加到六 百多人,1932年增加到八百多人。据当时统计,几乎全国各省市都有学生来这里求 学。 由于学生大量增加,教室不够用,1932年对原有学校房屋进行了调整和扩建。 同时向校友、学生家长、社会知名人士,如冯玉祥、李德全等人,发起了一次募捐 运动,约计募集了二万五千四百余元,经两年时间,于1934年建成一座两层楼的图 书馆,命名为潞友楼,收藏了不少中外名著和古版今版的线装书籍,有些是很珍贵 的图书。 旧中国的教会学校,一般特点是着重外语教学(英文),潞河中学也不例外。 但它也不放松汉语教学,总的方针是齐头并进,对所有基础课都抓得很紧很扎实, 每门主课都有严格的预定目标。潞河中学的毕业生能够受到各方面欢迎,主要是因 为在中学基础课方面,大都在一般水平线以上,同时也学到不少有关实际应用的科 学知识。例如:为了适应潞河中学靠近农村的特点,即教授一些农业科学知识,增 设了园艺课,有养蜂学、养鸡学和园艺学,包括果树栽培、嫁接、剪枝等。30年代 初期,这些课程由教员杨锦波和美国牧师亨德担任,他们都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故 教学质量很好。同时还请了一位张姓技师(俗称花把式)任技术指导,并在校园内 建立养蜂及苗圃试验场。 为了增进学生的社会知识,丰富生活内容,曾分期分批地安排了社会调查,组 织学生到医院、监狱和天津塘沽碱厂、盐场参观学习;到泰山、曲阜孔庙等地旅行 游览。使学生在学习课堂知识之外,有了解社会的机会。 潞河中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部分老师和学生都在校住宿。为了辅导学生课外 生活和自习,学校把教职员住房有计划地分别安置在学生宿舍之内,使学生和老师 在课余时间有随时接触的机会,既增进了师生感情,也便于课后指导,促进学生自 习。这项措施对学生的道德品质和学业进步,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由师生共 同组织课外活动,计有体育代表队。歌咏队、话剧团、文艺社和宗教性的团契。这 些组织在教师领导下经常进行活动,活跃了全校师生的课外生活。其中体育活动曾 享有盛名。 早在协和书院时期,校长博辰光就热心体育,带领学生参加了1910年的第一届 全国运动会。彼时陈昌祐、孟继懋(即已故的积水潭医院院长)、李如松、刘明义、 白宝囗等人,既是学校代表队成员,也是全国体育代表队的代表。潞河中学成立后, 在河北省运动会上是名列前茅的单位。河北省常以潞河代表队为基础,组成河北省 田径队,参加华北运动会。 陈昌祐担任校长后,一直负责学校体育代表队的教练工作,推动全校体育运动 的发展。他曾率领潞河体育代表队参加北京市、河北省举办的运动会以及华北运动 会。 学生的进步活动 非常值得追述和纪念的是潞河中学学生的爱国运动。早在协和中斋时期,正值 辛亥革命前夕,不少学生就受到民主思想影响。学生蔡德辰(湖北省人)在校内秘 密组织反对清政府的学生团体,领导学生从事民族民主革命活动,并联合通县其他 学校学生和北京学生,隐蔽在通县南张家湾一个小村内策划起义。不幸事泄被捕, 蔡德辰惨遭斩首,壮烈牺牲。学校将蔡尸领回,缝好颈部,购棺人殓,停放校内, 通知其家属来校,由教员李波峰主持,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校内立碑纪念。 后来蔡父将灵枢运回家乡安葬。 北伐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校内进步组织十分活跃。蒋介石叛变后,校内 进步活动遭到摧残。1928年,潞河中学进步学生在通县复兴应朝鲜族学生金永镐家 开会,不幸被反动当局破坏,有十余人被捕,记得有康景新和张轸同志(那时他名 张学渊)。校长陈昌祐闻讯后亲往通县城内打听消息,并向反动当局交涉,以校长 对学生负责名义,具结保释被捕学生回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抗日怒潮席卷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义举此起 彼伏。潞河中学进步学生也领导全校同学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沂同志(原名高 秉晋)就经过短期训练去担任医院的护理工作,同时联合北京学生组成慰问团,慰 问抗日立功战士;还到工厂、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发起抵制日货运动。 当时国民党政府坚持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潞河中学的抗日救亡运 动也遭破坏。1933年反动政府在复兴庄进步学生张志德家逮捕了进步学生陈魁勋、 张志德等六七人,送往南京审讯囚禁。两年后由冯玉祥、李德全设法保释放回。 1934年春,蒋介石的爪牙宪兵三团曾经逮捕了潞河中学学生袁成隆、王承绪; 同年秋又在通县城内逮捕了张天明(原名高玉国)和陈率贞。后经各方营救出狱。 1934年,语文教员王蔼堂组织进步学生到他家开会,他曾教授学生一首歌曲, 大意是:“走啊!