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农坛体育场 戴式增 先农坛在北京市永定门内迄西,始建于明朝永乐初年。它本来是封建时代皇帝 于每年农历二月的第一个亥日在这里祭祀神农氏,并进行象征性耕耘的地方。 这里和北京的其他几个坛(如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等)迥然不同, 后者只是皇帝为了给自己以及属于他自己的国家祈求天、地、日、月保祐的所在地; 而先农坛则完全为了做戏给老百姓看,表示他——皇帝是不忘稼穑的。 1912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先农坛(中间正坛部分)就开辟成了公园。但在当时,一方面限于交通不便(直至 1925年,才有两路有轨电车通到天桥,后在敌伪时期又延至永定门,但两地都距公 园大门有数百米之远);一方面坛内既不似中山公园(即原社稷坛)有亭、台、楼、 谢之美,又无天坛巍峨壮丽建筑之胜,所以游人稀少。当然,那东西两坛仍是断壁 颓垣,荒芜一片。 1934年春,北平市市长袁良(武术爱好者)在西坛(即今陶然亭游泳场)筹建 “北平市立体育专科学校”,才打破了先农坛五百年来的沉寂。当时笔者是该校第 一期学生。记得入校之始,里面的蚊子比苍蝇还要大,荒凉景象可以想见。 是年秋末(与体专开学同时),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刚刚在天津闭幕。大会议 决,下届——十九届大会将由北平市承担举办任务。可是北平自1930年以来,一直 也没有修建正规的体育场(第十三届华北运动会是在北平私立汇文中学运动场举行 的)。当时东北、华北一些省的省会,均先后由于主办华北运动会,修建了正规场 地,如十四届在沈阳、十五届在济南。十六届在开封、十七届在青岛(其中青岛场 地是仿照美国洛杉矾第十届奥运会会场修建的,非常壮观和实用)。北平当时正处 于日寇进犯的前夕,对于承担这项任务不太热心,但又无法推诿,只好把一年一届 的规程修改为三年一届,十九届大会延至1937年在北平举行。市长袁良在无可奈何 的情况下,于1934年11月1日市立体专开学典礼散会后,亲偕主管教育的社会局局长 乐永年、体育督学李洲,去先农坛东坛进行勘察,并当即决定在该处修建北平市公 共体育场。 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签订后,华北一带的国民党嫡系军队撤出,改由宋哲 元部进驻,北平市市长袁良离职,改由秦德纯继任,修建公共体育场这项工程因受 到人事变动的影响,一直延至1936年春才正式奠基(奠基石原立于体育场北门楼西 北墙角,解放后扩建时移去)。 这项工程由北平公和祥建筑厂承包。社会局委派北平市体育委员会委员焦嘉浩 (现任台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任)及全酒森(30年代北平市篮球代表,现退休在京) 两人监工。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除看台的罩面、安装门窗,以及看台下(运动 员宿舍)的地面铺水泥外,其余工程均已竣工。当时的看台,由于缺乏科学的计算, 浪费很多空间(每阶层距离过高,走道也太宽),所以仅能容观众15000人。 日寇侵占北平后,北平市由汉奸江朝宗领衔组成了“地方维持会”。他们当时 对所谓的“公共体育场”不屑(也无暇)一顾。直至1938年春,“地方维持会”撤 销,始由“北平市政府教育局”批准,委派焦嘉浩为场长,以及现在天津南开大学 任教的周炳麟及笔者为管理员(最近退休的孟庆华、邱鸿泉两同志是当时五名场地 工人中的两位),进驻场内开始办公。这样,“先农坛公共体育场”的匾额,于19 38年4月才在东大门悬挂起来。 当时因办公室尚未完工,我们只好把东大门内东南隅的钟楼(今已拆掉)利用 起来——钟楼北门洞是人口,东门洞是办公室兼职员宿舍,南门洞是工人宿舍,西 门洞是储藏室。人们进门前,必须先把眼闭上片刻,否则进门(洞)后一片漆黑, 无法适应。 敌伪统治时期,一般中国人的生活,如非身;临其境,是难以想象的。老百姓 的口粮,是用十几种杂粮的外壳碾成粉,美其名为“混合面”的东西。当我们看到 场里有那么多空地时,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就决定在钟楼外(今外场足球场)开荒 种玉米和蔬菜,来解决口粮问题。那时自来水还没“光临”到天桥迄南,幸亏有修 建时打成的几眼压水机,可以用来浇灌土地。 当时我们的工作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免费供应附近中、小学来场上课和进 行课外活动,为大、中型运动比赛准备场地,还主办中、小学各项球类比赛。由于 周炳麟和笔者都是体专校友,所以体专校友组织的“先农坛田径队”和“先农坛篮 球队”也利用这里作开会、训练以及对外比赛的地方。在这两个队的带动下,一方 面体专校友得以经常交流经验,提高业务;同时也使得很多爱好体育运动的中、小 学生得到技术指导。例如:后来北京体院的徐宝臣、北京医学院的车克英(已故)、 北京日报的张其华(已敌)、刘殿元等,就是在体专校友王士林的指导下,运动成 绩得到提高的。