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江西的困顿与“大悔大悟”(2) 当然,使他“积泪涨江”的根本原因,不是江西官员的个人素质,而是咸丰 皇帝对自己不信任。在籍之员出山带兵,本是激于对王室的忠心,不想皇帝却对 他如此提防,曾国藩的寒心和委屈可想而知。他无时不想挂冠而去,但时势之危 与圣人之教又不容许,只好百计隐忍,甘受煎熬,长年寸心如焚。“国藩昔在湖 南江西,几於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虹贯荆卿之心, 而见者以为淫氛。碧化苌宏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古今同慨。我岂伊殊。屈原 所以一沈而万世不复者,良有以也。”委屈痛苦,溢于笔端。甚至这样对好友刘 蓉说:“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 泉下不瞑目也。”种种不平之鸣,证明这是他一生中精神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一 向对曾国藩多所讥评的王闿运,在编写《湘军志》时,也在日记中对曾国藩深表 同情:“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涤公言:‘闻春风之 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 官绅人人目笑存之”的难堪经历。 三 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他接到了父亲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了摆脱 困境的天赐良机。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不等皇帝的回复,把军队抛在 江西,径直回到了湖南老家。 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给 皇帝上了一封奏折,一股脑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期望皇帝 会体谅他的苦衷,授与他职权。 曾国藩在奏折中将官场的潜规则说得很清楚。 他说,带兵打仗,必须依靠地方官员的支持。“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漕 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由州县之手?”但地方官员只认他们权力体系内的运 转规则,只听能掌握他们升迁权力者的话。他名义上为部长级官员,而“文武僚 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他“身 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可信”,所以“或臣抽厘之处,而州县 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窒碍;欲 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龃龉”。 他虽有保举权,但由于所保人员非国家正规军出身,“徒有保举名,永无履 任之实”。许多战功卓著的部下,“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哨长者,仍领哨长额 饷。充队目者,仍领队目额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照绿营廉俸之例, 长远支领。” 他直言不讳地说: “以臣细察今日局势, 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 决不能 以治军; 纵能治军, 决不能兼济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 又无圆通济变之才, 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如果皇帝不给他督抚之权,他就只能“在籍终制”,就 是说不复出山。 曾国藩以为他已经把委屈和困难说得够充分了,皇帝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这 个卖命的走狗以必要的支持。没想到逞妇人之智的咸丰皇帝却和曾国藩较上了劲。 适值此时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军内部分裂,势力大衰,看起来已经指日可平,有 没有曾国藩好像也没有大碍。于是顺水推舟,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 了他的兵权。 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他万没料到苦战数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果。而 他的那些宿敌,也就是长沙城中的湖南官员们闻听此讯却一个个喜形于色。从传 统伦理上来说,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如此要挟皇帝都有违臣道。以前曾国藩以 唯我独忠之态,居高临下,睥晲众人。而这次他们可抓住了把柄,举城跳着脚大 骂曾国藩假道学,假忠义。蛰居荷叶塘的曾国藩有口难辩,遂“得不寐之疾”、 患了“怔悸之症”,卧病在床。他在给郭崑焘的信中亦称:“以兴举太大,号召 过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绪,生者死者犹多媿负之言。用是触绪生感不能自克, 亦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