向前立定,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我们是工人和农民先锋队。” 结果引起国民党河北省教育厅的注意,屡向学校查询,并扬言准备逮捕。陈昌祐校 长将情况告知王蔼堂。约在1936年,王全家迁往解放区。全国解放后,王曾在天津 市人民法院工作,后逝世,骨灰盒安放在天津市公园。 抗日战争时期的潞河中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等地相继沦陷,潞河中学是美国教会学校,尚未停顿, 但已苟延残喘,无论是教学或课余活动,只能勉强维持。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日美交战, 通县日军强行封闭了潞河中学,并令全体教职员工即时撤离学校。当时正值隆冬, 大雪纷飞,校园内交织着凄凉恐怖和愤怒的气氛,大家依依不舍地含泪而别。1942 年春,日伪河北省教育厅接管了学校,改名为通县中学,任命杜秉义为校长。 原潞河中学的师生大多不愿留居沦陷区,纷纷离开北平向大后方转移,我所知 道的有数学教员潘智源,职员刘学儒,教务主任靳铁山等。他们在通往大后方的枢 纽地区安徽毫县,办了一个毫州中学。另有一部分师生因拖家带口,一时行动不便, 仍留居通县。校长陈昌祐被赶出学校后,租用了教会证道堂几间房子暂住。许多师 生常到陈家谈论学校问题,为了不引起日伪当局的怀疑,以宗教活动为名,组织了 一个谚诗班,经常聚集陈家练习诗歌,藉以联系。 1942年冬,有潞河中学校友从后方带信给陈昌祐说,许多沦陷区的学生爱国心 切,不甘受敌人压迫与蹂躏,逃往后方者甚多,求学就业均困难,希望将潞河迁往 后方复校。陈昌祐闻讯后,决定亲往后方筹备。1943年2月,他离开通县,秘密通过 敌人封锁线,辗转到达西安,见到校友黄振英、张子华和美国公理会牧师亨德(曾 任潞河中学教员)等人,共同商讨复校问题。大家认为西安距敌占区较近,便于招 收流亡学生,决定在西安复校。彼时美国公理会有一笔教会学校经费,可以全部拨 给潞河中学使用,同时还有一些与教会有关系的人士如冯玉祥,以及孔祥熙等的捐 助,复校经费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在西安教会和校友的帮助下,借到西安东门外索罗巷尊德女中一部分校舍,赶 制了桌椅床铺。陈昌祐于1943年5月专程去重庆,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办理了备案手 续。本着一切从简的原则,经过七个月的筹备,潞河中学于1943年秋季在西安市开 学上课。高中初中共有六个班,并招收了女生。初期有男女生一百余人,后来增加 到二百多人,绝大多数是沦陷区的青年,也有少数当地学生,是由家长特意要求将 其子女转入就读的。 复校后的老师员工,多是原有的教职员,他们怀着满腔抗日救国热情,不远千 里,经历了艰难险阻,来到西安继续任教,非常令人钦敬;也因为他们有着高度的 爱国心,能够不畏生活艰苦和物价上涨的威胁,辛勤地投入教学工作,不久就把迁 往西安的潞河中学办得有声有色,教学质量受到西安各界人士的称赞,学校地位也 日益提高。 为了加强体育锻炼,学校组织了男女篮、排球队和垒球队,此外还有歌咏队。 从沦陷区来的部分学生享受助学金,基本上解决了衣食问题。 1945年秋日本投降,抗战胜利,陈昌祐于当年年底返回通县,联系接收学校。 西安校务由美国传教士芮义德暂代校长处理。不久学校即迁回了通县。 解放前后的潞河中学 陈昌祐于1945年12月底回到通县。1946年春从当时校长杨绍唐手里收回了学校。 学校破坏很大,经半年整理维修,始于1946年秋季正式复课,并恢复了河北省通县 私立潞河中学学校的名称。 复校后,陈昌祐和几位教师打算把普通中学改为更能适应社会需要的专科职业 学校或大专院校。恰好1947年8月陈昌祐去英国开会,会后即转道美国南部考察,参 观了几个专科学校和黑人农场,拟作发展潞河中学的参考。1948年回国后,国内形 势发生很大变化,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全校师生大多数都投入了正在蓬勃发展的革 命运动,整个通县已面临解放,学校改建问题遂作罢论。 1948年秋,国民党军队进驻学校备战,扬言楼房过高有被轰倒可能。我们也深 感情况紧张,并考虑到学校经费由北京公理会供给,如打起仗来,有断绝经费之虞, 遂决定暂时离开通县,带领教员及外地男女学生百余人到达北平,将学生分别安置 在美华学校和贝满女中上课。是年冬,解放军包围了北平。美国公理会总干事、美 国传教士芮义德租了飞机,通知公理会所属各校负责人随他撤离北平。陈昌祐虽然 信仰宗教,但他热爱祖国,他深知若长期背井离乡,心灵上将会有莫大痛苦,逃往 台湾更是死路一条。况且目前学校还在,学生还在上课,骤然抛弃,更于心难忍。 同时也想到全国解放在望,将来还是要读书办学校的,又何必非走不可呢?遂决定 留下继续维持学校,等待解放。随芮义德飞离北平的只有育英中学校长。 围城期间,国民党北平城防负责人楚溪春要学生集中军训,准备打仗,陈昌桔 为此焦虑不安。