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跋:柴静: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3)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他写过一本书叫 《中国人的弱点》,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 精确性,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 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 “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 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 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问“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 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 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 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 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 顾准批评他们:“宋儒说,‘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 于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们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贯通的智慧,这是科学的反面, 科学所求的知识正是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后的无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动,华洋冲突不断,越是这样的朝廷中,说性理者风头越 足,好空谈,好讲华夷之辩,好讲血性,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一被动就激进, 一保守就顽固,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他说:“孔门大路,惟有敛心逊志,亦 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 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这种 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而不能出烦琐哲学的范围,整整 四千年的中国教育,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可以说,在 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 一直到老曾与李鸿章这一代,闭着眼睛过不去了,他们身在一线,战争是真 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切肤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的一句 话,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孔子不会打洋枪”。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详尽“这物那物”的道理。 六 有了求实一念,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脚踏实地,不激不随。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让大家就“用人行政”发表意见,倭仁与曾国藩都上 书。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倒也不糊涂,批了一个“名虽甚善,而实 有难行”。 老曾比较实,写得很具体,认为用人之事“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 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咸丰批“剀切明辩,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小人 为分,强调他的标准是“晓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 他这话说很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们做记者的,几年下来,有个变化,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 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象老曾说的“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 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 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暧,即时为小人”。 有这样的立场,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不轻取人,不轻毁人,独立无惧, 确乎不拔。 他说:“故群誉群毁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评“儒缓”,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犹 柔寡断”,他也自承“愚”。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是一个“好下断语” 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结果。虽然愚也有弱点,左思量,右考虑,甚至 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但自认“愚”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不 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他看书常常有疑义,写在卷首眉稍,日久甚 至成书。加上他带兵治事,他看兵书与历史时,常与现实对应质疑,不拘古人, 不泥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