还值得提出的,就是当时的中、小学垒球活动所以能得到发展,是 与现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的张振美和吴志钢(现在美国)两人的努力(利用余暇来 场指导)分不开的。“先农坛田径队”还在1941年11月举办过“冬季田径运动会”, 参加者达二百余人。 1940年春,敌伪“华北运输公司”占用了先农坛体育场大部分地面囤积粮食, 只留下田径场及东大门内几块篮、排球场。他们在东大门设有门卫,来场活动的单 位和个人经常受到阻拦,大大影响了体育场的使用。 在沦陷时期,比较大型的运动比赛,除掉“官”方的北平市中、小学运动会 (由北平市教育局主办)、全市运动会(由“新民会”、“北平体协”主办),以 及由“新民会华北体协”主办的“华北都市交流体育大会”以外,还有日本各事业、 企业单位的运动会。当然,每逢敌人侵占我大城市后,还用来召开所谓的“庆祝大 会”。 前面提到,体育场工人们虽然开荒种地,但因每人都有家属,究属杯水车薪。 旧社会(尤其是敌伪时期)人浮于事,男人找工作都不容易,女人就更谈不到了。 为了糊口,大家就叫家属们在举行运动会或比赛时,摆食品摊(或存放自行车)来 增加收入。1942年全市中小学秋季运动会的前夕,家属们准备了各种食物,希望取 得蝇头之利,贴补家用。不料下起雨来。虽然第二天早上雨已停止,气温却下降了 十度左右,学生们几乎都是穿着棉衣来的。这样,不仅冷食没人问津,连点心、面 包、糖果等也没有卖出去。散会以后,大家只好含泪把食物分开吃掉了事。 不久,京津一些慈善家们,为了给灾民募捐,特地邀请广州足球队来京与意大 利水兵足球队(由于意大利是轴心国家成员,所以他们的水兵仍驻在东交民巷内) 进行义赛。这是一场轰动京津的盛举——旧中国足球运动,完全是港、沪、粤的天 下,北方的几个强队如平、津、辽宁队只能算二流队。所以每当南方的足球队北来 (正如北方的篮球队南下一样),就立刻轰动了京津。 当天先农坛体育场的看台之下,挤了将近二万人。工人家属吃了摆食品摊亏本 的苦头以后,就决定改为存放自行车(由于这是无本生意)。这一天骑车的观众达 三四千人,家属们由于缺乏经验,警惕性也不高,竟丢了一辆车。失主一口咬定是 “三枪”牌(英国名牌车),旧社会“官”方管理自行车的制度不健全,无法证明 车的牌号,家属们只好忍痛把(几乎是)全部存车收入赔偿给人家。 连吃两次苦头以后,大家都自认晦气,再也不对做买卖抱任何幻想了。 在旧社会,体育运动不过是官府用来粉饰太平和统治者消遣的工具。每当举办 全市性的运动比赛时,为了逢迎权贵们的欢心,一定要增加许多游戏性的比赛项目。 像“找伴侣”赛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起跑线和终点中间的跑道上, 放有内装人名纸条的封袋,“运动员”跑到封袋前,取出写有人名的纸条,一面大 喊人名,一面乱跑去找人。一旦找到后,立刻拉手跑向终点。如果这个游戏是为幼 儿园小朋友安排的,倒也无可厚非。可是站在起跑线上的却是一群沐猴而冠的大汉 奸和日本人,纸条写的人名,又都是司令台上的女服务员。当这群人往终点飞跑时, 场内一阵大乱,把煤渣跑道搞得尘土飞扬,乌烟瘴气。 到1943年夏,日寇已如强弩之末,日薄西山(就是所谓“治安强化”阶段), 整个沦陷区到处都在防空。一天夜里,笔者因不慎误将北门洞电灯打开,“防空司 令部”发现了,立即前来逮捕开灯者,笔者在昏黑中跳墙逃到母校才得幸免。再加 上经常有体专校友自外地来场停留,这也成了我的罪名,我遂被“教育局”免职, 于7月末离开了北平。 抗战胜利后,先农坛体育场被国民党军队辎汽22团占据,运动场地被毁,上面 停满了卡车,整天马达轰鸣,噪音不绝;看台下面的房屋也被毁得不像样子,一片 杂乱无章的景象。不仅大型足球和田径比赛无法在此举行,就连想进场锻炼身体的 学生和老百姓,也都被持枪警卫拒之于门外。 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大量投资,对先农坛体育场进行改建和扩建。50年代把外 场修建成两个标准的足球场和一个田径投掷场,内场的看台进行了加高和扩建,容 纳观众的人数由原来的一万多人增加到三万人,并修建了四个40米高的照明铁塔。 这个铁塔成为乘火车来京旅客看到城区的一个重要标志。足球爱好者可以在凉风习 习的夜晚,坐在看台上欣赏一场精彩的国际足球比赛。 1957年,女子跳高运动员郑凤荣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一次田径比赛中,飞身 跃过了1.77米,打破了当时女子跳高的世界纪录,不只是为我国的体育运动谱写了 新的篇章,同时也使先农坛体育场增添了光采。 60年代初期,这里又修建了篮球、排球、乒乓球和体操训练馆,足球内场种植 了草皮,逐步成为北京市各项集训的综合训练基地。最近又建成了一座网球馆。在 保证集训队使用的前提下,这里经常举办足球和田径项目的大型比赛,吸引了大量 的观众。每年春秋两季,各中、小学纷纷来这里举办田径运动会,届时鼓乐声、加 油呐喊声交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为先农坛体育场注入了青春和活力。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198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