恰好此时朝阳门每晨开放一次,疏散居民,同时又听说通县已解放, 各校已恢复上课,因此陈昌祐决定将学生化整为零,分批由教员带领,每天早晨趁 朝阳门城门开放时,返回通县。陈昌祐和教员吴纯性是最后一批率领学生回到通县 的。所有回到通县的教职员工,又都在解放后的潞河中学恢复了工作,回来的学生 也都上了课。这时的潞河中学,一切完好,秩序井然,一直到北平全部和平解放。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我人民政府接管了美国在华的一切文化机关,也接 管了潞河中学,全校师生无不额手称元。所以孔德学校的教员薪金比一般私立学校 要高。 1918年2月,孔德学校正式开学,学生只有二十余人,女生居多数。大多数学生 是创办人如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马叔平、齐竺山、齐如山等先生的子女。李 大钊的子女李葆华、李星华等也在这里上过学。蔡元培的子女蔡威廉、蔡柏龄,刘 半农的儿子刘育伦等,也都在这里度过他们的中学生活。可以说孔德学校即是北大 和中法大学教职员的子弟学校。1920年暑假,孔德学校有了第一届高小毕业生;19 24年暑假有了第一届中学毕业生。这年全校人数是二百九十余人,教职员工四十余 人。 学校的行政组织,最初叫校务讨论会,人数较多。过了不久,便推出校长蔡元 培、校务主任马隅卿。蔡元培因事务繁忙,除了学校开办时及校庆时来一两次外, 平时无暇顾及学校的事务,实际上他只是个名誉校长。但直到蔡元培逝世,孔德学 校的聘书上一直盖的是蔡校长的印。另外学校还设常务董事会,共有七人:主席沈 尹默,常务董事蔡元培、李石曾(曾担任过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主任)、马衡(以 上四人主要负责筹划学校经费、制定办学方针等事)、钱玄同、陈大齐(钱、陈二 人主要负责编教材)、马隅卿(负责执行校董会的指示和处理学校的日常工作)。 到1926年,学校组织上稍有变更,除校长外,特设学长一人,由校长聘任之,学长 是沈尹默。为分掌校务起见,设总务委员会及教务委员会二会以专其责。总务委员 会和教务委员会各有委员长一人(马隅卿、张犀海),委员二人(沈尹默、马叔平, 卢逮曾、蓝少铿)。教员中试行级任制和科任制。 这所学校为什么以“孔德”命名呢?蔡元培和李石曾早年都在法国学习、居住 过。他们认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得早,比较讲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当 时正值五四前后,我国有识之士纷纷介绍和宣传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民主政治,蔡李 二人很想把法国的实证主义介绍到中国来,所以就用法国近代实证主义哲学家Augu este Comte(1798—1857)的姓“孔德”,作为他们所创办的学校校名。 当时,社会上对孔德学校的校名有两种误解,一是认为它叫孔德,必定与孔子 有关(西单北有个孔教中学,就是孔教会的人办的)。这根本不对,蔡李二人都是 革命党人,都参加过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蔡元培在民国元年任临时政府教育 总长时就反对“尊孔读经”,他们办的学校怎么会尊崇孔夫子那套呢?蔡李二先生 是反对封建道德的,因此,孔德学校提倡女生剪发,实行男女同校(那时社会上初 小男女生合班,高小就男女分校);学生们用的课本,都是用白话文编写的。另外, 孔德学校还是在小学中教注音字母最早的学校。这些教育上的改革,在70年前北洋 军阀封建统治之下的北京,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当时社会上还有对孔德学校另一种 误解:这里的学生既读法文,那这个学校必定是法国天主教徒办的。这当然就更不 对了,因为蔡元培先生不信宗教,他是要“以美育代宗教”,主张信仰自由的。 办学宗旨 1919年8月,我由北京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转到孔德学校,上五年级,1925年 中学毕业,算是孔德的第二届毕业庆,欢欣鼓舞。潞河中学改称为通县中学。从此 结束了它自1870年以来,长达81年的教会办学的历史。 附记 这篇史料是我根据陈昌祐和他的夫人刘汝英的回忆整理而成。刘汝英同志是原 潞河中学的老教师,今年已经83岁。 在叙述完这篇回忆录不久,年逾九旬的陈昌祐同志就与世长辞了。北京市文史 馆和西城区政协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悼念他热爱祖国,终生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 表彰他在潞河中学办学的功绩。 宁剑南 整理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16辑,198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