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节:江西的困顿与“大悔大悟”(5) 在皇帝拒绝授他督抚之权后,他所上的奏折,更为意气用事。皇帝说允许他 在家守孝,但一旦军情紧急,“仍当即赴军营”。曾国藩的复奏却称“自问非有 为之才,所处又非有为之地”,不能再出。且说“自后不轻具折奏事,前在江西 尚有一二经手未完事件,拟即函致江西抚臣耆龄,请其代奏”,大有与皇帝一切 两断,不再来往之势。 这些奏折,在皇帝头脑中强化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 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再次出山之后,他奏事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奉到,六月 初七他就启程上路了。所上《恭报起程日程折》,平实沉稳,无丝毫讨价还价之 意,颇得皇帝欢心,说“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再出之后不久,皇帝命他率部入四川。他不愿奉命,但也不再公开抗旨,而 是连上数折,或托词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者讲可以灭敌于湖南而不 必入蜀,或托言江西安徽当守,多方周旋,刚柔相济,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 军虚寄之苦。 第三是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了。 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每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保举自己的属 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 从不滥举。咸丰四年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 的百分之三。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 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 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倡”,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令部下出生入死。 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像得那样多。他认识到“不妄保 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附”。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 罗天下英才。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风会,一变前志”,大力保举,将朝 廷名器市为自己的私恩。在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周俊大兄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一功名。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 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 县丞之类,以全余多年旧好。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 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 君之托。 他要弟弟移花接木,给从未上战场的周氏送上一顶九品乌纱。这表明,在官 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已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已成为善于“揣摩风会” 的油滑官僚。他已把当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作正常现象,并身体 力行了。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 举:“鄙人前衔奏补实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气,不可畏干部诘而预自缩手也。” 在十多年的带兵生涯里,曾国藩湘军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 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而文职官员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一级的大员,五十人 成为三品以上的大员,至于道、府、州、县的官员更数不胜数了。 四是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 领兵之初,曾国藩对军中用钱看得很紧,不但自己分文不取,也严格禁止部 下获得灰色收入。而再出山后,则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在金钱上手笔松 了很多。 他写信教导其弟曾国荃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时说: 此辈暴戾险诈,最难习驯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 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 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 他以前对战争的抢劫查得很严,而再出山后,对于抢劫所得,他通常“概置 不问”,采取宽容态度。湘军攻下南京后,城中财物抢劫一空,竟无一银交与朝 廷。曾国荃主张“按民勒缴”,曾国藩不同意,认为这样会“徒损政体而失士心”, 主张各得所获,“以怜其贫而奖其功”。